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书屋六年书简过往录）》是周实主编《书屋》杂志六年的书信过往实录，深情回忆与张中行、萧乾、李锐、舒芜、李慎之、资中筠、流沙河、蓝英年等28位老先生的交往始末。

首次公开28位老先生的书信手迹，从特殊视角展现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和家国情怀，为当代思想文化界影响力最大的一群“老先生”留下了宝贵存照。

通过来往书信折射大时代，触摸时代社会的发展脉络。

《老先生（书屋六年书简过往录）》是周实主编《书屋》杂志六年与部分作者的书信往来实录。作者如实记录、深情回忆与张中行、萧乾、李锐、舒芜、李慎之、资中筠、流沙河、蓝英年等28位老先生的交往始末，并首次公开了这些老先生的书信手迹。读者既能从这些文字交往中读到《书屋》杂志很多重量级稿件发表背后的故事，又能感受到这群老知识分子的“先生之风”。

全书近20万字，除了记录全都生于八十年前的28位老先生外，涉及到的人物更是多达上百位。堪称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和家国情怀，为当代思想文化界影响力最大的一群“老先生”留下了宝贵存照。

序：岳麓山下的火把（傅国涌）

张中行先生

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如果用心去体会，有静心、有耐心，心思自然会细腻。

萧乾先生

尽管身体越来越差了，我却一直同疾病作斗争，始终没放下手中的笔。我曾把创

作比成春蚕吐丝——我决心吐到最后一口。

卞之琳先生

是诗使我忘不了你，是你使我忘不了诗。

胡绩伟先生

笔战报坛五十载，大半心安小半疯。“少、慢、差、费”养老诀，依然静观普世风。

李锐先生

生平为文，不说空话套话，总还是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的；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务实的人，好说真话的人，如此而已。

吴江先生

无论你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面对自由这两个字都存在历史的共同性。

李普先生

他是一个痛快人，人太痛快了，说话太痛快了。

方成先生

你若随着他的漫话，一路听下来，听他说漫画，你会觉得你，就像在读史，在读漫画史。

谷林先生

看看他所写的信，几乎都与阅读相关，不是谈书就是论文，而且论得格外细致，喜从字里行间落笔，发现他人所忽略的。

彭燕郊先生

他是孤独的，即使身处队伍之中，即使身处潮流之中，他也是很孤独的，但他相信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声音，不孤独。

洁泯先生

文章写得辛辣犀利，一丝一毫都不退让，就像跳出战壕的战士，但是，你若读他的信，又会感到宽厚、平和、淡然处之。

戴文葆先生

天上时常下雨，同时又会显出太阳，太阳和雨交往的日子，就是我们对人生的理解。

舒芜先生

他终归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追求个性解放的人。

李慎之先生

他觉得生活本身还是需要明确区分“菜单”与“食谱”这类事情。尤其是语言，事关文化，它的错用和歪曲，它的准确和纯洁，它的变化和流行，就不是什么小的事情，绝对不可等闲视之。

朱健先生

他是有激情的，老了，还是有激情。他终归是个诗人。他于诸多琐碎之中展示出了我们平常所不注意的那些平常。

田原先生

在美术界，他可说是“文武昆乱不挡”，简直是无所不能，而且无所不精。

公刘先生

枷虽卸，锁虽开，心灵却始终被一种大孤独、大寂寞所笼罩，唯一能切近感知的是窒息，沉重而冷硬的窒息。

黄永厚先生

他是开朗的，豁达的，无论是人还是笔。

杨德豫先生

他是敏锐的，极具见识的。他是精细的，尤其对语言。

江枫先生

他的诗译得好，不仅由于他爱诗，而且由于他写诗。他认为译诗不仅应在内容上忠实于原著，在风格上也应忠实于原著，一言以蔽之，应力求形神皆似。

未央先生

他是谦逊的，更是淡定的。他的这种谦逊淡定，好像就是与生俱来的，你想学也很难学会。

资中筠先生

她不愧是百度百科名片说的“国际政治研究专家”“美国问题研究专家”。

朱正先生

作为一个史家，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通过他的思想的观照，在他饱含感情的笔端，历史交响着，现实奏鸣着。

