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23年的春天。
作为推翻千年帝制，实行民主革命的策源地的广州，这一年的春天更是气象万千。火红木棉树，在还没来得及长出绿叶之际，便高高擎起了一朵又一朵似火焰一般燃烧的红花。千朵万朵，令广州的上空，又似五仙降临，为百姓显示吉祥的古时一般，漫飘着彩色的祥云，热烈、欢快，令人迷醉，倒映在清澈如许的珠江水面上，更是五彩缤纷、流光溢彩。这些年，广州似乎年年都是战火、骚乱，今年，终于迎来了如此温馨、祥和的岁月。
曾在大东门外农村试验者设立的大元帅府，已经确定迁往珠江南岸，颇有几分气势的士敏土厂。就任非常大元帅的孙中山先生，终于有一个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指挥中心了。孙夫人，也将很快从上海赶回来。
自从1917年，张勋复辟，试图把溥仪再推出来当皇帝以继大统，闹了个众叛亲离，以失败告终。段祺瑞以“再造共和”之名，任国务总理，重掌北京大权，可他却拒绝恢复国会与《临时约法》。孙中山拍案而起，指责段总理“假共和之祸犹甚于真复辟”，号召恢复国会，维护《临时约法》。于是，一批拥护孙中山的国会议员，尤其是广东的邹鲁、伍廷芳、郭宝慈等组织起来，南下广州以“护法”，由于不足法定人数，便召开了非常国会，决定成立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军政府立即制订了会师中原、歼灭北洋军阀的北伐计划。
然而，几经曲折，历两次护法，北伐军已经在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了。殊不知，孙中山的骁将邓铿从香港到广州，准备筹措北伐经费时，竟被暗杀。此时，北伐军已经进入了湖南境内，孙中山亲自在韶关督师，一路北上，迭刻名城。谁知，陆军总长兼内政总长的陈炯明，却在广州发动了叛乱，围攻总统府，炮轰孙中山住的粤秀楼，以逼孙中山下野。孙中山、宋庆龄先后脱险，会师珠江上的永丰舰，指挥讨叛……又几经反复，直到1923年1月，陈炯明败于惠州。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再度出任陆海军大元帅。
不久，大元帅府便迁到了珠江南岸。
其实，叛军陈炯明仍然盘踞在东江，不时发兵进犯广州。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而这边大元帅府的迁移、筹建尚在进行之中，孙中山正忙得不可开交。
孙中山指挥的正义之师，每每在危急关头，总能力挽狂澜，扭转战场的形势。陈炯明妄图卷土重来，倾注全力，却占不到多少便宜。
当然，玩弄阴谋诡计，陈炯明确实是一把好手，外边攻击难以奏效，就试图来个里应外合，把整个广州搅得鸡犬不宁。
这边，大元帅府的修缮正在进行。把一个士敏土厂改建为帅府，自然有不少琐碎事，所以，上上下下都奔忙不已。孙中山为了表示和平统一中国的诚意，自己不恢复当日大总统的名义而改称为大元帅，并称进入的是讨贼时期，把自己所掌握的军队改称为讨贼军。所谓“贼”，就是反对民主、一心只顾自己谋取私利的各路军阀。为此，孙中山率先在广东实践自己关于裁军的诺言，采取“裁兵修路”措施。养精兵，减轻百姓负担。他下了命令，先调查各军实数，限期将该军营数和驻扎地点，造具军官姓名、履历及兵士名册，呈报大元帅府，由大元帅派员分赴各军驻地，逐一点验。淘汰所有无枪支却又占用军饷者。在广州的各路军阀虽然声称接受孙中山的领导，实际上却阳奉阴违。本来，冒领军饷和克扣军饷现象非常普遍。孙中山的裁兵政策直接影响到这一部分军头的切身利益。于是，他们煽动伤兵和老兵到大元帅府闹事。孙中山在前线亲身体验过战争之残酷。所以，每次伤兵代表前来请愿，他都亲自接待，好言安抚，并设法从财政上拨款，尽量安置好他们。孙中山优抚伤兵的做法，也成了佳话。
这天，沿着珠江，却走来了一群人，东倒西歪、左顾右盼，嘴上还骂骂咧咧的，什么粗话都出了口。他们衣着斑驳，有的似军服，有的又是便装，其中，最为抢眼的是，他们身上不同部位扎上的白色纱布绷带。 他们是往大元帅府走去的。
那纷乱的白色绷带，在阳光下分外难看。显然，来者不善，大元帅府的修整工程尚未完成，人员杂乱，管理上自然不好办，他们正是瞅着这样的机会来的。看上去，似乎是一群乌合之众，可事实上是有备而来。
