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图书分三册，分别记述了长征路上，红军几路大军的点滴故事。本系列丛书采用日记体，内容源自于长征亲历者的真实回忆录，内容真实，情感感动人心。

《长征长征(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是《长征长征》系列丛书中的一册。

由陈虎所著的《长征长征(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主要记述了红二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史，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底从川陕苏区出发，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下旬从湖南桑植地区出发，两支队伍于1936年6月在西康的甘孜一带会合。而后重新分成两路军继续行进，于1936年10月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自此为期两年的长征结束。

由陈虎所著的《长征长征(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记录的是从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其长征道路上每天发生的事情，与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时间相同，也是369天。为了确保史实的真实，资料不仅来源于参与此次长征的当事人写的回忆录，还参考了当年这一期间红军和国民党军大量的档案材料，诸如两军的文件、军事行动电文、报纸等。特别还引用了一些当事人亲笔写的十分珍贵的日记材料。

第一章 一方面军陕北立根基 四方面军乘胜下川中 (1935年10月)

第二章 二方面军惜别根据地 四方面军受阻转防御 (1935年11月)

第三章 二方面军湘境甩追兵 四方面军浴血守山川 (1935年12月)

第四章 二方面军黔境过年关 四方面军艰难度严冬 (1936年1月)

第五章 二方面军进军黔大毕 四方面军撤出天芦宝 (1936年2月)

第六章 二方面军转战乌蒙山 四方面军挥师入西康 (1936年3月)

第七章 二方面军抢渡金沙江 四方面军驻足康道炉 (1936年4月)

第八章 二方面军翻越大雪山 四方面军驻地盼友军 (1936年5月)

第九章 二方面军兵发甘孜城 四方面军喜迎新战友 (1936年6月)

第十章 四方面军北上分三路 二方面军跟进两纵队 (1936年7月)

第十一章 四方面军挺进岷洮西 二方面军走出大草地 (1936年8月)

第十二章 四方面军徘徊黄河东 二方面军进军陇东南 (1936年9月)

第十三章 四方面军北上抵会宁 二方面军转进将台堡 (1936年10月)

红二方面军组织序列

红四方面军组织序列

参考书目

后记

星期六 农历九月二十二

1935年10月19日是一个星期六，农历九月二十二，距中国的节气霜降只有5天了。陕北高原已是秋风瑟瑟，凉气袭人。但于当天随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以下简称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抵达吴起镇的毛泽东心里却是暖融融的。在摆脱了敌人骑兵纠缠，抵达陕甘苏区后，毛泽东心情平静多了，当天晚上他在发给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中，第一次用“彭司令员”4个字取代了多日一直使用的“彭”。抵达陕甘苏区的陕甘支队指战员们的心情也同毛泽东一样好，随陕甘支队东进的童小鹏这天的日记写得非常多。他说：“回忆去年的今日，正是出中央苏区的一天，到今年的今日恰恰是一周年了。在这一年当中，走遍了中国西南、西北的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陇、陕等11省，饱尝了各种天险途径与艰苦生活……而在周年时进入陕甘苏区的边壤，这应该算是一件顶光荣而且是突破世界纪录空前伟大的事业！”

而此时的陈伯钧却十分悲切。陈伯钧原为中央红军红五军团参谋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调红四方面军所属第九军任参谋长，由于不满张国焘分裂中共中央、分兵南下的政策，此时刚刚被解除该军参谋长职务，被安排到红军大学中任了一个闲差，名为“主任教员”。此时红军大学正驻军川西中阿坝地区。他在前一天的日记中特别用括号标明10月18日是“突围周年纪念”。陈伯钧在这篇日记中写道：“回忆去年今天，正是我们离开中央苏区兴国模范县的日子。在这一年中，我们奔走了七八个省，经过了千山万水，历尽人间辛苦，始安抵川中。但是这些血汗所换得的究竟是什么呢？真是不堪设想！午夜静思，能不泪下……可怜我大好男儿，岁月就这样逝去……是日，风大雪融，地面潮湿，未出去演习，只是摆沙盘。”

而率军南下的张国焘这天心情特别好，因为他主张的南下方针第一个战役计划，即《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打到当天已胜券在握。这个战役计划是10月7日开始执行的，其部署是以红军主力分成两个纵队沿大金川两岸南进，抢占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进行得相当顺利，11日占绰斯甲，12目占绥靖，13目占独松，15目占崇化，16目拿下丹巴，16日当晚又袭占达维，矛头直指懋功。当天下午，张国焘在给阿坝警备区首长的电文中，以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说：“我军于占崇化、绥靖后，现又占领丹巴、懋功，敌刘文辉、杨森部均被击溃，俘虏甚多，现正向天全、芦山追击，请向全体战士宣传这伟大胜利。”张国焘在电报中还提到：“阿坝部队须速南移，以便多集中兵力向南进展。”

