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与文化（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从文化的视角上探讨了战争胜负背后的决定性因素。作者维克托·戴维斯·汉森认为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而在人的身上则体现了文化的优劣差异。作者在从民主、道义、个人主义等因素分析了交战双方文化差异性后，得出结论：西方军队始终是地球上最致命、最有杀戮效率的军事力量。尽管作者在对文化的各种因素进行的分析中，不乏西方文化优越性和对非西方文化不能全面客观解读的误解，但作者所论对于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化，解读世界战争史等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杀戮与文化（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深入检视了由古至今的9场里程碑式的战斗——读者将从兵微将寡的希腊人击败薛西斯奴隶大军的萨拉米斯战役开始阅读，体验科尔特斯对墨西哥的史诗征服，最终一直阅读到关于越战期间春节攻势的情形。通过本书，维克托·戴维斯·汉森向读者们揭示了，为何在贯穿整个历史长河的漫长年代中，西方军队始终是地球上最致命、最有杀戮效率的军事力量。

地图列表

序言

第一章 西方为何获胜

 文明的暴徒们

 战争的第一因素

 西方的理念

 西方式战争

第一部分 创造

第二章 自由——或者说“以你喜欢的方式生活”——萨拉米斯，公元前480年9月28日

 溺死的人们

 阿契美尼德王朝与自由

 希波战争与萨拉米斯的战略

 战斗

 自由

 萨拉米斯的遗产

第三章 决定性战斗——高加米拉，公元前331年10月1日

 视角

 马其顿的军事机器

 大杀四方

 决定性战斗与西方军事

第四章 公民士兵——坎尼，公元前216年8月2日

 一场夏季的屠杀

 汉尼拔的铁钳

 迦太基与西方

 罗马军团

 “全世界的统治者”公民军事体系的遗产

第二部分 延续

第五章 脚踏实地的步兵——普瓦捷，732年10月11日

 骑兵对步兵

 血肉之躯的城墙

 “铁锤查理”

 伊斯兰崛起

 黑暗时代？

 步兵、财产与公民身份

 普瓦捷与未来

第六章 技术与理性的回报——特诺奇蒂特兰，1520年6月24日～1521年8月13日

 墨西哥城之战

 阿斯特卡战争

 征服者的内心

 西班牙式理性主义

 为何卡斯蒂利亚人会获胜？

 理性与战争

第七章 市场——或资本主义的杀戮——勒班陀，1571年10月7日

 桨帆船战争

 勒班陀的神话

 欧洲与奥斯曼人

 资本主义、奥斯曼经济和伊斯兰

 战争与市场

第三部分 控制

第八章 纪律——武士不总是士兵——罗克渡口，1879年1月22～23日

 杀戮场

 帝国之路

 祖鲁的强与弱

第九章 个人主义——中途岛，1942年6月4～8日

 漂浮的地狱

 破坏者的末日

 帝国舰队出动

 西方与非西方的日本

 中途岛战场上的自发性和个人主动性

 西方战争中的个人主义

第十章 秉持异议与自我批评——春节攻势，1968年1月31日～4月6日

 针对城市的战斗

 虽胜尤败

 后果

 战争中的审查、监督与自我批评

结语 西方军事——过去与未来

 希腊的遗产

 其他战斗呢？

 西方军事文化的奇特之处

 西方战斗力的延续

 西方对决西方？

后记 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杀戮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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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索引

译后记

公元前479年8月，在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海岸进行的密卡尔战役，和普拉提亚战役同时或是几乎处于同一时期，这场战役标志着希腊势力不再只是被动防御本土，而开始向爱琴海地区扩张进攻。当然，没有萨拉米斯的胜利，密卡尔大捷也就永远不会成为可能。至于普拉提亚战役，则是一场伟大的希腊胜利，希腊联军于萨拉米斯取胜一年之后，在底比斯以南大约十英里的一个小谷地中，在战场上彻底粉碎了留在希腊的波斯陆军，这场战役的胜利标志着波斯大王的军队被彻底逐出希腊的土地。倘若没有前一年9月份的萨拉米斯大胜，以及随之而来的战略、战术优势与作战意志的提升，希腊人无疑不可能有信心继续作战，并最终在普拉提亚杀死波斯将军马尔多尼乌斯，并歼灭击溃绝大多数继续留在希腊的波斯军队。在普拉提亚奋战的波斯军队缺乏薛西斯本人亲临打气，也没有波斯无敌舰队的支持，而一部分最精锐的波斯部队，要么在萨拉米斯战役中淹死在海里，要么在海战失利之后逃回波斯本土，没有参加一年之后的决定性陆战。在战场所处的彼奥提亚，放眼东面海岸之外，没有任何舰队来支持马尔多尼乌斯的陆军——波斯战舰要么已经沉入萨拉米斯海峡的水底，要么分散向东撤走了。此外，在普拉提亚的希腊军队异常庞大——大约6万到7万重装步兵，以及更多的轻步兵，这样的兵力在希腊历史上后无来者。希罗多德相信战场上的希腊军队总数超过11万人，因此，在公元前479年夏天的普拉提亚与希腊军队对抗的波斯人，既没有萨拉米斯时的数量优势，也没有国王督战、舰队支持，作为人侵者，他们无论是从路上还是海上都难以得到有效的支援。反观自信满满的希腊人，他们涌进狭小的彼奥提亚平原，他们坚信波斯人已经因为萨拉米斯的失败而丧失士气并从阿提卡撤退，并且被他们的政治军事领袖抛弃。

