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中，恶棍往往比其受害者更引人注目，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但是战犯在保罗·罗兰德编著的《纽伦堡审判》这部书中自始至终都是唯命是从、残酷无情、良心泯灭的平庸之辈，而其受害者则经常表现出超凡的勇气与坚毅。希望人性中的这一面在本书关于审判的描述中得以展现。写这部书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展现纳粹暴行的幸存者的勇气。这些幸存者们，其中包括像克拉拉·格林鲍姆这样的妇女，没有屈服于纳粹惨绝人寰的暴行，鼓起勇气，继续前行。

保罗·罗兰德编著的《纽伦堡审判》揭示了纽伦堡审判鲜为人知的细节，还原历史真相，让人们永记历史教训。谨以此书献给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言说明了为什么要再写一本关纽伦堡审判的书，导言回忆了当时纳粹集中营的惨状。正文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解说了审判的原因。反法西斯胜利以后，盟军欲通过审判纳粹，让德国人以及世界各国都了解纳粹发动这场战争的反人类罪的本质，以便为后人敲响警钟；第二章对战犯的主要背景和在狱中的状况进行介绍；第三章是搜集证据：盟军从纳粹办公室搜集到的堆积如山文件，同时从战犯那里也获取了大量纳粹反人道的罪证。第四章介绍审判过程，既有揭露罪证的慷慨陈词，也有战犯的消极抵赖，揭示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第五章重点写了判决结果和罪犯的反应。第六章简述对一些次要纳粹分子的审判。此书最后写了纽伦堡审判的历史意义，警戒后人牢记历史教训。

前言

导言 噩梦回放

第一章 为什么要审判纳粹？

第二章 被告众生相

第三章 搜集证据

第四章 审判纳粹

第五章 历史判决

第六章 被遗忘的审判

大法官杰克逊

我们要让世人认识到这些人是种族仇十艮、恐怖主义和暴力劫夺的活标本，是凭借强权不可一世、残暴冷酷的活标本。

——大法官杰克逊

杰克逊是担任该使命的理想人选。他坚持正义原则，对纳粹政权和那些依附希特勒的可耻暴发户深恶痛绝。合体的三件套西服让他看起来神态威严。其庄重的仪表让人油然而生敬意，与他要起诉的这些衣衫不整、神情沮丧的纳粹小官僚和邪恶平庸的纳粹头子形成鲜明对照。

1945年5月2日这一天杰克逊接受任命，杜鲁门总统决意要对战犯进行审判，不管英国人参加与否。

“我们的目标是尽快组建国际军事法庭，设定一套高效的法律程序，该法律程序将容不得推诿或拖延，但是对被告进行公平审判的传统不变。”

很难让被告和德国人相信盟军会进行公平审判，因为这些德国当权者已经剥夺了德国人公平与正义的权利长达12年，但是杰克逊决意要让审判显示道义的胜利而非强者的胜利。即使这意味着他的团队要担负“凡人重写《十诫》（以色列的先知摩西颁布的十条规定，即最初的法律条文）的重任”。

第二天丘吉尔的战时内阁开会决定同意美国的决定。他们不敢在即将召开的标志联合国成立的大会上被指责搞分歧，也不能在决胜前夕叫人发现他们反对公正审判德国战犯。

终于可以对德国战犯进行审判了。

确定法律程序

在讨论是否该审判的问题上浪费了太多时间。参加审判的各国团队负责人意识到在起诉对象和罪名等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感到很吃惊。1945年5月8日，德国军队投降后4天，在如何进行公正审判的法律程序上，盟军的四个国家都提出了各自的做法，但如何协调这些做法还没有一致的意见。

法国和苏联喜欢采用民法法系，这种法系不允许被告在法庭上作证，但在审判结束时可以为自己进行辩护陈述。英美法系（普通法系）与此相反，允许被告宣誓作证，但由法定代理人做最后陈述。

这两种法系在程序方面也有很大不同，最大的差别是在传唤证人方面。采用民法法系由法官传唤证人，而采用普通法系是由被告传唤证人。采用普通法系，审讯很有可能在最后几分钟因突如其来的证人证词而出现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可能性是纽伦堡法庭的检察长要竭力避免的。幸运的是审判开始前他们在有关程序方面达成了一致，允许法官和陪审员一样做出裁决。这种做法与法国的民法法系的做法相一致。尽管程序方面的问题解决了，但在被告名单问题上辩论依然很激烈，辩论持续了11个小时才最终达成一致。

四国各自派出两个法官和一个检察长主持特别法庭，虽然审判团队由四国成员组成，但是这个团队中美国人还是占了多数。英国只有34人，而美国有200多人，其中包括25位速记员、30位法律专家和6位司法鉴定专家。英国队要求政府增派几个翻译，但是内阁没有同意。法国只是象征性地派了几个人，能参加审判他们已经很满意了。遭纳粹占领的四年里他们饱受创伤，所以不想再戳痛自己的伤疤。

意见分歧

杰克逊的搭档是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艾奥纳·尼基琴科少将。从一开始，少将就声明他认为对每个被告量罪定刑是他的责任。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人会被宣告无罪，他的上司也持有这种观点。