星期日 农历九月二十三

昨天，张国焘致电阿坝警备区首长，一方面通报前方战事非常顺利，一方面要求阿坝部队迅速南下。此时的阿坝警备区辖第三十一军一部及红军大学、后方机关、工厂、医院等，也都在加紧做好南下准备。根据陈伯钧的日记，这天红军大学驻军中阿坝。陈伯钧描述这天的气候是“晨霜，晴”，不过下午又刮起了大风，天气转阴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早饭后，得无线电消息，南下军己占领丹巴、懋功，击溃杨(森)“’、刘(文辉)两敌，正向天全、芦山方向追击。”根据陈伯钧的日记记载，这天上午红军大学还在正常上课。陈伯钧说：“是日上午，上军事防毒课，并准备关于对敌人装甲车战斗的讲授课程。”而下午接到命令，红军大学明天行动。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当即宣布停课，准备干粮……真是静久思动，忙个不停。”当天，朱德、陈昌浩、徐向前致电第九军政治委员陈海松。电报说：“确息，杨(森)敌高(德州)旅向夹金山退，达维邓(锡侯)敌一团极动摇，望查明敌情相机消灭达维、日隆关敌。得手，速先以一团乘势占巴郎山、邓生，大大向三江口灌县佯攻，并准备一团策应。火速以一营占夹金山，余集达维待命。”正文之后，电文补充说道：“三十军、二十七师已占懋功、达维，消灭杨森两旅，缴人枪各千，轻机20余，正猛追。”而两天前国民党川军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还在下令让第二十军杨森部死守懋功、宝兴、芦山、天全一线。而根据负责电台工作的中革军委第三局政治委员伍云甫的日记记载，他们于10月16日由卓木碉出发，翻过梦笔雪山，于当天赶到绥靖。而南下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此时离懋功己不远了。前一天，朱德、张国焘还致电红二、红六军团领导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向他们通报军情说：“我军向川敌回击，刘文辉、杨森均被打垮，现已占领绥靖、崇化、丹巴、抚边、懋功，俘获甚多，正追击中。”对于红二、红六军团未来的行动方针，电文说：“我们只做一些建议，取守势是最失策，远征损失大，可否在赤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各个击破之。”电文并没有提及陕甘支队的情况，自从红二、红六军团与党中央失去直接联系后，一直保持与身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和身为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张国焘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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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举世闻名的长征，用比较准确的定义描述应该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以下简称红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以下简称红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以下简称红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以下简称红二十五军)这4支红军部队，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先后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1934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以下简称红六军团)踏上了西征的道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中旬从中央苏区出发，1935年10月到达陕西吴起镇，历时一年之久。红二十五军在中央红军出发长征之后一个月，从河南何家冲出发，历时l0个月，于1935年9月中旬抵达陕北永坪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从1935年5月初撤出川陕苏区算起。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会师后的两大红军主力原计划合成一股向北发展，建立川陕甘苏区，但由于张国焘的阻挠，这一设想未能实现。在包座战役之后，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继续北上。而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分道扬镳，率红四方面军全部及红一方面军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即原中央红军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南下川康。这支部队南下行动受挫，退至西康的甘孜一带，于1936年6月与到达该地的红二方面军会合。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始于1935年11月下旬，从湖南桑植地区出发。红二方面军由从中央苏区转移来的红六军团和原在黔东坚持武装斗争的红三军组成，当时称“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后，根据中革军委电令，红二、红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会师后的红二、红四方面军于1936年7月初被分为左、中、右3路纵队，穿越草地，向甘南前进，8月上旬攻占甘肃腊子口，进入哈达铺，之后又分为两路军，红四方面军为左，红二方面军为右，分别与南下接应的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此时已是1936年10月中旬。至此，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为期两年的万里征程画上了一个句号。

本书记录的是从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其长征道路上每天发生的事情，与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时间相同，也是369天。为了确保史实的真实，本书资料不仅来源于参与此次长征的当事人写的回忆录，还参考了当年这一期间红军和国民党军大量的档案材料，诸如两军的文件、军事行动电文、报纸等。特别还引用了一些当事人亲笔写的十分珍贵的日记材料。

长征过去近80年，它的传奇故事被写成书，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或编成歌曲，广为传播。而一般来说，这些文艺作品表现的大都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经历。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和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却鲜为人知。其实这两支部队369天的长征与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一样——困苦、曲折、悲壮、撼人心魄，而且同样富有传奇色彩。

