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群所著的《中国税史品读》是一本能够调动起专业人士和广大非专业人士翻阅兴致的读物；也是一本能够为增强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正能量的读物。它的出版，对于普及中国税史知识，激发人们关心税收、理解税收、建言税收，提高全社会税收遵从度，营造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一定会起到促进作用。

打造一部雅俗共赏的作品，为弘扬中国税收历史文化做点贡献，是《中国税史品读》的创作愿景。

“世界任何事物的形成都不会一蹴而就”“事物总是在按照一定规律发展变化着”是本书的立论基础。

先人著作文献对中国税收历史的记载，是本书的推阐依据。

作者张敬群通过回顾中国四千多年的税收历史，解析中国税收这一事物的内在关系及其外部联系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调整变化，对“税收起源”“税制演进”“非税本末”“税收负担”“税收遵从”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的某些见解是以往的税史专著中很少见到甚或不曾有过的。这些新的观点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当由大家评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能够为大众读者打开一扇新的视窗，从中领略别样风采的中国税史文化。

上篇 中国税始三思

 一思中国国家的产生经过了漫长的孕育期

原始群居社会——无家无国

母系氏族社会——有家无国

父系氏族社会中的部落联盟——国家雏形

夏朝建立——国家成形

 二思“贡献”和“摊派”是中国税收的雏形

贡献——从自愿到强制

摊派——从临时到固定

两种现象并出标志税收的成形

 三思用动态税收观念看待税收起源时间问题

关于中国税收产生时间的不同观点

不同观点之间的裂痕并非不能弥合

动态税收观念是弥合分歧的良方

中国税收的“生日”只能是一个时段

中篇 中国税制演进之路——三条脉络、四个节点、五个阶段

 前言

四千多年税制路内中规律三四五

 第一个阶段——齐国“相地而衰征”前的夏商周时期

年代久远史料短古税真容未尽显

 第一个节点——齐国相地而衰征到泰国商鞅变法

变革潮流掀巨澜税收制度开新篇

 第二个阶段——商鞅变法后至曹操推行屯田制

一统天下功业倬暴敛黎民政声恶(秦朝)

敛财调节有套路税收进退经几度(汉朝)

 第二个节点——曹操的屯田制和租调制

屯田举措收效显租调税制影响远

 第三个阶段——东汉末至唐前期

农业赋税同一则工商税制稍有别(三国)

占田制度出台面九品相通得拓展(西晋)

工商杂税显繁重田租户调失公平(东晋南朝)

均田之制开先河租调之制立新则(北魏)

父子治税两相迥善良暴虐各留名(隋朝)

轻徭薄赋民安生工商无税业兴隆(唐朝前期)

 第三个节点——唐朝两税法改革

泰极否来动乱生两税法出窘境中

 第四个阶段——唐后期至鸦片战争

新课迭出盐茶榷藩镇争敛势更恶(唐朝后期)

侵农掠商征敛凶巧取豪夺恶税生(五代十国)

农业税重商税繁三次改革皆功半(宋朝)

地分三类各有制人因族群别赋役(辽国)

农业税收租赋役工商税收仿宋制(西夏)

户分正杂别待遇赋出女真按牛具(金国)

税粮科差南北异包税制度盛其时(元朝)

两册颁行治世期一条鞭出没落时(明朝)

摊丁人亩得圆满康乾盛世落日间(清朝前期)

 第四个节点——1840年至1949年

半殖民地噩梦侵关税主权落洋人(清朝后期)

军阀割据税制乱关盐税权皆丧完(北洋政府)

制度建设有创新苛捐杂税失民心(国民政府)

 第五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制演进新天地改革脚步未停滞

 跋语

以史为鉴求税是继往开来创新制

下篇 中国税史三考

 一非税本末之考

 二税收负担之考

 三税收遵从之考

附篇 中国税史三字经

 中国税史三字经

后记

众所周知，国家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的。国家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人类社会的出现到国家的建立，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考古发掘资料证实，中国人类始祖在100多万年前即已活动在中华大地上，目前所知，最早的当属生活在180万年以前的山西芮城西侯度人和生活在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从那时起到国家的建立，其间至少经历了170多万年的岁月。

人类社会出现之后，始终存在着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精神资料的生产(生活资料及生产工具的生产，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人种的繁衍及婚姻家庭形式的发展)，社会制度受这两种生产的制约。

从社会发展顺序看，是先有家而后有国，家是由血缘关系构成的，而国则是由无数的家(人)和群体构成的。其过程是先由原始群居社会发展到母系氏族社会，再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最终衍化到有国家出现的文明社会。