杰克逊警告说：“如果有一个人被证明是无罪的，你也不愿意释放了他，如果你们的政策是枪毙每个德国人，那就直接枪毙，不要进行审判，不要打着法庭的幌子。”

苏联负责战争罪行调查的人也很难合作。斯大林授意让他们与盟军搭档保持距离，这有害于合作精神。纳粹的暴行遍及各个国家，要起诉他们，各国之间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意见分歧和时间拖延伴随着整个工作进程。杰克逊感到十分恼怒，开始认真思考是否退出这项工作。7月，伯内斯向华盛顿汇报了令人沮丧的工作进展。

“很遗憾搜集证据方面的工作进度落后于计划……我们在允许的时间内开始着手这项工作，要完成任务好像需要点奇迹发生，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给予上帝（和我们自己）制造这种奇迹的时问越来越少了，这就是我们目前遇到的麻烦。”

美国工作人员的坚强决心和毅力最终得到了回报，审判地点和审批日期确定了下来。P24－26

纽伦堡战犯审判始于1945年11月20日，止于1948年4月13日。第一批24个主要纳粹战犯被起诉，只有21个战犯出庭。1946年12月9日，美国人接着对12个次要纳粹战犯进行审判，本书最后一章简要记叙了这些审判的结果。

为什么要为纽伦堡战犯审判再出一本书？有关纽伦堡审判确实出过不少书，之所以要重述这段历史，是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在很多没有亲历这场战争、没有被关进恐怖的纳粹集中营的人们心目中，纳粹甚至带有一种神秘色彩，而且现在确实存在一种危险：纳粹战犯在后人心目中会渐渐淡化为虚构的恶魔——与印第安纳·琼斯系列影片中危险的反派角色纳粹党卫军并无二致。

更重要的是纽伦堡审判的教训好像并没有被汲取，现在依然有人否认大屠杀。尽管很多欧洲国家，包括德国，都把否认大屠杀视为犯罪，尽管面对该书中的铁证，有人还是执迷不悟。本书中纳粹战犯的口供进一步证明了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必须出版此书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我设法搞到了据我所知尚未公之于世的几份回忆录。这些资料不是很长，甚至从历史角度看也非特别重要，但却揭示了纽伦堡审判中鲜为人知的某些细节和当事人的个性。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料清楚地表明在这场人类灾难中所有涉及的人物，包括这些德国战犯，都是亲历了非凡年代的普通人。

很多人对纳粹依然怀有一种病态的畏惧感，但是没有了其邪恶的纳粹符号和让其不可一世的生杀大权，像赫尔曼·戈林、阿尔贝特·施佩尔、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以及希特勒的其他帮凶便原形毕露，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表现得既可恨又可怜，暴露了其“平庸之恶”。希特勒的追随者才是他们宣扬的“优劣等人”中的真正“劣等人”。他们只会不假思索地盲目服从邪恶的命令。这些追随者的背景不同——精干的军官、小官僚和唯命是从的公职人员。其中有些人本该更明智一些，但是他们却都心甘情愿地把一个疯子的狂想变成了现实。他们为虎作伥，不计后果地鼓吹其疯狂的种族主义。现在他们的日耳曼英雄主义遭到唾弃，纳粹党瓦格纳式的宏大集会场面为人所不齿，纽伦堡受审的纳粹战犯就只能面对其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灾难这一恶果。

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中，恶棍往往比其受害者更引人注目，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但是战犯在《纽伦堡审判》这部书中自始至终都是唯命是从、残酷无情、良心泯灭的平庸之辈，而其受害者则经常表现出超凡的勇气与坚毅。希望人性中的这一面在本书关于审判的描述中得以展现。写这部书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展现纳粹暴行的幸存者的勇气。这些幸存者们，其中包括像克拉拉·格林鲍姆这样的妇女，没有屈服于纳粹惨绝人寰的暴行，鼓起勇气，继续前行。

纽伦堡遗产

泰尔福德·泰勒准将在纽伦堡12场后续审判中都担任首席检察官。他在审判结束后不久接见国际通讯社记者时总结说：

“纽伦堡审判就像所有法律审判一样，不应该看作是特殊事件，而必须看作是进程中的一部分。纽伦堡审判是法治进程中的一部分——法律远早于审判而存在，并将行之久远。法律不仅约束德国人和日本人，而且约束所有人。就像纽伦堡审判最后总结时所说的那样：

“在法律上，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被告是德国人就把不是同样适用于盟军或其他所有国家的军官的义务责任标准强加在他们头上。如果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苏联人不会因为某些行为而受审定罪，那么德国人也不应该因为这些行为而受审定罪。”

有些人担心纽伦堡审判提供了危险的先例，泰尔福德·泰勒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通常人们会想在纽伦堡审判中，纳粹外交官因撰写照会、将军因制订军事计划、商人因制造武器而受到惩罚，那我们自己的外交官、将军和商人也在做这些事情……在纽伦堡审判中，没有被告仅仅因为位高权重或作用特殊就被指控或定罪。只有被发现利用职务、权力和技术作恶犯罪的人才会受到惩罚。”

