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士看中国”丛书收录了多个国家的著名国际人士的著作。这些作者分别在20世纪中前期亲历、见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或亲自参加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通过他们在华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诠释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不能建设新中国”这一被历史证明的真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程与成果,展示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实现今天的中国梦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建立的历史功勋,客观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程,对中国共产党不走老路、邪路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给予了有力的诠释。海伦·斯诺编著的《我在中国的岁月》是该丛书之一。
海伦·斯诺,她是突破国民党封锁到达苏区的第二名外国女性,第五名西方记者,第一名系统报道陕甘宁边区的美国作家。
她生于美国犹他州,1931年来到上海,旅居中国达10年之久,亲历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正义斗争,并向西方世界进行了如实的报道。她终身致力“架桥”事业,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她是和平的使者、友谊的化身。《我在中国的岁月》是她的作品之一。
一、抵达上海
“林肯总统号”轮船轻快地行驶在混浊的黄浦江上。站在甲板上的21名美国青年,迫不及待地探出身子,想瞥一眼上海的外滩——黄浦江岸。同船的男子们,穿着白色服装。一位马里兰的海军中尉,提着我的高尔夫球袋;一位弗吉尼亚的“骑士”(很古板),拎着我的网球拍。
那是1931年8月,我已离家3个星期,远离家乡8152公里。我原计划最多待一年,可是直到1940年12月,我才离开了亚洲,庆幸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年逃了出来。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是观光旅行的。准备到菲律宾马尼拉去的12名乘客,全是美国陆军或海军的现役军人,大多数是已婚夫妇。英美烟草公司的6名见习生,要去一个叫作二十里铺的地方,有一点儿紧张。我和帕特·墨菲在上海下船。帕特·墨菲的丈夫在长江巡逻队一艘炮舰上当中尉,她要沿江上溯。我和她盘算在旅馆合住一个房间。
旅客中,没有一个人到过东方,我是唯一的中国通。赛珍珠撰写的《大地》刚一出版,我就读过,而且我还在读E.T.威廉斯写的《中国的昨天与今天》。我曾经读过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写的报道。那份报道,还是一位老资格的中国通借给我的。报道叙述了1923年鲍威尔被匪徒绑架的始末。同时被绑架的有20多人,其中有几名美国妇女。我把E.卡恩的《中国通货》一书带到船上,曾试图把这部巨著弄通,结果没有成功。
我的正式工作是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当文书。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向国内那个被诙谐地称为“白银集团”的组织,报道白银取代黄金作为通货本位的优越性。
1929年,随着华尔街股票市场的崩溃,白银贬值,几乎毁掉了美国的白银开采业。旅居中国的外国侨民,由于汇率有利,用很少的费用过着华贵的生活。我曾任白银集团的先锋——美国采矿会议的助理秘书,薪金优厚,积蓄不少,因而才有可能出国旅行,从事写作。我通过了外交文职公务员的考试,寻求一个在驻外机构工作的机会,让我的西班牙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能派上用场。我唯一的靠山就是白银集团。白银集团的参议员里德·斯穆特以及我父亲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些校友,像当时的胡佛总统,认识一些老资格的中国通,或者他们本人就是中国通——承蒙他们的好意,我才到达了这个白银的国度。
我排到第三位的工作,也同经济形势有联系。在国内,大萧条已临谷底,西雅图的美国邮轮公司,因缺少游客而濒于破产。由于这一缘故,我在以西雅图为基地的斯克利普斯·坎菲尔德报业联合会谋到了一个职位——但是所写文章,必须是旨在振兴垂死的旅游业,向“有魅力的金色东方”发展。
我们来到上海,我们的生活水平即将提高许多倍。一美元兑换四五个中国银元。在上海的3808名美国人(在全中国的总数为。7000人)过着奢华的生活,而世界上的其他人却“被钉上了黄金做的十字架”。我感到自信,我渴望学习。然而,我却不得不最终放弃通晓通货这一复杂事物的意图。①
外国占领下的上海外滩,再也不会像1932年日本袭击前那5个月一样,散发着欣欣向荣的光彩了。当时英籍阿拉伯人萨松一家,把他们的资本转移到上海,在外滩建造了最高的楼房,这就是华懋饭店。大商号的代办们挥金如土,在那儿租用房间,彼此宴请招待,谋求发展旅游业。
时值黄埔港的全盛时期,军舰和商船,威严地停泊在风帆如蝙蝠翅膀般的小船与摇摆不定的无帆舢板中间。英国的船旗压倒一切,日本和美国的船旗恭敬地扬旗致意。当“林肯总统号”汽船驶过时,我们向所有的船只挥手致意,包括面孔严肃、喜爱整洁的日本人,虽然他们似乎总是留出一只手,在甲板上晾晒洗过的衣物。