钟叔河先生

他是会写文章的，而且很会写，不但有思想，而且都好看。

流沙河先生

他那么瘦弱的身躯里竟然有那么一股气，那么硬的一股气。

余凤高先生

他是“厚发”的，也是“厚积”的。他的“厚发”来自“厚积”。

邵燕祥先生

他终归是个诗人，无论写随笔还是写杂文。

蓝英年先生

他就这样，细细写来，边叙边议，边议边叙，一步，一步，从容不迫。他的这种从容不迫是种透过历史风云抓住本质的从容不迫。

怀念·钦佩·感谢

张中行先生

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如果用心去体会，有静心、有耐心，心思自然会细腻。

张中行先生在《书屋》只发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谈谈周作人的文章》，发表在《书屋》1996年第4期；另一篇是《多信自己少信别人》，发表在《书屋》1997年第6期。两篇都是好文章。第一篇文章是为钟叔河先生所编的四卷《周作人文选》写的序（在我看来，钟氏所编的这套文选是目前最好的周氏选本。该选本共选文706篇，差不多是周氏一生作文总篇数的1/4。字数近170万，则约为其总字数的30%。选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选家认为的文章之美）。张先生是个聪明人，在序文的开头就说，他这篇序文可能会让“有些不如此想的人听了看了会皱眉”。为什么？张中行和钟叔河一样，认为对待周氏可以“人归人，文归文”，有些人并不认为如此。事情果然如其所料，杂志印出来后刚刚将样刊送到上面，就接到了上面的指示——这期杂志暂缓发行。为什么？因为《书屋》所配的照片，也就是周作人本人的照片，占了版面的四分之一，尺寸太大，太突出。怎么办？要发行，只能拿掉周氏的照片，将那一页重排重印。于是，我只好跑到厂里，请工人师傅连夜加班，印好后又打开杂志，一本一本地撕掉那页——那页配有照片的，再一本一本地贴上那页——那页没有照片的。一连好几天，我累得个半死，才将这事处理完毕，杂志总算如期发行。其实，我在那一期所编发的文章之中，关于为人为文的文字，前后呼应的还真不少，如丁东所写的《逢场作戏的悲哀》，舒芜所写的《杨荣国教授》，洪丕谟所写的《大胆女作家苏青》，谢泳所写的《吴晗的悲剧》等。我那一期的《书屋絮语》写得好像也有预感：

一期杂志编完了，站起来，吐口气，伸伸懒腰，抽支烟，随着了结事务的轻松，心灵深处浮上来的便是几分隐约的遗憾。

这遗憾旁人也许看不出来，即使杂志印出来了，旁人也还是看不出来，你自己却是清晰地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和它那面带善意的嘲笑：怎么样？你能拿我怎么样？确实，你不能拿它怎么样，因为这个时候的你已经颇有些力不从心。

当然，你会在下一期里，尽心尽力地去进行弥补，结果却又往往是先前的遗憾弥补了，新的遗憾又冒了出来。它还是那么固执地使你感觉到它的存在和它那面带善意的嘲笑。于是，你又在下一期里开始新一轮的弥补。

这隐隐约约的几分遗憾居然使你与过去的工作不能那么轻易分手。它总使你感觉不安，认为完成了的工作中还有未曾实现的东西。而未曾实现的东西里又有着那么多迷人的诱惑。

如果没有了这几分遗憾，那情形又会怎么样呢？

那情形一定非常可笑，那模样亦难免夜郎自大。  那才是真正的遗憾吧？是的，那才是真正的遗憾呢！

你说呢？

也只能是这样想了。不这样想还能如何？关于周作人的问题，后来我与胡真先生还曾打过一番交道。关于这番打交道的过程，也曾写过一点文字，题目就叫《胡真先生》：

想了很久，还是决定要为他写一点文字，不是因为他是领导，而是因为编《书屋》时常接到他的电话，表达他读《书屋》的看法（有的时候甚至是写信放到我楼下的信箱），虽然他的那些看法并非是我能同意的（我认为他有点左，思想也是比较旧），虽然那个时候的他已是一个退休很久早不在位的局长。

我想我还是敬重他的，只凭他在他的任内所提出的那个口号，我想我就敬重他。他所提的口号是，“立足湖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出版如果真的能这样，尤其是一个地方的出版，那境界就不一样了，何况他提的那个时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各省的出版重心大都真的还在地方，缺乏全国和世界的眼光。

