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格陵兰
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1942年
格陵兰，英文字面意思为“绿色的陆地”，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
先来说说这个名字，连大多数小学生都知道它其实更应该叫做“冰岛”，无奈这个地名已经存在了。在格陵兰这片“绿地”上几乎没有任何绿色植物生长，岛上80％的陆地都埋藏在“深深的”冰层下。在这里，“深深的”意思是指多达1万英尺(1英尺约0．3米)或2立方英里(1立方英里约4．17立方千米)。如果格陵兰岛上的冰全部消融，那就是全球气候变化最糟的情形——世界海平面将至少升高20英尺。
格陵兰这个“多彩”的名字要归咎于一个叫做同样有着“多彩”名字的维京人——“红胡子埃里克”。埃里克在一场邻里纠纷中杀死了两个人，随后于公元982年从附近的冰岛出海逃亡。埃里克不仅仅是一个探险家，一个亡命杀手，一个差劲的邻居，而且还是世界上第一个骗子地产商。他将其发现的岛屿称为“绿色的陆地”，因为他笃信，一个“动人的名字”会蛊惑他在冰岛的同乡们跟他一起去那里定居。这个伎俩奏效了，埃里克在这座岛屿西南海岸所创立的社会群落延续了超过4个世纪之久。
和来到北美的清教徒不同，埃里克和他的追随者在附近找不到可供相互贸易或学习的土著人。所以他们只能依靠自力更生和从欧洲进口的商品生存。但临近中世纪之时，航海时代已然过去，一度强盛的维京人也变得越来越弱小。最终他们完全消亡了，只剩下萧条的遗迹。“红胡子埃里克”能被后人所知也许更多的是因为他儿子——先于哥伦布约500年航行至北美的莱夫-埃里克松。莱夫将其发现命名为温兰德(V：inland)，或是瓦恩兰德(wineland)，字面意思是“美酒之地”。但冰岛人不会被这对父子欺骗两次，因此不再有殖民者追随其后。
另一种与之相悖，但同样奇葩的说法是，格陵兰的名称来源于本地的因纽特人，这群人曾被外来者叫做爱斯基摩人。他们散居在格陵兰的历史可追溯到大约4000年前，首批居民据说是横渡狭窄的海峡从北美而来。因纽特人在礁石遍布的海岸线附近聚集，在一个中世纪历史学家“不莱梅的亚当”的言论中，他们已经“在那里居住了足够长的时间，以至于从身边的海水中获得了浅绿的色调”。按照这一理论，那些看上去皮肤有点发绿的人势必来自于格陵兰。
如果必须要以一种颜色为格陵兰命名，白色是显而易见的选择。但蓝色也说得通。虽然地表呈白色，但格陵兰岛上大部分冰川带有半透明的蓝色光泽，从冰面浅层微微的浅绿色或青绿色到冰川裂隙深处的靛蓝色。这一现象是无数年压缩在冰中的雪所造成的。雪中含有氧气，能使可见光谱发生散射，让雪显现为白色。压缩的过程挤出了氧气，压实的冰晶吸收了光线中波长较长的部分，反射光线中波长较短的部分。光波中波长最短的是紫光和蓝光，所以在格陵兰“冷酷的心”里，冰是呈蓝色的。
格陵兰的奇异是由这些要素组成的：它在地理上幅员辽阔却在政治上不值一提，几乎完全荒芜，以及它肆无忌惮的天气。
在普遍注重疆域大小的世界里，格陵兰是个例外。这座岛屿南北横跨超过1600英里，最宽处达800英里，尽管幅员辽阔，却仍被世界所忽视。格陵兰可以吞下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还有肚量把新墨西哥、亚利桑那、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和整个新英格兰地区当做甜点吃下去。它有3个法国那么大，比世界第二大岛新几内亚至少要大上两倍。
然而格陵兰却是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5．8万居民使其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里人口密度最低的一个。只有连一个永久居民都没有的南极洲，才让格陵兰显得拥挤。如果曼哈顿拥有和格陵兰相同的人口密度的话，那里的人口将仅有两个人。
描绘格陵兰的方法之一是看着世界地图，然后在北美洲的东北方向找到那片空白的地方。另一种方法是设想一个装满了冰的巨碗。在岛的外沿，高达12 000英尺连绵起伏的群山构成了巨碗的边。海岸群山之间的地方，碗凹下去的中部，装满了数万年来累积而成的冰。冰积聚得越多，岛的中央地带就会因重量而下沉得越低。这个装满了冰的碗就是格陵兰。
