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船(插图珍藏版)》是张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一九八六年，被公认为是“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也是新时期文学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曾获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台湾金石堂选票最具影响力图书奖，入围“百年百种优秀中国图书”和香港《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百强”，先后被译为英语、法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出版，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卓越的影响力。小说的主人公隋抱朴是张炜笔下众多“思索者”中最有人格厚度的一个。多年里，他在古堡般的磨坊里反复思索，反复阅读《天问》、《共产党宣言》和《海道针经》,既拷问着洼狸镇累积的历史的苦难和人性的畸变，也反复质询家族和自我背负的幽暗的原罪，这让他的思考和忏悔都具有着深广的时空涵量。在苦苦的思辨之后，他终于摆脱因袭的历史的重负，解除精神的桎梏，从磨坊里走出，出任粉丝大厂的总经理，担当起重振洼狸镇的使命。

张炜编著的《古船(插图珍藏版)》以胶东芦青河畔洼狸镇上隋、赵两家在“新时期”争夺洼狸镇粉丝大厂经营承包权的始末为主线，以隋、赵、李、史等几个家族半个世纪来错综复杂的恩怨纠葛和悲欢离合为隐线，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性的扭曲以及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那块古老土地的变化。同时，又以“古城墙”、“地震”、“暗河”以及具有“历史龙骨”意义的“古船”等意象创造性地将思想的触角探入民族历史和文化j的深处。洼狸镇既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密码，又饱经现代性历史的各种异变，因此它不但是百年中国乡土剧变的一个缩影和隐喻，也承载了作家对乡土伦理、民间智慧和现代性资源焦灼而又深沉的探索。

前言

本卷导读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附录一 在济南《古船》讨论会上的发言

附录二 在北京《古船》讨论会上的发言

附录三 后记

附录四 从深渊到峰巅——关于《古船》的评论

附录五 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古船》重读

我们的土地上有过许多伟大的城墙。它们差不多和我们的历史一样古老。高筑墙，广积粮，被认为是上上之策。于是在黝黑的泥土上，在贫瘠的山岭上，就有了那么多崇高连绵的东西。每座城下都流过血，滋润出一簇簇青草。庄严的齐国长城西接济水，东临大海，曾把整个山东半岛横切为南北两半。像很多城墙一样，齐长城如今也毁掉了。《括地志》上记：“(齐)长城西北起济州平阴县，缘河历太山北岗上，经济州、淄州，即西南兖州博城县北，东至密州琊台人海。”沿着它指引的方向去寻找古城的踪迹吧，总还能够。看到几处遗址。临淄故城就是齐都，从公元前九世纪中叶齐献公由薄姑迁入，直到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秦始皇灭齐，历经了六百三十多年。而秦汉时又完全沿用了齐故城，直到魏晋。齐国古城在一千多年的旷远历史中竟然一直不朽。芦青河发源于古阳山。古阳山地带也有一截城垣，是否属于齐长城就很难考了。有人在这一带多次勘查，结果不得而知。后来他们又沿河水北上四百里，来到中下游一座叫“洼狸”的重镇。那儿最触目的竟然还是一道城墙：整个大镇被一道很宽很矮的土墙围起来。墙基露着三合土，城是方的；拐角处陡然高大起来，并有包砖。砖的颜色已经像铁，最上一层的城垛还很完整。勘查者抚摸着砖石，仰视城垛，久久不愿离去。也就是这次北上，他们发现了一处极为重要的古都遗址：东莱子故城。遗址离洼狸镇很近，那儿有一座高大的“土堆”——仅存的一截夯土城垣。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镇上人已经用它烧了几辈子砖窑。砖窑自然马上被废止，并立起一块石碑，上面刻了金字，说明这个土堆是东莱子国的故城墙，属重点保护文物等等。洼狸镇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却从此知道自己的镇子曾坐落在东莱子国的都城里。事情再明白不过，大家都在“东莱子国”里过生活了。稍微展开一下想象，就依稀可见那在阳光下闪亮的甲胄，听到战马的嘶鸣。不过兴奋之余也多少有些遗感：似乎古都城墙不该是那个“土堆子”，而活活就该是这镇子的高大城墙。

