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出发地点是当年的江西中央苏区雩都(今于都)，终结点是陕北吴起镇(今陕西吴起县)，总计369天。因此，这本由陈虎所著的《长征长征(中央红军长征纪实)》就以发生在这369天时间中的真实事情为基础构成。本书的历史资料来自方方面面，不仅来源于大量亲历者写的回忆录，还来源于当年每天国共双方的文件、电报、报纸，特别是来源于当年参加长征的当事人的亲笔日记。因此，它将真实再现80多年前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每一天的故事。“长征是这样走过来的”，这就是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

书稿的体裁为纪实文学，采用日记体，内容源于作者对红军长征亲历者撰写的大量文献资料的归纳与汇总，真实再现了长征路上每一天发生的故事。

由陈虎所著的《长征长征(中央红军长征纪实)》主要记述了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自江西中央苏区于都出发，到陕北吴起镇终结，总计369天的长征亲历者的亲笔纪实。

第一章 告别老家 走出江西 (1934年10月)

第二章 转战湖南 血战湘江 (1934年11月)

第三章 黎平转兵 进入贵州 (1934年12月)

第四章 突破乌江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

第五章 回师贵州 遵义大捷 (1935年2月)

第六章 四渡赤水 兵临贵阳 (1935年3月)

第七章 声东击西 进入云南 (1935年4月)

第八章 渡金沙江 战大渡河 (1935年5月)

第九章 翻越雪山 会师懋功 (1935年6月)

第十章 滞留川北 筹粮待发 (1935年7月)

第十一章 穿越草地 包座大捷 (1935年8月)

第十二章 分道扬镳 进入甘肃 (1935年9月)

第十三章 翻六盘山 到吴起镇 (1935年10月)

尾声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组织序列

红二十五军组织序列

参考书目

后记

1934年10月16目是一个星期二，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按中国的传统，这一天是结伴登高、赏菊饮酒、挥毫赋诗的日子。

当天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头版用整版篇幅刊登出美国华纳公司大片《蜡像陈列所之秘密》的电影播映广告，公布这部电影将于10月16日在南京国民大剧院上映，开演时间是20时30分。

当天20时许，熙熙攘攘的观众拥入国民大剧院，准备一睹由里昂·亚德威和费蕾一同演出的《蜡像陈列所之秘密》时，在距南京千里之遥的江西省南部雩都河畔，数万部队集中于此，正准备陆续渡河。这里即将上演一部震撼世界、震撼人类的历史大片“长征”。8万大军，去向何方，这是一个秘密，敌人不知道，红军自己也不知道。

1934年的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形势岌岌可危，进行了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在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后，地盘越打越小。尽管在7月份相继派出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以下简称红七军团)改编的抗日先遣队出师闽浙赣苏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以下简称红六军团)向湘中转移，意在打到外线，相机攻击“追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军事压力，但仍旧无法摆脱被围困的局面。到10月上旬，国民党军相继进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把红军压缩在不足1000平方公里之内，敌军距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最近时只有100公里。远征外线的红六军团、红七军团也处于艰难的转战之中。

早在9月29日时，时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准备反攻的任务，指出：“要做好准备突破敌人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的动员解释工作。”10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陆续命令第二十四师及地方部队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务。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1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其他红军主力部队也从各自驻地开拔，向雩都地区集结。

10月16日，参加长征的红军主力部队5个军团以及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成的2个纵队，总计86000多人集结完毕，于当天开始渡过雩都河，正式拉开万里长征的序幕。据作为前卫部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以下简称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回忆，他们出发的时间是傍晚时分，“整齐的队伍站在河对面的草坪上，源源不断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汇拢来，他们扶老携幼，来到雩都河畔。乡亲们有的把煮熟的鸡蛋塞到战士的手里，有的把一把炒熟的豆子放到战士的口袋里。有的拉住我们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止不住地‘呜呜’哭起来”。杨成武住过的房子的房东大娘烤了两个白薯送给他。这位60多岁大娘的3个儿子都当了红军，两个牺牲了。她拉着杨成武的手说：“好好打，大娘等你们回来。”“军号响了，我跟红四团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这是1934年10月16日。”这个依依难舍的场面，这个永远值得怀念的重阳节黄昏，深深烙印在红军战士的心中。

P(2-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首著名的七律诗《长征》是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写成的。据说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甘南时，毛泽东在一次红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用浓郁的湖南乡音朗诵过这首诗。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举世闻名的长征，用准确的定义应该描述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以下简称红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以下简称红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以下简称红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以下简称红二十五军)这4支主力红军部队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先后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略转移。

毛泽东曾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天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中国没有，其他国家也未曾见到过。难怪二战期间建立赫赫功勋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赞誉长征“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史诗，是一次体现出坚忍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美国作家斯诺曾评价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很多外国作家、记者被红军长征的故事所感召，慕名来到延安。来到他们崇拜的英雄中间，走在英雄们曾经走过的道路上，探究这神奇故事的一切。

