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史，从一个特定角度看，也是他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关系史。泰戈尔访华之所以变成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就是因为他身前背后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彼此关系太复杂纠结了。

《泰戈尔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作者孙宜学在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历史语境下，基于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结构和人格结构的分析，梳理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关系，以真实的历史细节，还原泰戈尔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交流和情感交流。

孙宜学编著的《泰戈尔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历史语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结构和人格的分析，梳理了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关系，并以真实的历史细节，还原了泰戈尔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交流和情感交流。

从泰戈尔到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标准（代序）

雾锁泰翁皆缘君——梁启超与泰戈尔

中印友谊之桥的两岸——蔡元培与泰戈尔

从一枝独秀到一枝“毒”秀——陈独秀与泰戈尔

以佛报国空亦真——戴季陶与泰戈尔

东方两圣人——辜鸿铭与泰戈尔

始乱终弃不因情——郭沫若与泰戈尔

君子之交淡如水——胡适与泰戈尔

孔门两圣贤——梁漱溟与泰戈尔

耶稣空悲切——林语堂与泰戈尔

“撒提”东来不适应——鲁迅与泰戈尔

“矛”“盾”相击听将令——茅盾与泰戈尔

纨扇绣诗——梅兰芳与泰戈尔

从“森林”到“国家”——瞿秋白与泰戈尔

佛法无边世为岸——太虚法师与泰戈尔

诗圣精神的中国传人——谭云山与泰戈尔

私淑诗哲爱为真——王统照与泰戈尔

白马赠翁开新风——徐悲鸿与泰戈尔

中国儿子“素思玛”——徐志摩与泰戈尔

“玄学鬼”缠上泰戈尔——张君劢与泰戈尔

中国传播泰戈尔第一人——郑振铎与泰戈尔

中国青年之友与敌——周作人与泰戈尔

中国的泰戈尔追悼会

附录

 诗人之爱与政治家之谋——蒋介石与泰戈尔

 末代皇帝的印度时光——溥仪与泰戈尔

 乡村自治难移植——阎锡山与泰戈尔

后记

一枝“毒”秀批泰翁

《青年杂志》时代的陈独秀是一位启蒙者，之前的陈独秀则是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者，上海暗杀团、岳王团、辛亥革命等，他逐一切实参与，但辛亥革命后换汤不换药的现实让他对政治革命感到失望。于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经典转变方式也在其身上应验：欲革命，必先启蒙，才不会再出现“人血馒头”式的悲剧，而启蒙之关键，在于先“救救孩子”，必先从青年人手，于是他才起意创办《青年杂志》，而《青年杂志》（1卷第1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敬告青年》，泰戈尔的名字赫然在列。而第二篇文章，则是《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两篇文章纵论古今中西，虽然泰戈尔只是陪衬，甚至是反面典型，但其中包含的一些观点，在后来陈独秀激烈批判泰戈尔时，都发扬光大了。

关于东西方文明问题。陈独秀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认为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中国要进步，就须接受西方文明，摒弃中国传统文化。何为西方文明？《敬告青年》中列举了人权、平等、进化论、科学等。而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他则明确提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日人权说，一日生物进化论，一日社会主义，是也。”这与陈独秀所精炼概括的西方文明的精粹即“德先生”与“赛先生”相比，明显混乱。

引进西方思想的第一步当然就是翻译。《新青年》亦因此而颇重视翻译。而文学，在陈独秀看来，则是启发民智，传播启蒙思想的有效工具，因为西方大文豪之大，在他看来，“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鉴于此，《新青年》从创刊之初，就重视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翻译。陈独秀则连续发表介绍西方文学的文章，将左拉、龚古尔兄弟、福楼拜、都德、屠格涅夫、莫泊桑、托尔斯泰、左拉、易卜生、屠格涅夫、王尔德、梅特林克等介绍给国人，同时也身体力行，翻译了泰戈尔的《赞歌》，虽然似乎说明不了他对泰戈尔有多少了解，但他看重泰戈尔的诗名，尤其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与他的“大文豪”概念也是相通的。除此之外，他还动员胡适、刘半农等翻译西方文学作品，而刘半农之所以成为中国泰戈尔翻译者第二人，则直接受陈独秀影响（他翻译了泰戈尔《新月集》中的两首诗：《恶邮差》和《著作资格》；其“译诗十九首”则包括泰戈尔的《新月集》中的《海滨》五首和《同情》两首）。

