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人20世纪初，中国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1900年，山东、河北等地爆发了如火如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组织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挟带光绪帝逃奔西安。1901年九月，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它完全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
在这种新的政治变局面前，中国知识分子阵营进一步分化。康有为等成为保皇派，继续鼓吹君主立宪，期望光绪皇帝重新出来掌权，改良中国政治。而曾经积极支持康有为变法维新的有些改良主义者，已经认识到依靠清政府改良政治，根本不可能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富强。梁启超在1901—1902年间就曾与其师康有为发生重大分化。章太炎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更是“断发易服”，痛悔自己的改良主张，严肃地批评了自己对清朝政府抱有幻想，提出要获得民族独立，首先需要推翻清政府，如果不推翻它，爱国就谈不上，反帝也不会成功，中国人民只能沦落为列强的奴隶。“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知识分子普遍弥漫的反清革命思想使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拥护。
革命知识分子与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终于在1903年形成公开对立。这一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革命军》问世，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流传，《檀山新报》披露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革命派与立宪派在思想战线上展开了激烈论争。
论战的主题是要不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它包括三个方面：
一、革命还是保皇。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的立场是保君保国，反对革命。他们认为清朝政府于1901年已开始预备立宪，只要拥护立宪，实行君民同治，就有可能使政治走上轨道。而且满汉界限已经消失，反满口号已经过时。何况革命还要发生内乱，给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造成更多的机会。革命派则以大量事实揭露清政府对人民进行残酷压迫、对外投降的真正面目。指出清政府完全成为了帝国主义的傀儡，要挽救民族危亡，首先要打倒清政府。革命是医治社会弊病的“圣药”。革命难免杀人流血，但革命可使中国免遭更大的痛苦。革命不怕外侮，只有革命创立新的政府，才能避免被列强瓜分的危险。
二、民主立宪还是君主立宪。对于国家制度，改良派积极鼓吹君主立宪。认为只要改变—下清朝政府的组织形式，颁布宪法，召开议会，建立所谓“责任政府”，就可以使政治按照民众的意愿进行。如果对现有政府进行大的变动，就会动摇国家根本。何况中国民智未开，还不具备民主立宪的水平，过早地实行民主立宪，将会使中国陷入混乱。革命派则认为君主立宪早已过时，革命的结果必然是实行民主政治。 三、土地国有还是土地私有。立宪派主张维护当时的土地所有制，认为一旦实行土地国有，则“现社会之根柢”必被推翻。革命派则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土地国有，根治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一国之地当散之＿国之民。只有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才能使中国社会避免西方国家的弊病．获得健康发展。
20世纪初年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激烈争论，反映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政治革命思想的进一步成熟。通过这一论战，进步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社会与旧社会、新制度与旧制度的某些差别，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用武力推翻清朝政府，结束两千年的专制统治，建设民主共和国，完全顺乎历史发展的潮流。
但在革命知识分子内部，对于如何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基本上以兴中会与光复会两个革命团体为代表，形成了两种不同倾向。
兴中会成立于1894年11月，由孙中山领导。其会员入会的秘密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光复会于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由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领导。它的宗旨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905年7月，孙中山倡议建立全国性的统一革命组织，8月20日，在东京举行中国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大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和誓词。兴中会和光复会都成为同盟会的骨干。但孙中山与章太炎等人的政治主张的异同则始终延续，直到1910年，章太炎、陶成章还重组光复会，另立山头。孙中山与章太炎等都主张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其分歧主要表现为：
一、孙中山主要以西方民主政治作为参照来勾画民主共和蓝图，而章太炎等人则尚未对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作深人思考。
孙中山认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他主张通过政治革命，铲除君主专制，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并依据近代西方民主政体建设中国共和政体。光复会则有比较浓厚的汉族民族主义色彩，其会名又叫复古会。章太炎在当时曾这样解释“光复”：“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非革命云尔。”蔡元培于1904年元旦写有《新年梦》，其内容都表现出他们试图以光复汉族为旗帜，反对民族压迫。因而光复会的主旨在于民族革命，较少考虑中国民族革命之后的制度政体问题。同时，由于他们以光复汉族为旗帜，待到后来考虑政体问题时，也多以传统政治制度为参照，批评近代西方民主政体，提倡古代政治制度中的所谓“精意”。