铁色的砖墙城垛的确也显示了洼狸镇当年的辉煌。芦青河道如今又浅又窄，而过去却是波澜壮阔的。那阶梯形的老河道就记叙了一条大河步步消退的历史。镇子上至今有一个废弃的码头，它隐约证明着桅樯如林的昔日风光。当时这里是来往航船必停的地方，船舶在此养精蓄锐，再开始新的远航。镇上有一处老庙，每年都有盛大的庙会。驶船人漂荡在大海上，也许最爱回想的就是庙会上熙熙攘攘的场景。老河道边上还有一处处陈旧的建筑，散散地矗在那儿，活像一些破败的古堡。在阴郁的天空下，河水缓缓流去，“古堡”沉默着。一眼望去，这些“古堡”在河岸一溜儿排开，愈来愈小，最远处的几乎要看不见了。可是河风渐渐会送来一种声音：呜隆、呜隆……越来越响，越清晰，原来就是从那些“古堡”里发出来的。它们原来有声音，有生命。但迎着“古堡”走过去，可以见到它们大多都塌了顶，入口也堵塞了。不过总还有一两个、两三个“活着”，如果走进去，就会让人大吃一惊：一个个巨大的石磨在“古堡”中间不慌不忙地转动，耐心地磨着时光。两头老牛拉着巨磨，在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点的路上缓缓行走。牛蹄踏不到的地方，长满了绿苔。一个老人端坐在一旁的方凳上，看着老磨，一会儿起身往磨眼里倒一木勺浸湿的绿豆。这原来是一处处老磨屋。那呜隆呜隆的声音更像远处滚动的雷鸣。河岸上有多少老磨屋，洼狸镇上就有过多少粉丝作坊。这里曾是粉丝最著名的产地，到了本世纪初，河边已经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粉丝工厂，“白龙”牌粉丝驰名世界。宽宽的河面上船帆不绝，半夜里还有号子声、吱扭吱扭的橹桨声。这其中有很多船是为粉丝工厂运送绿豆和煤炭，运走粉丝的。而今的河岸上还剩下几个老磨在转动，镇子上就剩下了几个粉丝作坊。令人不解的是那些破败的老磨屋为什么在漫漫的岁月中一直矗立着？它们在暮色里与残破的城墙遥遥相对，似乎在期待着什么，又似乎在诉说着什么？P1-3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尝试写作到今天，张炜创作发表了大约一千五百万字的作品，这还不包括他亲手毁掉的约四百万字的少作。就体量而言，现当代的严肃作家几乎无人可出其右者。这些文字至广大而尽精微，有宏阔的视野和抱负，也有对人性与存在最幽微处的洞察和发掘。张炜不但代表齐鲁文学的高度，也一直屹立在中国文学的高原。鉴于此，我们请张炜先生编选了这套颇能代表其个人创作实绩的文丛，也希望它能成为引领读者深入张炜丰茂的文学世界的一个精要读本。

阅读张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四十余年来，张炜切实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进程，且在每个时段均留下具有范本意义的作品，如《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融入野地》等代表作无一不被允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有意味的是，除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以忧愤的态度参与过人文主义精神的讨论，在更多的时间里，他与所谓的文学热点和流行话题自觉保持着距离，他的创作也很难被妥帖地归类到某一文学思潮和概念之下。比如，在一些文学史中， 《古船》是反思文学的集大成之作，在另一些文学史中，它是改革文学的扛鼎之作，还有一些文学史则将其放入寻根文学的专章中讨论。事实上，张炜对庞大之物近乎偏执的关怀，他那些让人战栗的道德诘问，他交织着时代的迫力、灵魂创伤与人类苦难的文字所彰显出来的写作的德性和思想性都决定了他不会是一个文坛的“弄潮儿”，恰恰相反，他常常是潮流化写作的反动者。可是，当我们以文学史的眼光回头打量他所置身的文学时代，又会讶异地发现，原来有那么多重要的文学话题，张炜在它们成为热点之前便已做出实践或洞见。比如，批评界一度称许新历史主义写作，尤其推重以个人史、家族史取代阶级史和革命史的写作范式，在批评家们罗列出一通九十年代的重要文本之后，蓦地发现发表于一九八六年的《古船》已经几乎包孕了这个写作范式所有可能的向度，并且以家族史和阶级史并举的方式避免了新历史主义容易滋生的意义偏失。又如，近年来批评界强调发掘中国本土的叙事资源，激活汉语传统美学的意义，而多年来张炜持续与古老而灵性不散的齐文化和更古老的神话传统对话，他在演讲中说过：“怪力乱神基本上是文学的巨资。”他在《<楚辞>笔记》《也说李白与杜甫》等诠解古代经典的散文中所表现出与前贤思接千载的会心以及借此获得的启悟，在《外省书》中对史传记人方式的创造性化用，也显见他对本土文学传统的倚重。再如，新世纪的底层文学蔚为壮观，欲迷人眼，当批评界顺着“底层”的概念前溯时，即会注意到张炜很早之前即有这样的提醒：“一个作家心灵的指针要永远指向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甚至有时，张炜会因创作上的前瞻意识让他的作品陈义过高而逾越出时代的理解和逻辑框架，导致外界严重的错位式的误读，如对其“道德理想主义”的标签化概括，以及连带的反现代性的保守立场的质疑等，在我看来，即属此例。