有一次，电话铃响了，又是他，又谈他的读后感，我说：“我到你那里去吧，能够谈得详细些。”他说好。于是，我去了他的家。一进门，我就说：“我要事先声明一下，我听说你爱骂人，不过，我也爱骂人。”他看着我笑了起来，没有一点爱骂人的样子，将我让进了他的书房，先是上好茶，后是递好烟，接着入正题。

那次主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即是周作人的问题，他认为《书屋》登多了评论周作人的文字。我说我的看法不同。我觉得对待周作人，今天的态度应该是：人归人，文归文。无论周作人是个什么人，他的文字在今天在以后都是有人要看的，也是有人会研究的。而《书屋》所登的都是评论其文的文字，对其人品和历史没有一文一字的涉及（这是我在当时编稿时小心切实把握的分寸）。他说登多了，就是倾向了，就代表了杂志的倾向，也表示了刊物的态度。我说历史走到今天，如果说有进步的话，那就是有一些过去不能谈的人事现在多多少少可以谈了，而历史也就在不可以和可以之间小步或者大步前进。他笑了。我又说，他也可就他的看法写点文字给《书屋》，这对世人认真思考必定是有好处的。他又笑。我又说，他所提的那个口号——立足湖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其实，也可变一变的。他问如何变，我说可以倒过来，那就是——立足世界，面向全国，走向湖南。他笑了，我也笑了。他问我如何立足世界（这可是个关键问题，可见他的行政能力，或者说是运作思维），我说我一下说不好，或者我是这样感觉的。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出版应该具有世界的眼光，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以及我们湖南的出版，运用我们的出版资源，用好我们的出版能力。他说确实有点意思（后来我在有些场合也曾谈过这个想法，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得到的却是一些讪笑）。

P2-4

岳麓山下的火把

傅国涌

在《方法》之后，1999年的春天，人们蓦然发现还有一本湖南的《书屋》可读。那时中文互联网尚在初起阶段，刊物仍是思想的主要载体，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其实，《书屋》的创刊号是在1995年8月出版的，当《方法》于1997年7月以崭新的面目出现时，《书屋》也在稳步的成长之中，并已渐露锋芒。这本由湖南新闻出版局主办的杂志，原先叫作《湖南新闻出版》，属于内刊。它由内部的指导性刊物转为公开之后，以“屋不在大，有书则灵”为号召，在周实的手里逐渐磨砺成了一本思想文化刊物，到1998年已开始站在时代的前端。《方法》消失之后，它成为言论史上不可或缺的主力军。2000年是《书屋》的巅峰年代，最具有标志性的就是这一年第三期的大手笔，一期只刊出两篇长文，一为何清涟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为林贤治的《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十年之后，许多朋友对于那一期、那两文仍记忆犹新。在洛阳纸贵的那期《书屋絮语》中，编者只是淡淡地说：

“本期仅发文章两篇。

“发排之际，已是年关，窗外雪花纷纷扬扬。

“这两篇虽然长，读起来却不觉长，让人一口气读完了，心里还觉得不过瘾。当然，你也可以慢慢读，细细品，睡前读几节，三四天或一星期，忽近忽远，沉思默想。”

对于这一大手笔，曾多年主编《读书》的沈昌文欣羡不已，2001年他在《出于无能——忆〈读书〉》中有这样的感叹：

“还有一点，也是我多年感到不足的。1949年，我学过一些新闻学理论，听先师王季深先生说，在延安时凯丰曾对丁玲说，《解放日报》应当打破惯例，好的小说也可以上头条。我在随后几十年里总想学习这种精神，希望打破陈规旧框，在编排形式上也有一些创新而终未能如愿，始终引为一憾事。直到去年，见到一家同行某期只发两篇大作而成一期，真是大手笔，颇有革命先辈凯丰同志所说的精神。我做编辑恁多年，不只内容，为什么连形式也不敢创新一下呢？”

那一刻，《书屋》攀到了它的最高处，浑身散发着思想的魅力，几乎每一期都有读者翘首期待的好文章，能引发广泛的共鸣和回响，这是处于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很难想象的。

一

多年以后，周实早已离开《书屋》，在电话里与我聊起办《书屋》的时光，他表示：“问心无愧，我很高兴，不想多说。”

