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住四合院的苦辣酸甜
回顾我旧日居住的胡同院落，温馨中常伴有苦涩，仿佛凉拌的苦瓜，脱尽厚腻。
记得我出生的那个狭长的三合院，住着七户人家，其中住北房的段家，在煤市街路西开了个一间门脸儿的修理自行车铺，收入比较稳定，算是全院的首户，但他孩子多，平日喝粥的时候比吃窝头的时候多。其他六家都没有准事由儿，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算是城市贫民吧。别看每家的日子捉摸不定，大家却相处得很融洽。一家找着事由了，大家都高兴；一家的孩子病了，大家都着急。隔壁的文大爷当年是黄带子，断了钱粮后，衣食无着，全院像敬重自己的老家儿似的照看他。段家过生日，给文大爷端去一碗两样面切条，驮着仅有的几片肉；秋风下来了，妈妈找来旧布、旧棉花，洗净铺平，拼拼凑凑给文大爷做上一条棉套裤，御寒挡风。那年五月节，文大爷托着一个荷叶包进院，兴冲冲地叫我打开。啊！新鲜的荷叶里包满了红红的樱桃和白白的桑葚，一院子的人都惊住了。文大爷乐呵呵地给每家都分了一小把。“尝尝，五月鲜，鲜呐！”大家不忍拒绝，点着头，眼里噙着泪……事后，爸爸告诉我，文大爷把皇上赏的翡翠帽正，卖了。
抗战胜利后，父亲有了工作，我们搬到东珠市口大街西湖营里的吊打胡同（后改孝达胡同）居住，虽说是独门独院，六间房，可受地界限制，也是只有一条窄院、逼促的三合房，没了街坊，虽清静，却单调。
1950年，我考进灯市口的育英中学，住进了据说是大明首辅严嵩的府第，享用了古老庞大的四合院。
育英的初中部和高中部几乎占了灯市口北边的半条街。学生宿舍既有平房，也有楼房，但都很老旧。我好奇，追着老校工打听相府的故事。他指指点点，几乎每个院落都藏着严氏父子许多秘事。每当红日西沉，我常循着校内曲折的游廊，漫步相府一层层大小不拘的院落，或倚栏遐想，或弄影花丛，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间或文思奔涌淌出几行诗来。这种情绪是我在狭小的三合院里无论如何也寻不到的。
1956年秋天，我考进北京大学东语系。骑着车驶进燕园，迎头相遇的除了微笑的师友，还有燕园迷人的美色。然而，我们却与美色和师友失之交臂。煤矿、山村备下了我们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课堂；老教授和我们学生一道接受矿工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住工棚、宿农家，又是一番别样的感受。1962年夏天，离开北大那天下午，依然是骑着车，有些不舍，“以后吧，我会来的”。此后九年，我成了一名空军战士，住的是营房，睡的是大通铺。再回到胡同是1971年我奉命复员，一家五口挤进了宣外校场五条的一间半西房里。
这是一座坐西朝东还算齐整的四合院，只是百年的苦撑，北房和南房早巳坍塌了，剩下的东、西房也是有雨便漏，刮风便透，且随时有坍塌的危险。院里没有上下水，更没有厕所。日常用水要提着水桶到胡同对面高台阶的温州会馆里去打，提回来倒进屋角的水缸。而用过的脏水，也是先倒进屋檐下的泔水桶里，等满了，再提到门外倒进路边的下水沟。因此，洗澡、洗衣服，那是要下很大的决心，准备充足才做的事。
然而，最头疼的是早起跑厕所。人生在世，有进必有出。民以食为天，那么食之后呢？便是出恭。离家最近的公共厕所，只有五个蹲坑，且个挨个地紧密相连。早起高峰时，门外排队，一坑难求，等者抓耳挠腮，急不可耐。偏有先入为主者，一旦蹲下便抽烟看报，怡然自得地慢慢享用，哪管你火急上房？内急难忍，只好一路小跑，到相邻胡同的厕所找出路。“一日之计在于晨”，怎奈晨时出恭不顺，竟挫败了一天的好心情，你道亏也不亏？