让我们打一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喻：国家的形成过程就像自然界中蝴蝶的一生那样，要经过“卵期”“幼虫期”“蛹期”，最后才能羽化成蝶，翩翩飞舞在这个世界之上。

原始群居社会——无家无国

中国人类社会的原始群居时代，在距今约两百万年到二三十万年以前。目前已经发现的群居时代的中国古人类遗址有：云南元谋人遗址、山西芮城西侯度文化遗址、河北阳原小长梁文化遗址、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陕西蓝田人遗址、河南南阳古人类文化遗址、湖北郧县人遗址、大冶石龙头遗址、安徽和县猿人遗址、辽宁营口古人类遗址等。

群居时代生产力低下，人类开始用火，并能制造较为粗糙的石器，靠渔猎和采摘植物果实为生。在严酷的大自然环境中，经常会面临野兽的侵袭和自然灾害的威胁，时时面对饥饿与死亡。为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人们结成了“群”即所谓原始人群。其时，人们没有形成婚姻和家庭，群体之间维持着杂乱性交关系，正如《列子-汤问》中所述：“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原始群居状态下的人们“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吕氏春秋·恃君览】。这种血亲婚配的杂乱性交关系，对于原始群的稳固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阶段的生产资料是公有的，人群中也没有首领，通常是身强力壮、勇猛彪悍的人在围猎、采集、保卫领地等活动中起着带头人作用，而这种带头人既非选举产生，也非按辈排定，而是经过体力角逐后自然形成的。

显然，在原始群居社会中，连家庭都没有出现，更谈不上政治制度、官僚体系、军队、监狱和刑法这些国家要素事物的出现。假若以蝴蝶的一生来比喻国家的形成过程，原始群居社会只能是国家这只“蝴蝶”的“卵期”。由于“蝶”与“卵”的差别实在太大——一个是色彩艳丽而飞舞翩跹；一个是色彩单调而静若沙粒——故而此间根本看不出国家这个事物的一点影子。

母系氏族社会——有家无国

距今约十至二三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人类社会由原始群居阶段进入母系氏族社会。

P3-P4

马克思说过：“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就是捐税。”美国学者霍姆斯说过：”税收是文明的对价。”中国的黎民百姓则是代代口传着一句朴素的箴言：“皇粮国税，自古有之。”

中国的税收自虞夏产生以来，业已经历了四千多年的岁月，一直在人们褒赫誉的不同评价和爱恨情仇的迥异目光中存续着。它有时像天使：促成社会繁荣、百姓安康；有时像恶魔，搅得国家动荡，民不聊生。但无论任何时候，它总是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不仅充任着喂养政府的奶娘，而且担当了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职责。进而言之，税收还时时刻刻与千家万户、所有民众的日常生活发生着密切联系——细思之，无论是百姓的衣食住行，还是婚丧嫁娶，哪一项开销能够摆脱与税收的瓜葛——这也正是美国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富兰克林先生说出“人的一生有两件事不可避免：死亡和纳税”这句话的缘由所在。

毋容置疑，中国税收历史乃是整个中国历史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文献中，从不鲜见税收活动的记录。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过：“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以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钱先生的话提示我们：探索既往，把握历史脉搏，对于我们认知乃至改造当今的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指导意义。今天，我们之所以研究中国税收的历史，就是因为，它对帮助、促进现在的税收事业发展，有着以下重要作用：

首先，税史是镜子。先人们税收实践的得与失为后人提供了借鉴——借其得以求税是，鉴其失以避覆辙。

其次，税史是宝库。在这个宝库中，极其丰富地蕴藏着治税理念、赋税措施、典章制度，其中不乏至今仍然熠熠生辉者，完全可以古为今用。

最后，税史是基石。它让我们得以站在中国四千多年厚重的税收文化积淀的基础上，稳定脚跟，开拓视野，立足中国国情实际，借鉴世界先进理念，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制度的新体系，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事业的新局面。

然而，相当多的人对于研究中国税收历史并不感兴趣。之所以如此，可能是有人认为税收这个事物自古以来都是令人爱恨交加、毁誉不一而心生芥蒂；可能是有人认为税收史书内容浩繁、文辞艰涩而不愿问津；也可能是有人认为研究税史乃专业人员之责，事不关己而高高挂起。但客观地说，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适合广大民众阅读的税史著作不多——古代文献中的税史记载不仅零散，而且皆为文言文，现代人不容易读；现代税史著作往往专业性太强，外行人不乐意看。  基于上述，江苏省税务学会编撰了《中国税史品读》一书，意在顺应大众读者之需求，致力税收知识之普及，以史为鉴，剥古酬今，总结先人们的治税经验，汲取历史上的治税教训，为社会主义税收事业服务。

