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戈尔巴乔夫与前几任总书记在三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第一是在相对年龄方面，即总书记相对于他的同僚的年龄。在戈尔巴乔夫之前，没有人在担任最高领导人时，是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最年轻的成员。对于戈尔巴乔夫可能拥有的权力来讲，这比绝对年龄具有更大潜在意义(尽管斯大林是惟一一位在担任总书记时比戈尔巴乔夫年龄小的人)。

在列宁去世时，斯大林只有44岁，但是他是两位资格最老的政治局委员之一(另一位是托洛茨基，也是44岁)。1924年，政治局的平均年龄只有42岁。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赫鲁晓夫58岁，同年9月，他正式获得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头衔时，刚满59岁。这时，他比政治局平均年龄大1岁。1964年，勃列日涅夫57岁，只比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政治局平均年龄(59岁)小一点。1982年11月，安德罗波夫接替勃列日涅夫时是68岁，也比政治局平均年龄(当时为69岁)略小一点。到安德罗波夫1984年2月9日去世时，政治局12位正式委员的平均年龄下降到67岁，72岁的契尔年科大大超过了这一平均年龄。

就在契尔年科过世后，政治局(由于乌斯季诺夫元帅于1984年12月逝世，当时有表决权的成员减少到只有10个)的平均年龄仍然是67岁。在这些人当中，5人70岁以上，3人60多岁，只有两人50多岁。当时，戈尔巴乔夫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不仅已经有了5年资历，而且比正式委员的平均年龄还小13岁。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还是整个最高领导班子里最年轻的成员——在后契尔年科时期，这个班子由政治局正式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处的21人组成。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也对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在后斯大林时期、特别是后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领导层中真正的集体因素很强，但是除了契尔年科(他担任总书记太晚，身体太弱，在这一职务上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每一位总书记都在担任最高职务期间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这一点尤其适用于那些在位时间很长的人，尽管就他们中间的头三位(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而言，每个人掌握的权力都比前一位总书记少。尽管晋升为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需要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这使得资深的政治局委员有机会与潜在的候选人做交易)，但是，在让他或她进入最高领导班子方面，总书记无疑处于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利的位置。正如总书记这一头衔(赫鲁晓夫时期称为第一书记)所表明的，这个人在书记处内的最高地位，比他或她在政治局里的地位都更明确地制度化了。有时，总书记会感到，在他担任领导人的最初阶段，改变书记处的组成，比改变政治局正式委员的组成还容易。不过，在担任党的领导人后不到7周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成功地对政治局的组成产生了显著影响，本章最后一节将会对此详细加以论述。即使政治局内的这种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它往往也会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总书记在政治局里有足够的一批保护者和支持者，从而使他更容易地将那些先前不得不容忍其存在的人撵出政治局。例如，勃列日涅夫和谢列平两人关系不好，尽管在1967年，勃列日涅夫就能把谢列平撵出中央书记处，但直到1975年(当时，在政治局的组成又发生了其他变动以后，总书记的权力大大增加)，勃列日涅夫才感到有足够的力量能做到把谢列平驱逐出政治局。所有迹象都表明，戈尔巴乔夫将继续采取行动，其速度要比勃列日涅夫快很多。

如果戈尔巴乔夫的寿命正常，他任职期间的整个最高领导层，政治局和书记处将由他任命的人组成，他也是第一位拥有这样权力的苏联领导人。因此，在这期间，他对候选人的选择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影响力。最初，他可以选拔(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范围存在一定的局限，但是，戈尔巴乔夫在这一方面也算是幸运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不得不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中央委员会共事——这届中央委员会是在1981年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由于安德罗波夫渴望变革，而契尔年科的主张接近于勃列日涅夫，因此，这一因素对安德罗波夫更加不利)，而戈尔巴乔夫是在五年一次的下一届党的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前一年上台，可以对在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施加更大的影响。因此，从长期来看，戈尔巴乔夫有大好的机会把志趣相投的人提拔到高级领导层内。从短期来说，他会像以前的总书记那样，不得不维持与政治局一些重量级人物的联盟，小心谨慎，不要一上来就树敌太多。但是，即使从中短期来看，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年龄结构也使一些人事变动变得不可避免。