再说同院的五家街坊，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引下，平添了一双双“千万不要忘记”的目光，早泯灭了湿井胡同时休戚相关的情分。别看平日碰面嘻嘻哈哈皮笑肉不笑，转脸就跑去向革委会小汇报，揭发别人“不忠”的罪行。还有铁杆的“造反派”，乘机偷街坊的蜂窝煤、冬储大白菜，骨子里拿“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做终生信条；从了良的窑姐，自诩“苦大仇深”，痛恨万恶的旧社会，却专爱在邻里间说三道四挑拨离间，还说这是老人家的最高指示：“与人斗，其乐无穷。”另有副食店领导，雅好偷鸡摸狗，拈花惹草，闹得满城风雨的……大杂院彻底“砸”了“四合院”的牌子，丧失了应有的情意。我渐生厌倦，巴不得早早离开。
1986年秋天，我终于分到了一套两室无厅的单元房。虽说新房只有50平方米，但有厨房、厕所，屋里有暖气，屋外有阳台，一家一户，无干扰无是非，总算甩脱了大杂院的诸多麻烦，全家人都很知足，至今我还住着。此后，当有人直斥城市改造，乱拆胡同四合院时，我总是先问一句：“您住过大杂院吗？您早晨上厕所排过队吗？”否则免谈。
眼下，今非昔比，北京的人口超过2000多万，还不包括几百万流动人口。早年包住活力、缺少上下水设施的四合院，陈旧了，颓败了，早巳容不了潮水般涌入北京城追梦的人流。北京城走到了歧路口：是依然故我，守住明清以来的旧格局；还是比附西方的玻璃幕大厦，与国际大都会争锋斗奇？真难！
北京城必须变，而且刻不容缓！大片大片的胡同、四合院比着赛地被铲除一光，代之而起的是以斗室天价百万以上的塔楼小区和腰缠亿万的暴发户。而附庸风雅，蓄意赢利，新建的“胡同”“四合院”，却鲜亮如画，单薄如纸，既冲散了历史的醇香，又模糊了情浓的记忆，全然抛弃了前人苦心的文化积累，令后人无所适从。
但是，议论归议论，事实是今天北京人的居住条件确实有了巨大的改善，由人均的几平方米上升到十几平方米，追求的也早已不是一席之地，而是面积、位置、朝向、装修。
每当我推窗眺望京城的晨光时，我在想，我们守望家园，家园必须美好；我们珍存文化，文化必须纯真。昔日的风景早已远去，沉湎不舍，或者只是一种情调；而住不成旧日的四合院，倒兴许是件值得庆幸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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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不远 近在眼前
一只名贵的翡翠扳指，孤零零地摆在首都博物馆的展柜中。浓绿的光，似火苗，舔噬着贪婪者的心；它的清润，又仿佛一泓冷泉，袭人双眸，沁人心脾，叫人凝视遐想。
这只翡翠扳指的主人，就是清末紫禁城人人皆知的大太监李连英。
距离北京150公里的直隶河间府大城县，是出太监的地方。
常有“乡亲”从宫里回来，穿着鲜亮，揣着大把的银子，尖着嗓子说，住在宫里，能天天见着皇上娘娘，还知道皇上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怎么的。村里的孩子都听傻了，馋得什么似的，要是有一天……大人赶忙给哈唬住了：“知道吗？进宫先要把‘小宝贝’割了去！死了都没脸见祖宗！”
皮匠李玉靠修皮靴为生。五个儿子五张嘴，都要从他手指头缝里讨吃喝。老二李英泰摔了个跟头，伤口不愈合，发烧昏迷。算命的说，若要逢凶化吉，不入空门入宫门。空门庙宇，整日拜佛念经，生活清苦，有多大指望？宫门显赫，却要舍弃男人的根本，断子绝孙，无颜祖先。左右为难，哪条道都不好走。反正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他横下一条心，走上了这条想成人又必须从不是“人”做起的登“天”路。
七岁净身，九岁进宫，小英泰鬼使神差地被分在懿贵妃兰儿的门下，改名李连英，这是命。从此，慈禧和小李子这对主仆，开始了身影相随的漫长历史。
初进宫门，他就面临着一场争夺权力的殊死战！原来金钟玉磬、顶礼膜拜的背后，藏着那么多的倾轧、撕咬、暗杀、陷害。这里没有亲情真爱，只有你死我活！据说辛酉那年13岁的小连英，头发里藏着慈禧、慈安的手谕，冒着杀头的危险，不敢歇闲儿地把消息从热河奔送给京城的恭亲王奕沂。政变成功了，两后垂帘了，大清王朝形似稳定，实际却开始朝着毁灭的深涧急速滑去！
