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浚安顿部队驻下之后便给荫昌发了安全到达祁家湾的电报,这时,朝廷免除瑞澄、张彪等人本兼各职,让其戴罪立功的处分电报早已到了他们本人的手中,协助“平叛”的海军副大臣萨镇冰所带的海圻舰已沿长江到达汉口附近的江面上,瑞、张二人已上该舰避乱,但他们坐在舰上不知向何方攻击,因为他们不知哪里的军营“叛乱”了,哪里的军营没有“叛乱”,只有在江面上游弋,并催朝廷速派陆军助战。当他们得知援军已经到达汉口附近时,真是大喜过望,湖北提督兼第八镇统制张彪立即派中军官李泽相急驰祁家湾将何成浚引上海圻军舰。
瑞澄、张彪和萨镇冰像见到大救星一样,热情欢迎何成浚的到来,坐定之后瑞澄便急切地说:“获悉何参谋率部增援,我等高兴不已,今见何参谋是如此年轻才俊,更觉平定叛乱是指日可待。何参谋既已接近汉口,不知何时过江作战?”
何成浚不卑不亢地应答道:“因事情紧急,陆军部一时难以抽调大军,而又不能置武昌之事于不顾,荫总司令令我带两标部队驻守京汉铁路,以保京城安全和大军顺利援鄂。至于武昌平叛之事,荫总司令自有安排。何某本人亦想立刻进城,协助各位大人一举平乱,然,以我区区两标远征疲劳之杯水去灭武昌城内遍地燃烧之烈火,实感力不从心。”
一听说援军只有两标人马,瑞澄、张彪、萨镇冰等人不禁面面相觑,瑞澄不亏是深有城府的总督大人,也懂得一些鼓励下属的心计和手段,脸上掠过一阵失望阴影之后,很快镇定下来,面带微笑地对何成浚说:“有此两标兵力足矣!武昌本乌合之众,呼啸而起,一切茫然无绪,现虽拥黎元洪为都督,而黎且不敢就职。哗变之军队不过工程营之一小部分,其余如步兵三十二标、炮兵第八标以及骑兵营、辎重营,均未叛变。汝率两标劲旅由海军兵舰掩护,自阳逻地方渡江进攻,平定乱事易如反掌耳!”
何成浚非常清楚瑞澄的用心,鼓励的目的无非是想让他立即参战。但他有荫昌所给的“尚方宝剑”在手,对瑞澄命令式的鼓励可以置之不理,拒绝执行。不过,他也不便直顶硬抗,只是柔中带刚地应道:“孤军深入乃兵家之大忌,出发之初,荫总司令已有切嘱,本人不敢违令渡江进攻。”
瑞澄见何成浚根本不想买他的账,心中的怒气直往上冒,要是在平时,他完全可能掏出枪来发一通脾气,但落难的凤凰不如鸡,如今自己已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还得依赖眼前的这位小兄弟去替他夺回总督署。于是,他强压住恼怒,仍不失大将风度地说:“你且照此办理,荫大人那里我自有交待,若有不测,一切责任由本督负之!”
萨镇冰听瑞澄说要以兵船掩护部队过江作战,默默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不过他的全部态度已经暴露在他那张充满畏惧的脸色中。那就是说:“你何成浚顶住不战我当然高兴,万一顶不住也只有去冒一次险。”
张彪却急于报一箭之仇,很想戴罪立功以捡回他湖北提督的顶戴,没待何成浚说话就一下子站起来走近何成浚,以故作亲热来掩饰他内心的急躁,拍拍何成浚的肩膀说:“何参谋不必害怕,武昌城内之多数部队尚属忠诚之士,只是无人领先冲锋,你的两标劲旅一到,瑞大人再振臂一呼,便可一鼓作气拿下总督府,只要总督府回到我们手里,你老兄将是大清帝国的千古功臣,到时我与瑞大人一定为你请功!”
何成浚的官阶虽不及他们三人,但他来自最高军事指挥机关,荫昌已有“扼守”的指示在前。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因为他本来就是革命党人,入盟之时就宣誓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巴不得清朝政府早一天完蛋,怎么可能死心塌地去替“鞑虏”卖命?一听张彪吆喝什么“大清帝国的千古功臣”便怒火中烧,恨不得大骂一顿他这位甘作“鞑虏”奴仆的汉人。再加上对瑞澄的怨气无处发泄,就拿出一副不肯受制于人的态度逼视着张彪,平静而有力地反问道:“提督大人所言极是,何某吃着朝廷的俸禄,自然应当效命于大清帝国,不过我有一点不明白,既是武昌之兵多数未变,汝何不留驻城内指挥定乱,而离开汛地,避居于兵舰耶?”
