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地,从未有过如此的震动。历史告诉每一个人,无论这个世界怎样风云变幻,多么千难万难,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国家强大了,就能享有和平和安宁,拥有光明和光荣。强国强军,钱包要鼓,拳头要硬,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精神,任何综合国力都不可忽视精神的力量。而打造精神的力量,筑起我们新的长城,那基石应该是一个比较清明的社会。
《无上光荣》是著名军旅作家张正隆历时5年之久写作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全书洋溢着浓烈的家国情怀,以为数不多的中日亲历者留给历史的声音为基准,辅以及其珍贵的未公开珍贵图片史料,还原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复杂局势的历史现场。
随着亲历者的渐少,历史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小,但我们从来就不应该忘记!
张正隆的纪实文学作品《无上光荣》以中日双方亲历者的回忆及珍贵历史图片史料为基础,再现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战悲壮惨烈的过程。
从不抵抗政策到江桥打响中国抗战第一枪;从明知胜利无望到仍然奋力一战;从溃败千里,奸人立现到遍燃抗日烽火的血肉长城……历史的耻辱,民族的伤痛,军人的血性、战争的残酷……白山黑水间迸发出的无上力量,遍传中华大地,唤醒四万万同胞。
死守,勿退 林义秀在回忆录中写道,“十八日夜十二时许到达昂昂溪车站……十九日午前二时许,我们在站长室的桌子上就寝。当时站台上躺着日本兵和中国兵的尸体。午前十时我们进入大民屯,见到步兵第三旅团副官沋本一磨走了过来。我问沋本君一向可好?他回答:‘噢,真是万幸,捡了一条命!’” 炮弹撕裂空气,发出糁人的啸音,在蓝天下划着各种不同的抛物线。如果位置合适,能够看到飞行中的迫击炮弹,一群群像老鸹似的。顷刻间土石飞迸,天摇地晃,白雪覆盖的大地,就现出一片片扎眼的黑色。240毫米重炮炮弹砸在冻土上格外有震撼力,烟尘散后一个二三十米见方的大坑,第二年雨季就成了一个个水泡子。 九一八事变,日军攻击北大营,240毫米重炮首次亮相,没有出动飞机、坦克。这回什么都有了,包括日本造的八八式、甲式四型和纽包儿,前面说了,有的飞机就是把原来的“青天白日”徽记涂抹成了“膏药”。至于那隆隆驰来的法国雷诺轻型坦克,明明白白就是东北军的,驻扎北大营的东北军王牌第7旅的。 被炮弹、炸弹击中的工事,沙石木料连同血肉飞上天去。被震塌了的,官兵从里面拱出来,噗噗地吐着嘴里的沙土,红了眼睛,殊死抵抗。以往短兵相接最便宜了,大炮不能上刺刀,飞机也不能到地面上冲锋,就人对人地跟日军拼杀。这回坦克上来了,这种钢铁巨兽、“陆战之王”,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开头真拿它没有办法,后来就用炸药把它变成死王八。 有陈觉老先生,在1932年出版的《日军侵占黑龙江之经过》中,这样描述16日的三间房大战: 日军飞机、骑兵、步兵联队、重炮联队,约四千余人,齐向我军猛扑,我军奋死抵抗,但因军械差关系,前哨军死伤甚多,双方鏖战之烈,为后来所罕见。日军见我猛抗,飞机队乃全体出动,约四、五十架,联翼飞抵交战阵地,意图实施猛炸。我军因无防御器械,方欲引退,幸突起大风,愈刮愈紧,战场上士兵直不能睁眼,日飞机所投炸弹,遂均无效果。骑、步兵亦因风大,尘土飞扬,陷于混战中。至午后四时许,日军不支,遂引退。又同日下午二时,三间房前方阵地,亦有日机四架,在我军防线上飞翔,当在我右翼投炸弹三十余枚,我军死伤甚众。日骑兵步兵两联队,亦乘机向我猛攻,激战三时许,日军又退。 连日天气晴朗,16日气温骤然降至零下20来度,日军已经难以承受,再“突起大风”就更受不了了。 无风零下20度不觉太冷,有风零下10度就苦不堪言。狂风吹透衣裤,拼命劫掠热量,脸像针扎刀割似的。黑龙江有名的“大烟泡”一刮,天昏地暗,睁不开眼,迈不动脚。位于北纬47度的齐齐哈尔,成为这个星球上同纬度最冷的地方,就是风大,“风从卜奎来”嘛。16日这场大风,应该是1931年入冬后的第一场“大烟泡”,天地间被狂风卷扬的雪烟和吼啸填塞了,日军哪见过这种阵势呀?而省防军的绝大多数官兵,可是来到这个世界就开始了“适应性训练”。