执笔此书的张敬群同志，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数十年来，他锲而不舍地品读税史知识，撰写并发表了许多有关税史问题的文章。敬群同志自2009年从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的位置退下来之后，一来摆脱了行政事务，二来加入了税务学会，且又担任了中国税务学会税收学术研究委员会税史研究部总召集人一职，这就使得他所热爱的税史研究工作既完备了条件，又增添了动力。于是，他更加积极努力、乐此不疲。近几年来，寝馈其中，笔耕不辍，收获颇丰。2014年，中国税务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话》编辑委员会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三家联合出版的“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税收史话》，就是由他执笔撰写的。

敬群同志将《中国税史品读》书稿送来之后，我认真翻阅了一遍，总体感觉：这是一本用心之作，也是一本因学术性与普及性二者兼备而值得一读的专著。

从学术性上说。第一，本书四大部分之内容既各有侧重，又共为一体，严肃认真地回顾了中国税收这一事物从孕育到出生、从幼稚到成熟、从远古到现代的全部历史概况——“中国税始三思”回顾了中国税收的初始阶段；“中国税制演进之路”回顾了中国税制自问世以来四千多年的演进过程；“中国税史三考”回顾了中国税收三个重点问题的历史表现；“中国税史三字经”则是用简洁的语言，对全部中国税史予以了高度概括。第二，本书并非只是单纯地回顾中国税收的历史，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解读税史，通过对税收史实的归纳梳理、对比分析，从中总结出了中国税收发展的某些规律。第三，本书在中国税史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是作者秉承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潜心品读中国税收这一事物的内在关系及其外部联系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调整变化所获得的感悟。其中的某些见解是以往的税史专著中很少见到甚或不曾有过的。比如：“中国税始三思”中关于“贡献与摊派是中国税收之雏形”的说法；“中国税制演进之路”中关于将中国税制的历史演进规律总结为“三条脉络、四个节点、五个阶段”的观点；“中国税史三考”中关于对“非税本末”“税收负担”“税收遵从”这三个问题之来龙去脉的追溯和解析。

从普及性上说。“中国税始三思”以蝴蝶的一生为喻，深入浅出地诠释了中国国家和税收的孕育、产生过程，内容生动，通俗易懂；“中国税制演进之路”借用章回小说的手法，用个性鲜明的标题彰显各个朝代的税制特色，既能让读者眼前一亮而兴致顿增，又便于人们进行选择性阅读；“中国税史三考”则通过列举广大民众并不陌生的许多故事来揭示“非税本末”“税收负担”“税收遵从”三个问题的历史由来及其是非曲直，并联系实际指出了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和理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建议；而“中国税史三字经”，则是运用了《三字经》这种古老且为国人喜闻乐见的体裁，本着“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经不断时代脉络、纬不缺税事要项”的原则，将中国税收四千多年的历史演进轨迹，像创作写意画那样粗线条地勾勒出来。读之朗朗上口，掩卷不乏余味，或将更能激起广大读者的兴趣。总而言之，对帮助广大读者了解中国税收历史知识、认识中国税收事物本质来说，本书不啻为一份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科普宣传读物。

综上所述，应当有理由相信：《中国税史品读》是一本能够调动起专业人士和广大非专业人士翻阅兴致的读物；也是一本能够为增强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正能量的读物。它的出版，对于普及中国税史知识，激发人们关心税收、理解税收、建言税收，提高全社会税收遵从度，营造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一定会起到促进作用。

诚然，限于作者自身原因，读史或有疏漏，品史或有偏颇。恳请各位专家、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为专著作序，本是十分严肃的事，务请学识深、职务高的人为之方好，于我是万万不适宜的，故婉词再三，然敬群同志讲：相识久，情谊深是为首选，可以为之!如此，倒无法推辞了。

是为序。

《中国税史品读》一书终于得以付梓，作为该书主笔的我，自然是感到十分欣慰。

实际上，为此而感到欣慰的不单单只是我，应当还有为此书的问世建言献策、提供帮助的各位兄弟和朋友。

一位是国家税务总局原党组成员、人事司长，现任中国税务学会常务副会长的董志林兄。董兄与我年龄相仿，长不足一岁，且皆为“老三届”中的同届学生，相识二十余年来，董兄一直在我的上级机关工作，逐渐相知而为至友，相互之间颇多共同语言。五六年前，我们二人先后从行政岗位退下来进入税务学会工作，他在中国税务学会任常务副会长，同时兼任中国税务学会税收学术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我在江苏省税务学会任常务副会长，同时忝列中国税务学会税收学术研究委员会税史研究部总召集人之位。几年来，董兄对税史研究工作情深一往，关注有加。但凡税史研究部的活动，他都会尽量参加，并总能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这本《中国税史品读》就是在他的关注之下完成的。两年前，我刚写成不足两万字的《中国税制历史演进之路的“三四五”规律》文稿后，即交于他征求意见；之后，我又陆续撰写了几篇文章，也都一一送他审阅。其间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向他谈起，本人打算编撰一部书，专门述说品读中国税史之后的感受，对此，他给了我热情鼓励，并一直关注着此事的进展。在四篇文章全部完稿合成本书后，我又请他为之作序，董兄虽几次推却，但终究是应允下来，于是便有了本书的序言部分。

