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是现代中国诗坛上负有盛名的“雨巷诗人”，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代表。他的诗歌和散文极富个性，虽然总量不多，却“以少胜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是一位现代派象征主义诗歌代表人物，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他的《雨巷》、《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篇，堪称中国新诗的杰作。《雨巷－－戴望舒诗文》精选戴望舒的诗作（包括译诗）、散文、书信与评论。

诗人余光中说：“在中国新诗史上，崛起于三十年代的戴望舒，上承中国古典的余泽，旁采法国象征派的残芬，不但领袖当时象征派的作者，抑且遥启现代派的诗风，确乎是一位引人注目的诗人。”《雨巷－－戴望舒诗文》精选了戴望舒的诗作（包括译诗）、散文、书信与评论。

翻开本书，触摸雨巷诗人的灵魂，感受紫色丁香的愁怨。

本书是教育部推荐读物，是语文新课标必读之书。

戴望舒的一生和他的诗歌成就

我底记忆

 旧锦囊

夕阳下

寒风中闻雀声

自家伤感

生涯

流浪人的夜歌

Fragmems

凝泪出门

可知

静夜

山行

残花的泪

十四行

 雨巷

不要这样盈盈地相看

回了心儿吧

Spleen

残叶之歌

MaJ

雨巷

 我底记忆

我底记忆

路上的小语

林下的小语

夜是

独自的时候

秋天

对于天的怀乡病

断指

望舒草

 序

 印象

 到我这里来

 祭日

 烦忧

 百合子

 八重子

 梦都子

 我的素描

 单恋者

 老之将至

 秋天的梦

 前夜

 我的恋人

 村姑

 野宴

 三顶礼

 二月

 小病

 款步（一）

 款步（二）

 过时

 有赠

 游子谣

 秋蝇

 夜行者

 微辞

 妾薄命

 少年行

 旅思

 不寐

 深闭的园子

 灯

 寻梦者

 乐园鸟

灾难的岁月

 古意答客问

 灯

 秋夜思

 小曲

 赠克木

 眼

 夜蛾

 寂寞

 我思想

 元日祝福

 白蝴蝶

 致萤火

 狱中题壁

 我用残损的手掌

 心愿

 等待（一）

 等待（二）

 过旧居（初稿）

 过旧居

 示长女

 在天晴了的时候

 赠内

 萧红墓畔口占

 口号

 偶成

《恶之华》掇英

 波特莱尔的位置

 信天翁

 高举

 应和

 人和海

 美

 异国的芬芳

 赠你这几行诗

 黄昏的和谐

 邀旅

 秋歌

 枭鸟

 音乐

 快乐的死者

 裂钟

 烦闷（一）

 烦闷（二）

 风景

 盲人们

 我没有忘记

 赤心的女仆

 亚伯和该隐

 穷人们的死亡

 入定

 声音

 译后记

散文、书信与评论

 夜莺

 记诗人许拜维艾尔

 巴黎的书摊

 都德的一个故居

 记马德里的书市

 山居杂缀

 再生的波兰

 香港的旧书市

 致郁达夫

 致艾青

 我的辩白

 望舒诗论

 谈林庚的诗见和“四行诗”

 诗论零札

 诗人玛耶阔夫司基的死

 诗人梵乐希逝世

 魏尔兰诞生百年纪念

“许拜维艾尔在家吗?”我问。

“在家。您有名片吗?”

她接了我的名片，关了门，领我到一间客厅里，然后去通报诗人。

我在一张大圈椅上坐下来，开始对于这已经是诗人的一部分的客厅，投了短促的一瞥。古旧的家具、先人的肖像、紫檀的镂花中国屏风、厚厚的地毯：这些都是一个普通的法国人家所应有尽有的，然而一想到这些都是兴感诗人，走进他的生活中去，而做着他的诗的卑微然而重要的元行的时候，这些便都披上了一层异样的光泽了。但是那女仆出来了，她对我说她的主人很愿意见我，虽然他在患牙痛。接着，在开门的声音中，许拜维艾尔已经在门框间现身出来了。

这是一位高大的人，瘦瘦的身体，长长的脸儿，宽阔的前额，和眼睛很接近的浓眉毛，从鼻子的两翼出发下垂到嘴角边的深深的皱槽。虽则已到了五十以上的年龄，但是我们的诗人还显得很年轻，特别是他的那双奕奕有光的眼睛。有许多人是不大感到年岁的重负的，诗人也就是这一类人之一，虽然他不得不在心头时时重整精力，去用他的鲜血给“时间的群马”解渴。

“欢迎你!”这是诗人的第一声，“我们昨天刚听到念你的诗，想不到今天就看到了你。”

当我开始对他说我对于他的景仰，向他道歉我打搅他等等的时候，“不要说这些，”他说，“请到我书房里去坐吧，那里人们感到更不生疏一点。”于是他便开大了门，让我走到隔壁他的书房罩去。