张彪被问得张口结舌,满脸通红。
何成浚的话当然不仅仅是说给张彪一人听的,瑞澄也立刻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他见一个小小参谋竟敢如此目中无人,终于恼羞成怒,厉声威胁道:“汝不肯渡江作战,还要强词夺理,我即电告荫总司令,恐汝难逃畏缩不前,贻误戎机之咎!”
年轻气盛的何成浚,早就对他们的软磨硬缠感到烦恼透顶,见对方赌起狠来,也就拿出一副豁出去的架势:“既然如此,我当静候荫总司令之令,总司令令我如何即如何,其余之事我一概不管!”说罢愤然下舰,扬长而去。
话已出口,回营的路上何成浚确实也有些后怕,瑞澄毕竟是一方重臣,要整治他一个小小的参谋还不是一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万一荫昌听信瑞澄的小报告,怪罪下来他恐怕只能是吃不完兜着走,情急之中他很快想出了应付办法。
回到驻地,他立即叫来两名标统,又把武昌“叛军”势如大潮的情况极力渲染一番,特别提到“叛军”已把总督、提督两位大人撵到长江的一只船上,现在半是逼迫半是央求地要我们渡江作战。最后以征求意见的口吻讲:按说应该去拼死一战,而荫总司令在临行之前又反复叮嘱我们扼守二处要塞,其他事情与我们无关。战吧,又无取胜把握,万一战败,个人生死事小,丢了要塞则要误朝廷大事;守吧,必定得罪二位大人,不知如何是好!
二位标统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说:“荫总司令既有令在先,定当原地扼守,何必做吃力不讨好之事?”何成浚见目的已经达到,便进一步稳住这两位不想参战的标统:“既然二位标统均有此意,我即刻将此情电告荫总司令。请迅即通告各位官兵,坚守车站,以待大军!”
二位标统出去传达“坚守”的命令之时,何成浚便来了个“恶人先告状”,抢在瑞澄之前给荫昌发出一电,当然是通过极力夸大民军的声势来强调自己所带的两标部队确实是无济于事,最后请示道:“我等按总司令大人嘱咐不敢冒然轻进,而瑞总督又逼迫甚急,不知听命与否,望总司令明示。”
为了以防万一,何成浚在发出电报之后,只身一人换成便装悄悄溜进汉口英租界当年经常与几位同党饮茶聚会的“福昌旅馆”,以期能找到一个熟人与民军接上关系,若荫昌听信瑞澄的一面之辞,令他进城作战,于迫不得已之时也能寻到另一条退路。但当时武汉三镇的革命党绝不可能有功夫到这里来闲聊,徘徊一阵之后一无所获,而且形势又不容他在一个地方逗留太久,天黑之前又回到了祁家湾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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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之无愧的民国第一谋士
何成浚是民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无论是研究民国历史,还是研究国民党党史都不可能绕开何成浚,甚至可以说,没有何成浚的存在,民国的历史和国民党的党史都可能会又是一个样子,因为他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手握重兵的国民党将领身上,而对何成浚这类在北伐战争以前作过重要贡献而在抗战初期就隐退二线的高级将领则关注得甚少,这就像导演和演员的关系,观众看到的只是演员,而起重要作用的导演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另一方面,何成浚为人、做官、处事都是极其低调的,从来不与人争功,即使是他还在任的时候,有人在大会上把他劝说“王永泉反正”的经过说得面目全非,他听后也只是在当天的日记中发了一点点牢骚,第二天什么事情也没有了。所以,他做了很多大事却没有人知晓,有的甚至是张冠李戴,把他的功劳记到别人的账上去了。本书力求给何成浚一个公道。
关于书名,我很是踌躇了一番,我在将近二十年研究何成浚的时间里,一直希望能给他一个准确的定位,但要下决心却很难。
一些史料称他为“湖北王”,因为他是民国时期湖北省最有实权的人物,曾同时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及湖北省党部特派指导员、省政府主席、武汉行营主任,独揽湖北省党政军大权,但这样的日子不是很长,不似阎锡山经营山西几十年,形成了“王”者之气;也不像龙云那样在云南从最基层的军官做起,等做到一方诸侯的时候,全省都是他的人,能够一呼百应。他带的部队很多人不是湖北人,又不是“亲生亲养”从小带大的,有些人甚至还瞧不起他,时不时还去告他的阴状。
台湾地区史学界也有人称他为“和平将军”,因为古有“一将功成万骨枯”之说,而何成浚这个国民党陆军上将,并不是在战场上立下了什么功劳,而是靠谋略决胜于千里之外。如他只身一人劝“王永泉反正”,求得千军万马回师广州救援孙中山;再如他只身一人稳住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使北伐军长驱直入,直捣武汉,一举打垮吴佩孚;又如他只身一人北上唐山,靠一纸委任状使白崇禧的几十万大军立即倒戈;还有,他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得直鲁联军的主将徐源泉拱手投降,京津地区不费吹灰之力便成了北伐军的天下……所有这一切都能证明何成浚确实可以称为“和平将军”。然而,他在大别山和洪湖两地“围剿”红军,手段也极其残忍,十五岁以上的男丁见一个杀一个,所有的房屋见一问烧一间,洪湖的水都被染红了,岂可称其为“和平将军”?