戈尔巴乔夫与其所有前任总书记不同的第二个方面，是只有他自己(在共青团和党的机构)的职业政治生涯完全处于后斯大林时期。我将在后面详细地回顾他的职业生涯，但在这里，我要重点指出的是，他在政治上属于完全不同的一代人，是具有与他所有前任不同经历的一代人。戈尔巴乔夫没有经历过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因此，既没有控告他人的内疚感，也没有被控告的恐惧记忆。他于1952年加入共产党，当时，他是莫斯科大学的一名大学生，如果说有某种影响的话，那就是他的大学生活(1950—1955年)，有两年多的时间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这一时期，大学生中的讨论比以往自由得多。尽管当时还没有出现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那样的批评浪潮，但在1954：年和1955年，后斯大林时代的“解冻”已经悄然而至，“反世界主义”运动行将结束，可以感觉到，莫斯科大学的气氛变得更加宽松。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戈尔巴乔夫在从事共青团和党的工作初期(也许是他的思想形成时期)正是赫鲁晓夫时代。就在他专职从事共青团工作的第一年，党的二十大召开了，而戈尔巴乔夫本人参加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是二十二大(1961年)，在这次大会上，对斯大林的抨击比五年前更进了一步，而且，赫鲁晓夫是在公开而不是秘密会议上进行的抨击。不过，戈尔巴乔夫对赫鲁晓夫的下台并不感到遗憾，因为他曾对赫鲁晓夫欠考虑的农业改组工作，以及赫鲁晓夫表面上搞权力下放，实际上仍坚持由中央进行武断干预的老一套做法提出过批评。

同一代的不同人可能拥有非常不同的观点，同时，也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每个人的某种政治观都是以特定的经历为基础的。公正地说，一个在1955年开始其职业政治生涯的苏联公民，比起20年前从基层起步的人，将更有可能保持或拥有一种相对开放的心态。

戈尔巴乔夫与以前的总书记第三个明显的区别是，他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尤其重要的是，他在苏联顶尖大学的法律系学习过五年。三年前，我撰写的有关戈尔巴乔夫的文章中曾经提到，在一些同学的记忆中，他是个精明强干、思想开放的人。莫斯科大学的生活，使他接触到其他才华出众的学生，因为地理和环境原因，其中许多人受过比他更好的大学前教育。莫斯科的五年全日制大学教育，与很多老一代党的主要官员在地方院校所接受的通常是非全日制的教育有巨大的差别。后来，戈尔巴乔夫又通过非全日制学习为自己增添了第二个学位——1967年，他从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获得了“农业经济学家”证书。尽管通常来说，授予有一定地位的党的官员学位，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学术努力，但是，戈尔巴乔夫毕生对农业的关注，他在农业上获得的政治利益，以及他思想上的求知欲，几乎确定无疑地说明，那个学位是经过奋斗获得的。1983年5月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加拿大农业专家们，对他关于农业问题丰富的技术知识印象深刻。P25-28

阿奇·布朗所撰写的《改变世界的七年》一书，深入而客观地评价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我相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没有作品能够取代这本书的地位，取代这本书对这段影响了俄罗斯和整个国际关系历史的精辟剖析。

——前美国驻苏联大使(1987—1991)，马特洛克，《冷战研究月刊》

阿奇·布朗在研究戈尔巴乔夫的专家中间具有权威地位。

——前英国驻莫斯科大使(1988—1992)，克布雷斯威特爵士，《莫斯科时报》

这是众多有关戈尔巴乔夫的传记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披露这位改革者内心和改革过程中鲜为人知的内幕。这本书要向我们阐明的核心思想是戈尔巴乔夫通过改变苏联也改变了这个世界，并且他将这二者出色地融为了一体。

——列伐福德，《外交事务双月刊》

经过一段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本书的翻译工作终于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分工如下，第四、六、七、八、九、十章由我翻译，前言、一、二、三、五章由许宝友、张文成翻译，由我的同学周厚虎、刘红叶、阮金之、葛红亮、张亮霞、殷倩进行了校对，由我再进行一次总校对。

我还需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左凤荣教授。每当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困难和不解的问题时，她总是能给予我鼓励和帮助。她对苏联以及俄罗斯历史的熟悉和掌握程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对推动本书的翻译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书最后由左凤荣教授进行了校订，解决了许多技术性问题，提高了本译作的质量。