一位是中国税务学会税收学术研究委员会学术委员、现任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的胡道新老弟。我与他相识相交十几年时间，相互之间友谊日深，见面总是交谈甚欢，并且对许多问题看法一致。作为一省国税事业的掌门人，胡老弟对税务学会工作十分关心支持，并寄予厚望，希冀学会能够成为税务行政领导的“智囊团”、“参谋部”、“点子库”，可惜的是我们未能做到这些。实际上，胡老弟自身就是一个学者型的领导干部，他工作阅历丰富，理论功底深厚，认识问题敏锐、分析问题中肯，多年笔耕不辍，著作成果丰硕。《中国税史三字经》一书刚刚脱稿，我便第一个交其审阅，他用热情的肯定给了我真情的鼓励。《中国税史品读》一书刚刚合成，我又第一个交给了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基于他对本书的出版十分支持，二是因为他对本书的特色饶有兴致。由是，促使本人萌生了“附庸风雅”的念头——既然陶渊明先生能够与邻居朋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本人何不与同侪兄弟“拙作共阅览，讹误相与勘”呢?

一位是中国税务学会税收学术研究委员会研究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资深编审洪刚兄。洪兄既是本书的精心审稿人，又是本书的鼎力促成者。我与他初识于去年四月份《税收史话》书稿的专家评审会【《税收史话》一书系“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中国史话》系列丛书之一。此书由中国税务学会编撰而成，也是中国税务学会税收学术研究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话》编撰委员会、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三家通力协作的结果。董志林兄自始至终地具体组织了此书的编撰工作，他亲自指定本人为该书主笔】。当时，洪兄对《税收史话》初稿提出了三四十条修改意见，无不切中其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通过较为密切的交流，本人感到获益良多，并深为洪兄造诣深厚的学识、为人谦和的品行所折服。他对于我在《税收史话》一书的结束语中，将中国税制演进的历史过程之特点归纳为“三、四、五”规律的做法颇为赞许，多次建议我照此思路撰写一部中国税制发展简史，本书中的《中国税制演进之路——三条脉络、四个节点、五个阶段》一文就是在他的鼓励下完成的。其实，《中国税史品读》书中的四篇文章，所有文字都经过了洪兄的审阅，并且有多处文字在他的指教下进行了修改。甚至，本书的公开出版也是在他积极建议下才得以实现的。

再一位是中国税务学会税收学术研究委员会学术委员、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梦涵兄。斯公久位杏坛、桃李满园、史识深邃、治学谨严。两年前，在别人的举荐牵线下，我们得以相识。两年来，我们数次相聚会议，其问又不断电讯交流。我常就有关历史问题讨教于他，总能得到热情而认真的答复。是故，我早已将他视为良师益友。去年，我将《中国税史三字经》一书呈他教正，立即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他在肯定此作创意可嘉的同时，对其中的某些文字提出了真灼的修正意见，本人全部吸收之。此后，针对中国税制演进规律的问题，他又指出：要对“人丁税”与“资产税”这一对概念进行仔细斟酌，予以明确界定，务求自圆其说，做到文思缜密。本人认真记取并努力践行之。

还有一位是担任无锡市税务学会会长的张群星老弟。我们既是共读南大的同学，又是同事多年的朋友，彼此交往不仅密切，而且随意。此君对税史研究既有一定的兴趣，也有相当的功底。本书中的文章也曾送他征求意见，他在认真看过内容之后，提出了许多修改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本人亦采纳之。

另外，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办公室的王芳同志认真审核了本书全文，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文字的修改意见；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办公室的仲卫国同志、科研所的江鹤鸣同志也都参与了本书部分内容的核稿工作；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办公室主任江武峰同志、江苏省国家税务局科研所所长孙亚华同志、江苏省税务学会秘书长胡庆生同志、副秘书长端传和同志、连云港市税务学会原秘书长韩同成同志，皆为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的事务性工作。

非赖上述诸位之力，《中国税史品读》一书的出版便绝对不会如此遂心如愿。值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最后还要说明，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税务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重点资助，在此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