有一天,我在书市上发现一本名叫《蒋介石的十大谋士》的书,其中列有张群、杨永泰、陈布雷等,讲谋略,讲贡献,这些人与何成浚比起来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再说,何成浚不仅跟蒋介石谋划过大事,还给孙中山、黄兴当过重要的参谋,无论是从时间上、贡献上还是级别上看,何成浚都应该排在张群等人的前面。所以,我就有了一个想法:能不能说何成浚是民国时期的第一谋士?近来,我又购得一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国十说客外传》,全书选取了中国历史上有史可查的十位著名“说客”,其中春秋战国时期有子贡、苏秦、张仪、范雎、陈轸5位,秦汉时期有郦食其、蒯通、陆贾3位,剩下2位是唐朝的孔巢父和民国的何成浚。自中唐后千余年间,为什么只有何成浚人选?说明他至少在该书作者眼中是民国时期的“第一说客”,这正好支持了我的想法。不过,我以为,何成浚对民国的贡献不仅仅是外出当“说客”,还在幕府之中为“主帅”出过不少好主意;再者,“说客”一词在古代可能是褒义,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如果不把他与古代著名“说客”们一起列举,单说他是民国时期“说客”,可能会让人有“只会耍嘴皮子”的误解。
综上所述,我以为还是将书名定为《民国第一谋士何成浚》为好。
从时间上说,他是民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要谋士。1911年辛亥首义,他是清朝陆军部第一批派往武汉镇压起义军先头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但他却利用自己的谋略在暗中巧妙地帮助起义军扩大规模,使这个看似意外之事成为了推动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特大事件。1913年夏,他跟黄兴一起在南京策划了夜闯江苏都督府、枪逼程德全“革命”的一场载入史册的好“戏”,发动了“二次革命”。黄兴任讨袁军总司令,何成浚任参谋长,这是他第一个有史可查的正规“谋士”职位。1924年,孙中山在韶关组织北伐,任命谭延闾为总司令、何成浚为总参谋长兼左翼总指挥,这是他第二个有史可查的正规“谋士”职位。1926年春,国民党组织广州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委任何成浚为上将总参议,因地下工作的需要又立即改为“联络总代表”,此后又做过国民政府第一任参军长,当过国民政府军委会的第二任总参议,直到这时候,《蒋介石的十大谋士》这本书上说的张群、杨永泰等人才刚刚出道,在何成浚的手下做联络员。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称何成浚为民国史上第一谋士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再从贡献上看,何成浚也是功劳最多的第一谋士。辛亥革命,如果不是何成浚按兵不动,起义能不能成功还是一个问题。1922年,陈炯明发动广州叛乱,险些置孙中山于死地,孙只得在永丰舰上避难。何成浚在舰上临危受命,只身一人化装潜入福建南平,凭他三寸不烂之舌,终于说得他的同学王永泉投身革命,并资助孙中山唯一可用的许崇智军回师广州,使孙中山化险为夷,逃往上海,若不能说得王永泉反正,历史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北伐初期,敌我力量悬殊,孙传芳在浙(含沪)、苏、赣、闽、皖握有几十万重兵,直接威胁着两广,且不说孙传芳出兵与北伐军为敌,就是他公开宣布支持他的老上司吴佩孚,北伐军就不敢轻易出广东。作为蒋介石总代表的何成浚亲自出马,利用他和孙传芳的同学关系,住在孙传芳的府中,凭他一张嘴,说得孙传芳对吴佩孚坐视不理,让北伐军顺利攻下长沙和武昌,回过头来又灭掉了孙传芳。如果没有何成浚的机智应对,这段历史又是不能假设的。后来,何成浚又成功说服了徐源泉、孙殿英归顺北伐军,使北京、天津没费一枪一弹就被北伐军占领。紧接着他又出使东北,让东北三省在规定的时间内插上了“青天白日”的旗帜。1929年至1930年,是何成浚最忙活的一段时间,他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并亲自带领收编的杂牌军走上前线,为蒋打赢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战争和中原大战,这些都是看得见、有史可查的,是那些“十大谋士”所不能相提并论的。
再从个人地位和影响力来看,何成浚也应该排在“十大谋士”之前。因为何成浚自革命以来,一直在孙中山、黄兴、蒋介石等主帅的身边,他本身就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所以谋划的都是举足轻重的大事,直接影响着革命历史的进程。后来他自己也成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党陆军上将。所以,我们说何成浚是民国时期的第一谋士毫不夸张。
