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紧张繁忙的深圳，我不断地回望花屋场，这个生养我的村庄，在岁月更替中渐渐虚化为巴王村，虚化为一座座山里的村庄。这种回望，最初是因为你。你永远属于那个村庄。
花屋场，注定是历史链条中的一个词语。作为一个微小而不起眼的地名，它的存在因我标本性的考证，渐渐显露出历史真相和文化的力量。这种真相，属于上下五千年，连接起原本陌生的我们；这种力量，穿缀起大地上一座座城，饱含人文历史的动感与柔韧。
记忆中的一切，都已带有我虚构的冲动。为了向真实靠近，我不得不在卫星实景图上反复查看。花屋场作为一种存在，它从一个点，在鼠标的转动间收缩放大，大到看得清门前屋后的公路，西头的那棵近百年树龄的板栗树，看得到房屋周围翠绿的竹园，看得到门口屋后邻居家的房子，前后左右的农田，远近高低的苍翠山岚。而小到它们和山川大地融为一体，没有了名字，没有了地理，只是中国版图中一个透着绿意的色块。透过鼠标的滚动点击，我找到了花屋场的又一坐标，它从多维时空转换为平面的大地，和广袤江山紧紧连在一起。这个山里的村庄，尽管蛰伏在大山的褶皱之间，在大片的青山覆盖中，那些属于可耕种的土地细微到极致，也阔大到视域所及的整个世界。我时常觉得，花屋场像大地上一个凹陷的豁口，在大自然的沧海桑田中，属于海，属于森林，属于大地。而当它成为一个村庄，山坳里升起炊烟的时候，它开始拥有了自己名字，拥有了自己的血脉和肌理。
1996年，我无意爱上远古。这种爱好，起初源于对山里沟谷间一些被称为化石植物的好奇。曾经，在植物课上，我看到了银杏作为化石植物的价值，而银杏在我家周围就有好几棵，它那轻薄桃形的叶子很是好看，掉到地上的果实被我们捡了用火烤着吃，从没有被谁当作多么宝贝的东西。除了银杏，还有水杉、珙桐，一个伟岸英俊，一个超然美丽。我对于古植物的考察，就在这种肤浅的了解和联想中生成第一个疑问。我想，是否可以通过这些植物和地质积层的组合研究，确定花屋场在什么时候是海，又是在什么时候形成这一座座的山，花屋场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人类的踪迹，是古长阳人的历史演化，还是新近的千百年间因战火惨烈的迁徙？有些问题，它一旦生成，就有意无意地萦绕在脑海之中，幽灵一般，随时准备找到机会复活。
花屋场有野生的银杏，在水杉、银杉、珙桐等孑遗植物活化石之外，是否还会有一些人所不知的另外物种？我开始了资料的查找，在图书馆，在新华书店，在媒体报道的缝隙，寻找那些考古和古生代植物踪迹，浪漂浮着一颗种子，风挟裹着花粉的基因，一次大地的断裂，一次海水的涨退，一阵风的掠过，就是一种生物的衍生、一次物种的进化。当书上的植物渐渐和地上的植物叠合，我忽然发现，有一种叫做银杉的植物，与我们常在山间沟谷看到的岩杉是多么的相似！
若干年前的有天晚上，我就考古和你进行了第一次对话。我问，我们这周围的山上，岩杉树多不多？
你说，不算很多，也有不少。
那它们主要长在什么地方？
你想了想，淤沙子槽、老湾，我经常会看到。
我相信你。周围这重峦叠嶂的群山，你几乎都一座座爬过，放铁猫子，安绳索，捕获山里的獐麂兔獾，甚至还捕获过豹子。我少年的时候，曾和你揪着羊胡子草攀缘周围的一座座山，查看动物的踪迹，对于山中的一切，很有一些朦胧的印象。
我开始有意到这些地方查看。后来我发现，淤沙子槽、老湾都是背阴潮湿的地方，呈现出狭长的沟谷状地貌，表面有着一层砾石堆积，下面则是沙砾和黄土的混合。毫无疑问，这种没有棱角的沙砾，经历过微盐的长久浸渍和水的反复淘洗。我开始怀疑，很可能是因为一场数千万年前地质结构中的海相沉积，沙滩、巨石、淤泥，发生了一次渗透与融合，在后来的地壳演变中又发生了些微的坡积，才造就了如今的花屋场。这一地理构造形制，携带着地质在时间中的无数密码，它们从不发声，却从来就在。这些隐藏的密码，与若干年后，第一个族姓走进花屋场，有着某种神秘的际会。
岩杉有什么作用？我问。在我的观念中，这种树四季常青，枝干虬逸，还是一种好看的树木。
能做锄头把、刀把，现在一般也都用黄杨木了。
那它结果子吗？
结果子！你看着我说，结的果子成熟了掉在地上，被钓连子（松鼠）吃了。