他们径直就要往大门里闯。
“站住，干什么的？”卫兵拦住了他们。
“干什么的？你没看出我们是当兵的吗？一个个为孙大炮卖命负了伤……”
卫兵口气放缓了点：“有什么事吗？府里会有人出来，代为传达的。”
“哼，别人没用，我们要见的是孙大炮。”
一位脸上有麻子的兵痞回过头来，对来人说：“我们只找孙大炮，派什么人也不顶用。伤残医疗费、退伍费、安置费，多着呢！”
即刻有人帮腔：“孙大炮在国外募集了那么多钱，不先照顾我们这负伤立功的，给谁优待呀？”
好多人顿时叫了起来：
“孙大炮出来！”
“孙大炮，我们要见你！”
“孙大炮，我们为你打仗，丢了半条命，你不能不管啊！”
“看见我们伤了，残了，一脚踢开，太丧失天良了！”
“我们要见孙大炮！”
看来，是一帮伤兵闹事，有的，还把拐杖高高举起，在头上摇晃着；有的，摘下帽子，露出缠住头部的纱布，上边脏兮兮的，似乎还有血污……他们横七竖八地躺着、坐着，有的还大八叉地趴着，胳膊上、腿上的绷带也散乱着，无论卫兵们怎么劝阻，也无济于事。
值班参谋也出来了，解释道：“前方战事正紧，孙大元帅忙于军务……”
“军务军务，打死人也不管了。”
“有种的，就给我们出来！”
看来，伤兵们的火气更大了，直往里冲。P1-3
在孙中山漫长的革命征途中，曾有过一位白人副官，他后来还担任过中国军队的少将，与中国的革命事业同呼吸共命运整整21年。这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加拿大籍英国犹太人莫里斯·阿伯拉罕·科恩（中文名马坤，1887—1970年）。但是，由于缺乏史书的记载（所见到的，仅在《孙中山辞典》中有百余字的简略记述），致长期以来在中国都鲜为人知。
可是，在众所周知的白求恩故乡加拿大，“双枪马坤”却是一个广为流传的传奇人物。早在1936年，好莱坞还曾经以他为原型，拍摄了加里·库珀主演的大片《将军在黎明时死去》（The GeneralDied at Dawrl）。从而，促使他更为加拿大人民所熟知了。
一代巨人与一位将军间的深情厚谊和历史佳话，不应该淹没和遗忘，很需要写出来，使之流传于世，以启迪后人。
唐代诗人李群玉《赠元绂》云：“隐石那知玉，披沙始遇金。”历史是不会埋没掉闪光的金子的。本书作者为查找马坤的资料，足迹遍及美、亚、欧洲，经过调查、寻觅和访问后，将所得资料汇总整理，撰写了马坤与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这一段不同寻常交往的传奇事迹，和盘托出献给广大的中国读者。这既不是猎奇，更非晔众取宠，它填补了这一课题的空白，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佳举。
——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专家尚明轩
从创作《双枪将军马坤》说起
董守良谭元亨
时至今日，尽管有人对“君主立宪”仍津津乐道，喋喋不休称辛亥革命造成了大一统的中国的分裂与动乱，引发了军阀混战，不如让清朝“新政”得以成功……他们甚至援引英国、日本延续至今的皇室为证。但是，这些人并不曾厕身于当日的历史变革中，当“马后炮”鼓唇弄舌自不费工夫。其实，从历史之必然来说，封建帝制是必要最后倒台，民主共和总归要最后实现。逆历史潮流而动，重返帝制的袁世凯、张勋均成了遗臭万年的跳梁小丑。迄今，辛亥革命101年了，辛亥革命题材的历史文学作品纷纷出现，仿佛都站在历史正义一方，而鼓吹君主立宪的文学作品几乎一部也见不着。确实，文学本身，注定要视进步、正义、反抗异化为己任，别无选择。于是，全境式抒写这一光辉历史的有任光椿的《辛亥风云录》，个案式切入的有近日的《十月围城》，而众多辛亥革命先烈，如秋瑾、黄兴等人的文学传记，亦一般令人热血贲张、壮怀激烈。101年了，文学在揭示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人文价值的任务上，还在一步一步地向前突进，与时代同步。
一如宋庆龄在《论辛亥革命》中说：
清廷逊位，是辛亥革命最显著的成就，它的意义，实极重大，因为至少在形式上，中国已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使含有世界人类五分之一的国家专制政体消灭，这真是世界史上进步的一个碑石。但是，因为真正和绝对的民主政治，还没实现，所以我们的革命，还不能认为成功。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01年后的今天，此语仍然发聋振聩！
