梁思永是中国考古接力赛中的“第一棒火炬手”，虽然他的一生仅仅度过了五十个春秋，但他燃烧了自己，照亮了整个中国的考古学界。

梁柏有编著的这本《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对梁思永的生平和家庭生活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对关心和研究中国现代考古学，以及研究、了解粱思永对现代考古学的贡献的有关读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梁思永是中国近代受过田野考古学专门训练的第一人，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由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编著，内容涵盖了梁思永一生的家庭、学习、工作、生活、交游等方方面面，资料丰富，图文并茂。在附录部分，作者整理了近年来关于梁思永的评价、追忆等资料，颇具资料价值。

序言

写在前面

第一章 快乐童年 无忧无虑

 父亲的家庭

 我所崇拜的祖父

 我的两位祖母

 在日本的日子

 祖母王桂荃与“母亲树”

 祖父梁启超和舅公李端棻的交往

第二章 乱世求学 专攻考古

 父亲在清华

 祖父与清华

 少年意气，热血爱国

 祖父的期望

 祖母李蕙仙去世

 中国接受西方正规考古学训练之第一人

 殷殷家书

 父亲的笔记

 弗拉基米尔·乔基尔森

 梁思永对《阿留申群岛考古调查报告》的读书笔记

 梁思永对《堪察加半岛考古调查报告》的读书笔记

 祖父去世

 附：梁墓的故事

第三章 广阔田野 大有作为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赴东北首次田野考古

 昂昂溪文化

 因殷墟发掘而实践出的“文化层”概念

 三叠层——在城子崖、殷墟找到推翻西方学者谬论的证据

 中国第一号“采取古物执照”

 侯家庄西北岗的三次发掘

 最后的三次殷墟发掘

 殷墟十五次发掘小记

 对龙山文化考察的再深入

 附：考古之外的生活——父母恋爱史

 附：考古之外的生活—一三十年代的生活留影

第四章 日寇入侵 古物播迁

 战云密布，离宁迁移

 长沙的遭遇

 迁往何处

 长沙之别

 经桂林、越南转道昆明

 在昆明的艰辛生活

 蓖麻油和“打摆子”

 关于手工业调查的业余计划

 苍洱文化

 参加太平洋学术会议

第五章病榻之上拼命三郎

 羊街八号和房东罗南陔

 长江沿岸一古镇—李庄

 可怕的疾病来袭

 卧病在床的“拼命三郎”

 傅斯年的奔走相助

 李庄——留下我童年记忆的地方

 抗争病魔，赴渝就医

第六章 时不我待 鞠躬尽瘁

 全家飞往北平，史语所前往台湾

 就任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三口之家

 壮志未酬，与世长辞

第七章 斯人已去 传承怀念

 来之不易的殷墟发掘报告

 考古学家高去寻先生

 没有被遗忘的昂昂溪

 悠悠岁月，独自前行

 附：李福曼老人晚年生活照片

第八章 学术功绩 世人评说

 粱思永先生和中国现代考古学

 考古方法改革者梁思永先生

 现代考古学的开拓者——梁思永

 梁思永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五大贡献

 “纪念粱思永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80周年暨昂昂溪考古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对梁思永及其对昂昂溪史前遗址发掘的看法

第九章 血脉亲缘 永驻心问

 我的三叔粱思永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纪念三叔公梁思永

参考书目

后记

广东新会梁家与贵州贵阳李家有着极深的渊源。我的祖父粱启超和父亲粱思永都是李家的女婿。

舅公李端棻对祖父粱启超的政治活动影响颇深，下面的文字便是舅公在其政治生涯中与祖父交往情况的简介（摘自《贵阳李氏家谱》）。

李端棻（1833—1907）是李朝显之子、李蕙仙堂兄，他是伟大的改革家、政治家、教育家。一生忧国忧民，不计个人安危，为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而投身“戊戌变法”，为新政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他艰苦卓绝、奋斗一生的最后几年，他的思想已经升华到领先于他所处时代的高度，他曾做诗明志：

天地区分五大洲，一人岂得制全球？

国家公产非私有，政策群谋胜独谋。

他为官四十年，官居一品，回乡后却两袖清风。李端蕖是贵阳李家的杰出代表，他曾在逝世前给梁启超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虽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他为中华民族贡献了伟大的一生。

1889年，李端棻以内阁学士出任广东主考官，慧眼识俊才，识拔梁启超，录取他为举人，并将堂妹李蕙仙许配为婚。端棻在京城为粱启超打开了社交界的大门，使他得以结交社会各界名流，为以后的变法活动打下了人脉基础。后来又向光绪皇帝鼎力推荐梁启超和康有为，促成了康梁维新变法，这是湍棻一生中最大功绩之一。

端棻以进步思想教育蕙仙，使她一直理解和支持丈夫的事业。

1895年，时值甲午战败，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把台湾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还要赔款白银二亿两。李端棻将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这一机密透露给粱启超。以康有为和粱启超为首的举人们在得知条约内容后，群情激愤，上书给皇帝，极力反对签约，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事件。清廷严禁知识分子干预政事，所以严厉镇压上书活动，因为会威胁到上书人的身家性命，人们通常是不敢参加上书活动的。在李端棻的倡导下，他的几百位弟子，还有李家的“端”字辈中的五位兄弟端榘、端槩、端荣、端燊（粱思永之岳父）、端綮，都以满腔的爱国热忱，不顾身家性命的危险，在《上皇帝书》上签了名。这都是端棻教导的结果。

