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我体弱多病——主要是呼吸道，从鼻子到咽喉到肺，整整五十厘米的气道仿佛是无良奸商修筑的输水管一样，蚯蚓放个响屁也能震出条裂缝来。
但凡久病者，必有良医梦：葛洪年少体弱，李时珍儿时多病，孙思邈更惨，小时候病得“汤药之资，倾尽家产”，扁鹊儿时健康状况不明，不过根据他的名字猜测，可能受过外伤（压“扁”的喜“鹊”嘛）。小时候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住一次院，在我记忆中，医院是一个美丽圣洁的地方：
深夜时分，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那时候长沙城的夜景不像现在这样灯火辉煌，清澈宁静的夜空，能看到弯弯的月牙和稀疏的远星。古旧的低矮平房被夜幕笼罩，连成了蓝黑的一片。打破这山峦般连绵起伏的屋顶的，是几棵从没经过修剪、肆意而自由地生长着的老树。它们面朝夜空伸展枝条，摆出各种奇特的造型。
空气中弥散着淡淡的消毒水气味。记得以前去烈士公园春游，初春湖畔新发出来的草芽，夹杂着泥土和湖水的气息，就是这种味道。邻床老者的女儿压低了声音，嘀嘀咕咕地陪她父亲说话；老者发出叹息声，声音里面宽慰多于忧虑。远处时不时传来几声孩童的啼哭，并不刺耳，仿佛是清晨远村里的鸡啼、黄昏深山中的鸟鸣一样，反倒衬托出午夜的寂静。
病房里面没有灯，唯一的光亮来自走廊微弱的日光灯。值夜班的护士有时候站在门口，我就欣赏她落在墙上的晃动着的影子。护士每隔一会儿就会进来看一圈，脚步像猫儿般轻盈。有时候我睡着了，有时候醒着，但更多的时候是半梦半醒。睁开迷糊的眼睛，看到的是一张年轻而温和的脸。这时候，你会真正理解，为什么护士们会被称作“白衣天使”。
小时候有时甚至暗中希望生病。生了病就又能享受病房里面的静谧安宁了，医院在我心中仿佛是这喧嚣尘世中一个美好的白色世外桃源。我不止一次在心中暗暗发誓，以后我也要成为这天堂中的一位天使。
想当医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从事一种能够操控别人性命的职业是一件很爽的事情。正常人的梦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般越做越小。我曾经想做宇宙宙长，然后是地球球长，后来又降级为亚洲洲长，中国国长（不对，是皇帝，国号我都想好了，大中华帝国）。后来发现从政是要有比较牛的老爸当后台的——我老爸最高官衔科级，估计帮不上忙。于是我决定经商，当比尔盖帽；或者搞科学，做爱因司机；要不演电影，成奥死卡影帝——那时候已经到了青春期，的确以BestActor的身份YY过N个中外女影星。后来这些梦都如同美丽的肥皂泡一样一个个破灭，只留下一小滴水珠，偶尔拿到阳光下欣赏欣赏，回忆曾经的绚烂。最后定位了一个比较现实的：当医生。
“这位小姐，你病得很重啊。不过别怕，有我在。”
“医生，我该怎么办啊，我的性命就交给你了，救救我吧！”
“嗯，当然，请你脱掉衣服让我检查检查吧。”
……
镜头对准少女，缓缓拉近：
听到我的话，她低下了头，双眉微皱，眼帘低垂，因为紧张和羞怯，长长的睫毛不住地颤动，大大的清纯的眼中似乎噙着泪珠；皎洁白嫩的俏脸已经绯红，珍珠般的牙齿轻咬着丰润的下唇。她用轻微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道：“医生，你能转过去吗？”当然能（反正还要转过来的），过了片刻，又听到那美丽得让人心醉的声音呓语般羞怯地说道：“请，请你转过来吧……”
高考结束，怀着期待的心，我填报了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以医学生的身份走进湘雅的那一天。
那是初秋的一个早晨，我收拾好行囊，准备离开生活了十八年的家。尽管心中恋恋不舍，但，翅膀长硬的小鹰会离巢高飞，牙齿长硬的小狮会独自狩猎。总会有远离父母一个人闯天下的时刻！我背上行囊，爸妈把我送到楼下。我对他们说：
“就送到这儿，你们回去吧。”
我怕看到他们哭，更怕他们看到我哭；我毅然转身，迈步走向远在三千米外的未来五年的大学生涯。老妈在背后喊我：
“晚饭红烧肉里面是放土豆还是放蘑菇？”
我头也不回：
“土豆。”
等等！你是不是写错数字了？“三千米外”？是“三千千米”吧？还有，你老妈做红烧肉放土豆还是蘑菇，干吗要请示你？OK，我坦白：湘雅医学院离我家就三千米，步行半小时，单车一刻钟，的士五分钟。要老妈放土豆是因为我会回来吃晚饭，我喜欢吃土豆。
有个哥们，高考填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填的是黑龙江的学校，第二志愿填的是海南的学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填，他咬牙切齿地说：“离我爸妈越远越好！”
也难怪他，高三的时候，他老妈时不时会偷偷地溜进学校，站在教室外隔着玻璃看他是不是在认真听课。后来班主任都看不下去了，给他妈下达了“隔离令”。估计此君今后的遗嘱上会写着：“葬我高山之巅，深海之渊，切勿埋于父母身边。”
我和他是反的，第一志愿是湘雅，第二志愿是湘雅，第三志愿，必须填个三本，我填了长沙大学——总之，生是长沙人，死是长沙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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