文学也是如此。
对辛亥革命的切入，文学可以有无数的选择。作为作家，我们近日选择了一位不曾为多少人关注的一个人物，一个似乎是无足轻重或无关紧要的人物，一个外国人，而且是犹太人，以至有人问，选择这样一个人物，到底能有多大意思，无非是猎奇而已。
如果用老生常谈的方式，大可以“一滴水可以反射太阳的光辉”来回答。
但我们不想这么大而化之，毕竟，这样一个人物的折射，是颇为特异的，甚至不合常规的。
因为这个人，在备受歧视的少年时代，被人视为“肮脏的犹太人”，在社会底层下，当过小偷、老干，进过劳教学校，在警察局里有案底，好斗殴、好赌博一人们似乎可以用最低贱、最鄙夷的话语来给他“定性”。然而，正是这个人，被孙中山看上，成了他的上校副官，并在孙中山身后，继续为宋庆龄、李济深等人效力，他出生入死，迭立奇勋，更升至国军少将，成为中国20世纪的一个传奇。
毋庸置疑，选择这么一个人生经历颇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为文学描写的对象，是可以写得跌宕生姿、满纸烟云、引人入胜的。但仅至此，能够折射出这样一个大变革、大时代吗？写点故事，写写传奇还可以，但写出时代的大背景，似乎就不容易了。
我们一个是多年在英国伦敦和加拿大埃德蒙顿工作生活的记者，一个是在广州居住的作家和教授。1992年，作者在埃德蒙顿采访时，无意发现双枪马坤，一位在中国被人们遗忘的外国友人的故事。经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报道后，国内不少听众感到新奇，甚至有历史界学者来信来电了解有关细节。1994年，作者赴台拜访陈立夫、 “国史馆”和“党史馆”，查询马坤的历史资料。随后到广州，我们二人一拍即合，前往广东省档案馆查询马坤和孙中山另外一名卫士马湘的资料。至今，广东省档案馆还保留有我们的查询记录。后来，在广州担任作家的作者在应电视台所约，写一部揭露日军细菌战的剧本时，也接触到这个人物。 马坤在香港沦陷前几个小时，说服宋庆龄登上最后一架飞机离开，而他作为军人，则一直坚守在前线，直至被俘，关到了上水涉、赤柱集中营。而当时日寇正在粤港的集中营中，实施惨绝人寰的细菌战，杀害了十万多粤港难民。这仅次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大罪行，在这之前一直未有揭露出来。正是这个人物在集中营中备受摧残，因此，作者曾一度考虑把他写进剧本之中。
后来，几经曲折，剧本没有拍成，但这个人物却始终放在心中，不曾忘却，不写似乎有点可惜。于是，过去十九年问，在国际上担任BBC：记者的作者，更着手寻找他的相关资料，足迹遍及马坤生活与战斗过的地方，从北美到亚洲，再到欧洲，发现了众多第一手资料，这部传记才拥有他人所无的、谁也不曾披露过的内容，以全新面貌呈示给世人。
是呀，一个外国人，一个犹太人，他不曾似苏联的越飞、鲍罗廷等，受命介入中国革命，并是站在国际的角度上，对中国革命产生这样那样甚至关键性的影响。他只是个小人物，一位小小的保镖而已，他凭什么对辛亥革命如此关注，最后更不远万里，专程来到了中国，不惜“以身相许”——是什么，引起了他的关注、他的共鸣，从而促成了他的参与乃至愿意随时为之牺牲，这都是一位文学家所应探究，所要发掘的。
于是，到了2011年的3月，我们终于在繁忙之中，做出了一个决定，把这个人物写出来，让辛亥革命的英雄谱上，多一位特别的人物，一位“异类”。从而让这场变革，更多姿多彩，如果可能，让文学本身具有更大的深度。
这个人物，叫莫里斯·阿伯拉罕·科恩，出生在俄占的一个波兰小镇上，少年时代合家逃亡到伦敦东区——当年的贫民窟，在犹太学校读完书后，独自一人上加拿大谋生，由此成为加拿大的一名英籍犹太人。正是在加拿大，他成为了同盟会中的唯一一名白人，也正是在1911年即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他为到北美演讲筹款的孙中山当保镖。后来，更亲自培训华侨华人的讨袁敢死先锋队。1922年，陈炯明叛变，他来到中国护卫孙中山。