二、孙中山等多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角度思索民族民主革命的前途和方向，章太炎等人则多从文化和教育角度规划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目标。 孙中山反对清朝统治，主要是反对以满洲贵族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奉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了它同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严重对立。而且清政府在帝国主义入侵面前，日益变成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成为帝国主义在华推行掠夺政策的社会支柱。他认为要避免中华民族继续被瓜分的危机，只有实行民族主义。同时，只有建立“五族共和”的国家政权，才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发展民族团结。而章太炎等人反抗清政权，除了反对清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外投降之外，主要反对清政府对汉民族文化的摧残。他们认为清人关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使中华民族文化的正常发展过程遭到中断，以致在近代处于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他们主张复兴汉民族文化。
革命派内部的分歧反映了革命知识分子基于不同知识背景对革命任务和目标的不同思考。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比较倾向于学习西方民主政治，而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则比较倾向于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从传统历史文化角度思考中国的未来。P16－19
1990年秋天，我在张岂之先生指导下开始涉足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学习和研究。在学习过程中，我遇见了刘师培像流星一般的生命。想起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引用过刘师培的一些论述，我萌发了将他的学术成果加以研究和整理的愿望。今年夏天，经程钢兄雅意推荐，董士伟先生和钱宏先生约我承担《刘师培评传》一书的写作，拟纳入国学大师丛书。早已读到钱宏先生《重写近代诸子春秋》的宣言和已经出版的一些国学大师评传，叹服丛书立意深远。于是不揣浅陋，接受了《刘师培评传》的写作任务。
考虑到刘师培学术生涯的特点，我选择了从乾嘉学术向近现代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评述刘师培。我有这样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自明末清初以来，中国学术研究就面临着新的转机。鸦片战争后，学术革新的转机更加明显。近代学术的进步取决于学者对于时代问题的认识的深度，取决于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科学化程度，也取决于学术方法的进步程度。在20世纪初年，章太炎、刘师培提出了与康有为、梁启超有别的民族革命和学术革命主张，采取了与孙中山等有别的文化思路，这既有文化学术背景，也有地域因素。它不失为对于中国学术发展方向的可贵探索。
但他们的独特主张也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有的前进，有的彷徨，有的后退。刘师培则属于后退的一类，他最后回到了他开始学术革命的起点。这主要由于他无法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无力解决学术研究如何科学地服务于社会现实的难题。刘师培学术生命是中国近代学术文化中值得加以研究的文化现象。
最近数年，人们开始关心学术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并回过头来反思近代学术走过的历程，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也是钱宏先生致力于国学大师评传并取得成果的原因。拙见以为，近代学术研究成功与失败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确实为我们预计未来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只有独立地、科学地探索出一条学术研究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途径，我们才能避免学术研究的误区，将中国学术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而学术研究如何科学地为社会现实服务，不仅要靠我们公正地评价前辈学者不同的学术观点，更需要我们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索。
围绕这一线索，我特用前四章的篇幅评述刘师培学术革命主张的前后变化及其原因，后五章则具体评述刘师培在中国近代经学、史学、子学、文学领域的成果和地位。我力图使刘师培的学术生命得到尽可能真实的反映。但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书中挂一漏万之处在所不少。且书生胸臆，每患迂愚，说长论短，谅也有失当者。加之成书仓促，词不达意，此书或许有负读者朋友的厚望。
在此，我要向我的导师张岂之先生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如果不是他指点我学习和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就不会有目前这部小书。我还要感谢钱宏先生、董士伟先生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感谢程钢兄的盛情厚意和他对本书目录和内容提要精到的翻译。
愿此书得到读者们的批评。
方光华
1995年9月14日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刘师培（1884－1920），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思想家、杰出学者。方光华主编的《刘师培评传》较详尽的考察了刘师培一生曲折多变的学术生涯，从时代高度揭示其从救亡始、到守旧终的悲剧命运。本书还分章评析了刘师培经学、史学、小学等国学各方面的成就，使得作为一个思想家和学者的刘师培第一次比较完善的被世人所知，从而填补了思想史、学术史上的一个空白。
方光华主编的《刘师培评传》前四章的篇幅评述刘师培学术革命主张的前后变化及其原因，后五章则具体评述刘师培在中国近代经学、史学、子学、文学领域的成果和地位。作者力图使刘师培的学术生命得到尽可能真实的反映。本书资料详实，立论公允，结构清晰，行文简洁，广采众论与自我新见集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