另外,我们从一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所写的回忆录中看到,何成浚一生为人谨慎,不事张扬,无论是任文官还是做武将,平日里都爱穿一身长布衫,文静和蔼,有人甚至说他像一个算命先生,轻言细语,毫无霸气,完全是一副谋士形象,所以我斟酌再三,觉得还是用“民国第一谋士”来定位他要合适一些。
怎样评价何成浚的历史功过也是一个难题。因为前面说过的原因,过去很少有人去专门研究这个在抗战初期就退居二线的人物,一些散落的零星文字大多是“文革”思维的产物:只要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没有一个是好的,所以就贬的多、褒的少,看不清他的历史真面目。
我在研读近现代史的过程中,发现何成浚并不像过去某些文章说的那样“坏”,如果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来看,他还做过很多好事,用当时的标准来衡量、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应当说他曾经还是个“好人”。
比如说他跟随黄兴首批加入“同盟会”、暗助辛亥首义民军、筹建南京临时政府、发动“二次革命”等;比如说他跟孙中山一起发动“护法战争”、驱逐鄂督王占元、劝说王永泉反正、组织韶关北伐等;比如他为蒋介石的北伐稳住孙传芳、瓦解张宗昌、拉拢阎锡山、说服张学良等,这些都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跟孙中山、黄兴做事我们可能好理解一些,后来跟蒋介石做事,我们为什么也说具有积极意义呢?因为打倒北洋军阀、将中国统一到“三民主义”的旗帜下,既是孙中山的遗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有了何成浚的谋划,既缩短了战争期限,又减少了人民痛苦。这样说来,他在中原大战中支持蒋介石,打垮了“联军”,使中国得到形式上的统一,避免了又一次的军阀割据,也是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何成浚在家乡随县县城创办了私立列山中学(随州一中前身),在历山镇创办了列山小学,并一直延续至今,为当地的教育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93年,随州一中筹办六十周年校庆,笔者有幸受命研究校史,开始接触何成浚这个人物,并对他早年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十几年来,通过收集大陆和台湾的民国史料,基本上理清了他一生经历的主线,觉得应将他的真实经历整理出来,既可还何成浚一个真实的历史面目,也可以为研究这段历史的同仁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史料。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何成浚也做过一些有罪于人民的事情,比如在1927年的“四一二”事件中,他坚定地支持蒋介石“反共”,并一手策划让夏斗寅向武汉方面放了第一枪;20世纪30年代初,何成浚根据蒋介石的部署在湖北“剿共”,先后在鄂豫皖、湘鄂西两块革命根据地杀害了数以万计的红军和无辜百姓,我想,历史也会记住这些。
笔者在撰文的过程中,力求尊重历史,一是一,二是二,既不文过饰非,也不无中生有。基于上述观点,笔者在介绍何成浚的经历时,尽量把某一事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给予完整的叙述。比如说他受命处理孙殿英的“东陵盗宝”案,本来抓住了直接开挖慈禧墓的师长谭温江,最后却只能不了了之。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军阀混战。人关在阎锡山的辖区内,后来爆发中原大战,阎锡山为了拉孙殿英反蒋,把盗宝的人放了,等把阎锡山打败了,日本人来了,孙殿英又去当了汉奸,再抓住孙殿英已经是二十年之后的事了,何成浚根本就管不了这些,所以也不需要负责任。在叙述中,即使是一些不可考证的细节、心理描写、人物对话,要么是公开出版物中明确记载的,要么出自何成浚本人的自传或是他人的回忆录,极少是来自民间传闻,采用的原则:一是不违背历史事件真实,二是不损害个人性格特征。
何成浚的主要经历是1909年从日本回国到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这将近三十年的时光,其中最活跃的黄金时期是1922年夏出使福建劝说王永泉,至1932年3月22日他第一次被迫辞去湖北省政府主席为止的这十年。本书基本按照时间顺序,将他抗战之前的经历尽可能一一介绍清楚。
抗战开始,他到陪都重庆做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法部执行总监,官职仍然是正部级待遇,官衔仍然是国民党陆军上将。但军法部是清水衙门,既没权、也没钱,应该算是退居“二线”了。他一干就是七年,虽然没有办成什么大事,却经手了一些奇事,目睹了一些怪事,使他对所在的党派失去了最终的信任,决定提前退休,“不与他人同流合污”,回随县老家与老农们“把酒话桑麻”去!