关注张炜的人都知道，《九月寓言》发表后，他一直承受着来自标榜启蒙现代性立场人士的非议，认为他的作品存在着一个善恶、正邪、大地伦理与现代文明的二元结构，并以对后者的弃绝将自己变成一个与潮流逆势的具有强烈乌托邦气质的不合时宜者。张炜对此决不妥协，他把道德力量视作一个写作者才华和人格构建的关键部分，依旧以近于独战的姿态横对失范的科技理性和物质欲望。阅读张炜的这些文字，常常让人想到二十世纪思想史和文学史上被划归到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那些名字，学衡派、新儒家、杜亚泉、梁漱溟、梁实秋……他们在历史潮汐的进退中也一度被时人视为逆流而生的卫道士，是螳臂当车的文化反动势力，但当后来的人们跳出时代的烟云却发现，他们的探求和思索与西方近现代以来尤其是启蒙迷思被世界大战轰毁之后兴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遥相呼应，他们代表的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万能论进行自我反省与批判的另一现代性路径，是参与现代性对话的建设性思维，也是与主导性的历史行为和历史观念相对峙的必不可少的制衡力量。当代西方最重要的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在他的《德性之后》中曾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谁来为失去形而上学品质的现代人的精神立法，或者说，在德性被放逐的时代还有没有对个人而言的至善的目标？他如此质问道：“道德行为者从传统道德的外在权威中解放出来的代价是，新的自律行为者可以不受外在神的律法、自然目的论或等级制度的权威的约束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但问题在于，其他人为什么应该听从他的意见呢？”他认为当代人深陷一种“情感主义”的道德迷思中，走出这种迷思的根本在于为当代人重建德性，而“德性必定被理解为这样的品质：将不仅维持使我们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也将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所遭遇的伤害、危险、诱惑和涣散，从而在对相关类型的善的追求上支撑我们，并且还将把不断增长的自我认识和对善的认识充实我们。”我们以为，张炜的“道德理想主义”也应在此意义上理解。他捍卫君子固穷的价值观、严守义利有别的守成文化立场其实是对上述现代人文主义思路的自觉传承，其间固然有接续“斯文”、承袭道统的传统天命意识，亦有在终极关怀的层面重建现代人的意义世界的激进实践意图。他坚守民间的姿态也绝非像某些批判者说的那样是蹈入了老旧道德的泥淖，这些批判者被时代困陷的局限让他们忽略或者说失察了张炜站在全人类立场的超越意识和存在意识。而且，张炜这一信念几乎在他写作之初就建立起来，它当然经过一个不断磨砺和成熟的过程，但并不像一些批评者描述的那样存在着一个从八十年代张炜到九十年代张炜的急遽转型。我们分明可以在老得、隋抱朴和宁伽之间看到一条贯通的精神的丝缕。我们也不应忘记，《你在高原》的写作所经历了漫长的二十二年，没有持之以恒的心力和不为世移的信念，这样一部描写五十年代生人意志、情感和命运的百科全书式的大书不会完成。

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炜的写作不能被简约地归类了，他的写作对应的并非时代，而是时间。他不存在趋时的问题，自然也就无法被时代利诱或者绑架；他能预知文学的热点，只是因为他内心有对文学恒常价值笃定的判断。也因此，我们以为，出于表达的权宜，人们可以用一些约定俗成的语汇来评价张炜其人其文，但必须警惕这些语汇对其文学世界丰富性的缩减。比如我们一再提到的“民间”。因为参照物的不同，“民间”至少有两重意涵，它既可以指与庙堂相对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寄居地，亦可指与精英文化相对的大众化的文化生成空间。张炜的民间立场中和了这两种意义的理解，同时又对二者抱有清醒的审视。四十余年中，他像一个真正的地质工作者一样不断漫游在以其故地为中心辐射开的莽野林间，并反复倾诉这种“在民间”的行旅之于写作的滋养，因为这种跋涉不但是对民间的亲历和发掘，还构成与庙堂那种案牍之劳的有效区隔，是逃逸体制化和职业化写作伤害的最有效的方式，漫游让他的写作与那些想象民间的写作之间划开了一道鸿沟。与此同时，他赞美民间的苍茫与混沌，颂扬民间热辣活泼的不驯顺的生命热力，但并不以为这是可以豁免民间藏污纳垢的理由，事实上他也从未搁置对民间之恶的揭示和批判——把张炜的民间简略成浪漫的乡愁或野地的生趣显然是失当的。