一年之前，在萨拉米斯，胜负之势是多么不同——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预言胜利属于希腊是多么困难啊！雅典人将乡村与卫城的居民尽数撤离，而此时的雅典舰队足有200艘战舰，数量为希腊舰队总数的三分之二——他们宁可一战，也不愿再后退一步了。几乎所有的雅典公民都撤到了萨拉米斯岛内陆、埃伊纳岛(Aegina)或者阿戈利德半岛(Argolid)的特洛曾(Troezen)，因此，在公元前480年9月，倘若希腊联合舰队从萨罗尼克湾向南航行超过一里格（约等于3海里），那就意味着他们抛弃了阿提卡的难民，将其拱手交给薛西斯的军队——如此也就意味着雅典本身的灭亡，如果希腊人在萨拉米斯战败，雅典人将无立锥之地。“如果你们不这么做（在萨拉米斯对抗波斯人）”，地米斯托克利警告他那些来自南面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同盟者们， “那么我们雅典人就会直接离开希腊，带上所有的财产和舰队，航向意大利的西里斯(Siris)，那里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土地，而神谕也指示我们在那里建立一块殖民地。至于你们这些抛弃我们的所谓盟友，相信你们有理由记住我们所留下的话语”（希罗多德，《历史》，8.62）。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中为了自由而战，但伯罗奔尼撒诸城邦中部分精明的领导人希望推迟最终和薛西斯交战的时间，直到整个局势无法改变，而且其他所有城邦都已经把自己最后的预备队投入决战的战场为止。

P59-60

通观全书，我用“西方”这一概念来指代源自希腊与罗马的古典文明体系。在罗马帝国崩溃的过程中，这个体系幸存下来了，在之后的岁月里，古典文化被传播到欧洲的西部和北部；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在殖民扩张的岁月里，从15世纪到19世纪，西方文明延伸到美洲与澳洲，并涉足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至于现在，这个文明所秉持的理念则渗透到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等诸多领域，其影响之大，远远超过西方人口和土地面积所体现出的表象。在本书中，每一章的章节标题，都能反映出西方文化传统共通的特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国家都有着完全一样的价值观，或者西方社会的核心体系与实践在之前2500年的时间里都不曾改变过。我相信，批评家一定会对欧洲军事体系的活力、西方文明的本性提出争议，对于这类当代文化领域的讨论我并无兴趣参与，因为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西方的军事力量而非道德水准上。

因此，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东西方的差异分析上，特别是军事体系的威力方面，并将西方文明和其他源自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文明进行比较。由于分析问题时采用了较为概括的方式，读者应当注意，欧洲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广泛的不同，而东西方文化之间也并非始终处于一家独大的状态，两者之间的对立也未必始终存在。在讨论一些范围更广的话题，例如政府、宗教与经济时，我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去解释西方军事力量的来源，而不是详细阐释西方文明的基本特性及其演进过程。

因此，这本书的受众，并非那些钻研学术的专业人员。相反，我试图向普通读者提供一本能够反映西方社会战争形态的综合性书籍。这本书贯穿了西方文明2500年的发展史，并且始终关注着文明的总体走向，较之那些专注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进行基本研究的原创著作，本书与其有着本质区别。在本书的写作中，只有遇到直接引用原文的语句时，我才在正文里采用学术引用的规范方式，至于那些关乎历史事实的细节信息，则可以参考全书末尾提供的书目，其中包括一手和二手的资料来源。