慈禧擅权48年，“皮削李”不离左右。就这样，亿万臣民的生死存亡和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在慈禧颐指气使、独霸朝纲和不经意的谈笑中，信手揉搓、毁弃，伤害惨重。空余下今生后世锥心刺骨的悔痛！人们在痛恨慈禧祸国殃民的同时，常常迁怒于李连英的助纣为虐。恶主子固然可恨，可她的狗奴才更可怜、更可卑，也更可恨！这种恨恨不已的情绪穿越时空，延宕至今。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一日（11月14日）光绪帝薨，终年38岁。次日，慈禧病逝，终年73岁。不过20个小时，仇雠难解的母子俩倏然而逝，撇下一个谜和一个无人收拾、有人惦记的破烂摊子。李连英料理完慈禧的丧事，把慈禧生前赏赐给他的东西，悉数交给隆裕皇太后，当即辞位出宫，退出栖息了52年的紫禁城，淡然为民。
三年后，“于宣统三年二月初四（1911年3月4日）而死”“年六十有四”（《李连英墓葬碑文》）。李连英葬在京西恩济庄的太监墓地，占地20余亩，地面建筑和地下石宫规格很高。
1966年七八月间，六一学校的红卫兵“破四旧”，他们想起了校园内规模齐整的李连英墓园。“小将们”驱赶校长、书记、老师们，拆除了校园内李连英墓地的墓碑、石桥、石牌坊、石供桌；又用力刨挖掉宝顶，终于打开了李连英封闭55年的墓穴。开棺清出了李连英的遗骸，出土了五十几件殉葬的珍宝，其中有钻石帽正一个（直径1.6厘米）、花宝石镶钻石戒指一件（戒面2×1.4厘米）、光绪款金烟碟（盛放鼻烟的用具）一件（金重140.5克）、金珐琅怀表（光绪年制）一块、宋朝青玉环一件（直径5.7厘米）、汉朝青玉剑饰一件（高1.8厘米，宽5厘米）、汉朝玉镯一件（直径8厘米）和这枚翡翠扳指（高2.5厘米，直径3厘米）。
这一来，李连英的死，乃至他一生的荣辱、评议，又起波澜，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谜：他是因病而死，尸骸腐坏呢；还是被仇家所杀，入葬时失去身躯，只留下一颗头颅呢？历史等待解疑、重述，如同北京城到处留下的数不清的谜。
扳指，原本是一种辅助扳弓射箭、戴在右手大拇指上的“套儿”。它可以在右手或左手用力拉开粗硬的弓弦时，辅助瞄准，分散拇指的运动量，保护拇指不被勒伤。古人就地取材，选用鹿骨一类质涩而有韧性的东西，套在右手或左手的大拇指上。这样一个生活、战斗必不可少的工具，因为戴在显眼的拇指上，渐渐成了一种平素也不离拇指的豪华装饰，一种以物状人、随处显示、夸耀自己身份的奢华饰品。
在中国，扳指的历史很长。
无独有偶，上溯到公元前12世纪前半叶，协助商王武丁重整王朝的大妃妇好，也用过一枚镌刻着斑斓兽纹的青玉扳指。1976年出土后，我们发现这枚青玉扳指色青绿，有褐斑，呈圆筒状，下端平齐，上端为斜口，结构合理，恰可套进成人的大拇指中。青玉扳指高2.7－3.8厘米，直径2.4厘米，壁厚0.4厘米。扳指的正面是以双钩线勾勒出的兽形：兽口向下，细长眉，菱形眼，两耳贴后，有一对尖角，尾下垂，短足前屈，兽鼻两侧各有一圆孔。扳指背面靠下端刻有凹槽，应该是叩弦受力处。端详这枚精美的青玉扳指，可以想见当年妇好大妃正是戴着这枚扳指征战无数，频取胜利。而我们的祖先竞能在三千多年前，用精湛的治玉技术，抽取玉芯保存玉套、构思雕琢出如此精美奇特的兽形，不能不叫人拍案称奇！
满族入关前，以游牧为生，骑马射箭为生存之必须。扳指常采用驼骨、鹿骨一类的物品，讲实用，不在乎修饰。八旗各旗都办有骑射学校，适龄少年必须入校培训。小友相聚，免不了争强好胜，比美夸好。扳指就成了比赛箭射之外的一件可夸的物件了。及至大清建国、稳坐江山后，上自皇上、王爷、贝勒、贝子，下至八旗子弟、世间混混，都把扳指当成一件显示富贵权势的标志，完全没有了当年镝鸣沙场的记忆。
功能转换为奢华饰品的扳指，用料广泛，争奇斗胜，材质无所不用其极，如犀角、驼骨、象牙、水晶、翡翠、珊瑚、美玉、名瓷、黄金、白银、亮铜、镔铁，等等，伴有镌刻字画于扳指面上，精益求精，不厌其繁地加以修饰，彰显其华贵无比。扳指凸现了身份的华贵，却抹杀了尚武的精神，堕落了原本材质的朴实，滑向一条沉沦的末路。“玩物丧志”者也，古训犹然！