同样，我们也应当小心在时下生态写作的浪潮里，对张炜写作呈现出的生态伦理观念的简单追认。的确，他二十年前在《寻找野地》等作品中对大地之灵踪的追觅放之今日依旧是不可掩其光彩的，而他笔下还有那么多多姿多彩、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有那么多对自然魅性的倾心书写，但仅以生态立场来解读他的这些作品是远远不够的。他写有情的生灵万物，写悲悯的山河大地，会让人想起《猎人笔记》《鱼王》《白鲸》《草原》《白轮船》，也会让人想起楚辞和诗经里那些精魂不散的草木花树，他以对自然的敬畏尝试建立连接“宇宙的神性”的可能。而且他并没有像很多生态写作者习惯的那样，因为要质疑人类中心主义的僭妄，便把人排除在自然万有之外，在他笔下，我们总能找到一个辽远的人，一个因为自然而获得性灵延展的人，用里尔克的话说，这是一个“沉潜在万物的伟大的静息中”的人，他“不再是在他的同类中保持平衡的伙伴，也不再是那样的人，为了他而有晨昏和远近。他有如一个物置身于万物之中，无限地单独，一切物与人的结合都退至共同的深处，那里浸润着一切生长者的根”。某种意义上说，张炜文学世界的开阔和深邃来源于他对自然理解的开阔和深邃，来自于他作为野地之子深扎在大地中的根须。

阅读张炜的难度即在于习惯妥协和随顺的我们与一颗灼热的、忧虑的、高远的心灵对话的难度。“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这是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传》的结尾部分谈到的，阅读张炜，我们会有庶几近似的感受。

后记

时间流动消逝的速度总比人原来预想的要快许多。好像只是前不久才写完了《古船》，而关于它的那些热烈争论，也像是刚刚消停。

可惜一晃就是十年，那一切的确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一个人的旺盛写作期，到底有多少个“十年”呢？

今天再来回顾《古船》一书的写作、关于它的争执，已无太多必要。因为该说的都在这部书的两个发言记录、在一次答记者问和一篇海外版后记中说过了。余在今天的，仅是一些怀念和感慨。

至今仍有人直率而热情地告诉我：在我的所有作品中，他最喜欢的还是《古船》。这等于说，依照他的尺度，至少是在这十年里我没有写出过比《古船》更能打动他的东西。这种结论对我来说是悲是喜？是该忧虑恐惧还是欣悦笃定？大概都有一点。这新的十年里我写下了不止一部长篇和十几部中篇，出版了许多本短篇小说集和散文文论集。这其中甚至包括了获得国内一个重要文学奖项、被许多人激赏过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

但是这十年中，我何曾像写《古船》时，生命中拥有过那许多许多……

我在自我总结时也会认为，自己这十年来的写作尚为努力，几乎是全力以赴的、自谦自信和永不满足的。我不敢荒废光阴，不曾停止学习，更没有沾沾自喜；我一直把创作当成心灵的至高要求，同时又化为不间断的劳作。我的思悟变得较前深阔，技艺变得较前成熟，视野也变得较前展放，情感也愈加成熟……除此而外，我还未敢丧失专注的目光。我想让生命的具体和连续，留下其色泽与声音——它们会是渐变的、不同的。但问题是它们之间尚可以比较。

我于是自问：十年中，有写作《古船》时那样紧绷的心弦、青春的洁净、执拗的勇力、奔涌的热情吗？

如果它们哪怕是稍稍减弱了一点点，那么任何其他的优长都难以给予补偿和成全了。它们在潜隐、凸显、交织、催发，并化为巨大的内在张力，影响生命一般的写作。

作品的质地不同。这种质地决定它命运中的一切，最终决定着。

于是，正如我以前所说过的，尽管《古船》必然地保留了那个年纪的艺术和思想的残缺，但崐崐却被更为重要的东西所弥补和援助了。

我今天有理由认为，《古船》是我对青春的礼赞和纪念。

回头再看它引发的所有责难、非难，莫名其妙的攻讦，也都是非常正常和可以理解的了。如果没有这些，倒是一件憾事。对应真正的礼赞和纪念的，必有其他。  在越来越变得职业化的“文学界”内，也许我的结论不会被更多的人所理解。但永恒的时间和川流不息的读者会理解。这正不断地给予证明。时下一个写作者遇到了更为沉重的压迫：世俗的竞争、文化消费品的包围。他们不得不在写作中寻找组合的诀窍、操作的特技，以及种种被认可的快意……因为合此便难以“生存”。所以在此刻再谈论所谓的“生命的投入”“青春的激情”，不仅远离时尚，而且有点“奢侈”。