来中国之前，他曾参加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受命管理华工营。可以说，从他在伦敦东区目睹中国苦力的悲惨境地，在加拿大亲见中国移民备受的歧视，他作为一位犹太人，一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歧视的犹太人，对当时的中国人的境况，不无同病相怜。当接触到华人成立的同盟会，无疑也唤起了他内心的共鸣，所以，孙中山一召唤，他便义无反顾地来到了中国。
他的中文名“马坤”是宋庆龄所起的，他终身对宋庆龄都抱有一种“惊为天人”的景仰，对宋庆龄的渊博学问、优雅风度，尤其是大难之前的临危不惧，都始终由衷地敬佩。正因为宋庆龄，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仍一直在两岸奔走。而在他死后，国共两党终于第一次同时出现在他的葬礼上。宋庆龄也亲自为他题写了碑文。
也许，我们可以从文化上得到进一步的解读。诚然，一如马坤所知，在中国，自古代始，犹太人并未被歧视，利玛窦就首先在开封发现了远在罗马时代逃亡到中国的犹太人后裔。在二战中，无论是哈尔滨，还是在上海，都成了犹太人的避难所，写出来，不会比《辛德勒的名单》差。
因此，在这部马坤的传记中，我们较为刻意地融入了两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它们之间的差异。客家人是当年从中原历千年迁徒，万里长旋而来到南方的汉民族中的一个移民族群，所以，他们也被称之为“东方的犹太人”。他们与犹太人一样，重伦理、重文化、重教育，出了颇负盛名的大学者、大科学家乃至文化大师，特别在近现代，除孙中山之外，更有洪秀全、朱德、叶剑英、胡耀邦等领袖人物，以及黄遵宪、丘逢甲、郭沫若、黄药眠、钟敬文等诗人、学者。众所周知，犹太人中，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都是对人类历史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洪钟大吕式的人物。
犹太人有他的“逾越节”，纪念这样一个民族是怎么得以拯救的，而客家人也有自己的创世纪神话“葛藤坑传说”，两个近乎神话的故事，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为此，我们均写进了书中。这是发人深省的。两个不同的族群，都曾面对过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历史灾难，从而获得凤凰涅槃，都为世界的历史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相一致的太多了，这里无以一一写出来。
四
但是，仅仅是文化的阐释，就足以解读一切吗？
其实，文化上的差异，当引导我们作更深层的探索。
这里，我们当提起另一个加拿大人，他便是在中国妇孺皆知的白求恩大夫，毛泽东曾把他形容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一个“纯粹的人”，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如果以这个标准看马坤，这位同是加拿大人的马坤，却似乎相去太远。犹太人有句话，叫“金钱没有气味”，这与中国文化传统“重义轻利”相去甚远。当然，他们是用金钱来赎买生存的权利，对于一个失去了国家上千年的民族还能怎样呢？所以，马坤在少年时代有不良行为，甚至好赌，后来在参与中国革命之际，也在当中间商，拿佣金，做军火生意，卖情报……他似乎把一切都当作了生意，这与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自是格格不入的，与毛泽东称之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更大相径庭。然而，对于马坤来说，这却是天经地义的，在崇高的目标下，同样得讲究实际的利益。当然，他并不是一个守财奴，他每每豪爽大方，千金散尽，以致最后连妻子菊蒂也为此与他离婚。其实，犹太人同样是一个乐善好施的民族，犹太人的慈善事业也是名闻遐迩的。马坤也是如此，但总的说来，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平民，所以，他很欣赏孙中山在就任大元帅后，拒绝在南方银行发行的货币上印上他穿着大元帅服的照片，而宁可用一张普通照片，当然，孙中山反对穷兵黩武，反对军人政治，力主宪政，倡导平民政治。