相较于对西方文化的热情介绍，从“五四”开始，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国粹和东方文化一直持激烈批判态度，视之为国之妖孽，精神鸦片，是阻滞中国现代化的中国封建文化势力的保护伞。在新旧文化问题上，陈独秀从不含糊、从不骑墙，历来旗帜鲜明：那就是身先士卒，冲锋、冲锋、再冲锋！

陈独秀是其中一个最早将泰戈尔介绍到中国的人，也是批判泰戈尔最不遗余力，批判文章写得最多的人。这种前后态度的变化，与陈独秀前后身份不同有关。介绍泰戈尔时，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反对泰戈尔时，他已成为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政治批判标准代替了文学批评标准。早在泰戈尔来华之前的三月份，陈独秀就拟在《中国青年》上出一期反对泰戈尔的特号，后因故未果。泰戈尔来华之后，陈独秀频繁地在政治性刊物《中国青年》、《向导》上发表一系列批评泰戈尔的文章，对泰戈尔发起连续、猛烈的轰击，犹如再现了当时只手打倒孔家店时的风采。他从反封建、反传统的立场，批评泰戈尔是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说他只是“多放莠言乱我恩想界”，只会导致中国社会的落后与挨打；而他抨击科学及物质文明，奢谈精神文化，无异于劝人“何不食肉糜”的昏君，和“牧师们劝工人‘向上帝求心灵的安慰胜过向厂主做物质的争求’同样混帐，象这样颠倒乖乱，简直是个糊涂虫，还配谈什么‘爱”。因而他不客气地对泰戈尔说：“太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的不得了呵！”陈独秀在这里所说的“老少人妖”，实际上所指的就是东西文化论争中的文化保守派，其主要代表除梁启超外，还有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等。陈独秀对泰戈尔的批评很多可以说是信口开河，具体联系，言辞也越来越激烈，政治色彩昭然若揭，即使在一些本与泰戈尔无关的文章中，也不忘顺手把泰戈尔捎上几句；甚至在泰戈尔早已离开中国的6月，他仍然写了《诗人却不爱谈诗》、《太戈尔与金钱主义》，挖苦泰戈尔虽然自称为诗人，到中国后却始终不谈诗；虽然时时辩白自己反对物质主义，却始终不曾放弃物质的享受。

P23－25

从泰戈尔到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标准（代序）

陈思和

今天的会议主持者指定我讲这个题目，其实，什么叫“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标准”？好像在我的印象中，是没有的。据我所知，好像诺贝尔文学奖的任何一个评委都没有设定过针对东方作家的“东方标准”。我记得马悦然先生有一次在复旦的演讲中说过：“我们只是把奖给一个好作家，从来没有考虑过（其实是考虑过的——引者按）给一个什么国家的作家。”那么，按照这个说法，就不存在东方标准和西方标准，它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文学标准。但恐怕实际上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曾经有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萨特，他拒绝去领奖。当年他说过一句话，好像是：这个奖是给西方的作家和东方的叛徒，具体是什么意思我也记不得了。但这个概念很令人费解，“东方”也许不是指亚洲，而是指社会主义阵营，那么，究竟是指文化的叛徒还是政治的叛徒？或是体制的叛徒？萨特也没有明确界定。