在此，我需要向许多人致以谢意。感谢萨宾娜·罗宾逊和卡林·李，他们是优秀的校对人员。感谢凯瑟琳·贝克，他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军事历史专业博士生，帮助我完成了编辑和目录整理工作。再一次感谢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古典学专业的同事们，包括布鲁斯·桑顿教授，他通读了整本手稿并向我指出了大量的错误。路易斯·科斯塔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的艺术人文学院院长，在他的帮助下，我得以在最终完稿之前，对为数不少的图书馆进行访问，并及时获取了相关手稿的信息。下笔至此，我希望能够再一次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此外，关于西方式战争的理念，我也从乔弗里·帕克、约翰·基根和拜里·斯特劳斯的作品中受益良多，并在与约西亚·邦廷、艾伦·米莱特、乔弗里·帕克、约翰·林恩和罗伯特寇利的交谈中颇有所获。我要感谢查尔斯·格瑞古斯、唐纳德·卡根、约翰·希斯、史蒂文·奥兹曼特和布鲁斯·桑顿，感谢他们持续的友情付出。在过去的十年中，唐纳德·卡根和史蒂文·奥兹曼成为我的良师，使我能够更好地学习西方文明发展史的知识，在常常充满恐惧与压抑的时代里，是他们传承着西方文化遗产的火种。同时我还要感谢丽塔·阿德伍德、尼克·杰曼尼克斯、黛比·卡扎兹斯、米歇尔·麦肯纳和丽贝卡·西诺斯，谢谢他们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巨大帮助。

M.C.德雷克女士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戏剧艺术与设计专业的教授，她为我绘制了文中地图的原始版本，非常感谢她的帮助。我的文学经纪人格兰·哈特利和林·楚，和我合作的友谊已经超过十年之久，他们给了我许多其他地方无从获得的建议。在弗雷斯诺南部一个偏僻农场和嘈杂纷乱的纽约之间，他们为我建立了通信纽带。同样的，我也需要感谢双日出版社的编辑——亚当·贝洛，感谢他帮助我完成了这本书以及之前的一些作品。

我的妻子卡拉，进行了全书终稿的校对勘误工作，在这里我希望再一次感谢她的支持，并对她维持一个大家庭——包括3个子女、6条狗、7只猫、1只鸟、1只兔子外加1幢120年高龄老屋以及60英亩赔本的果树和葡萄藤种植区——所付出的辛劳，致以深深的谢意。我的三个孩子，苏珊娜、威廉和泡林，在我完成这本书时，再一次承担起农场中的许多工作，并帮助维持家庭的日常事务。

V.D.汉森

于加利福尼亚塞尔玛

2000年9月

《杀戮与文化》一书，单就选材而言，并不显得标新立异——撷取经典的历史片段并加以分析，可说是历史类书籍的常态之一。然而，在讲述了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战役之后，作者所表达的观点，却显得新颖而发人深省。

在译者看来，这并非一本有所定论的书；恰恰相反，正是这本书的出现，才引起了争论，启发了思考。

表面上，《杀戮与文化》似乎将文化与价值观视为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所在，但其背后的讨论，却着眼于文化的形成、价值观的构建，以及这些潜在因素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天平上究竟孰重孰轻。因此，这本书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文化决定论。相似的，一个历史初学者也许会将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Getms，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误读为地缘决定论的范本，而罔顾戴蒙德本人完全否认这一点的事实。

西方文明并非不可战胜，在曼兹克尔特(Manzikert，1071)，在莫哈奇(Mohacs，1526)，在奠边府(1954)，西方军队同样折戟沉沙。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冷静下来，我们依然能够发现，西方文明数千年来看似危机四伏而总能化险为夷的不断演进，以及最近几百年内的独领风骚，也是不争的事买。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西方文明自我怀疑的结果：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究竟还能持续多久？设若民族性与地理位置的划分并不能体现出西方文明的精髓，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造就了西方的成功？在这里，笔者更愿意将本书的内核，视为一种“对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再定义”。西方价值观的核心是什么？西方国家又是怎样将其化为战场上的胜利的？本书将一切的关键，归结为对内部异议的容忍与接纳、对创新改造的推崇与利用，以及对公民理念的坚守与发扬。至于这是否恰当，则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

除此之外，本书还为中国读者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西方人的视角。在海外，该书的销量和评论量都显示出，西方读者对于这样的话题颇有兴趣。墨守成规终将一事无成，面对汹涌而来的全球一体化潮流，中国读者们同样需要兼收并蓄、换位思考，才能把握住整个地球的脉搏。

本书在进行分析时，关于西方文化优越性的言论流露颇多，对非西方文化也并未做出全面客观的解读，可能引起部分读者的不适——故此希望读者能以中立、平和的心态，站在更为超脱的立场上进行阅读，在体验上或能有所改善。

（这本书）生动形象地向我们阐释了战争是如何反应和影响社会，而社会又是如何引发战争的。没有任何其他作品能像本书一样，向读者展示出一幅幅瑰丽的画卷——战争在反映文明沿革的同时，也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样貌，我们的社会亦不例外。

——《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

汉森……正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杀戮与文化）这本书会让他更加名扬四海。

——约翰·基根《John Keegarl)，《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伦敦）

维克托·戴维斯·汉森用一本通俗易懂的著作，又一次引燃了相关领域的论战。他和约翰·基根一样。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趣的战争史学家。

——让·贝泽克·爱尔希坦(Jearl BettIke Elstltairl)，《女人与战争》(Women and War)一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