周实是个诗人、小说家，他一生的事业却是主编《书屋》的那6年。从最初不署名的常务副主编，到1999年正式署名出任主编，他和王平等人一起把《书屋》打造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平台，逐渐凝聚和吸引了全国各地具有独立思想和精神追求的作者、读者，尤其在《方法》之后几乎一枝独秀。

离开《书屋》将近十年，如今已提前退休的周实深知杂志要润物细无声，不能张扬，对于编辑之道他有着许多铭心刻骨的感悟，比如“别着急，慢慢来”，“表软里硬”，“每期有迷魂阵”，“意到笔不到”，等等。在不算漫长的六年中，尤其在后面的三年，他从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独特的编辑艺术，比如他说的互相呼应，从第一篇到后面不是孤立的；用心，布局谋篇，不是随意组合；隐藏，而不是什么话都说透。就连《书屋》的文章从不转版，他也有几分小小的得意。当然，他不仅讲究编辑，也讲究文字，好文章的标准离不开好文字，也许这是出于一个诗人对文字的敏感。

谈起《书屋》当年的选稿标准，周实立马想到了2001年第4期《书屋絮语》上概括的九个字：有思想、见性情、不生涩。他曾进一步解释，“有思想是说要独立思考。见性情是说文章要有个性。不生涩是说文风要明白，要晓畅，不要故作高深状”。

从《书屋》创刊号《编辑的话》提出“十八般‘文’艺（莫来‘武’艺），只要含得有一个‘真’字，《书屋》求之不得”，到公开提出九字标准，这是一个期刊成熟的标志，也是它自我塑造完成的标志。周实对我说，当时因为向继东问他择稿标准，他就说了这九个字，这是他对“单纯”的具体化。他举了一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湖南潇水河上乘船，看着水很清，以为很浅。艄公笑着一篙下去，两人长的竹篙只留下了一个篙尖。周实感叹说：“单纯不等于单薄。单纯也可以丰富和深厚……这就是美。”他说，好文章，看上去清水一潭，其实深不可测；坏文章，像小水洼，浑浊，不见底，深却不过一脚背。

当年有人夸《书屋》“编得好，有思想，有内容，文字尤其好”。据周实说，《书屋》其实没有挨过“上面”一次书面批评，这大约就与“文字尤其好”有关。这个“尤其好”的后面，应该包括了编辑将文字“处理得好”，并不单单是指作者将文字写得好。

《书屋》高峰时，每月来稿就有三四千篇，编辑几乎每篇都看。自2000年从双月刊改成月刊以后，一个月内几乎要完成三期杂志的编、印、发，工作量很大，大多数时候其实只有两个编辑，就是周实和王平，一度请了几个兼职的编辑（包括向继东、王开林、李致中），他们主要是看初稿。周实对我说，2001年夏天他离开《书屋》时，移交给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还有四千多篇可用的稿子。

然而就是那样大的工作量，《书屋》那时每篇发排的文章校样都要寄给作者校对。2001年4月初，我曾收到《书屋》寄来的《康有为的神话》一文清样，三张半清样用的都是已用过一次的打印纸。一页的背面有何清涟获得“长江读书奖”的清样稿，上面有何清涟的亲笔校正；一页是程晓农的译稿《民主的价值》的最后一页，注解中布满了他校正的密密麻麻的字迹。也许节约纸张只是小事，也许叫作者亲自校正校样也是小事，但我不知道如今有几家刊物仍在坚持？

1998年之后，那是周实、王平两个编辑最忙碌的时候，也是他们最激动的时候。合乎九字标准的好稿子滚滚而来，应接不暇，有限的版面容纳不下，稿子排队，这是《书屋》最好的时光。对于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情，对国人真正关心的许多重要问题，《书屋》几乎都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做出了回应。

与《东方》强化的知识分子公共意识、《方法》特别强调的启蒙意识不同，《书屋》似乎没有特别标举什么，有之也不过是对常识的肯定。2000年第2期的《书屋絮语》最后说：“记得《书屋》创刊不久，曾经发过一篇文章，文章具体如何写的，三言两语难以尽意，但那题目却如烙印深深烙在我的心上——《胜过‘真理’的，是我们的常识》！”那是关于王小波小说《黄金时代》的读后感，只是一篇千字短文，发表在《书屋》1996年第5期，署名“搏非”。《胜过“真理”的，是我们的常识》的确是一个好题目，它提出了一个触及我们生活本质的命题，即使在被绝对真理覆盖的地方，还有我们的常识在。《书屋》一步步攀登的过程，其实就是向常识靠近的过程，从常识出发，单纯而不单薄，最终让我们拥有了一份与时代同行的刊物。