我们以为，在文化异同上，再进一步，我们所找到的，正是孙中山的平民革命的主张，最为打动马坤，吸引马坤。正如客家人到达南方后，已经纯然平民化了，平民意识由此上升，从而使辛亥革命，具有最浓烈的平民革命色彩。这当是超越民族，也超越文化的。
走向民主，走向共和，这都与平民意识分不开的。
也许，我们这才最终切入了马坤心灵深处所默契的“灵犀”。
诚然，马坤身上闪光的东西还很多，一个极富个性的历史人物，一个永远把握住自己命运的特立卓行的独行者，一个绝不放弃自己梦想的理想家，一位自底层拼命挣扎并终身躁动不已的不安分的角色，一位在大时代中决不可忽略的奋斗的中的男子汉、一位慷慨大度、敢作敢为的绿林豪杰……这都是文学作品中必不可少的描写对象。
当然，文学作品主要是靠形象说话的，上述的文化分析、思想分析，也把这部作品说白了，限制住了，马坤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身上折射的文化、思想、时代的信息，当然还有更多更多。所以，就此打住吧。相信不同的读者，当有不同的解读。
在以辛亥革命为题材的历史文学作品当中，我们还当有新的思考、新的认识、新的开拓，不仅仅今天，再过101年，也应是这样。但愿这部传记以及这篇小文章，能对此有所裨益，则善莫大焉。
但愿这个人物乃至“异类”，给我们揭开另一重鲜为人知的历史时空，也让世界认识中国人心目中的另一位马坤，或许是更真实的马坤。
最后，我们要感谢台北“国史馆”、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广州大元帅府博物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上海中山故居、埃德蒙顿市档案馆（City of Edmonton Archives）、阿尔伯塔省档案馆（ProvincialArchives of Alberta）、许马励屏Cecilia Hsu（马湘将军幼女）、邵铭煌、郭冠英、刘道明、Don Smith~授、方秀儒、陈立夫、黄苗子、丁银燕、Leslie Rev．Olsberg、University ofAlberta Library等在本书创作过程中提供大力协助。
在孙中山漫长的革命征途中，曾有过一位白人副官，他后来还担任过中国军队的少将，与中国的革命事业同呼吸共命运整整21年。这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一加拿大籍英国犹太人莫里斯·阿伯拉罕·科恩（中文名马坤，1 887—1970年）。但是，由于缺乏史书的记载（所见到的，仅在《孙中山辞典》中有百余字的简略记述），致长期以来在中国都鲜为人知。
可是，在众所周知的白求恩故乡加拿大， “双枪马坤”却是一个广为流传的传奇人物。早在1936：年，好莱坞还曾经以他为原型，拍摄了加里·库珀主演的大片《将军在黎明时死去》（The General Died at Dawn）。从而，促使他更为加拿大人民所熟知了。
一代巨人与一位将军间的深情厚谊和历史佳话，不应该淹没和遗忘，很需要写出来，使之流传于世，以启迪后人。
唐代诗人李群玉《赠元绂》云：“隐石那知玉，披沙始遇金。”历史是不会埋没掉闪光的金子的。本书作者为查找马坤的资料，足迹遍及美、亚、欧洲，经过调查、寻觅和访问后，将所得资料汇总整理，撰写了马坤与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这一段不同寻常交往的传奇事迹，和盘托出献给广大的中国读者。这既不是猎奇，更非哗众取宠，它填补了这一课题的空白，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佳举。
在近代世界历史上，中国人与犹太人，都曾是备受歧视摧残、苦难深重的民族。600万犹太人，被残酷地杀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等处；几乎同时，3500~。中国人，丧身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下。正是这种同病相怜的境遇，使得马坤在加拿大流浪的时候，与那里的爱国华侨站在了一起，同情中国的革命，最后投身于中国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之中。