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与夫人夏洛特不顾年迈体弱曾沿红军长征路线进行采访。索尔兹伯里赞颂长征是“20世纪人类坚定无畏，自强不息的丰碑”。新世纪伊始，来自英国的两位年轻学者李爱德和马普安，背上行囊，重走长征路。他们诙谐地把自己和随行的助手称为“新长征3人团”。李爱德称长征“是一首壮丽的史诗，英勇、牺牲和忍耐贯穿它的主旋律”。长征已过去了近80年，它的传奇故事被写成书，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编成歌曲，广为流传，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尝试重走长征路。一般来说，文学作品表现的是当年中央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的经历。这段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出发地点是当年的江西中央苏区雩都(今于都)，终结点是陕北吴起镇(今陕西吴起县)，总计369天。因此，本书就以发生在这369天时间中的真实事情为基础构成。本书的历史资料来自方方面面，不仅来源于大量亲历者写的回忆录，还来源于当年每天国共双方的文件、电报、报纸，特别是来源于当年参加长征的当事人的亲笔日记。因此，它将真实再现80多年前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每一天的故事。“长征是这样走过来的”，这就是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

10年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撰写的《长征日记》在书店上架。原本计划该书发行与同名纪录片在全国电视台播出同步进行，但遗憾的是纪录片播出没有跟上，即便如此，该书凭借自己独有的优势，还是再版发行达到两万多册，遍布多省市的新华书店。北京国际机场在内的许多机场书店也将此书上架出售。该书有什么独有的优势能赢得市场，赢得众多读者的青睐呢？

军史专家都国平先生说：“以电视报告文学的形式纪实长征每一天发生的故事，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而我为该书写的宣传词是“日记体记录长征独一无二，全方位描写长征真实再现，典籍书传承收藏价值永存”。一位远在新疆，名叫熊坤静的读者在看过本书后，于2006年10月17日在天山网的《今曰新疆》页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幅红军长征史的立体全景图——读陈虎《长征日记》”的文章，把该书的独有优势分析总结得十分到位，让我都难以想象。

熊坤静在文章开篇时提到：“乍一看书名，(这本书)好像是一位当年曾经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革命每天随手写下的日记，及至翻阅全书后，我才感到自己犯了想当然的错误。”(当年也有人建议该书定名为《日记长征》，也许就不会有这种误会了)接着熊坤静将日记体文本分为3类：“一是纯个人化的记录，如已经公开出版的名人名家的工作生活日’志，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二是由非亲历者以日记体撰写而成的史书；三是日记体小说等。”熊坤静认为我写的《长征日记》当属其中的第二类。熊坤静认为大多数关于长征的作品对“当年的亲历者如王恩茂、陈伯钧、童小鹏、萧锋等人的日记中都有所记录，加之后来大量的回忆录等，从而为今天的人们了解、认识长征打开了一扇窗口，然而这些个人的日记、回忆，因为其活动范围所限，角度不同，视野各异，故而都难免偏于一隅，让人有零零碎碎、平面单调之感，而作为局外人的陈虎在创作《长征日记》时，就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作者可以充分吸收当今的研究成果，然后站在一定的制高点上，从浩如烟海的有关长征的历史资料中精心梳理、披沙拣金，并能够充分自如地拉长镜头、变换焦距，运用广角、俯瞰和仰拍等各种镜头，从而使《长征日记》成为一部立体可感、内蕴丰厚的长征史专著；二是这种日记文体有利于作者适度地运用白描等文学手法，达到散文化的叙述效果，在切实保证史料选用真实、记述质朴平实的前提下，又不乏纤毫毕现的生动细节，从而使该书达到了史实性和可读性的兼顾，无疑更增强了它对广大读者的亲和力，有助于大大扩展党史资政育人的覆盖面”。

本书的文字稿源于同名纪录片《长征日记》的脚本，而作为历史体裁的纪录片创作，同样追求史实性和可读性(可视性)的兼顾。因为缺乏史实性就弃失了纪录片记录真实的根基，就失去了大众文学作品存在的价值。而具体到《长征日记》文字稿的撰写，如何去实现史实性与可读性的兼顾呢？

当时，摆在我手头的是两大类资料：一大类是包括国共双方的电报、信件、文章、报纸、日记等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普通观众一般不会上心去读；而另一大类是犹如满天繁星的个人回忆录，上至官员，下至士兵，角色不同，视野各异，但都是有血有肉的故事。如果把文献资料当作作品的筋骨，与有血有肉的故事结合起来，作品就撑起来了。而日记体就像一根线，把每天发生的事串联起来，这样就构成了“一幅红军长征史的立体全景图”。我就是这样尝试的。

对我而言，用日记体写史已不是第一次。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我曾创作过一部365集的纪录片《解放日记》，写的是1949年每天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故事，播出的时候对应的是50年前的今天，强调这天距新中国成立还有多少天，由此勾勒出一幅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后百废待兴、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扫千军如席卷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之后，出版社主动与我约稿，推出了我人生的第一部著作《解放日记——1949年的故事》。这部书的出版，对我日后的写作影响深远，开启了我日记体写史的大门。

命运使然，在2004年54岁生日之际，我决定下笔写日记体《长征日记》的上集，即中央红军一年的长征历程，总计369天，50万字的内容。当大作告成，送军史专家都国平审订时，已经是2005年的夏天。都国平审订此书后对我说：“既然已把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写了，何不把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也写下来，这样就完整了。”这番话确实触动了我。