由此，又想到李连英那枚翡翠扳指。他是罕见的二品顶戴、钦赐黄马褂、内廷三干多太监的大总管。与其高贵的身份相配，右手大拇指上的扳指，该是什么成色，什么身价？谁能比，谁又敢比！
生不离手，死不离身，可见这枚扳指的名贵和它与李连英的密切程度。
……
这么说并不是给李连英翻案，只是击破人们历来口耳相传的成见，为历史人物提供一个设身处地、合情合理的说法。不欺瞒、不戏耍、不媚俗、不随意，还历史真实、合理的面目。
说到底，李连英不过是慈禧忠实的奴才，清朝的太监又不像明朝的太监那样跋扈，可以肆意弄权干政。因此，清兴清亡，他起不了决定作用，也担不了主要责任，他更不可能挺身而出，擎起一片蓝天，解民倒悬。奴才就是个奴才，为非作歹的劣迹，不可能被他的“小聪明”掩盖掉。李连英不是“助纣为虐”的符号，他曾是个活生生的人。在他身上，你不难发现“阿Q”的DNA，找到自己的影子。
在历史的明鉴上，你不难发现现世的影子。历史，就是过去那些人，发生过的那些事儿，可以欺瞒，可以歪曲，但不能戏说，不能抹杀。戏谑或掩盖历史终究是要遭报应的。
再见那枚翡翠扳指，依旧光彩诱人。从一件深埋在缅甸山石之下的璞玉，到雕琢成形，扳指作为一件器物，走过了三四千年的路程，由朴而华，听候人们注进智慧、灵巧和希望。虽然它被打扮成“光环”，去装饰权贵，填补空虚；但它的存在、变异，印证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光辉。
如今，翡翠扳指出土重光，成了身价不菲的“文物”，而它最后的主人李连英，却灰飞烟灭、尸骨不存，空余下一段说不完的“闲话”，听任人们评说，见仁见智，各取所需。睹物恩人，物是人非，有足够的经验教训摆在那儿，叫后人自己去品味。
李连英作为老北京的一个符号，留给我们不尽思索的空间，容我们去揣度猜想。我们又能从中得到多少愉悦、满足或醒悟呢？ 老北京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植根于自身的历史演变、文化积累，它不仅仅留在史书的记载、地面上的建筑和地下的文物里，它还“活”在故事、传说、风俗、习惯、一代代人的记忆、思念、话语当中。这笔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是它传宗接代、不失本色的根。
了解老北京，要从知晓老北京开始。知之，方能识之。这正是我们接过历史重任，让古都北京不断焕发新生力量的前提。“今胜昔”是不争的事实；忆旧思故，也绝非是“没落阶级”垂死的哀鸣。小时候常听大人呵斥：“别光吃饭不长记性！”有记性，不忘旧，是应有的觉悟，是做人的品格和处事的情操，是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基础。既然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的过去，他们的子孙就应接受这笔遗产，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这里，不用回避我们曾经的幼稚和莽撞、冒犯和失误。北京城的生命正活泼地涌动在一代代新北京人的身体中。我们应该无愧先人，无愧北京！
追寻、阅读、温习老北京这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可以在桌前、网上，也可以在街巷胡同里、古代建筑面前。北京的田野、山林、河水，都刻印着老北京的记忆。许多昨天的故事，均可启迪今人的智慧。解读老北京的人和事，可以使我们增智广识，拓展思路，培育情操，完善修养。因为，时代需要我们鉴知古今，做一个开朗通达、乐天知命的现代人。
北京历史悠久，拥有三干多年建城史和八百六十多年建都史。
北京人文繁华，是金元明清四朝帝都，也是中华民国的首个首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都北京。