有一个英国人，在1913年泰戈尔获奖后，写评论夸奖泰戈尔，说他是作为英国人获奖的。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是泰戈尔的英文非常好，好到让人搞不清楚他是不是英国人。他们认为泰戈尔的英文水平就像英国人一样，足以体现英国人对印度的统治是如此深入，已经可以使得一个殖民地的作家能用宗主国的语言来写诗，甚至连宗主国的人们都分不清他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我想，这其中还是有点标准的，我们马上就想起了莫言得奖后，很多汉学家和研究者都说，莫言得奖是葛浩文、还有其他翻译家翻译得好。前几天我在香港开会，和顾彬在一起，顾彬也说：“莫言得奖其实是葛浩文得奖。没有葛浩文的翻译，莫言是得不了奖的。”这和那位夸奖泰戈尔英文好的英国评论家的意思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西方人眼里，得奖的是“英文“的泰戈尔和莫言，而不是印度的泰戈尔或是中国的莫言。这样看来，在潜意识里，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有一个标准的——首先他得是一个英语作家，或是一个瑞典文的作家，很多人说莫言得奖是因为葛浩文在翻译时把作品都改了，改成外国人看得懂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里是有一个潜在的东方标准的，这个标准未必讲得清楚，但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只能从这两个作家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们本身是什么样的，以及世界是如何看他们的，来判断东西方是如何评价他们的，以及这些评价基本依据一种什么标准。通过这些获奖作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在西方人眼里他们为什么可以得奖。

但我自己对这个“东方标准”是很怀疑的。东方文化是否具有世界意义，其实我也有点怀疑。世界就是我们生活的地球村，在这个地球村里，所有的种族，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按照这样来理解，我们中国的作家，即便不得奖，他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如果说这个世界的文学缺少了中国，缺少了印度，缺少了四分之一人口的阅读，这个世界文学成了什么？但问题是，我们现在都不愿意这样来思考，我们觉得在欧洲得了奖才是走向世界，好像我们永远在世界外头。这种所谓的“走向世界”观点，我认为对整个地球以及世界人类的文化是不公正的。过去，我在讨论世界性因素的时候一直强调：我不认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由于得奖才进入世界视野，每一个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人，无论什么宗教民族的文学都是具有世界性的，这其中只是一个交流的问题，有的交流得比较频繁，有的交流得比较少，但它仍然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但现在我们做不到，我们心目中的世界就是欧洲。举个例子，我们中国的富翁，像陈光标这样的，让他设一个陈光标奖，我们奖给一个美国诗人或英国诗人，让他到北京去领奖，或者到上海，到山东去领奖，这个拿了几百万奖金的诗人会不会说：“我现在走人世界了”。我想他不会这样说。我认为这个世界存在着某种不正常的秩序，还是有圈里圈外的，有上只角和下只角之分。

“从泰戈尔到莫言”这个说法也挺有意思。如果就是泰戈尔和莫言，那么就是两个人，但是从泰戈尔到莫言，那么就有五、六个人，还有刚才提到的日本作家、以色列作家，亚洲分东亚和西亚，我们讲的不是波斯文明或是犹太文明，而是东亚文明，是从泰戈尔，到川端康成，再到大江健三郎，还有一个身份暖昧的中国人高行健，然后才是莫言，严格的说，只有莫言是具有中国国籍的诺贝尔奖得主。因为我们现在掩耳盗铃不承认高行健是中国人，其实我们都读过他的作品，毫无问题是属于中国的。从这一批东亚人和欧洲的关系，或者是欧洲人如何理解东亚人，我想讲的是三个方面，首先是文化的问题，再者是政治的问题，最后是理想的问题，这三者都不是文学的问题。文学是语言构成的，如果他们不懂中文的话，很难谈文学。