1898年7月24日，康有为提出开制度局的变法方案遭到守旧派的坚决抵制，变法全面受阻。此时，李端菜上了《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这个奏折关系到变法全局，代表了维新派在变法中最重要的变法主张。奏折中拟以“懋勤殿”掌握国家立法大权。当时“懋勤殿”主要的10个顾问官全由端棻推荐给光绪皇帝，而且他所推荐的10个顾问官全部都是维新派人士，首席顾问官就是李端棻自己，由他率康有为、粱启超、谭嗣同等顾问官来制订变法方案，以切实推行新政。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变法失败，光绪皇帝被囚，谭嗣同等六君子未经审讯就被杀害，喋血菜市口。

李端棻为梁启超筹集旅费，资助他东渡日本，使梁启超避免了清廷的迫害。端棻自己却因推行维新和举荐康有为、粱启超等，被慈禧太后革职，以谋反罪流放新疆。当时他正在病中，以65岁高龄的病躯踏上了冰霜风沙、万里流放的漫漫长途。途中因病留在甘州（今张掖）。三年后，大赦回贵阳。1904年，清政府特赦维新党人，恢复李端棻礼部尚书的官职。

1905年，李端棻倡导本省收回铁路和矿产权利的活动，发起成立了贵州铁路矿务总公司，大家公推端棻为公司总理，继续为国家尊严和利益而斗争。

1906年10月，李端棻成立了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有力地推动了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

1907年秋，李端蕖最后一次巡视贵阳达德学堂。临终前一日，还谆谆嘱告子弟出资捐助学堂经费，并把自己一生的微薄积蓄全部捐了出来。

1907年11月17日（阴历十月十二日），李端菜在贵阳逝世，享年75岁。葬于贵阳东北的乌当区永乐乡大关口水塘村的祖茔，离祖母刘太夫人和教导他成长的叔父李朝仪（李蕙仙之父）的坟茔很近。

梁启超为他撰写了《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康有为为他撰写了祭文。康粱高度评价了李端棻为民请命、数十年如一日，把一切都贡献给中华民族的伟大一生。

P19－21

梁思永是我的三哥，他在我们兄弟中间，属于言语不多但很有主见的一位。他年轻时曾在先父梁任公的引导和支持下，在美国哈佛大学系统地学习过考古学。1930年回国后，他终生将自己所学的知识投入到中国的考古事业中去，成为“中国受过西方考古学训练的第一人”。1930年，他在东北发掘昂昂溪遗址，并进入热河调查新石器时代遗址。从1932年到1936年，他多次主持安阳殷墟的田野考古发掘和分析研究工作。他利用地层学划分“三叠层”，成功地构筑中国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架构，并挖掘出大量的陶器、青铜器和甲骨文片，对中国的考古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此，1948年获中央研究院（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称号。

同时，粱思永也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田野发掘地域广阔，参加的人员众多，标准要求严格，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每一次考古工程他都一丝不苟、井井有条地组织完成，才能取得这些成果。

田野考古工作经常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中进行。梁思永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多次参加田野考古工作，这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损伤。他身患肋膜炎，后又转为肺结核。因肺部手术切除几根肋骨，身体极为虚弱。1949年，我回国后经常去看望他，当时他担任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我见到他总是在病床上审阅研究大纲，组织相关人员落实考古方案，培养出大批考古人才。

梁思永就是中国考古接力赛中的“第一棒火炬手”，虽然他的一生仅仅度过了五十个春秋，但他燃烧了自己，照亮了整个中国的考古学界。

本书对梁思永的生平和家庭生活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对关心和研究中国现代考古学，以及研究、了解粱思永对现代考古学的贡献的有关读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梁思礼

2013年12月

这本书能与读者见面，要特别感谢我的堂妹梁忆冰和兼职秘书敬明秀。粱忆冰一方面督促和鼓励我完成这本书的写作，另一方面在百忙中帮我将书稿制成了电子版。敬明秀帮助我整理、抄写稿件，选择并确定书中使用的照片。还要感谢丈夫陈国美帮助收集资料、扫描照片，表妹吴荔明帮助审稿。年轻的外甥女于葵主动帮助收集有关粱思永考古的中英文资料，将保存了80多年的粱思永学习笔记制成电子版，并深情地写了纪念三叔公的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女士及时提供有关粱思永的书信和资料。没有大家的帮助，患有眼疾、视力极差的我，难以使这些文稿付印。

还要再次感谢梁再冰、吴荔明、梁忆冰、于葵，我的堂表姐妹和外甥女们。在父亲梁思永诞辰110周年之际（时为2014年），我想请他们追思一下家中的这位长辈。当他们了解到粱思永对中国考古事业做出的贡献后，都激动不已，纷纷提笔作文以纪念之。尽管他们所学专业各异，对中国的考古事业知之甚少，但写出的文章却都令人感动，字里行间使人感受到晚辈们对家族中这位长者的一片怀念和崇敬之情。

这里还要十分感谢我的八叔，中国科学院院士、航天专家梁思礼。应我的请求，为他的三哥粱思永写下这本书的序言。不幸的是，叔叔于2016年4月14日因病突然离我们而去，留给我们的是震惊与难过……更加令人遗憾的是，他终究未能见到其亲笔书写序言的这本关于他三哥生平的书。

梁柏有

201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