近看的话就能看出碗边还有裂缝——山峰之间的空隙。受重力影响，被称为冰川的巨型冰块像缓缓流动的河流一样滑向海面。当冰川的前缘探出陆地时，一块块地坠入水中就是它的宿命。这个被称为“裂冰作用”的进程，这种场景震撼、猛烈而且壮观。大块的冰川以冰山的形式获得了新生，有些大到足以让某艘“不沉之船”葬身鱼腹。在2012年夏天，格陵兰西北的一处冰川坠人海中，形成了一座大小与波士顿相当的冰山。海岸警卫队队员所知道的最小的冰山是“咆哮者”，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当空气从冰山中逃逸时，它们会发出像野兽一样的咆哮声。
大多数关于格陵兰冰川及其“后代”的照片都没能捕捉到它们的壮丽。在胶片上，它们看起来就像是菜谱上的一块起酥外皮。在现实中，它们是不可阻挡的巨人，曾经多次征服世界，如果可能的话，它们会毫不迟疑地开创一个新的冰河世纪。
虽然“冰碗”这个比喻很受用，但它忽略了格陵兰岛一个重要的特征。与碗边的平滑、圆润不同，格陵兰海岸线呈不规则的锯齿状，有众多侵入地下深达90英里(1英里约1．6l千米)的峡湾。因此，格陵兰的海岸线长度超过27 000英里，甚至超过了地球赤道的周长。
更有甚者，相对于格陵兰的尺寸，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它的气候。从骨头咯咯作响到即刻冻伤，温度就这样在令人不适的范围内上下波动。在许多地方，温度时而会降至温度计的下限：摄氏零下40度。公平地讲，在更适于居住的南部海岸，年平均温度约为华氏30度，这种温度适于居住，但坐船不一定能到得了。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里，格陵兰的北部被坚固的块状海冰所环绕，而南部海域则被一条20英里长的浮动冰山带——“北极大块浮冰群”包围着。
…… P1-3
扎考夫讲述的是一段残酷的、惊险的、刺激的，甚至说是扣人心弦的故事。他是一位作家、记者和研究员。在这本最新力作中，他深刻、尖锐、动人地描绘了人类在绝境中表现出来的惊人能量。
——《华尔街日报》
不知不觉，故事从几周延伸到几个月，但随着书页的不断翻动，你还会保持你最初的渴望继续读下去。你会不自觉地发问：“他们会安全回家吗?”扎考夫运筹帷幄的布局谋篇让读者一直想读下去，直到最后一个句号。
扎考夫创作了一本让读者拍案叫绝的好书，他将细节描写、深刻的历史和生动的情节融合成了一个令人着迷的故事，这个故事关乎于勇气、战争和毅力。
——《波士顿环球报》
在这个真实的让人万分紧张到坐立不安的故事中——故事的写作风格似一本小说——当扎考夫在记录寻找“鸭子”的残骸位置时，扎考夫流畅地衔接了1942～1943年和2012年两个时间段。评分：A！
——《娱乐周刊》
后记 离开格陵兰之后
1943年至今
1943年上半年对战争新闻来说是个繁忙的时候，从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落败，到美军占领瓜达康纳尔岛，再到华沙犹太区起义。然而当新闻管制解除时，在格陵兰的坠机和救援成为了轰动一时的消息。
最引人注目的报道发生在1943年5月，美国陆军发布了描述前6个月所发生的非常事件的长篇通讯之后，全国各地的报纸，包括《纽约时报》，都在头版刊登了基于军方的报道。《洛杉矶时报》用一篇对本地青年阿曼德·蒙特韦德的独家专访扩大了报道范围。不安地谈论着这次经历，蒙特韦德说他的目标是继续转运轰炸机，“最好在南太平洋”。
与新闻发布同步，蒙特韦德、哈里·斯潘塞和唐·泰特利于1943年5月3日造访白宫，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接见。他们意气风发地步出会场并微笑着和H．H．“海普”·阿诺德上将拍摄了一张官方照片。
几天后，世界各地的报纸读者看到了一篇12段系列连载报道，作者是奥利弗·拉·法吉，一名曾赢得1930年普利策奖的陆军航空队上尉。连载专注于PN9E的坠落及余波，差不多顺带提到了约翰·普理查德的“鸭子”和霍默·麦克道尔的C-53。后来，拉·法吉的连载成为《冰点下的战争》(War‘below Zero)一书中的一部分，其作者不是别人，正是伯恩特·巴尔肯和作家科里·福特。
流行电台节目《美国队伍》(Cavalcade of America)将PN9E的事迹改编成了一部名为《对抗北极的9个人》的广播剧。小说化的报道以蹩脚的音效演绎，脚踩在雪上发出的咯吱声听上去令人怀疑，像是有个人在挤压皮囊里的玉米淀粉。而更糟的是生硬的对话，将浮夸植入了戏剧。想想蒙特韦德和斯潘塞在座舱中临坠机前的这段臆想的对话：
蒙特韦德(加利福尼亚人)：
你知道，斯潘塞，我不喜欢这儿。
斯潘塞(得克萨斯拉长的口音、22岁)：
的确离得克萨斯很远。
蒙特韦德：
你什么都看不到，一切都是白茫茫的，没有地平线。总之，我们的高度是多少?