二

最初，《书屋》的作者以文学界或偏重文学的人为主，包括小说家、杂文家、诗人、文学评论家，韩少功、邵燕祥、彭燕郊、何满子、刘心武、易中天、舒芜、江枫、朱健、赵玫、陈村、公刘、残雪、南帆、张远山、周泽雄等人，内容偏重于书评，趣味也偏向文学性。虽然李锐、李慎之、李冰封、陈家琪、朱学勤、朱正、丁东、邢小群、谢泳、胡文辉、智效民等以思想见长的作者也已露面，或者已发表有锋芒、有见地的文章，如陈家琪的《“文革”话语管窥》、丁东的《逢场作戏的悲哀》、朱学勤的《引进常识》等，但所占比例不高；或者像李慎之，在《书屋》前期发表的文章，比如《食谱与菜单》，但并不是最能代表他思想的文字。

《书屋》的作者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到1998年以后，思想含量明显加重。这一年第5期带头的两篇文章，景凯旋的《毫无目的的残酷》和单世联的《历史的记录与革命的反思》都受到读者的瞩目；同一期发表的江小燕写给余开伟的信，这位江南义女与翻译家傅雷素昧平生，却在傅雷自杀之后的黑暗时代，冒险认领并保存傅雷的骨灰，如果没有这封信，我们对她的命运遭遇真的一无所知。我把这前后看作是《书屋》的一个新起点，三年之后，《书屋》打开了一个更大的世界，许多名字开始悄悄出现在《书屋》的作者序列，林贤治、潘旭澜、胡绩伟、龙应台、王元化、李南央、雷池月、单正平、何清涟、程晓农、蓝英年、肖雪慧、毛喻原、王思睿、王毅、苏文、秦晖、王康（大迟）、余世存……他们的文章给《书屋》带来了新的生命。它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读物，就是因为问题意识的逐渐凸显，他们讨论的问题各不相同，但问题背后都有对当下现实的关怀，都有与这块土地血肉相连的感觉，渐渐摆脱了那种被个人情趣所笼罩的书斋感，也就是走出书斋，融入书斋外那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之中，这是《东方》曾经的追求，也是《方法》接续的路子，《书屋》也走到了这一步。

我们从《书屋》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无论是对历史的解读还是对时代的理解都在深入，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对读者造成的冲击和引发的反思，也许是作者未曾料想的。2001年第6期发表的一组解读文章，王若水的《左倾心理病》、李冰封的《并非家务事》、朱正的《是家务事，是大历史》，深化了对这个话题的讨论。

林贤治的《五四之魂》是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最具震撼性的长文，虽然其中观点不无可议之处，但是在饱满的激情之中蕴含着作者对那个时代以及整个“五四”传统的反省和批判精神，毫无疑问能激发起许多新的思想火花。胡绩伟的长文《劫后承重任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不仅将我们带到80年代的回忆中，更让我们体认改革的艰难与包袱的沉重，作者没有回避相关问题，而是直面真实，真诚地讲述自己所亲历的时代。

周实回忆，1999年11月，李慎之的《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五四运动八十年祭》发表之后，“反响很强烈，读者极喜欢”。2001年，李慎之的《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发表后，“反响也很大”，林贤治先生有不同看法，寄来了一封公开信，要与作者商榷。《书屋》将此信复印，转寄给李慎之，本来打算请他答复，将两封信一同发表。与他早年在《东方》谈全球化、全球价值、中国人如何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文章不同，此时，李慎之老人致力于重提五四启蒙价值，思考中国民主化的问题。这些文章通过《书屋》公开发表后，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到处被复印传诵。