10年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撰写的《长征日记》在书店上架。原本计划该书发行与同名纪录片在全国电视台播出同步进行，但遗憾的是纪录片播出没有跟上，即便如此，该书凭借自己独有的优势，还是再版发行达到两万多册，遍布多省市的新华书店。北京国际机场在内的许多机场书店也将此书上架出售。该书有什么独有的优势能赢得市场，赢得众多读者的青睐呢？

军史专家都国平先生说：“以电视报告文学的形式纪实长征每一天发生的故事，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而我为该书写的宣传词是“日记体记录长征独一无二，全方位描写长征真实再现，典籍书传承收藏价值永存”。一位远在新疆，名叫熊坤静的读者在看过本书后，于2006年10月17日在天山网的《今日新疆》页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幅红军长征史的立体全景图——读陈虎《长征日记》”的文章，把该书的独有优势分析总结得十分到位，让我都难以想象。

熊坤静在文章开篇时提到：“乍一看书名，(这本书)好像是一位当年曾经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革命每天随手写下的日记，及至翻阅全书后，我才感到自己犯了想当然的错误。”(当年也有人建议该书定名为《日记长征》，也许就不会有这种误会了)接着熊坤静将曰记体文本分为3类：“一是纯个人化的记录，如已经公开出版的名人名家的工作生活曰志，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二是由非亲历者以日记体撰写而成的史书；三是日记体小说等。”熊坤静认为我写的《长征日记》当属其中的第二类。熊坤静认为大多数关于长征的作品对“当年的亲历者如王恩茂、陈伯钧、童小鹏、萧锋等人的日记中都有所记录，加之后来大量的回忆录等，从而为今天的人们了解、认识长征打开了一扇窗口，然而这些个人的日记、回忆，因为其活动范围所限，角度不同，视野各异，故而都难免偏于一隅，让人有零零碎碎、平面单调之感，而作为局外人的陈虎在创作《长征日记》时，就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作者可以充分吸收当今的研究成果，然后站在一定的制高点上，从浩如烟海的有关长征的历史资料中精心梳理、披沙拣金，并能够充分自如地拉长镜头、变换焦距，运用广角、俯瞰和仰拍等各种镜头，从而使《长征日记》成为一部立体可感、内蕴丰厚的长征史专著；二是这种日记文体有利于作者适度地运用白描等文学手法，达到散文化的叙述效果，在切实保证史料选用真实、记述质朴平实的前提下，又不乏纤毫毕现的生动细节，从而使该书达到了史实性和可读性的兼顾，无疑更增强了它对广大读者的亲和力，有助于大大扩展党史资政育人的覆盖面”。

本书的文字稿源于同名纪录片《长征日记》的脚本，而作为历史体裁的纪录片创作，同样追求史实性和可读性(可视性)的兼顾。因为缺乏史实性就弃失了纪录片记录真实的根基，就失去了大众文学作品存在的价值。而具体到《长征日记》文字稿的撰写，如何去实现史实性与可读性的兼顾呢？

当时，摆在我手头的是两大类资料：一大类是包括国共双方的电报、信件、文章、报纸、曰记等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普通观众一般不会上心去读；而另一大类是犹如满天繁星的个人回忆录，上至官员，下至士兵，角色不同，视野各异，但都是有血有肉的故事。如果把文献资料当作作品的筋骨，与有血有肉的故事结合起来，作品就撑起来了。而日记体就像一根线，把每天发生的事串联起来，这样就构成了“一幅红军长征史的立体全景图”。我就是这样尝试的。

对我而言，用日记体写史已不是第一次。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我曾创作过一部365集的纪录片《解放日记》，写的是1949年每天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故事，播出的时候对应的是50年前的今天，强调这天距新中国成立还有多少天，由此勾勒出一幅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后百废待兴、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扫千军如席卷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之后，出版社主动与我约稿，推出了我人生的第一部著作《解放日记——1949年的故事》。这部书的出版，对我日后的写作影响深远，开启了我日记体写史的大门。

命运使然，在2004年54岁生日之际，我决定下笔写日记体《长征日记》的上集，即中央红军一年的长征历程，总计369天，50万字的内容。当大作告成，送军史专家都国平审订时，已经是2005年的夏天。都国平审订此书后对我说：“既然已把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写了，何不把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也写下来，这样就完整了。”这番话确实触动了我。

但下此决心谈何容易，我算了算又要写369天的内容，过去一年的辛苦仍历历在目。一年时间写干了多少支笔，吃了多少片安眠药，点了多少眼药水，胳膊肘磨出了茧子，在案头上送走了多少个黎明和深夜，不堪回首，难下决断。但强烈的创作愿望，还是让我在2005年的秋天，国庆节来临前夕，写下了《长征曰记》的下集，即红二、红四方面军纪实的第一笔。从此，这样的生活又开始了。我给自己定下了倒计时时间表，一定要在我56岁生日之前完成这部作品。为此，我在医务室领了100片安眠药，希望能帮助我度过这段困难的时间。