数公里长的码头和货栈,全部货物几乎都是用人力搬运的,所有的劳工都是华人。当时或者以后,除了极少数非竞争和非体力劳动的职业外,非华人一概不得抢走华人的生计。②外滩由青红帮控制着,没有人敢惹他们,连日本人也是如此。P2-4
2015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由北京出版集团发起的“国际人士看中国”丛书的陆续出版,不仅是我国出版界为更多地介绍、纪念国际友人而做的一项有益尝试,而且也是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对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国际人士看中国”丛书收录了多个国家的著名国际人士的著作。这些作者分别在20世纪中前期亲历、见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或亲自参加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通过他们在华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诠释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不能建设新中国”这一被历史证明的真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程与成果,展示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实现今天的中国梦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建立的历史功勋,客观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程,对中国共产党不走老路、邪路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给予了有力的诠释。
阅读这些作品,我始终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也是我喜爱这套丛书的主要原因,那就是这些书的作者对中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持有的那种平等、客观、友好的态度,置身于中国最普通的民众之中,融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体会中国人真实的喜怒哀乐,从而由衷地赞颂中国的“无与伦比的劳动阶级”与“正在改变世界的中国革命”。不能否认,近代以来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被扭曲和误解,是若干发霉的历史碎片,是落后愚昧的同义词。幸运的是,我们还有这么一些值得信赖的朋友,他们怀抱着对自由、对理想、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崇高憧憬,在中国最危险的时候毅然来到中国人民身边。他们在枪林弹雨的华北前线,在孕育新中国的陕北窑洞,在革命家与普通士兵共同劳动的田间,与憨厚的农民、勇敢的战士和满腔热情的青年共同生活、战斗,与中国人民在血与火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了生命。正是由于阅读了他们的著作,大批的中国知识青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道路;也是他们用笔记录下了一个苦难而贫弱的中国,同时向全世界宣告了另一个坚强的、充满希望的红色中国的存在!在那个时代,这些声音象征着不屈的意志和战斗的信念,鼓舞着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为自由而战的每一个民族,使战火中的人们看到了遥远东方土地上的新生力量。
同样让我感动的是,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有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情和昂扬奋进的精神力量。支撑这种精神力量的是这样两个词语:理想、信仰。在这套丛书中,作者们记录下了一群完全不同的中国人——有将军也有士兵,有领袖也有青年,生者与逝者、有名者与无名者,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同样的主义——他们叫作中国共产党人,是作者笔下的中国之魂。丛书的作者们以极其惊异的目光注视着“一种新思想,一种新人物,正在地球上最古老最持恒的文明的中心所在,开辟着新天地”——在这个崭新的新天地里,没有腐败的官吏,没有麻木的奴隶,也没有鸦片、娼妓,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地区,这里是人们用精神信仰建造的现代乌托邦。生活的艰苦和物质的匮乏,改变不了这里的人们那种蓬勃的热情与活力。为了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他们怀着必定胜利的决心,在绝境中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冲锋号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因此,我相信,“国际人士看中国”丛书不仅是我们长期以来对这些国际友人的永恒思念和真挚情感的一种纪念和慰藉,更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爱国教育、理想教育和信仰教育的一套优秀文本和绝佳素材。