松鼠对食物的选择也是在松鼠的历史中形成的，它选择岩杉的果实，或者也已有了亿万年的历史，又或者，正是在第四纪冰川期间，松鼠面对植物普遍的灭绝，已然食无可食之时，才毅然选择了这一孑遗的果实。我怀疑岩杉是一种重要的植物，要你帮我找几棵大的，最好是那种千年古树，我要用几年的时间观察它。
你说，那就挖几根回来，栽在阳沟里，天天就顺便观察了。
小的可以移栽观察，大的不行，我还要观察它开花结果的过程。我说，大一些的树，如果挖回来，根须肯定断了很多，哪怕已经开花结果了，这一折腾，几年之内是不会开花结果的。
你给我找了两棵岩杉。一棵在淤沙子槽，树上已经挂满了青翠的果子。一棵在老湾，长在杂树之间，显得比较高大，却没有结果子。两棵树之间，相距大约一公里。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隔一两天就去观察它们，果实成熟时，我将它们采摘回家，晒干，春天种进地里。我想知道，这种远古孑遗的果实是否像银杏一样，可不可以吃，有没有远古的味道，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营养价值？
带着对岩杉的疑惑，我找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始向有关专家请教。《化石》杂志的编辑提出，希望我将这种树的照片拍几张给他们。那时，我没有相机，专门找了村里的照相师傅，按我的要求拍下了岩杉树干、枝叶、它周围的生态，冲洗成照片寄去。
2002年，在国内古生物研究领域极为权威的《化石》杂志上，作为我对第四纪冰川在花屋场的存在的一种假想，我提出了自己第一个考古意义的发现：鄂西山地疑发现享誉“植物中的熊猫”美称的岩杉。这种乔木树姿优美，四季常青，当地称它为“岩杉树”，高可达十余米，耐湿抗旱，木材纹理细密。“岩杉”叶形细长而窄、对生，外表青绿色，有光泽；反面中间有一条绿脉贯穿，两边呈银白色、带状至叶梢。枝也呈对生状。八、九月间结果，外为较厚的肉质表皮，中为坚壳稍薄，独仁，呈椭圆形，大若红豆。我就此做出大胆推想：“岩杉”乃因物候变化等原因进化而成的罕有银杉的另一变种，裸子的银杉与被子的岩杉极有可能就是一胞二体。
P1-P4
我来自农村，村庄里的一切成为我在都市的记忆。这种记忆，起初是对故乡回不去的怀想，而后是对故乡的独自凝望。这种凝望不是一种单纯的怀想，却催促我不断地在村庄和城市之间徘徊。长久离开村庄后再来体察，我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惆怅、隐隐的疼痛，感到了故乡亲人们忍耐的忧伤，感到了大地上村庄的抽搐。回想起来，无论我在村庄或都市，我的幸与不幸，都凝结在村庄之上。村庄，成为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思考逻辑。
关于一座村庄，现在究竟置于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之中，它在这样时代的背景中具有怎样的三维坐标？作为城市之源，现今的村庄与城市具有如何的共生关系？当我在凝望与沉思中，关于村庄的问题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在这块埋葬着祖先、埋葬着一个民族历史的土地上，村庄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却被我们身在城市的眼睛忽略，遮蔽于繁华之下。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大多数人可以上溯到自己的爷爷或爷爷的父亲那一代的，大多数人也可以后溯到自己的孙子或曾孙那一代，那么再往上呢，再往下呢？再往上，可能已经突破了“我”的局限，进入到宏大的“我们”，这是我们借助大地和泥土可以体验的情感。而再往后，似乎已经超出了一个人的生物限定，但往后却是具有价值的追问，正如一段没有未来的历史终结，最终会淹没在时间的尘埃之中。