斯潘塞：
估计我们很高，但你无法确定。这就像是在牛奶中飞行。
广播剧播出不久，格陵兰坠机的故事就从公众视线中淡出。和大多数在二战期间服役的男男女女一样，幸存者和救援者们欢庆战争的结束，并回到了平常人的生活中。这种情况下，他们加入了曾忍受可怕威胁和非凡事件的一代人，仅仅为了把他们的记忆和他们的旧军装一同收藏。
虽然受PN9E官方坠机报告的问责冲击所烦扰，阿曼德·蒙特韦德还是因其在坠机后几个月的行动获得了功勋勋章。嘉奖令相信他在坠机后对机组成员的照料中具有“高度忠于职守而且全然不顾自身安全”的品质。功勋勋章也被授予了PN9E其他6名幸存者和唐·泰特利。
当获救后在加利福尼亚休假时，蒙特韦德享受了一段短暂的名人效应。报纸上的照片显示出他受到了他喜气洋洋的母亲和妹妹的欢迎，他7岁大的外甥女骑在他肩上，戴着他那顶全新的上尉军帽。
在康复后，蒙特韦德归队了，如他所愿，为空中运输指挥部转运飞机。他在朝鲜战争期间继续服役，在空军服役了22年，并以中校军衔退役。一路走来，他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儿子，阿曼德·蒙特韦德于1988年在加利福尼亚去世。终年72岁。
和蒙特韦德一样，哈里·斯潘塞也在被困冰原期间被提升为上尉。在那之后，他也继续为空中运输指挥部转运轰炸机。1943年8月，斯潘塞给达拉斯市童子军领导写了一封信，解释了他曾在格陵兰经历的一切。在信中，他相信自己曾接受的鹰级童子军训练让他活了下来。信函提出了一个请求：“我未曾到过自己能够交清会费的地方，”斯潘塞写道，“如果您能告诉我总额是多少，将给我莫大的帮助，因为我希望和童子军一直联系在一起。”
战后，斯潘塞在得克萨斯和他的姐夫合开了一家五金店，他曾在落人冰隙时对生活的一切想象都成为了现实。他和他的妻子帕齐，有了佩吉和卡萝尔·休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汤米在童年时罹患白血病去世，还有三个外孙。当帕齐被诊断为多发性硬化症时，斯潘塞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来照料她。
他曾担任得克萨斯州欧文市的一名市议员，当地医院的主管，以及美国童子军的地区委员。他是女子童子军当地分支的一名董事会成员并出任欧文市商会、得克萨斯商业银行和欧文市基督教青年会的董事。斯潘塞在卫理公会教堂的主日学校u授课35年。他因对欧文市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赢得了欧文杰出市民奖和奋进公民奖，并被提名为扶轮社年度社员，以及其他殊荣。
斯潘塞的家人知道他是热情而风趣的，而且他们记得他是个在仓储式杂货店成批购买手纸的人。当他的小女儿卡萝尔·休问他为什么时，斯潘塞解释说：“我曾经好长时间没有手纸可用，而且我永远都不希望再没手纸用了。”
在卡萝尔·休的说服下，斯潘塞于1989年回到格陵兰去探访PN9E的坠机点。他随后写道自己是被一种需求所激励，即重温“冰帽上的雪那原始的白色，看起来……零件在以色歹U的一座博物馆中展出。
美国海岸警卫队在1984年将“北国”这一名称授予一艘全新的270英尺巡逻舰，以此纪念那艘船。现在，它仍在大西洋、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巡逻。
小约翰·普理查德和本杰明·博顿斯的家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不管是曾与他们并肩作战的人，还是紧随他们的脚步入伍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们。
对他们的英雄事迹最明显的纪念是在亚拉巴马州以他们命名的海岸警卫队宿舍楼。他们的名字还被雕刻在北卡罗来纳州伊丽莎白市的美国海岸警卫队飞行纪念碑上。纪念碑顶部是一段《出埃及记》(Exodus)的引述：“我将你们放在鹰的翅膀上，带你们归从于我。”