由于原文中的注释繁多，并且某些是以英文拼写俄文的方式出现，我们对此进行技术处理，当然也保留一部分这样的注释体例，以供读者参考。

译者对书中一些不当的地方做了删节；另外，作者从西方视角出发的许多看法，请读者阅读时加以鉴别。

翻译是一项不断学习和不断完善的工作，对于书中所存在的纰漏和不足之处，我想向读者表示歉意。

该书为我们全方位地展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7年来所进行的改革图景。作者阿奇·布朗教授使用了大量档案文件，以“剥洋葱”的方式一点一滴、层层深人地为我们分析了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改革及其给苏联和世界带来的根本变化。相信读者能与译者一样，从中了解和学习到更多知识，不仅仅是关于苏联的历史，也有治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

韩凝

2011年第一场雪之际写于京西大有庄

序言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

第三章 苏联改革的第一阶段，1985—1986年

第四章 1987—1989年，根本的政治变革

第五章 苏联政治体制改革

第六章 改革的起源与发展：制度双重性还是公民社会？

第七章 制度的瓦解与国家的解体

第八章 共产主义转型中的国际影响

第九章 结束冷战

第十章 透视戈尔巴乔夫及其时代

注释

译后记

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是事后的观察和思考。由于苏联解体，许多档案资料解密，上述两个部分的写作就参考了许多档案，受益颇多。第二部分则带有“实时”写作的色彩，也就是说这些文章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苏联仍处于巨大转变的过程中写作的。

我非常感激牛津大学出版社总编拜厄特对于本书出版给予的支持、建议和耐心。我也非常感激他以及四位匿名读者所做出的结论，认为我在20年前所写的文章仍具有再次出版的意义。此外，他们还肯定了将这些文章与我所撰写的新的文章放在一起，仍能保持其连贯性并构成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本书在章节安排和框架设计方面吸收了他们不少颇有启发性的意见。

对那些我曾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写作并发表过的文章，在本书中，我只做出了微小的改动，删除了个别地方，以避免重复。但是鉴于新资料的出现，为了避免这些资料与此前的文章内容混淆，我增加了一些注释。新的注释的目的在于：(1)纠正某个误解或者澄清某个事实；(2)利用新的资料(尤其是解密档案)更新对某件事情的描述和分析。对此，我并没有改动原来发表过的文章，以显得我在苏联时代的观点多么富有远见。

本书并不打算成为一部记录苏联1985—1991年岁月的通史。尽管篇幅相当长，但是比起199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前一本书《戈尔巴乔夫因素》来，这本书还是显得简短了许多。本书是对苏联改革的一种解释，这场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戈尔巴乔夫及其在苏共领导层中的少数盟友发动的，被视为一场激进的改革或者说“来自上层的革命”(正如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其他人所描绘的那样)。对于变革的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领导人的观点也在发生变化，有时局限在很窄的范围之内。改革的含义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在改革的不同阶段，这个词语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正如我在第四、第五章中所提到的那样，这一点在变革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书第二部分说明了我当时是如何看待这些事情的。1985年以后，苏联社会逐渐开放起来，人们有可能更加深入地了解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对于这个社会还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需要从有限的信息中揣摩事态的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入，时间的推移，这种揣摩工作就显得多余了。在写作第二章至第五章时，我接触的资料比我在90年代中期完成《戈尔巴乔夫因素》一书时所能查阅的资料少得多。到了90年代，已经出现了相当丰富的回忆文章和著作，而且很多访谈透露了大量的第一手信息。

然而，在写作眼前这本书的第一和第三部分的时候，我所能查阅到的资料比我在撰写《戈尔巴乔夫因素》一书时更加丰富了。我利用了许多在写作前一本书时无法了解到的有关改革情况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包括政治局的会议记录，既有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以及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的详细笔记，也有政治局会议的工作记录。后者中的许多内容可以在以《全宗89》(Fond 89)而闻名的档案集中找到，它是位于莫斯科的俄联邦总统档案馆收藏的档案材料选编的一个档案集。根据叶利钦于1992年发布的指示，这些档案得以向研究者开放，并作为试图起诉共产党、证明他们“完全无视人权和国际法”的行动的一部分提交给了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全宗89》包含3000多份文件，时间跨度覆盖了从1919年到苏联解体的整个时期。在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也可以查阅到，在西方国家的几个大图书馆也有缩微胶卷可资利用。我是在华盛顿国家安全档案馆，特别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中查阅到这一资料的。政治局会议的记录摘要也可以在《沃尔科戈诺夫文件集》中找到，我是在国家安全档案馆查阅这一文件集的。目前，还没有一套完整的1985—1991年期间的政治局会议记录供研究人员参考，但是我所能看到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了。