现代科技正深刻揭示着人的生物存在。过去我一直以为，如果没有水、空气和阳光，人类就无法存在。而事实上，人类的存在，还有一个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隐秘支撑，这就是深藏在地球内近两万公里之中的地核运动形成的磁场，这种磁场覆盖着我们，在和太阳的对弈中消融出一个宜居的时空，物化出五彩缤纷，使我们有了重力感，有了神秘的情感，有了想象和思想。我一直觉得，所谓的我们，其实是太阳和地球共生关系的产物，是神秘力量的一种存在。我们的物候存在，不同的村庄成形，不同人的个性禀赋，不同的人构成的村庄部落，以及以这些不同村庄合并建构或抽离补充而成的城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形成，最初都有着这种天地共生的自然选择，烙着大自然的历史和地质印记。因而所谓我们的村庄，小而言之是一个村落，大而言之是一座城市，宽泛一些就是一个国家，极致言之则是我们的地球。这是一个极为宏大的主题，可以囊括一切的天文地理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这是“我们”的无限性所面临的无限可能的建构，也是天地间唯一的母语。
但“我”的有限性却可见一斑。正如我在卫星图上转动鼠标对村庄进行定位，“我”实际上是“我们”的大小转换，“我”的有限性构建“我们”的无限性。对于我而言，这个“我”很长时间寄寓于村庄之中，并充满了诗性和神秘。我相信，都市中的“我”可能充满物质和快感，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大公约品性。而村庄中的诗性和神秘，或可才是“我”的魅力和味道所在。村庄里流传的纸人推磨和撒土成兵，它已经预先为我们构筑了公共信任的心理基础，明知道不是真的，依然就觉得有趣好奇。但在城市，一切似乎为科技和理性经纬，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我们很难相信那种神秘的力量。现在，村庄大量的人口向城市流动，为这种隔绝提供了打通的可能，从而使“我们”兼具有诗意和现代性。在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我感受到了村庄的虚空与疼痛，也看到了城市的喧嚣和驳杂。实际上，“我”有时候是没有独特意义的，因为“我”没有建立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对于坚持“我”的人而言，往往是被动地拖入了这场牺牲之中，对于他们而言，这也是命，命运之命。但对于自觉将“我”置于建构与世界关系的人而言，“我”有时候就是“我们”，而且“我”只有和“我们”融为一体，才能在这个日益多元复杂的逻辑中标注存在，彰显“我”的意义。延续了将近二十年的打工潮流，客观上促成了村庄这一物质成果的凋敝，却实现了加深不同层面与地域人群的交流与融合，把不同层面的“我”纳入到“我们”之中，以城市、国家、民族的姿态，寻找到了“我们”的最大公约数。
但是，最大公约数已经很是抽象。我所要书写的，也不是关于村庄的哲学化思考。五十年以后，如果我们还要触摸这个时代、这个时代里的个体，那就触摸我们吧，那就触摸我吧。然而毕竟，任何事件都是人催生的，任何人也都淹没于纷繁的事件之中。有时候，我对写人和写事的权重有些犹豫不决。在历史的洪流中，一个个极为具体的问题总是在我的心中浮现：为什么我们的村庄里那些有住房有父母的年轻人，总要毅然决然地抛妻别子到城市去过一种无房无亲无地位甚至备受歧视的生活，而且明明知道这个结果还要这么去做？虽然，少数人通过奋斗可以在城市拥有住房和户口，可以实现家人团聚，但注定大多数人不能实现，这个大多数不能的人为什么原本在家乡可以生活得不错却一定要来到城市？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推动他们进城，有没有一种力量在误导或诱惑他们？是市场经济的力量吗，那么农产品为什么就不能深度融合到市场经济？如果是市场经济，那么是谁在启动这种市场经济，为什么只在城市启动市场经济而不在农村启动这种经济？