而且所有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一方,都天然地喜欢在这种天候环境中与对手混战。 更要命的是,省防军全副冬装,张海鹏伪军也穿戴停当,本来就不抗冻的日军还一身单薄的秋装。 这个季节的黑龙江,零下20来度挺正常的,16日姗姗来迟已经挺照顾日军的了。北满的天气说变就变,也应在意料之中,林义秀之类早已把天候地理搞得一清二楚。倒霉大佐滨本根本没把对手放在眼里,以为皇军出马,甚至不用打就过去了。多门不敢怠慢,着急上火的是调兵遣将,速战速决,重拳捶击,进了齐齐哈尔什么都好办了。结果是19日进城后,把棉衣、棉帽和棉鞋、毡靴抢购一空。 通常易冻伤的部位是手脚和脸,这回日军约千人冻伤,多数是头,日本人称“钢盔头”。钢盔是护头的,却不是御寒物,倒像扣了顶冰帽子。这种气温,手碰上铁器就粘住了,一拽掉层皮。那钢盔薄薄一层衬里,冲锋退却出点汗,粘上没粘上都够呛。人冻伤初始会感觉疼,无痛感时就不好办了。战斗紧张激烈,那人像打了鸡血似的,还能感觉什么呀?打完仗进屋歇歇吧,摘下钢盔,连头发带头皮都下来了。 三间房大战,土地爷不给力,老天爷全力以赴,而且关键时刻发威,帮了大忙。 17日,气温再降,最低达零下24度,上午风速每秒约15米。多门知道时间不是他的朋友,愈发速胜心切,加强空地火力,一波又一波发起猛攻,夜以继日。 陈觉老先生在文章中写道: 十七日夜十时许日军八千余,向洮昂路附近第一道防线骑兵右翼猛攻,守该地为我骑兵两团,竭全团之力抵御。十二时后,日军新自朝鲜开来之混成旅团两联队赶到,加入猛攻,并以坦克车四辆,掩护手提机关枪队,压迫我战壕重炮,复藉流光弹指挥炮击方向,我军不能固守战壕,乃出壕迎战。两军混战至于肉搏,我军死伤极众,兵士流血支拒。 屯垦旅防守的左翼,为日军主攻方向,倾泻的钢铁最多。工事被毁,官兵简单挖个掩体、散兵坑,或者趴在弹坑里,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 1团组织敢死队,各连自告奋勇,每营挑选30名精壮士兵,携带炸药,专门对付坦克,或阵地被突破时抢上去封堵缺口。战至18日,敢死队全部战死。 笔者看到好多文章,写到身上捆着炸药的士兵,迎着坦克冲了上去——仅此而已。 步2旅4团阵地上弹雨如织,团长吴德林颈部重伤,血流不止,仍大呼顶住、顶住。 激战中,步3旅5团团长李青山,发现自己的连襟、2营营长刘德胜躲在掩蔽部里,不出来指挥战斗,当即将其撤职(一说是“正法”),由2连连长李瑞福代理营长。李瑞福在随后的战斗中牺牲(一说是掩护部队撤退时,被敌包围,眼看被俘,举枪自杀)。 正面拉开架势死顶硬抗,侧翼也挥动下一小臂。 马占山在写于1934年4月的《关于日军侵占齐齐哈尔经过的报告》中,说: 侦知敌军司令部设在大兴屯附近,当派涂团长全胜所部由翼侧迂回向该司令部袭击,敌人因其后方感受威胁,遂撤兵救援,以之正面火力稍减,我步兵乃乘机出击,猛冲数次,终以敌机枪火力炽盛,未克奏功。然敌我已伤亡无算,我奇袭部队因敌方有援未能完成任务,烧敌辎重甚多,亦足予敌人以重大打击。 奇袭敌军司令部,应该是三间房大战中最重要的一个举动了,派去两个团、一个旅乃至更多的骑兵部队,一举打掉敌人的首脑机关,对战局会是一种什么影响、震撼?可既然“只准防御,不得攻击”,打的是“正正堂堂”的阵地战,奇袭不成也就不足为奇了。 骑1旅团长蕯力布,一个彪壮的蒙古族汉子胸部中弹时,营级军官已尽数伤亡,连长邓文挺身而出,代理指挥。 仗打到这份儿上,也就剩一个字“撤”了。 从九一八事变时敌我兵力,到江桥战役双方集结兵力、伤亡数字,所见作品、资料多有不同,有的还出入很大。 无论出入多大,嫩江支队加上张海鹏伪军,与省防军当时投入的兵力,应该说大体相当。待到三间房大战,日军在数量上也占优势了。 你增加一个大队,我调上来一个团,张学良的东北军乃至中国军队,跟日军拼消耗没问题。可三间房之战,即便日军依然是逐次增兵的添油战术,马占山也耗不起了,迟早有无兵可调的时候。 省防军三个步兵旅,每旅编制两个团,步3旅还步、骑各一。都驻防国境地带,不可能全部调往前线,算上卫队团,实际参战只有四个团。要不是屯垦旅赶来,三间房能否再守,也是个问号。而从11月16日开始,马占山能够调往前线的援军,都是事变后由地方保安团改编的部队了。 马占山说,16日“我军伤亡甚众”,17日“伤亡尤大”,18日“伤亡枕藉”。 三间房之战,日军调集的是新锐的生力军,而省防军、屯垦军虽然旅团番号不少,已是伤亡惨重的残破之师。由保安团匆忙改编的独立团,装备更差,官兵从未经过战阵,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打压、冲撞下,又有几多战斗力? 