好像以生命相抵的文学只属于没有生存之忧的人；只属于既得的成功者。而仍旧在拼争和进取者，已经不必择路了，因为出路只有一条：跟随潮流，走入职业。作品不需要作者的感动，“感动”只不过在是一种设计，是套路之中的一环而已……

可叹的、具有残酷意味的是，文学的历史与心灵的历史是吻合的。它会毫不留情地否决一切乖巧和苟且。它会给写作者一个完全相反的、无情的回答。

因此我才那么感谢围绕《古船》，时间和读者所给予我的全部恩惠。它使我更加坚定一种选择、一种信念。它使我珍惜那些往往被一个作者所忽略了的东西。我会倍加珍惜的。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秋天寂寥的枝叶在微风中轻轻自语，我又走到了南郊的山上。在灌木丛中，我不由自主地寻找着撰写《古船))时住过的那间破败小屋——我希望它还存在。是的，它还在那儿。只不过这个喧哗而空洞的秋天，它看上去显得比往日更小、更破旧也更寒冷。

我在它的面前久久站立。后来我从窗缝往里探望。里面黑洞洞，什么也看不见。显然它完全被废弃，变为了山中的一个多余。只有我心里知道它曾使我得以安宁，曾极大地帮助了我。秋叶纷纷落下，落在我的头上、肩上。从这儿往前，再继续走，就可以出山。我记得那也是一个深秋，我锁上这间小屋，一直走到了东部半岛。当时《古船》单行本刚刚出版不久。

记得《古船》发表的当月，在济南南郊宾馆由几家报刊的文学单位联合召开了讨论会。在那个会上，我不像后来那么冷静。我说得比较多，反驳时比较动情。那次发言根据录音整理出来，但未在刊物上发表，只收入了一个文论单行本，后来《古船》再版时又收作附录。

北京的《古船》讨论会发言比济南的简短，但也比如今见到的记录整理稿长得多。这篇短短的记录稿后来不止一次被报刊引用。

“关于《古船》答记者问”是比较晚的了。它是一个杂志发表《时代风云与古船沉浮》时，记者的一次专门采访。这份杂志差不多拿出了一个专号的版面刊出了一部长长的文稿，并配有多幅照片，主要是在大学内发行。因为时间过去了许久，很多问题也就可以畅谈了，所以我在那次采访时较少顾忌和回避。

繁体字版的后记写得短小，因为它离国内单行本的出版时间太近，许多当时应说的话已说完。那篇小文中，我写出了自己对一些陌生读者的期望——当时我完全没有信心也没有把握，不太相信一些与我们大陆有完全不同经历和心情的海外读者，会受到此书的感动。

结果令人欣慰，他们同样地感动。两三年内，海外就出了不同的版本，并多次再版和连载。可见我们有差不多的血脉在联结。

我在“文学周”期间与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的对话录，发表时间与《古船》的出版间隔了七八年；而且《古船》在山东方面的首发式，也在济南的大学区举行。从时间的延续中、我的文字的变化中，正可互为印证和说明。

我自认为创作是自然和必然的延长，我并无质的改变，更没有随着世俗的要求而背离什么。昨天是今天的根据，今天也会是昨天的证明。

叙事性作品与“言论”的关系，绝不像有人认为的那么对立和不同。它们仅有的一点不同只是形式上的。它们血源既同，其余即可不计。

我相信鲁迅先生的话：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

我们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像流血般地写作，这是过分的苛求吗？

是苟求，也是一种基本的要求。

我不认为作家应该或必须是一位“小说家”——这个近乎常识的理解在今天却被越来越多的文学人士混淆了。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作家“等同于”小说家。这种混淆是非常不幸的。

“小说家”可以用通俗的、叙事的形式来传递心灵的那一份爱，来播撒心灵的声音；也可以仅仅讲一些合口入耳的故事。

而作家就不同了。人们有理由要求作家综合出更多、更新的东西。所以作家是人类的发声器官，他发声，他才有美，有真，有力量，有不绝的继承。

他们善意地要求我好好做一个“小说家”，是我所不能听从的。我这儿，永远也不会将叙事作品看得一定高于其他形式的作品。因为我只尊崇人的劳动、人的灵魂。

对于一个人而言，文学绝不仅仅是被艺术化了的文字组合。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真正的作家才能提笔写出属于他自己的第一行叙事作品……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