对他们的英雄精神和舍生取义，有数不胜数的其他非公共纪念形式。而且．只要美国海岸警卫队存在一天，纪念就还将继续。海岸警卫队救援人员每次出动时都会对约翰·普理查德和本·博顿斯肃然起敬，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也许不会再回来。
回到库留苏克酒店，在我们所有人解散前的最后一天，我从钱包里抽出了一张一美元纸币，让我的16位伙伴探险队员在上面签名。这是我自己的远航俱乐部会员认证，而且这是我最宝贵的财产之一。
当卢看到我来回传递纸币索要签名时，他想要人会了。他笑着，耸着肩，掌心朝上：“我能借一美元吗?”
我们发现坠机点的3天之后，探险队的12名成员已经回国，而且风暴已经过去，我和其他4个人回到了冰川上：史密斯、吉姆、卢和杰塔。我们在BW—I融化了更多的洞，使总数达到了12个，并定位了来自“鸭子”的更多电线和其他物体，它们全都在地表下38英尺。我们希望精确测定机身的位置和方向，并有可能定位到遗体，但冻结的软管和冲洗机的问题阻挠了我们。
后来，吉姆认定史密斯和我看到的第一块残片是“上翼或下翼加强部分的翼肋，靠近机身稳定和加固机翼的线缆连接处”。我们原以为是机身的部分很有可能是“鸭子”设计允许4条电缆通过机翼的“大接线盒”。最棒的是，该部件的位置距离飞机机身也许只有2英尺。亚纳置于异常处的旗子定位得几近完美。
此时，吉姆和卢正计划着一次后续探险，以找到并运送普理查德．博顿斯和豪沃斯的遗骨回国。吉姆在海岸警卫队的上级在船上，拥有联合战俘／失踪人员办公室的通力协作。我们定期互通电子邮件和电话，而且当后续探险成行时，我打算再次加入。下一次，不管我们需不需要，我们都要带一个防熊神器。卢从英格兰订购的北极熊警告系统正等待着他从格陵兰返回。同时，史密斯已经把我们排除万难的发现称为“冰上奇迹”。
卢还在整理2012年探险的账目，并为2013年及后续探险制订计划。在完成“猎鸭行动”后，卢一心关注着他另一枚绣章上的任务请愿：定位并带回C-53和麦克道尔机组的遗体。卢为了自己的信用并为有利于我的信用评价，根据海岸警卫队的合同打给了我一大笔钱，来帮助偿还我的美国运通信用卡账单。 南希对我们的发现感到非常激动。但就女性的生命周期而言，她的年纪中和了她的兴奋：“我希望我还能活着看到约翰回家。”我也希望如此。
这本书讲述了两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发生在过去，另一个发生在现在。
历史性的故事围绕3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失事于格陵兰岛的美军飞机展开。最初，一架C-53运输机撞上岛上辽阔的冰帽。幸运的是，5名机组成员全部在坠机事故中幸免于难，他们的遇险呼叫引发了一场紧急搜索行动。紧接着坠落的是一架执行搜寻任务的B-17轰炸机，被困冰原的人数又增加了9名。最后，一架名为格鲁曼“鸭子”的海岸警卫队搜救机，在试图营救B—17机组成员的过程中，连同机上的3名乘员于一场暴风雪中失踪了。 在1942到1943年近5个月中的极地严冬里，B一17的幸存者和本打算把他们救出去的人一起，在地球上最为险恶的环境中努力求生并保持神志清醒，他们为了生存，在雪洞和B一17轰炸机的尾段里相互依偎着。当战争肆虐时，美国军方试图从陆地、海上和空中去营救这些受困于冰天雪地的勇士，某些时候还引发了致命的后果。当希望看似破灭之时，一个传奇的航空先驱者制订了一个近乎疯狂的计划——让水上飞机在冰原上降落。
当我在报纸档案中寻猎潜藏的宝藏时了解到了这些事情：这个故事一度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却不料在历史的裂缝中悄然滑落。在翻过了大量商业广告之后，我偶然发现了一篇1943年关于失事的B．17轰炸机机组的报纸连载文章，题为《漫长的等待》(The Long Wait)。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继续深挖，收集了揭秘文件、地图、照片、采访和之前的期刊，为写一本书积累了足够的素材。