任何都不能使许拜维艾尔惊奇，我的访问也不。他和一切东西默契着：和星，和树，和海，和石，和海底的鱼，和墓里的死者。就在相遇的一瞬间，许拜维艾尔已和我成为很熟稔的了，好像我们曾在什么地方相识过一样，好像有什么东西曾把我们系在一起过一样。

我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来，舒适地，像在我自己家中一样。而他，在横身在一张长榻上之后，便用他的好像是记忆中的声音开始说话了：

“是的，我昨晚才听到念你的诗。它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愉快给我，我向你忏白，我不能有像你的《答客问》那样澄明静止的心。我闭在我的世界中，我不能忘情于它的一切。”

的确，这“无罪的囚徒”并不是一位出世主义者，虽然他竭力摆脱自己，摆脱自己的心。他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广大深厚得多的世界，包涵日、月、星辰、太空的无空间限制的世界，混合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无时间限制的世界；在那里，没有死者和生者的区别，一切东西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生物。

“我相信能够了解你，”我说，“如果你能够恕我的僭越的话，我可以向你提起你的那首《一头灰色的中国牛》吗?遥远地处于东西两个极端的生物，是有着它们不同的性格，那是当然的，正如乌拉圭的牛沉醉于Pampa的太阳和青空，而中国的牛行于青青的稻田中一样，但是却有一种就是心灵也难以把握得住的东西，使它们默契，把它们联在一起，这东西，我想就是‘诗’。”

P218-219

戴望舒的一生和他的诗歌成就

王文彬

戴望舒祖籍江苏南京，出生于浙江杭州，八岁人小学读书，十四岁（1919年秋季）考进宗文中学。中学四年是他踏上生活和艺术之路的开端。据张天翼回忆：“因为爱看小说之故，和几位同学写起来，都是些在林琴南和《礼拜六》之类的影响之下的，……我们还投稿哩。”1922年，戴望舒、戴克崇（杜衡）、张天翼和之江大学学生施蛰存等人成立了名为“兰杜”的文学小社团，并于1923年元旦创办《兰友》旬刊。《兰友》共发行十七期。从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7月，戴望舒共发表小说、散文、评论和译作有二十三篇之多，这些少年之作，抒写着爱国热情和对现实人生的关注，稚气中透露的是严肃。

1923年戴望舒进入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名义上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担任校长，实际上是共产党人主持校务。望舒在文学系学习兼听社会学系瞿秋白等老师的课，同学中较融洽的有丁玲、孔另境等人。文学系的老师有陈望道、沈雁冰（茅盾）、田汉、方光焘、胡朴安、刘大自等，最接近的要算沈雁冰，望舒和施蛰存“经常到他家里来谈天和讨教问题”。进校学习近两年时间里，望舒不仅接触了社会科学理论，结识了进步的和革命的师友，而且也参加了“五卅”运动等实际的斗争。

1925年6月4日上海大学被封，同年秋望舒转到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学习，在神父指导下，读雨果、拉马丁、缪塞等浪漫派的作品，也读魏尔伦和波德莱尔等象征派的诗歌，由此终、止浪漫派，转向象征派。其问，他同施蛰存、杜衡创办了《璎珞》旬刊，1926年3月17日至4月17日共发行四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望舒因参加共青团（1927年3月）和进行革命宣传工作，遭到通缉。

在大学四年期间，望舒一边写诗一边阅读和翻译魏尔伦等法国象征诗人的作品，开启了他对中西诗歌传统的融会、贯通和创化的最初阶段。一方面他对诗的基本态度已露端倪，认为写诗的“动机是在于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另一方面，又与魏尔伦诗歌迷人的音节和亲切的暗示的特点相契合，诗风在汇通中开始转变。《雨巷》是这一时期创作的名篇。《雨巷》写出不久，戴望舒又不满意那太像诗的写法，《我底记忆》的创作是对其反叛，也是诗人诗艺新的推进。其时，戴望舒和杜衡匿居松江施蛰存家中，一起从事创作和翻译，戏称其为“文学工场”。1928年夏初，望舒和施蛰存应刘呐鸥的邀请，来到上海共同筹办杂志和书店。9月10日《无轨列车》半月刊问世，但仅出了八期，反动当局以宣传“赤化”为由，禁止出版。1929年初，他们创办了水沫书店。1929年9月15日，他们又创办了《新文艺》月刊，到次年4月，又遭禁止。1930年3月，戴望舒由冯雪峰介绍参加了“左联”。但不久他便悄悄地疏远了“左联”。  造成望舒文学道路的转折是有深刻的思想和艺术的原因的。据施蛰存回忆：“雪峰曾希望我们恢复党的关系，但我们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为。我们三人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再说，在文艺活动方面，也还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受被动的政治约束，雪峰很了解我们的思想情况，他把我们看作政治上的同路人，私交上的朋友。”这一转折的明显标记是以施蛰存为主编，戴望舒、杜衡任编辑的《现代》月刊的创办。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离沪赴法到里昂中法大学学习，亦曾到巴黎索尔邦大学旁听。其间，他寻书访书，出入图书馆和书肆，与诗人、艺术家广交朋友，先后翻译出版了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当代小说和《苏联文学史话》，广泛地吸纳新潮，艺术兴趣已由象征诗派转到其后裔现代派，特别是超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活动，1933年3月，他参加法国文学家召开的抗议法西斯大会，1934年8月，他到西班牙作短暂的旅行，一个目的便是向国际作家反法西斯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援。1935年3月，戴望舒因为在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游行，被中法大学开除回国。1936年10月，戴望舒邀请徐迟、路易士两位青年诗人协助，与卞之琳、梁宗岱、孙大雨和冯至共同创办《新诗》杂志，刊行十期，显示了他们对“纯诗”的响应和推进。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次年5月，戴望舒全家和徐迟全家一道乘船来到香港。同年8月1日，他主编的《星岛日报‘星座》副刊出版。他在《创刊小言》中说：