首先是文化的问题，尽管泰戈尔得奖的时候，有人称赞他英文好得和英国人一样，但我想泰戈尔自己是很明白自己身份的。他是一个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东方人，所以当泰戈尔得奖后，他到苏联去访问，他第一句话就说：“我是来自于英国治理下的臣民”。但是他访问中国、日本的时候就不是这样态度。他说是以一个东方文化的代表来寻找自己的亲人兄弟。当泰戈尔拿了这个奖，面对西方的时候，他希望人家把他看成是一个东方文化的代表。印度当时被英国殖民，它的文化已经失散了，所以他跑到中国、日本来寻找东方文化的知音。

泰戈尔得奖后，1921年在美国同当时还是学生的冯友兰有一次对话，冯友兰当时就问他：“你怎么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泰戈尔回答：“很难说。西方文化是一个根源，从古希腊、希伯来一路走来，英国、法国、美国，它们之间的文化是同一个东西。而东方文化则不然，印度有印度的根，中国有中国的根，日本有日本的根，彼此之间是没有往来的。所以泰戈尔认为他是第二个唐僧，重新来交流彼此间的文化。而且他觉得印度是被殖民的，中国是半殖民的，日本是去殖民人家的，在这三个完全不同的国家里，东方文化是怎么保留和发展的？泰戈尔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也努力进行东方文化的融合。他创办的国际大学就想在其中实现印度文化、中国文化、日本文化的大融合。我觉得泰戈尔的这个想法非常了不起，当时中国就没有人这么想。

作为一个诗人的泰戈尔，中国人相当欢迎，他的诗在中国影响非常之大。但是他来中国演讲，受到一片骂声。骂他的人主要是陈独秀、瞿秋白、沈雁冰等共产党早期的创始人。为什么这些人对泰戈尔的诗那么欢迎，如陈独秀是中国第一个翻译泰戈尔诗歌的人，发表在《新青年》上。郭沫若也说：“我是受了泰戈尔的影响才开始写诗的”，他对泰戈尔非常崇拜。可是，当泰戈尔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激烈地抵制泰戈尔，甚至想把泰戈尔赶回印度去。因为，泰戈尔讲的东方文化在当时中国是不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所认同的。他们认为这种文化就是封建专制的文化，是已经丧失生命活力的文化，当时陈独秀也好、瞿秋白也好，甚至是胡适这一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对泰戈尔的理念都不认同。所以，泰戈尔跑来中国找亲人、兄弟，却没有找到，他们都不认同他。但是，如果今天泰戈尔来到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一定是把他看成是东方文化的象征，像传统的儒家、道家等“国学”代表都会愿意接受他。因为今天的中国和印度都已经不是受压迫的国家了。但我还是表示怀疑，其实“五四”对中华文化的反省在今天是受到抵制的，现在人们习惯于贬低“五四”的新传统，认为这是全盘西化，是反传统的。我是受到“五四”文化教育的，在这个立场上，我想重新发现我们的东方文化到底是什么？

其实，鲁迅这样的现代作家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做这样的工作，尤其是莫言。莫言是不讲老庄孔孟的，他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但你不能说奠言没文化，他是有文化的，他的文化就是深深扎根在中国社会底层老百姓中的文化。以他的《生死疲劳》为例。《生死疲劳》讲一个地主被枪毙，地主心里不服，他到阎王那里去告状，我没有罪为什么要枪毙我，阎王说你要告状就罚你做驴，做驴死了还要告状，就变牛，做牛死了再告状就变猪，变猪了还要告状就变狗，狗死了，阎王问他还要告状吗，他说不告了。阎王说，不告了我就让你再做一次猴子然后就可以做人。最后他做了一次猴子后投了人胎，又做人了。表面上看，这部小说里的阎王和人世问的领导人相勾结，要对死亡者进行思想改造。但读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人经历了六道轮回后，他投人胎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故事，从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那天讲起……，而这也是这本书的第一句话。此时我突然感到，这就是民间那种坚忍不拔的追求真理，追求真相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聊斋》中的席方平的诉讼精神。所以，莫言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东方文化和当年泰戈尔所说的东方文化，或者与我们今天弘扬的国学——什么儒家道家完全不一样了。莫言所说的东方文化真正是与我们人民大众联系在一起的不断反抗专制、追求自由民主的文化，这才是我们东方真正的文明。由于东方国家长期受到西方文化的压迫，我们也已经习惯说东方文化是温良恭俭的，是仁义道德的，而我们真正的文化反而都看不见了。而莫言正是向全世界揭示了这样一种文化。