孙中山在最后的遗言里说的“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是孙中山一生革命的经验总结，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最宝贵的结论。他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中，犹太人当为重要的民族之一。孙中山把马坤置于自己身边，给予赏识、重用并寄予厚望，基于对犹太人这个民族有着深刻认识和同情所致。
孙中山1924年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中指出：
犹太国已经亡了许久，但……犹太人至今还是存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犹太人散在各国的极多，世界上极有名的学问家像马克思，像爱因斯坦，都是犹太人。再像现在英美各国的资本势力，也是被犹太人操纵。犹太民族的天质是很聪明的，加以宗教之信仰，故虽流离迁徙于各国，犹能维持其民族于长久。’正是基于他非常赞赏犹太人生命的顽强和天资的聪颖，所以对副官犹太人马坤倍加关爱和信任，不仅视为一名卫士，而且看作是从事民族解放中的战士、共同奋斗的战友。
也正是基于孙中山对犹太民族深刻的了解和尊重，以及一代巨人振兴中华的抱负和革命精神，感染了马坤，促使其从感佩、信仰，逐步醒悟到为中华民族奋斗，也同样是为自己的民族在奋斗。他在近代中国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如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到为着中国的统一而往返海峡两岸间的奔走，都留有其积极参与活动的足迹。
这本书是文学类作品，并非史学著作。它在文学写作和史实处理上有所不同，允许渲染生动，自然不能以史学书籍视之。但是，在大的史实上一定要力求真实。我对书中的一个问题是难以苟同的：孙中山是不是客家人呢？这是一个长期以来颇有争议，人们尚未能完全认识一致的问题。但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历史学人根据孙家的语言、风俗习惯传统等各种资料，与客家独特的方言和宗教信仰、生命礼俗相对照所作的考证而得出的结论，即指出孙中山不是客家人，是符合历史真实，是可信的。
总之，这是一本填补空缺的好书。它虽属传奇故事类的文学著作，却可以让人们从中得到诸多的启示：既有历史、民族、命运、伟大与平凡、战争与和平、人道与信任、自由与平等、生与死……，还有丰富的思想、宏伟的人道精神。
是为序。
2012年9月26日于北京芳城园书斋
董守良、谭元亨所著的《双枪将军马坤(孙中山的犹太保镖)》内容简介：孙中山一生曾多次身临险境，每次都在保镖的护卫下化险为夷。在他的保镖中，加拿大籍犹太人保镖莫里斯·科恩的经历尤为传奇。《双枪将军马坤(孙中山的犹太保镖)》讲述1922年，支持中国革命、敬仰孙中山的科恩毅然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担任孙中山的保镖，并起了个中国名字——马坤。由于他善使双枪，且枪法极准，因此得了个外号——“双枪马坤”。凭借这对双枪，马坤多次救孙中山于不测。
董守良、谭元亨所著的《双枪将军马坤(孙中山的犹太保镖)》作者为查找马坤的资料，足迹遍及美、亚、欧洲，经过调查、寻觅和访问后，将所得资料汇总整理，撰写了马坤与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这一段不同寻常交往的传奇事迹，和盘托出献给广大的中国读者。这既不是猎奇，更非晔众取宠，它填补了这一课题的空白，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佳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