中途，我偶然发现了一个组织松散的社团，其中有男有女，他们决心定位格鲁曼“鸭子”的长眠之地并带着它所搭载的3个英雄的遗骨魂归故里。推动这一行动的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梦想家卢·萨皮恩扎，他是由一名摄影师脱身而来的探险家，将自己的身体、财产和情感奉献出来，以寻找仅从褪色的照片上见过的那3座冰封的坟墓。通过卢和他的同事，我见到了英雄的亲属，近70年里他们一直在等待自己失散的亲人回家。
我还联系上了致力于寻找“鸭子”的海岸警卫队员，他们坚信所有下落不明的人员无论如何都应当被找到。特别是其中一位名叫吉姆·布洛的人，他将自己曾给予其搜救飞行员本职工作的热情全身心地奉献出来。很快我就发现，如果我不把现代的“猎鸭行动”记述下来的话，就没法把3起坠机的故事讲全。
2012年夏，我加人了卢·萨皮恩扎和他们的军民联合探险队，来到了格陵兰一座遥远的冰川上，在那里我们亲身经历了世界“未解之谜”。我们共同使用尖端技术，一份被忽视的军事坠机报告和一张标有一个“X”的发黄珍藏地图来解开二战中最后的谜团。
尽管写成了一个故事，但这事实上是一部纪实散文作品。正如我在注释中解释的，我对客观事实、对话、人物角色、细节或年代都没有篡改的自由。由于故事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转换，诸如“1942年11月”和“2011年10月”之类的日期标注显示了其属于哪段叙述。同样，历史性故事以过去式时态写就，而现代故事则以现在时讲述。
我参与了“猎鸭行动”，而且我在书中出现，但这并不是关于我的故事。这本书是关于平常的人被宿命或者责任推人非常环境中的故事，一群人在1942年，另一群人在70年之后。被不同时间分隔但又被相同的品质缔结，他们的勇敢、坚忍和献身精神显示出在非人环境下人性的力量。我希望我的记述是公正的。
——米切尔·扎孝夫
米切尔·扎考夫的《冰封之时》讲述了两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发生在70多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个发生在当下。
传奇故事围绕3架二战期间失事于格陵兰岛的美军飞机展开。本书呈现了在这场跌宕起伏的冒险历程中的悲惨灾难，讲述这些幸存者与命运抗争的经历，以及救援人员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本书详细描绘这群勇敢的飞行员在北极严酷寒冬里，躲在B-17机尾148天生死挣扎中的点点滴滴，直到最终被安全营救。
在当下的格陵兰岛，作者加入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南北极公司卢·萨皮恩扎组建的搜索队，试图解开格鲁曼“鸭子”在那个危险地区最后飞行时产生的种种谜团，试图找回埋葬在冰封之地的英雄……
米切尔·扎考夫的《冰封之时》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42年的感恩节，在冰雪覆盖的格陵兰岛上一座美军秘密基地里，值班报务员抄收到这样一条电报——“情况严重，一个重伤员，快”。十几天前，在搜索一架失踪的运输机时，一架B-17“空中堡垒”轰炸机在遮天蔽目的暴风雪中与冰川发生了撞击，但9名机组成员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从空中救援的美国海岸警卫队格鲁曼“鸭子”水陆两用飞机驶入宿命的航程，在成功救出两名幸存者后的第二次救援行动中，飞进一场肆虐的风暴，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