以上是2013年6月1日我在同济大学举办的“从泰戈尔到莫言：百年东方文化的世界意义”研讨会上的即兴发言，原打算从文化、政治、理想三个方面来讨论中西文化撞击下的东方文化百年的自身演变。因为发言时间限制，第一个问题还没有讲完就到时间了。后来会议要出版论文集，我就换了一篇其他文章递交过去，而这篇讲话开了头就没有写下去。难得孙宜学细心，让同学根据录音整理出来，他的近著是讨论中国现代作家与泰戈尔的关系，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他希望我这篇未完成的讲话稿能够作为他的近著的序言。我本来是应该写完这篇文章才交出去的，但是我最近手头正在忙于校订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英译工作，无法静下心来讨论泰戈尔与莫言的题目，而宜学的书稿也出版在即，只能如此草率地从命作为代序。特此说明。

2014年7月27日修订于鱼焦了斋

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史，从一个特定角度看，也是他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关系史。泰戈尔访华之所以变成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就是因为他身前背后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彼此关系太复杂纠结了。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就想写一系列文章，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历史语境下，基于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结构和人格结构的分析，梳理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关系，以真实的历史细节，还原泰戈尔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交流和情感交流。一般是想法越好，做起来越难，这件事亦然。但蚂蚁啃骨头，虽然不可能完全消化，但大小总能啃出一个洞来。这些年就这样断断续续写着，迄今已十余年。特别感谢《书屋》杂志的刘文华老师，他一直支持着我的这个计划，并在《书屋》上先后发表了其中的一些文章，如胡适、徐志摩、林语堂、谭云山部分及“中国的泰戈尔追悼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建老师和青岛大学的侯传文老师也惠允在《南亚研究》和《东方论坛》上发表了周作人和梁启超两章；“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也先后转载了其中一些文章。就这样时忧时喜，时断时续。去年我和同事们在同济大学筹办了“从泰戈尔到莫言：百年东方文化的世界意义”会议，会上会后，诸多前辈因此给我很多鼓励和鞭策，期间又因先后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百年东方文化民族化与世界化的冲突与融合：以泰戈尔与中国为例”，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泰戈尔学建构关键问题研究”，这又给了我巨大压力，终不得不下决心，集中精力做这件事。于是一方面修改了旧文，又新写了一些内容，也畏难而弃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内容，如冰心、张闻天、闻一多、沈泽民、林徽因、蒋百里、瞿世英等与泰戈尔的关系，都是值得写的，很是遗憾。希望以后有时间再续写这本可能永远写不完的泰戈尔吧。  感谢恩师陈思和教授，他领我走上研究泰戈尔之路，又推着我一直往前走。我请他赐序，发短信只说了一个理由：1998年您带我去河南大学开会，让我编“泰戈尔在中国”，为我研究泰戈尔之始，陆陆续续十几年了。陈老师看到我的短信，肯定是一笑而允。果然!

感谢我的家人默认我的固执，在浮躁的时代给我营造一份宁静，让我安心做这件只能带来精神愉悦的工作。尤其是辛苦备战高考的女儿，以她的努力和自信鼓励着我。我知道，我并未能给她提供多少智力上的支持和激发，而她给我的快乐和激励，却是实实在在的。此时眼前似乎出现了她坚定前行的身影，虽然我心感失落，但这背影，于我仍是支撑。谢谢女儿。

泰戈尔带给我的，显然不仅仅是几篇文章，几本书。

感谢一切因泰戈尔结缘的人与事。

2014年7月25日，京沪“和谐”之途

7月28日，沪上“一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