2000年第3期《书屋》只发两篇长文的大手笔注定要载入报刊史、言论史和思想史，何清涟和林贤治分别从经济学和文学出发，抵达了时代最核心的问题：公正与自由。十年后重读《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我们仍然会有被子弹击中的感觉，何清涟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是活的、当下的、令人心惊肉跳的。无论是利益集团的多元化趋势及强势集团的形成，还是两极分化和中间阶层的不发达状态，相隔十年，大家都可以看得更为清晰，但在那个时候，何清涟就已写出来了，而且看清了时代的走向。那是一篇无愧于时代的文字，是一个知识分子出于良知的表达。在林贤治自由的标尺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不留情面的褒贬，他的评点因为个性张扬而充满真性情，他的解读因为有血性而显得血肉饱满，不流于我们常见的那种冷冰冰的文学批评。这是一部他“私人治史”的50年散文史，如他在文中说的，“文学史就是自由史，自由精神的蒙难史和解放史”。张远山、周泽雄、周实化名“庄周”连载的《齐物论》，对当代文坛各类人物、各种作品无所顾忌、痛快淋漓地评点，也是自由精神的一次实践，颇受读者的喜爱，我曾在报纸上看到有读者说自己每次“都是急读之而后快”。

作为一个公共平台，《书屋》并不是只发表一种观点的文章，各种不同的观点只要言之成理，哪怕针锋相对，也都有同等表达的机会。肖雪慧关于纳税人意识的《喻先生，请另出招吧！》在2000年第6期发表，2001年第2期发表喻权域的《反驳肖雪慧，何须用新招？》。毛喻原的《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在2000年第9期发表之后，持不同观点的江枫的《汉语啊汉语，危机，却在哪里？》也于2000年12期上发表。当然更多的是回应与商榷。

三

1995年《书屋》创刊之初只有1500个订户，到1996年发展到5000个订户，1997年订阅了15000册，如果算上各地书商的零售，突破了2万，之后的发行量达到3万多册。《深圳商报》曾有这样的评论：“长沙根本就不是文化中心，《书屋》也没有闻名天下的主编，该杂志甚至是没有什么好的历史渊源，……它紧紧地抓住中国知识界所关注的全球化、市场化、大众文化、后殖民问题、腐败问题、民族主义、农民问题、女权主义等问题，一跃而成为了读书杂志的自由中坚。……办刊物最重要的是刊物本身，而不是技术层面的更新、商业层面的包装或国外流程的引进。只有在文化多元的基础上，寻找到杂志的最锐利的诉求点，才能让一份杂志站稳，而不是其他别的要素。”

从1997年第2期起，“读书人的心灵家园，思索者的精神领地”，这句话出现在《书屋》每期的目录页上，显然《书屋》的读者定位就是读书人、思索者，他们有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学历。周实曾有文章写到过《书屋》的一个忠实读者单剑锋先生，他是一个很好的山水画家。更多的是普通读者，2001年第3期的《书屋絮语》，讲述的就是读者的故事。一个冬季的雨天，中南工大土木建筑系的一个大二学生，乘公共汽车花了1小时20分钟，专门赶到编辑部买合订本，挑选再三，最后只挑了1997年的《书屋》合订本。因为他的钱不够多买。那篇絮语写得很平淡，也很温暖。

有读者在报纸上这样评点《书屋》：“有人说近年《书屋》风头之劲，几乎要超过老牌的《读书》了。作为一本诞生不久的刊物，这是对《书屋》最大的褒奖。”  天南地北甚至海外的中文读者，今天，他们心中仍保存着《书屋》的记忆一定不少，我身边的朋友中就有不少是《书屋》的读者。台州有个老中医曾是《书屋》的热心读者，与编辑部有书信、电话往来。当然，《书屋》与读者的互动，最重要的大概是每年的推荐好文章，1999年第2期就以头条的位置刊载了读者的意见，这也是比较少见的。这位叫作刘畅的读者最初接触到《书屋》1998年第5期，从此他的心被抓住，他以屈原《橘颂》中的句子“青黄杂糅，文章烂兮”来形容《书屋》，他在信中说：“忧人也好，忧天也好，忧社会也好；质朴也罢，尖锐也罢，深奥也罢，其背后体现的编辑思想却是一致的：关心人，关注生命。影响读者的，不仅是作者的观点，还有编者的思想；文章中凝结的，不仅是作者春蚕吐丝般的劳动，还有编者蜡烛燃烧般的热情。”

对于刊物后来的命运变迁，编者也并非毫无察觉。2001年第1期的《书屋絮语》曾以哲学或诗的语言做过这样的预言：“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世界要‘无’，连政治家、哲学家都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譬如，要是《书屋》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书屋》今日还在，只是从2001年第6期出版之后已换了主办单位，换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