尽管火炮数量、口径与对手根本不成比例,省防军和屯垦军的一个炮兵团和一个炮兵营,一直在奋力还击。炮兵是敌人的重点打击目标,伤亡率应该不比步兵小。 马占山《关于日军侵占齐齐哈尔经过的报告》中说:“综计是役我军徐宝珍、吴德林、蕯力布三团长及营长等伤亡官兵(似应为“军官”)245名,连同兵士约5000余名。敌军死伤约在4000名左右,冻伤约数百名,其校官死者亦不少。” 还有说法:“敌方伤亡人数保守估算3000人左右(包括张海鹏部,其中日军伤亡1000余人),我守军伤亡人数约5000余名。” 这样的数字,应该比较接近事实。 “饬死守,勿退却”,是不是就打光了? 19日凌晨,马占山发表退出省城通电: 兹为俯顺舆情,尊重“国联”,暂行退避相当地带,静候公理之解决。 18日,林义秀奉命从沈阳乘飞机到泰来,然后乘火车、装甲车、汽车,一路追赶、寻找第2师团司令部,要向多门传达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十八日夜十二时许到达昂昂溪车站”,“十九日午前二时许,我们在站长室的桌子上就寝。当时站台上躺着日本兵和中国兵的尸体”。 “午前十时我们进入大民屯”,见到“步兵第三旅团副官沋本一磨走了过来。我问沋本君一向可好?他回答:‘噢,真是万幸,捡了一条命!’”(P163-170)
序
1995年,我在书摊上买到张正隆先生写的一部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长篇报告文学,上下两册,盗版,缺讹错漏,就想看看正版。10多年后,通过朋友与他联系上了,他很抱歉,说早就没了。爱读书的人,想看本书而不得,他能想象那种失望失落,之后出版新书不断寄给我。
没想到,这回寄来的是这本《无上光荣》的书稿,让我提意见并作序。我与他至今未曾谋面,这倒无妨,成为这本书的第一读者,也是快事,只是作序一再推辞。读罢书稿,掩卷沉思,作为一位齐齐哈尔人、文史工作者,就有种冲动,不说点什么,脸红。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抵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谁的主张?打响了中国武装抗战第一枪的江桥抗战,就是发生在我的家乡齐齐哈尔的。末流的黑龙江省防军以命相搏,在国内外激起什么反响,主张不抵抗的当家人又是什么心态?在不抵抗的大背景下,注定无望取胜的江桥抗战失利后,又发生了什么貌似匪夷所思的事情?
请看《无上光荣》。
有道是“自古忠奸不两立”,我们曾把人简单地划作红黑两类,其实二者之间有时是模糊的、变化的,一切皆在时势和个体的差异。九一八事变后的时势,纷繁动乱如万花筒般令人目不暇接,无论人性多么复杂、微妙,都不能不在瞬间现出本相。大忠如谢珂,泾渭分明无瑕疵。大起大落、再起再战的马占山,终究不失雄杰本色。而徐宝珍这位“坚定的主战派,且在江桥抗战中立下大功的英雄,最终却戴顶汉奸帽子离开了这个世界,实在令人扼腕”。同样曾经英雄过的程志远们,却好像在等待某个时刻,甘愿让灵魂坠入地狱。至于万国宾们,“他们不是汉奸,他们痛恨汉奸,痛恨日寇,恨不能汉奸能马上灭绝,一下子就把日寇赶出东北。自然,他们希望中国强大,希望能在日本人面前挺直腰杆。因为他们经常与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国人打交道,他们所受的屈辱其实并不比百姓大众少,可他们往往南辕北辙,因为他们首先想的是自己的家天下,以国为家了”。
江桥抗战这个题材,因其曲折复杂而成文学富矿,给了作家广阔的挥洒空间。报告文学这种题材虽然有局限性,但真实是它的生命,这就与治史者有了契合点。治史讲“无一字无出处”,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有的出处可靠吗?自然法则,亲历者已无从寻觅,好在有那么多严谨的专家学者,多少年来在这段历史中发掘、探究。张正隆这位被称作“用脚写作的作家”,说这是他唯一一部主要靠资料写作的作品。除了早已被历史唾弃的人,他对笔下任何人物都无好恶,只是希望尽量地走近他们(包括汉奸),尽力比较真实地接近这段历史。这其实是很难的,甚至是做不到的,但他努力在做。
像他以往的作品一样,《无上光荣》在叙事中更重反思,反思昨天,乃至今天、明天——读者一看便知。
想说的话很多,拙笔难书,还是看书吧。
王延华
2015年3月20日
齐齐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