但下此决心谈何容易，我算了算又要写369天的内容，过去一年的辛苦仍历历在目。一年时间写干了多少支笔，吃了多少片安眠药，点了多少眼药水，胳膊肘磨出了茧子，在案头上送走了多少个黎明和深夜，不堪回首，难下决断。但强烈的创作愿望，还是让我在2005年的秋天，国庆节来临前夕，写下了《长征日记》的下集，即红二、红四方面军纪实的第一笔。从此，这样的生活又开始了。我给自己定下了倒计时时间表，一定要在我56岁生日之前完成这部作品。为此，我在医务室领了100片安眠药，希望能帮助我度过这段困难的时间。

又有十几支笔被我用得写不出字来，又有几瓶眼药瓶被扔进纸篓，胳膊上的茧子又起来了。这次颈椎的病痛、右腿血栓造成的后遗症一起发作，不断干扰我的笔耕。工作上的各种压力也接踵而来。我的夫人曾劝我：“别把命搭进去，不值得。”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越飞越快。

2006年2月26日，一个普通的星期日，我起得很早。这天我要完成这部369天的《长征曰记》下集最后7天的内容，上午写了3天的内容，下午写了4天的内容，终于在晚饭前完成了近一万字的文章。这天距我56岁生日还有3个星期。

这天晚上，当我把最后一个字落在纸上时，我的感觉是无限的美好。干渴至极的人最能体会水的甘甜，久病方愈的人最能理解健康的重要，久经磨难的人最能感受轻松的愉快。此时我才真正理解大文豪鲁迅说的那句“我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是什么感觉。

当我收笔之时，瓶中的安眠药已经一片都没有了，似乎也不用再吃了，至此真是百感交集。56岁的人在过了知天命的年岁之后，竟挥毫笔耕，写出了一部共100多万字的《长征日记》，真是始料不及。

红军走了两年，我也整整写了两年，与红军的艰难相比，我这点艰辛算不了什么。能用自己的笔把“20世纪震撼世界的军事史诗”长征是如何一天一天走过来的展示给世人，我觉得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真有不枉一生之感。

就像完成《长征日记》上集，而没有继续撰写《长征日记》下集，将是终身一大憾事一样，在完成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之后，而不把红四方面军的西征之路(即西路军的故事)写出来，告诉读者，我认为也将是一大憾事。当时就有红四方面军的后代激励我去完成这件事，并把搜集到的各种史料送到我家里，盛情之下，不容推辞，我终于又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西路军日记这部书。西路军西征是红四方面军长征的继续，但我知道不能把西路军的经历定义在“长征”的概念之中，但这本书又是我《长征日记》的续集，因此我把此书取名为《长征后记西路军血染大漠一百四十四天》。对于此书，军史专家的评价是：“目前出版的反映红军西路军的书籍已经不少，但本书采取日记的写法，即以西路军每日发生的事情为主要内容，是第一本，很有特点。作者所用多为历史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重要史实是准确的，叙述也是比较客观的。”

《北京晨报》在本书问世当年(2011年)的10月23日《最阅读》专栏，以“不应忘记的悲壮”为标题介绍此书时，再一次肯定了以历史档案资料结合当事人的回忆为基础，用日记体将其整个串联起来的写史方法的确可圈可点。文章认为当事人的回忆录是“点胜于面，鲜活有余，整体不足”。相比之下，此书则是一本颇具史学价值的著作：“陈虎先生仔细梳理了西路军144天的行程，以编年的方式，逐日进行总结，其中爬梳史料之丰富，令人震惊。在材料组织上，本书也颇见功力，既有双方决策层电报、文件，也有媒体报道，乃至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口述史料，加上西路军当日行动路线、战争状况，堪称纤毫毕现，这些资料的逻辑线索细密，严丝合缝，而它的背后，是作者巨大的付出，每条材料，都需要反复考证，每个细节，都需要反复推敲。毕竟当事人的记忆是模糊的，难免错讹，将各方的记忆统一起来，不啻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关于西路军战史的争论，相信还将延续很长时间，但这是学术界内部的事，与普通读者无关，作为负责任的历史研究者，将基本事实厘清，尽可能充分地将西路军全貌呈现给大家，这已成当务之急，陈虎先生的这本书，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

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长征的故事和西路军的故事终于让我用日记体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但美中不足的是这3部书分别于2005年、2007年、2011年出版上市，而且分别由长安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没能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与合力，总是一个缺憾。因此，把这3部书集结出版，一直是我的一个愿望。

时间荏苒，一晃到了2016年，即将迎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北京出版集团决定做这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为了保证新书内容的严谨无误和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适当增添了新的内容。出版社对集结出版的新书做了重新编辑与校对，特别是对会议、文件、事件、地名、人名等进行了重点修订。本次出版书名为《长征长征中央红军长征纪实》《长征长征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长征长征西路军西征纪实》。本书史实性与可读性高度融合，对广大读者更具亲和力。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让红军长征精神千秋万代，永放光芒！

陈虎

2016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