从何成浚1942年1月1日到1945年12月31日没有间断的日记看,他虽为国民党陆军上将、中央部长,但因无实权,时时处处受制于人,连自己老家的田产都几乎不保,出门无车可坐,看病无钱拿药,一日三餐也紧巴巴。但是,在重要岗位上的大小官员贪污舞弊是常有之事,只要有钱过手,便会雁过拔毛,用何成浚的话说就是“文官要钱又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钱”,贪污成风,腐败盛行。但作为军委会的最高法官,要惩治一个证据确凿的贪官也并不容易,会突然冒出一个又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来为他说情,叫你无法下手。有一位部长级的著名高级将领,将证据确凿的罪犯公然藏在家里,门口派上岗哨,还打来电话说,某某在他家里治病,请多关照,叫你哭笑不得,这是不是奇事?他还记录了一件怪事:一位战地医院的中校医生,因原院长提拔,新院长非他莫属,他因怕当这个院长而要求自动降至少校,调到何成浚分管的监狱里去当一名普通医生。何成浚问其原因,他说,做院长必须贪污舞弊,如不贪污上级定不满意,比如说上级找你报销费用怎么办?而要贪污自己又于心不忍,为保全人格不同流合污,只有远离这个院长的岗位。
何成浚晚年正是从这些千奇百怪的案例中预测出国民党政治已到了穷途末日,因此于1945年底作出了提前辞职退休的决定。为了全面反映出他这阶段的思想脉络,笔者便改时间顺序为逻辑顺序,选择了一个蒋介石要他“枪毙兵役署长程泽润”的案件来说明他做官之难;选择了一个因他在家乡个人田产险些不保的事件来反映他“位高无权”的尴尬境况;选择了一个他完整记录的老家天河口的老百姓攻打国民党军队司令部的事件经过来倾诉他对国民党政治无望的哀叹;还选择了一组他对当局心灰意冷并下决心告老还乡的日记来分析他提前辞去党政军一切职衔的主要原因。至于后来去香港和台湾的生活,对他的生平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只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
还要说明的是,书中已有数万文字曾作为独立的文章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还有些文章是准备作为独立篇章拿去发表的,所以,这些文章在介绍主人公的经历时,有少量文字与前面按时间顺序介绍的内容有交叉,但为了保持原文结构的完整性,没有对这些交叉的简介作大的删改。
帅文清
2014年2月
《民国第一谋士何成浚》由帅文清编著。
天地心,日月明,史应有载:
他在武昌首义、南北议和、“二次革命”中出生入死;
他在平息陈炯明叛乱、劝说王永泉反正、组织韶关北伐中功勋卓著;
他稳住孙传芳,笼络阎锡山,收编徐源泉,降服孙殿英,巧赚张学良,枪毙韩复榘……
他就是——民国第一谋士何成浚!
帅文清编著的《民国第一谋士何成浚》记述何成浚的主要经历,在1909年从日本回国到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将近30年的时光里,他跟随黄兴首批加入“同盟会”、暗助辛亥首义民军、筹建南京临时政府、发动“二次革命”;他跟孙中山一起发动“护法战争”、驱逐鄂督王占元、劝说王永泉反正、组织韶关北伐;他为蒋介石的北伐稳住孙传芳、瓦解张宗昌、拉拢阎锡山、说服张学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