像这样的问题，很长时间困扰着我，我想也可能困扰着我们。当我把村庄和城市放在一起扫描的时候，当城市和村庄在我的视野中提升为地理上的一个点的时候，我看到了历史在人身上的这种本能冲动。所谓的明知不可为，偏向虎山行，是因为怀有一种概率性的希望，这是一种人性普遍的向善向美的力量，正是这种希望，才有了不顾式的悲壮与英勇，面对外力的蛊惑时显得尤其脆弱而凄美。这种希望，也是因为相信“我”是“我们”或“我”可以成为“我们”的希望，其实是一种主动的积极构建与世界关系的肯定行为，可能时代一定程度挟裹了他们，而在他们的内心更是滋生着经久不息的希望冲动，时代的悲剧性只好寄生在他们身上——正如战争的成果，他们牺牲了，战争胜利了，果子是别人的。但是，当我们由历史而来，将“我”穿缀在时间之上，将“我”纳入“我们”之后，这种牺牲却显现出特殊的意义。我们注定要有阳光、空气和水，注定在大气层覆盖的磁场之下，也注定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为我们所追求，却不一定为我们所有。
实际上，相对文学，我只愿意相信它对人的力量的浸润和影响，而我经常更相信科技对事物的塑造和开拓。在我的写作进入穷途末路的时候，我就拿法拉第和肖霍洛夫去比，当然这种相比在个性是不适宜的，但在对人类的贡献方面，我想也可以找到较为合适的共性。一切最大的无用，就是对人类的有用，而不是对个体的有用。现在是一个实现想象力的时代，脑中有多大的想象力，就注定生活有多大的乐趣。想象力消亡，不仅具体的人活着了无意思，这个世界也将停滞不前。在我生活的深圳，我时常和朋友们讲述2014年的两大跨时代创新：无线充电技术的应用与普及，汽车将在马路上边奔跑边充电，如同找到了一个永动机，中东因石油引发的战争也将因此落下帷幕；而另一时代成果个人飞行包，将真正实现人类婴幼时期飞翔的梦想，人类在天空的飞翔，将反过来成为鸟儿的榜样。当然，任何梦想都非人类的极限，但所有的梦想都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未来的梦想一定不同于今天。但无论如何，这个梦想是人的梦想，是我们的梦想，科技以理化的方式实现，作为生物情感的“我”和“我们”，在追随情感和思想的路途中，想象和建构的也是另一个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文学一定是走在科技之前，梦想和情感是我们的，而实现梦想则是精密的理性的他们的。这种梦想和实现之间，永远差了那么悲剧性的一拍，一个个具体的“我”，则要承载并度过这悲剧性的时刻。
从人之起源开始，从两个人的村庄开始，演绎到一座村庄、一座城市、一个城市群落，是一部人类的嬗变与递进的历史。当我们回望村庄的时候，村庄作为一种心理背景、一种山河存在，其实和城市也有着某种割舍不下的精神辐射。村庄是城市之源，而不仅仅是村庄的扩展与拼盘。我们无法想象，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了村庄，只有一座座城市坐落在群山之中，没有片刻的静谧与空寂，那是多么令人怅然的一件事情。村庄之所以得到建构，是源于人的群体性，群居成为人性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而一旦这种群居在城市实现，我们却不认识自己的邻居，不认识自己的楼上楼下，从一个熟识的状态进入到社交中心，城市里的人交往多半是在第三方完成的，把自己的家，作为类作村庄的另一个隐秘。那个社会结构最小的单元，成为城市中我们的村庄。
我时常感念于村庄之种种。在这种悲剧性的时刻，我要固执地再现传统。不是一曲挽歌，也不是无端地抵触。人的嬗变，某种程度其实是顺从大自然的运转，人的悲剧，有时候是爱的撕裂与展示。一切都是有具有对象性的。村庄的对象就是城市，男人的对象是女人，生命的对象是死亡。一切对象都在相互无限地靠近，在靠近中消解或重构。当村庄不生产粮食，村庄里的男人没有女人，我们必然要面对今天的现实世界。有时候，我并不觉得是政治力量在主导人类，一定还有比这种力量更为瑰丽的对象在主宰人事的世界。为了活着，我不得不面对城市，这个我与身挣扎沉浮的熔炉，城市里的希望与美好，这种希望与美好背后的集中与掠夺。我想，城市未必就是我们最后的归宿，大地才是，大海才是。当我将一个村庄从时代和大地上切割出来，这个村庄的时间线性就成为一种潜在背景，而让情感和理性在其间穿行，印证并回应大地带给予我的安宁。