《星座》现在寄托在港岛上，编者和读者都盼望着这阴霾气候之早日终结了。晴朗固好，风暴也不坏，总觉得比目下痛快些。但是，如果不幸还得在这阴霾气候中再挣扎下去，那么，编者唯一渺小的希望，是《星座》能为它的读者忠实地代替了天上的星星，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同尽一点照明之责。

他本着“尽一点照明之责”的决心，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之中。在1941年香港沦陷前，英国当局为了维持英日关系，对抗日行动多加防范。望舒后来回忆说：“给我最大最多的麻烦的，是当时检查制度……，似乎《星座》是当时检查的唯一目标。”“三年的日常工作便是和检查官的‘冷战’。”1939年至1941年，他连续三年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留港会员通讯处”（“文办”香港分会为适应环境而改称）干事。1939年7月，他和艾青主编《顶点》诗刊，1940年4月，他在郁风主编的《耕耘》杂志中担任编委。夏初，根据茅盾的要求，又与叶君健、徐迟、冯亦代编辑出版向海外朋友介绍中国抗战文学作品的《中国作家》（英文版）杂志。其间还积极参与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如组织策划“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参加“文艺通讯部”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的指导工作等。正如徐迟所说，“这段时间里，文协领导主要工作差不多落到了戴望舒的肩头。茅盾远行了（1938年12月赴新疆——笔者），名义上许地山当家，手中高举精神火炬的是乔木，抛头露面的是戴望舒。他手中有《星岛日报》副刊，其名日《星座》，是一个全国性的、权威的文学副刊。大家自然而然地围绕着他。我们都是活跃分子”。这期间，戴望舒的创作热情高涨，写诗、翻译，同时还进行古典文学的研究，这是他一生最多产的时期。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1942年3月，日本宪兵以从事抗日活动的罪名将戴望舒逮捕，在狱中他受尽种种酷刑。他曾以狱中生活为题材，写出了《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二）》等诗章，抒发自己视死如归的决心，和对正处于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的祖国和人民的怀念。5月，诗人被保释出狱，后到大同图书印务局编辑部任编辑，也曾与狱中难友合伙开设“怀旧斋”书店。1944年4月至1945年6月，他与叶灵凤主编《华侨日报·文艺周刊》，在第1期《给读者》一文中，他说明办刊的缘起，“我们敢于尝试的原因，就是知道有许多文艺爱好者正如我们一样，沉默太久，有一点不甘寂寞”，想借此“将我们的消息带给海外友人，带给远方的故国”。望舒在周刊上发表近六十篇作品，其中以译著居多，间或也有诗歌和随笔的创作。诗歌中的《等待》《过旧居》《示长女》《萧红墓畔口占》等，都是幽婉沉郁的名篇。

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望舒携妻女回到上海。他先后在新陆师范专科学校教中文，在暨南大学教西班牙文，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音韵学。他感到无比的喜悦和激动，虽在贫病交困中，他还说：“不管它，现在可以自由自在地工作了。”但面对国民党独裁政权，1948年5月，诗人再度流亡香港。而当他1949年3月中旬冒着风险来到北平的时候，哮喘病加剧了，最终在1950年2月28日逝世于北京。

戴望舒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的一生。和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诗人、作家一样，他生活在一个历史大动荡的时代。他了解西方现代诗艺，又谙熟中国传统诗学，具有高度的文化素养和杰出的艺术才能，正直、诚实、温厚，热爱祖国，向往革命，渴望美好的生活，但却又害怕斗争，直到抗战以后，他才从个人的小天地走到苦难的战斗的人间，逐步把热爱祖国和追求革命的愿望付诸具体实践，思想和艺术出现了一个飞跃：

