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原址是座文庙，是敬奉孔子的地方，学校所在的街道由此取名文庙街。我入校的时候已不见了文庙正殿，可能是随着年代久远已坍塌，也可能是扩建学校的时候被拆除，只留下一排偏殿，而且长满荒草。我记得学校的大门是一座古牌坊，精雕细琢，古香古色，比徐府街山陕甘会馆的牌坊要高大很多，非常气派，现在已作为文物保留下来。当时学校按部队编制，以“连、排”排序，“连”相当于现在的年级，“排”相当于班，班主任称教导员，我们班叫五连一排，是学校命名的“尖刀排”，在开封市第七中学可以说是鼎鼎大名。出名，是因为我们的班主任，也因为我们九位要好的同学。班主任叫牛坤先，一个精明利索的女同志，个子不高，戴副眼镜，相当严厉，同学们都怕她。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牛老师凭着学识和智慧，把我们班治理得井井有条。我们九个要好的同学也非常争气，无论在学习、文艺、纪律、体育，甚至办板报、出墙报，都个个带头，样样领先。我们喷水浒，论三国，谈理想，偶尔也兴致勃勃地品评一下样板戏，被称为“刀尖儿上的钢”。
一天放学，牛老师让我们九个留下，说学校要举行文艺汇演，让我们准备个节目，内容样式自选。我们匆匆回家吃了晚饭，又都急忙赶回学校。教室当时没有电灯，我们点上蜡烛，兴奋异常地围坐在一起，举行了可能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九人会议”。在那晃动闪烁的烛光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最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排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第五场“赴宴斗鸠山”。当下便分了角色，由我扮演李玉和，我的同桌演鸠山，另外谁演王连举，谁演伍长，谁演打手，统统搞定。那时，小小年纪的我们根本不懂名利为何物，只有一个念头：“为了五连一排，为了集体的荣誉。”现在想想，真有些后怕，就是专业团体复排这么一大场样板戏也要掂量再三，而我们这群初生的牛犊，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怎么就这样胆大包天?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第二天一早，我们向牛老师汇报了“九人会议”结果，老师二话不说，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我们的想法。
就在那天晚上，我们早早去了学校，点上蜡烛，挪开课桌，便开始了排练。有戏的演戏，没戏的当导演，老师则在自己的办公室批改作业陪伴着我们。说着容易做着难，台词唱腔没问题，但想仅凭记忆就把全场每个人物的一招一式呈现在舞台上，可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争执着，辩论着，慢慢地排不下去了。我们商量着再去看一遍电影《红灯记》，可票钱却又成了问题。当时一张电影票价格是一毛五，九个人便是一块三毛五。当时家家都不富裕，就是找父母要五分钱也难以启齿。怎么办?最后我们决定：看一场“逃票”电影!
第二天晚上，我们九人便从一个同学家的院墙，一个接一个翻进剧场。当我们正在庆幸成功时，却被工作人员发现，来了个一窝端。我们被带进值班室，先是一个一个问姓甚名谁，所在学校，所在班级，老师姓名，接下来便是一顿狠批猛吵。我们被扣了很长时间，等电影放完了，观众走光了，才放我们回家。当晚我们定下了攻守同盟，谁也不许把消息走露出去。第二天到了学校，九个人都装作没事人似的。没成想，老师突然把我们九人叫到办公室，开口便问：“你们几个昨晚干什么去了?”我们面面相觑不敢吭声，心想：“莫非我们中间出了叛徒?要么就是电影院通知了学校?”不管怎样，反正是包不住了，就你一言我一语，把事情的原委全盘托出。老师听完什么话都没说，只是用有些异样的眼光盯了我们半天，起身走了出去。回到教室，我们心里七上八下，为什么老师没有一句批评，没有一句责备?会不会通知家长?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们谁也没想到。就在那天中午，牛坤先老师亲自跑到电影院，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张电影票。手里拿着沉甸甸的电影票，我们心里五味杂陈，竟然没有一人说声“谢谢”。九张电影票一块三毛五，这可是她一天的工资，她也要养家糊口啊!如果批评一顿写个检查，我们心里也许会好受些，然而现在这种结果使我们感到无法言表的深深内疚。这天晚上看电影，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认真的一次，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恨不得把影片嚼巴嚼巴咽到肚里。接下来，晚上的排练照常进行，老师依然在办公室陪着我们，而教室里却少了几分癫狂浮躁，多了几许认真严肃。还真应了当年的那句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们九个人愣是凭着记忆，把《红灯记》第五场像模像样地排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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