衷心祝愿这些国际友人们的伟大精神历久弥新!衷心祝愿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何理良
2015.6.3
我有个习惯,一本书写完了,就扔到一边,再写新的。我的35部手稿就是这样完成的。我正式出版的著作只有8本,有生之年能看到未出版手稿出版、已出版的书再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书主要写自己在中国不平常的经历,写自己与众不同的世界观。我写作不是为赚钱,而是为了表达一个纯正的美国人的思想感情。出版商赚不了钱,就不愿意出版。可是我认为,我的书有自己的特点,其中有我的一些独特的见解,中国读者很可能会喜欢。所以,当安危要求我为这本书的中文版写几句话时,我便一口答应了。
1938年以后,我的生命处于最旺盛的时期。那一阶段的工作,像食盐溶化在水里一样,已经看不见了,可是它的元素氯化钠分子却仍然存留——一是我写的这些书,一是作为美中友谊桥梁的中国“工合”——迄今还实实在在地存在。因此,我一直在回忆那些年月里与我们一起创办“工合”的朋友们,并且希望能在中国出现纪念他们的(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各种“工合”。在这些人之中,有路易·艾黎、詹姆斯·贝特兰、埃文思·卡尔逊、普爱德。
詹姆斯·贝特兰,新西兰记者,曾在延安见过毛泽东;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在香港被日本俘虏,关押到1945年日本投降。
埃文思·卡尔逊,曾在华北根据地生活过5个月,与八路军并肩作战。1937年12月,在五台山八路军总部会见过朱德,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除乔治·华盛顿外,朱德成了他一生中最敬佩的人。他担任过罗斯福总统的卫队长,为美中关系曾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在他与朱德谈话的地方,似乎应该成立一个“卡尔逊工业合作社”。
普爱德,依然健在的美国传教士,1888年出生于中国山东蓬莱,是1938年“工合”运动的发起者之一。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设想,在蓬莱建立一个捕捞和加工海草的合作社,与山丹的“工合”直接挂钩包销。海水、海草及藻类含有丰富的痕量元素①碘,而碘又是动物所必需的物质。由于内地土壤缺乏碘,粮食、牧草的质量都不高。如能把海草加工一番作为食物和动物的饲料,或粗制成肥料施于耕地和草原,则意义非凡。因此,我希望能在蓬莱建立一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海草加工合作社。顺便讲一下,美国人很重视他们的同胞在国外做好事,只要听到有人要纪念他们,就会欣然资助。普爱德非常忠实于路易·艾黎,对于他的想法,无论大小都坚决执行。所以,艾黎就上述想法,曾写信告诉过我。普爱德写的关于她在中国的童年的书,几年前已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读者也许会感兴趣的。
“工合”的发起者是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但这个词儿出名,则是卡尔逊用“工合”精神训练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结果。1943年,为他拍摄的一部影片便取名《工合》。
至于对埃德加·斯诺,我相信也是愿意在他念念不忘的保安有一个以他命名的合作社。
至于我自己,只是想把我的35部手稿全部出版,已出版的能够再版。安危先生正在翻译《我在中国的岁月》。几年前,他翻译出版了我1978年率摄制组访华后写成的著作《七十年代西行漫记》,还有我的《延安采访录》。我的其他著作,他也准备翻译。借此机会,我谨向我的好友安危,向中国的编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1985年1月7日,路易·艾黎写信告诉我,梁士纯刚刚去世。我也恰恰是1月7日给梁写信的,询问他如何在江西南昌为费希尔建立一个工业合作社。1906年至1907年,费希尔是南昌第一位女校长。
在我看来,中美人民之间友谊的桥梁——“工合”的发展史,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而这座桥梁要追溯到1906年南京的第一个美国人费希尔,她在100岁时还重访中国,以示她对新中国的同情和支持。她是我的挚友,就在她去世前不久,我们还在一起庆祝过我们的生日——她是9月19日,我是9月21日。
远在1937年至1940年期间,我就已经认识到自己持续不断、拼死拼活地为他人服务导致自己的写作受影响。埃德也是这样,甚至比我更苦。他组织思想的能力很强,把材料分门别类地装在脑子里,写起书来总是有条有理,而我在这方面就不行。埃德总是为读者着想,不是根据自己的条件、用自己的话语,而是根据读者的条件、用读者的话语进行写作的。脱稿后,他总是改了又改,可苦坏了他的打字秘书。我往往是材料充足,写得又急又快,甚至在忙累和病中也不停息,但却成不了一级品。
埃德和我在中国之所以有影响,主要是由于《红星照耀中国》,这是我自己没想到的。虽然我也写了不少书,但加起来不及埃德的一小卷。他的书不仅对毛泽东有影响,而且对罗斯福、尼赫鲁、尼克松也有过影响。
我一生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工合”运动。1938年,在中国发起和支持“工合”;1942年,向尼赫鲁总理提供了一本“工合”手册,使他在印度发起了“工合”运动。后来,我不仅为中国,而且为所有新兴国家“工合”运动的发展,不惜牺牲“自己的工作”,因而毁掉了自己的写作。但是我坚信,工业合作社是一切新兴国家通向工业化、通向未来的桥梁。
海伦·斯诺
1985年1月21日
于麦迪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