其一，不断深入地推动中西诗歌互动。戴望舒从1922年开始创作新诗，1925年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从此，他一边写诗，一边译诗，直到1947年停笔，追求中西诗学汇通和创化达二十二年之久，几近贯穿他诗歌创作整个过程；其二，创设具有散文美的自由诗体。《雨巷》是戴望舒的名篇。这首诗表现了音乐的胜利。但是，执着于“为自己制最合自己脚的鞋子”的诗人，接着对诗中的“音乐成份”又开始了勇敢反叛，写下了絮语式的以情绪节奏代替字句节奏的《我底记忆》。诗无定节，节无定行，行无定字，在经过锤炼后的清新自然的口语和疏密有致的意象排列中，流动的是诗人情绪的旋律，个性的音乐，形成一种富有旋律感的诗体；其三，他的诗歌创作是中西诗歌整合中渐趋圆融的杰作。艾青说：“构成望舒的诗的艺术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欧洲文学的影响。”

戴望舒一生短暂，生活道路曲折，凭着一己良知的选择，在他生命的晚年，赶上了迎接共和国的旭日东升。卞之琳在《悼望舒》一文中指出：“他的诗作还值得我们作历史的衡量和批判的估价，虽然那还是等到我们新基础上的新文学成熟到一定时候了才回过头看才更有用处。”

对于我，翻译波特莱尔的意义有这两点：

第一，这是一种试验，来看看波特莱尔的质地和精巧纯粹的形式，在转变成中文的时候，可以保存到怎样的程度。第二点是系附的，那就是顺便让我国的读者们能够看到一点他们听说了长久而见到得很少的，这位特殊的近代诗人的作品。

为了使波特莱尔的面目显示得更逼真一点，译者曾费了极大的，也许是白费的苦心。两国文字组织的不同和思想方式的歧异，往往使同时显示质地并再现形式的企图变成极端困难，而波特莱尔所给予我们的困难，又比其他外国诗人更难以克服。然而，当作试验便是不顾成败，只要译者曾经努力过，那就是了。显示质地的努力是更隐藏不露，再现形式的努力却较容易看得出来。把alexandrin、decasyllabe、octosyllabe译作十二言、十言、八言的诗句，把rimes suivies、rimes crois6es、rimes embrass6es都照原样押韵，也许是笨拙到可笑（波特莱尔的商籁体的韵法并不十分严格，在全集七十五首商籁体中，仅四十七首是照正规押韵的，所以译者在押韵上也自由一点）；韵律方面呢，因为单单顾着pied也已经煞费苦心，所以波特莱尔所常有的rythmequatemaire、trim6tre便无可奈何地被忽略了，而代之以宽泛的平仄法，是否能收到类似的效果也还是疑问。这一些，译者是极希望各方面的指教的。在文字的理解上，译者亦不过尽其所能。误解和疏忽虽竭力避免，但谁知道能达到怎样的程度？

波特莱尔在中国是闻名已久的，但是作品译成中文的却少得很。散文诗Le Spleen de Parris有两种译本，都是从英文转译的，自然和原作有很大的距离；诗译出的极少，可读的更不多。可以令人满意的有梁宗岱、卞之琳、沈宝基三位先生的翻译（最近陈敬容女士也致力于此），可是一共也不过十余首。这部小书所包含的比较多一点，但也只有二十四首，仅当全诗十分之一。从这样少数的译作来欣赏一位作家，其所得是很有限的（因而从这一点作品去判断作者，当然更是不可能的事了），可是等着吧，总之译者这块砖头已经抛出来了。

对于指斥波特莱尔的作品含有“毒素”，以及忧虑他会给中国新诗以不良的影响等意见，文学史会给予更有根据的回答，而一种对于波特莱尔的更深更广的认识，也许会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见解。说他曾参加二月革命和编《公众幸福》这革命杂志，这样来替他辩解是不必要的，波特莱尔之存在，自有其时代和社会的理由在。至少，拿波特莱尔作为近代classic读，或是用更时行的说法，把他作为文学遗产来接受，总可以允许了吧。以一种固定的尺度去度量一切文学作品，无疑会到处找到“毒素”的，而在这种尺度之下，一切古典作品，从荷马开始，都可以废弃了。至于影响呢，波特莱尔可能给予的是多方面的，要看我们怎样接受。只要不是皮毛的模仿，能够从深度上接受他的影响，也许反而是可喜的吧。

译者所根据的本子是1933年巴黎Editions de Cluny出版的限定本（Le Dantec编校）。梵乐希的《波特莱尔的位置》一文，很能帮助我们去了解波特莱尔，所以也译出来放在这小书的卷首。

1947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