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鸽舍剧场的发言
为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100周年而在老鸽舍剧场所做的这次简短发言可以被视作导言，其后我应雅克·科波的学校之约，将做6次讲座。
女士们，先生们：
几年以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寥寥无几，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第一批崇拜者是精英，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以至老鸽舍剧场今天容纳不了所有的人。我今天想首先探讨的是，为什么今天还有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杰出作品反感，因为要战胜一种不理解，最好的办法是认真对待，努力去了解它。
人们从西方逻辑出发谴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我看主要是他笔下人物的性格莫名其妙、优柔寡断，往往几乎不负责任。他们的形象因而显得古怪和疯狂。有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的不是真实的生活，而是噩梦。我认为这话完全错误，但我们暂时接受，可以像弗洛伊德那样回答说我们的梦比白日的行动更真诚，不过我们并不满足于这个回答，还是听听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话吧：“我们的梦充满了明显的荒谬和荒唐，但你们立刻接受它，几乎并不感到惊奇，即使在另一方面你们的智力发挥不同寻常的威力。”他又接着说：“为什么当你们醒来，又回到生活中时，你们几乎总是感到——有时还异常强烈地——梦在离去时带走了一个未被你们猜出的谜。梦的荒唐使你们微笑，但同时你们感到这一片荒谬中包含着一个思想，真实的思想，它是存在的，它一直存在于你们心中，你们认为在梦中找到所等待的预言……”（《白痴》卷2）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番对梦的议论，我们可以应用于他的作品，这并不是说我赞成将他的故事与某些荒谬的梦相提并论，而是当我们从他书中醒来时，我们也感到——即使理智不完全同意——他刚刚触及“属于我们真实生活”的某个隐秘点。我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某些智者以西方文化的名义拒绝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我要立刻指出，在全部西方文学里——不仅仅是法国文学——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小说讲的都是人与人的关系，感情关系或思想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社会阶级关系，但是从不，几乎从不谈个人与自我或与上帝的关系，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这最后一种关系超过其他一切关系。霍夫曼夫人写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就我所知，这是最好的一本好传记，可惜没有译过来），其中引用了一位俄国人的话，她认为这句话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感受俄罗斯灵魂的特点，我想它也能使你们更理解我的观点。这位俄国人被人责备不守时，便严肃地反驳说：“是的，生活是复杂的！有些时光要求我们去正确地体验，这比准时赴约重要得多。”在这里，个人生活比人与人的关系更为重要。你们不认为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秘密吗？它使某些人觉得他伟大而重要，使另外许多人觉得他难以忍受。
我绝对无意说西方人，法国人，完全是、彻底是只穿着社交礼服的社会生物，我们有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有《恶之花》，这些既严肃又孤独的书也是法国的，和法国文学中其他任何作品一样。但是某种类型的问题，例如焦虑、激情、关系，则似乎归于伦理学家、神学家、诗人的领域，而小说则不必过问。在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中，《路易’朗贝尔》是最不成功的，它只是独白。陀思妥耶夫斯基实现的奇迹是他的每个人物——而他创造了一大群——首先依据自己而存在，而这些有内涵的人各自带着特别的隐私，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提出极为复杂的问题。奇迹还在于，每个人物都在体验这些问题，或者应该说，这些问题依靠每个人物而存在，它们相互碰撞、相互斗争，变得通人性，然后在我们眼前奄奄一息或者胜利。
无论多么高深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也敢触及。但在这句话以后我还要立刻加一句：他从来不是抽象地谈，对他而言，思想永远是依赖个人而存在，这就导致思想永久的相对性，也导致了思想的威力。某个人想到上帝、天意、永恒的生命，只是因为他知道再过几天或再过几小时他就要死（《白痴》），另一个人（《群魔》）建立了整整一套已出现尼采萌芽的形而上学，是由于他的自杀，因为他必须在一刻钟内自杀。人们听他说话时不知道他是因为必须自杀才这样想，还是因为他这样想才必须自杀。最后，另一个人，梅什金公爵，当他的癫痫病快发作时他才产生最奇特、最绝妙的直觉。从这一点出发，暂时我只能得出这个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作为思想最丰富的小说——我原来想说书籍——从来不抽象，而是保持小说的本色，它们是我们知道的最充满生命力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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