又有十几支笔被我用得写不出字来，又有几瓶眼药瓶被扔进纸篓，胳膊上的茧子又起来了。这次颈椎的病痛、右腿血栓造成的后遗症一起发作，不断干扰我的笔耕。工作上的各种压力也接踵而来。我的夫人曾劝我：“别把命搭进去，不值得。”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越飞越快。

2006年2月26日，一个普通的星期日，我起得很早。这天我要完成这部369天的《长征日记》下集最后7天的内容，上午写了3天的内容，下午写了4天的内容，终于在晚饭前完成了近一万字的文章。这天距我56岁生日还有3个星期。

这天晚上，当我把最后一个字落在纸上时，我的感觉是无限的美好。干渴至极的人最能体会水的甘甜，久病方愈的人最能理解健康的重要，久经磨难的人最能感受轻松的愉快。此时我才真正理解大文豪鲁迅说的那句“我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是什么感觉。

当我收笔之时，瓶中的安眠药已经一片都没有了，似乎也不用再吃了，至此真是百感交集。56岁的人在过了知天命的年岁之后，竟挥毫笔耕，写出了一部共100多万字的《长征日记》，真是始料不及。

红军走了两年，我也整整写了两年，与红军的艰难相比，我这点艰辛算不了什么。能用自己的笔把“20世纪震撼世界的军事史诗”长征是如何一天一天走过来的展示给世人，我觉得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真有不枉一生之感。

就像完成《长征曰记》上集，而没有继续撰写《长征日记》下集，将是终身一大憾事一样，在完成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之后，而不把红四方面军的西征之路(即西路军的故事)写出来，告诉读者，我认为也将是一大憾事。当时就有红四方面军的后代激励我去完成这件事，并把搜集到的各种史料送到我家里，盛情之下，不容推辞，我终于又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西路军日记这部书。西路军西征是红四方面军长征的继续，但我知道不能把西路军的经历定义在“长征”的概念之中，但这本书又是我《长征日记》的续集，因此我把此书取名为《长征后记西路军血染大漠一百四十四天》。对于此书，军史专家的评价是：“目前出版的反映红军西路军的书籍已经不少，但本书采取日记的写法，即以西路军每日发生的事情为主要内容，是第一本，很有特点。作者所用多为历史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重要史实是准确的，叙述也是比较客观的。”

《北京晨报》在本书问世当年(2011年)的10月23日《最阅读》专栏，以“不应忘记的悲壮”为标题介绍此书时，再一次肯定了以历史档案资料结合当事人的回忆为基础，用日记体将其整个串联起来的写史方法的确可圈可点。文章认为当事人的回忆录是“点胜于面，鲜活有余，整体不足”。相比之下，此书则是一本颇具史学价值的著作：“陈虎先生仔细梳理了西路军144天的行程，以编年的方式，逐日进行总结，其中爬梳史料之丰富，令人震惊。在材料组织上，本书也颇见功力，既有双方决策层电报、文件，也有媒体报道，乃至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口述史料，加上西路军当日行动路线、战争状况，堪称纤毫毕现，这些资料的逻辑线索细密，严丝合缝，而它的背后，是作者巨大的付出，每条材料，都需要反复考证，每个细节，都需要反复推敲。毕竟当事人的记忆是模糊的，难免错讹，将各方的记忆统一起来，不啻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关于西路军战史的争论，相信还将延续很长时间，但这是学术界内部的事，与普通读者无关，作为负责任的历史研究者，将基本事实厘清，尽可能充分地将西路军全貌呈现给大家，这已成当务之急，陈虎先生的这本书，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

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长征的故事和西路军的故事终于让我用日记体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但美中不足的是这3部书分别于2005年、2007年、2011年出版上市，而且分别由长安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没能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与合力，总是一个缺憾。因此，把这3部书集结出版，一直是我的一个愿望。

时间荏苒，一晃到了2016年，即将迎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北京出版集团决定做这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为了保证新书内容的严谨无误和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适当增添了新的内容。出版社对集结出版的新书做了重新编辑与校对，特别是对会议、文件、事件、地名、人名等进行了重点修订。本次出版书名为《长征长征中央红军长征纪实》《长征长征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长征长征西路军西征纪实》。本书史实性与可读性高度融合，对广大读者更具亲和力。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让红军长征精神千秋万代，永放光芒!

陈虎

2016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