北京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积累了无比丰厚的文明成果，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圣地。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故”是历史，“新”是未来。以史为镜方可知兴替，丢失了历史的民族无以知新，是没有未来的。班固在《东都赋》里指出：“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德之不存，礼崩乐坏，世事无依。两位历史巨人从正反两个方面告知了“温故”的紧要。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学研究基地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推出了《北京学丛书》（该丛书分为“流影”和“纪实”两个系列），旨在“温故而知新”，名之日“纪实”，既是为老北京众生相立传，更是为新北京大变化述说，留存古今北京的社会记忆，为研究者提供丰富多样的素材，助益读者领悟北京的前世今生。
北京学研究基地，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与北京市教委联合设立的，是以成立于1998年的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为核心、以“立足北京、研究北京、服务北京”为宗旨、以北京地域综合体为研究对象、多学科交叉互动的综合性研究平台。广泛调动专家学者、社会工作者、历史文化爱好者等各方面研究力量和资源，对北京历史文化进行多方位、多要素、多专题的发掘与研究，为首都北京发挥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做贡献，是我们的责任和努力方向。
本丛书编写凭借个人口述、采访等直接体验或使用日记、书信、报刊、档案等历史文献间接体验，真实地述说北京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和现实生活，以文为主，图文互补，题材可大可小，须见物见人见精神，不虚妄，求真实。
当代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留美归来，回到久别的北京，壮怀激烈，写下诗歌《祈祷》：“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愿《北京学丛书·纪实系列》能为回答先生的追问做出努力，“把记忆抱紧”，倾听北京的声音，感知“这民族的伟大”。
张宝秀
新、老北京，作者杨澄以1949年新中国定都为界：之前，是老北京；之后，是新北京。
老北京是新北京的源头和根基，新北京是老北京的延续和发展。新老北京一脉相承，既不能割断，更不能毁弃。唯有根深，才能叶茂；唯有温故，方可知新。新，才能建在尊严与情理之中。本书作者尝试着用北京话说北京的老故事，捡拾陈年的记忆。有记忆，才不会迷失，才能走正路。正如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说：“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
静下心来，逐章披读《老北京梦寻》，原来老北京并未远去，依旧鲜亮如新。
老北京五花八门的胡同名字从何而来？百年前的前门、王府井大街有哪些铸就金街的创业故事？老北京的老字号不老的奥秘在哪里？一位身为末代皇族的老北京人有着怎样显赫与沧桑的一生？大太监李连英的真面目与那些隐秘往事的真伪到底如何？……所有的答案——关于老北京的前世今生、老北京人的奋斗和生活——听作者杨澄在《老北京梦寻》的字里行间为你娓娓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