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著中国史》是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姚大中先生毕生精力创作的生平唯一著作。本书打破了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民族史的界线,以全新的架构叙述了从远古到清代的中国历史。作者具有罕见的理性概括能力,能从复杂的历史表象中找出脉动的主线,透彻、清晰、具体;引用资料宏富,文笔古雅,带有20世纪30年代钱穆《国史大纲》的叙事风格。一般的中国学者写的中国通史是将中原作为一个核心,一层一层向外看,而这部书则是从匈奴、月氏、日本、朝鲜等向内看,角度新颖,堪称世界史视野下的大历史。
《古代北西中国》全景透视了“游牧中国”和“农业中国”的竞争、共生与融合。
中华民族祖先遗传下的大地与文化,非仅限于黄河—长江—粤江三大流域部分,同时还包括其周围地区、民族的活动和发展。而蒙古(以及南西伯利亚)、新疆(以及中亚细亚)即是其中最早登场的人与地。因此姚大中所著的《古代北西中国》分双线来解明它们自身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形态,以及与汉族间的交涉和文化交流,实为一部古代蒙古、新疆史。
游牧民族大跃动的历史意义
传统的中国历史记载,往往使地域范围固定在长城以南,历史的担当者也限汉族。对于长城以北,以及生活在那个区域内的人民,都不过附带述及,这与今日的“中国”意义,便不相当。单单长城以南,习惯上所谓中国本部,以及单单汉族活动,都不足以说明中国历史的全部。构成整部中国历史的空间,必须扩及贝加尔湖以南,以至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全部范围。固然,这些地与人,并非在历史所有阶段都是“中国”或“中国人”,但今日却是。
遗憾的是,这个方向的偏差很不容易纠正。直到今日,即使地理意识上也还留存“本部”与“边疆”的区别。这种区别,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最好尽量避免,十九世纪以来很多的痛苦回忆,实际便都因为外国阴谋家,夸大或强调了中国的地理区别观念,与故意制造中华民族间矛盾所致。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中国各部分与中华民族各组成分子无可分割,中国历史最伟大的一面,便是汉族周围异民族因不断接触汉族而与汉族共同组合为中华民族,或者说,共同成为中国人。忽略或歪曲了这些,便无从谈正确的中国历史。
历史上汉族周围异民族接触汉族,北方尤其汇为主流,这种北方为主的情形,正如同古代欧洲历史。五世纪(中国南北朝时)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前,炫为文明的罗马人与北方“蛮族”间长期接触与冲突,等于中国汉族之与北方民族。中国北方关系对于中国,较之欧洲文明世界与蛮族,所不同的是结果。欧洲南下灭亡西罗马的北方诸蛮族,随近代民族国家兴起潮流而今日一个个分散与分别成为世界最文明的国家与民族。中国则众所周知,北方民族先是一波一波南下投入汉族浪潮之中,终于举土地与人民,结合为中国与中国人的一部分。
中国北方,人与地的由与汉族中国相对立转变为立于中国之内,过程绵亘垂二千年。而其开始接触,则正与汉族以及汉族中国酝酿形成同时。
事实上,纪元前三世纪秦朝汉族大帝国诞生,虽有其自身必然性,北方这股新生力量的刺激,却直接提供为加速助力。同时,汉族也非先存在了民族意识,尔后成立这个民族,同样系因接触北方民族才激发民族自觉,这从汉族形成期早在春秋一战国之交,民族称谓却须北方民族极盛期,随“汉”这个朝代名称而铸定此一事实,便可了解。所以,中国北方民族的出现,对中国历史意义,非只仅仅扩大其意境领域而已,也表现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不可漠视的影响力。
中国长城以北,依广阔的戈壁大沙漠为界而分内、外蒙古,自然地理则通称蒙古高原或蒙古草原,与汉族环境的分际标志,正好便是一道自西而东,蜿蜒“万里”的大长城。其中内蒙古在民国时期,先后建置为宁夏、绥远、察哈尔、热河、辽北五个省份。而无论地名如何随居民名称变易,这个区域,自汉族成立以来向为中国历史上非汉族的北方民族聚居之地,则无例外。要了解这些民族为什么会在汉族之外,长时期自成一个文化单元,须先明了其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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