这本写于我父亲去世之后。但我不仅仅是写给我的父亲，而是写我们的父亲，写给父辈祖辈们沉睡的大地，写给这个父系的世界。当我还在为父亲的去世肝胆俱疼的时候，我警醒着“我”不要沉湎。我写到了我、春喜、花屋场、父亲，还有一些具体的人和村庄，这是真实的现世。我还虚构了巴王村、河卡、弟弟等人事，幻化放大了你们、我们，这是一个理想的世界。所以我这本书仅仅视为一个文学作品。当我行走在大地上，我时常在关注各地的村庄，关注村庄里的人们。但是现在，我忽然有了新的发现，山里的村庄和平原的村庄还是有所不同的，不仅是散居与聚居的形态，蕴含其中的经济力量也显出很大参差。平原的村庄已经早早地进入机械化作业，渐渐进入一种与现代与集约纠结的文明族谱，而山里的村庄依然在疼痛中保留着传统和古朴，它们作为中国将近一半的山河存在，集贫困与纯美于一身，身受城市撩拨而步履蹒跚，直到现在，还有人守身如玉地决绝坚守，哪怕再也看不到一丝希冀。村庄里的人们对大地的深情，不仅悲壮地终结了一代农民，也成为一个历史的文化标本。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农民在迁移，农村还在那里。当我终于看清楚农民们进城的一系列动作之后，发现了农村那种闲适的生活却成为久居城市者心生向往之地，农村中那种好山好水好空气的自然，那种人与人间毫无戒备的淳朴，那种可以放下一切的散淡，正成为都市人可遇不可求的心仪之处。也许一座村庄最终可以回归为一片森林，但其留下的历史会成为新的传说，其景致会成为未来人安放心灵的地方。当花屋场和清江联系起来，当第一批城市游客以休闲的方式进入花屋场的农家小住的时候，我更是印证了这种期望。日渐空虚的村庄，它不过以精神的方式悬浮起来，悬浮在游子的心头，也悬浮在城市市民的长假之梦。如果是这样，村庄就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不仅仅是关涉粮食，还涉及我们对这片大地的认同。也是这第一批城市进入者，使我对村庄仍然抱有希望，我们的村庄，正经受着脱胎换骨的涅槃，它一定会不仅仅是我们的或近或远的来处，还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从城市的精密咬合中卸甲后需要的精神归宿。
本书作为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作品，在完成之际，又能得中国作协安排在鲁迅文学院进行改稿，于我是一个极好的机遇。这是一段如同我在花屋场养病种花的日子，平静而沉寂，淡然地读书写字，使我得以从纷繁中抽身而出，甚至可以关掉手机，得以重回到我们的村庄，轻轻触摸自己的心灵，静静反思自己。这本书实在写得太久，终于要以一份合同的签署来履行对中国作协、广东省委宣传部和深圳市文联的承诺时，我不由在内心感谢他们曾经给予我催促的压力，没有这些单位，可能还要拖上一些时间才能和世人见面。希望通过这本书，建立起彼此心的沟通，从而让我们更热爱脚下这片大地。
我还要郑重地感谢文学，感谢给我人生启迪的老师，感谢我们火热的生活，感谢在纷繁中阅读的读者朋友！
2015年7—8月于北京鲁迅文学院
由凌春杰著的《我们的村庄》以忧郁的文学气质，独特的文体构思，沉稳的语言风格，宏阔的时空跳转，细腻的情感描述、丰沛的家国情怀，书写鄂西山村过去和现实的生命样态，揭示出当代人与村庄被忽略的历史关联，指涉人类的心灵世界。
由凌春杰著的《我们的村庄》展开的是一对父子对城与乡血脉的追寻，叙述烟火气息四起，浪漫情调四溢，颇具艺术质地。烟火生于细致实在的生活细节，浪漫则来自深情而专注的精神寻根，是城市与村庄间的血脉和文化的相应相冲，是乡村文明的未来意义，是叙述永不变质的理想与浪漫的底色，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