医生受到指控是因为他们强行利用囚犯做“残酷的人体医学实验”。那些企业家们受审是因为他们奴役成百万的外国平民，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改善奴工被迫居住的地方的恶劣条件。那些德国将军和外交官被起诉是因为他们自愿参与灭绝少数民族和不同信仰的人。

“如此种种犯罪行为是纽伦堡审判的起因。纽伦堡审判唯一破例的地方就是通过国际法庭对这些罪行进行惩罚……那些相信通过法治建立的世界秩序才能确保和平与人类尊严的人都会欢迎这种先例。”

——选自《泰尔福德·泰勒文献资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

（1949年9月5日）

纽伦堡审判的重要意义

纽伦堡审判并没有使世界变得更安全，也没有消灭邪恶、种族或宗教偏见、奴役、折磨或种族灭绝，但是纽伦堡审判提供了一个先例——对犯下滔天罪行、触怒国际社会的人予以起诉惩罚，不管这些罪行是何人还是在何处所犯。纽伦堡审判后没有哪个国家的首脑会说自己不受法律约束，没有人会躲在自己服务的所谓政府后面逃避责任。国际法能够对种族清洗、发动侵略战争和相关的罪恶予以惩罚。曾经不确定或模糊的行为准则现在变得清晰明了。军人再也不能说他们是被迫犯罪或辩护说服从上级命令是自己应尽的职责。

没有纽伦堡审判形成的依法惩治先例就不会有对那些在卢旺达和塞拉利昂施暴人的起诉，也不会有对萨达姆·侯赛因等专制暴君的审判。

纽伦堡审判为国际人权法奠定了基础。任何人如果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都有权诉诸法院。当然纽伦堡审判更直接的结果是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犯进行清算。审判给经历过战乱的幸存者以机会记录下其经历以惊醒后人。也许同样重要的是纽伦堡审判警告了世界上的战争贩子：如果他们胆敢违反国际条约对待犯人或平民就会受到惩罚。在纽伦堡审判之前没有法律管控战争行为。

有人说美国在越南和伊拉克、英国在北爱尔兰、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所犯下的暴行并不能诋毁纽伦堡审判的积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所明确制定的这些法律对滥用权力、滥杀无辜的行为进行了制约。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虐待战俘，不管是为自由而战的人还是恐怖主义者。滥用权力、滥杀无辜现象的继续并非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公诉人和主审法官的过错。我们在晚间新闻看到的虐待、不经审判便进行囚禁、种族清洗等并不能说明是国际法的缺陷，只是说明我们的能力是否能够或我们是否愿意执行国际法。

法律的存在是为了制约犯罪，根据确凿的证据惩罚犯罪者。纽伦堡审判的组织者们彰显了法律的威慑力，现在缺乏的往往只是执法的决心。

纽伦堡审判对饱受战火的欧洲民众来说算是给战争画上了句号，尽管很多纳粹分子及其帮凶逃之天天，还有一些人自以为没有犯罪。但是正义是主观概念，没有法律是完美无缺的。法律本身就是在不断发展完善，不断适应其服务的世界和社会。当时纽伦堡审判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把纳粹头子一杀了之以满足人们报仇雪恨的愿望，但是那样做会向世界传递一种错误信息。当时头脑冷静的人占了上风，厌恶战争的人们只好倾听那些把他们拖人战乱的人的辩护发言，倾听那些幸存者们检举纳粹的罪恶行径。我们作为这些被告的同类，如果任由恶劣本能的驱使，也会如法炮制。

现在世界信奉相对主义，认为邪恶与正义是过时的概念，错误与正确的概念模糊不清，缺乏客观，而纽伦堡审判帮我们明确了在兵戎相见的战争中，什么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能接受的。

创立纽伦堡的人不会忘记纽伦堡。罪犯及其滔天罪行会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但是我们没有权力忘记纽伦堡审判……今天的重要问题不是纽伦堡的原则是否完善，而是人类是否能遵循这些原则；如果不遵循这些原则，是否能够生存下去。

——泰尔福德·泰勒准将对军队的最后报告，1949年

纽伦堡审判意义深刻，独树一帜；确立了国际法的权威，坚持了违法必究的原则；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象征着欧洲大陆重建的开始。

希特勒的“千年帝国”土崩瓦解，12年倒行逆施，屠杀无辜，罪孽深重。历史该如何对这些纳粹恶魔进行清算？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都相继畏罪自杀，逃避惩罚。死不悔改的戈林、施佩尔、鲁道夫·赫斯和其他重要战犯被带到法庭上接受历史的审判，并受到应有的惩罚。

作者对纽伦堡审判重大历史主题精准把握，精心刻画，再现事件原貌，彰显其深刻含义。

——《人类犯罪史》作者柯林·威尔逊

人物描写细致入微，扣人心弦；历史再现栩栩如生，惊心动魄，发人深省。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历史教授尼可拉斯·古德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