对于政治局会议记录的利用需要特别注意，因为几乎没有一个学者，特别是撰写有关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国内政治情况的学者利用过这一资料。当然，那些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学者，尤其是研究冷战结束原因的学者是个例外。人们对这些记录往往信以为真，但却很少注意它们编纂和审批的过程。然而，我发现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文本上讲，我既利用了“正式的”工作记录，也利用了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特别是切尔尼亚耶夫)编纂并收藏于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记录。前者有许多可以在《全宗89》中看到，有一些则可以在《沃尔科戈诺夫文件集》中找到。我没有发现故意篡改的证据。不过，我们也应当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档案材料和比较“正式的”记录都可能存在偏见，至少在选择所记录的内容方面是如此。

尽管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厅很大，足以容纳80人左右，但是政治局会议禁止速记员参加，出席会议(但没有发言权)的人包括总书记的助手。正如切尔尼亚耶夫所指出的那样，政治局委员们都知道从斯大林时期以来一直严格执行的一条禁令，即不仅禁止做速记，而且在会议过程中任何形式的笔记都是不被允许的。如果(似乎也可能)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了这个不成文规定，那么他显然对它视而不见。确切地说，他的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以及他在政治局的支持者梅德韦杰夫，都是一丝不苟地做笔记的人。没有理由怀疑这三位政治局会议参加者记录和誊写的笔记的完整性。从我对这些记录的解读来看，存在的唯一偏见是，这些人更感兴趣于记录戈尔巴乔夫的言论，而不是同样详细地记录政治局其他每位委员的发言。这些记录偶尔也会提及另一位发言的政治局委员的名字，但是不记他所讲的内容。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不是在做正式的记录，而是在寻找政策线索和行动原则，出现这种差别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制度的等级性，在那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的观点比其他任何政治局委员的观点都显得更为重要。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和梅德韦杰夫本人都是坚定的改革者，他们一直也是戈尔巴乔夫有力的支持者。但是这样记笔记有可能造成一个结果，即他们的笔记可能轻描淡写地处理了其他政治局委员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所表达的保留意见。虽然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记录中确实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保守的政治局委员的观点所占篇幅比“正式的”记录中看到的篇幅少许多。

“正式的”政治局会议工作记录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负责人的监督下制作的——所有文件(包括公民致中央委员会或总书记的信函)都要经过这个部门才能向上传达。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可能从速记员秘密记录政治局会议的工作中得到了很大帮助。关于记录过程，有一个版本说，速记员就在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厅下面的一间房子里工作，有人把会议情况传输给他们。还有一个版本说，他们靠听录音工作。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速记员在单独的一间房子里工作，逐字逐句地记录中央委员会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的发言。然而，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不是这样的，确切地说，如果把录音带给了速记员，那也是没有经过批准的。

无论速记员是否参与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工作——迄今为止看到的证据是矛盾的，很显然，不会由他们来决定保留什么和不保留什么。事实上，博尔金在十多年前发表的有关他与戈尔巴乔夫一起共事岁月的回忆录中，就透露了这一做法的制度规定。在描写政治局会议的座位安排时，他写道：“戈尔巴乔夫左边还有个桌子，桌旁坐的是总务部负责人和第一副手。他们负责记录工作”。

总务部负责人负责会议记录，这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先后担任总务部负责人的是卢基扬诺夫和博尔金，博尔金于1987年接替卢基扬诺夫。除了担任总务部负责人之外，他们还都参加了1991年8月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并因此度过了一段囹圄生涯。在改革初期，有理由假定他们俩人都是忠于戈尔巴乔夫的，但是自1988年起，随着改革进程的激进化，他们越来越失去幻想，开始接近领导层中比较保守的力量。博尔金从1981年起担任戈尔巴乔夫的助手，直到1987年晋升为总务部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仍与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密切共事。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3月担任苏联总统后任命博尔金作他的总统办公厅主任。因此他在1991年参与政变被戈尔巴乔夫和其亲信视为是特别严重的背叛行为。

博尔金在他对戈尔巴乔夫半回忆半批评性的传记中表示，早在1991年8月最后摊牌的几年之前，他就对他所伺候的这位领导人的作风感到不满，对他的决策不再信任了。作为一个在急剧变革和混乱年月里负责政治局会议工作记录的人，他在决定什么内容收入或排除于速记员准备的报告时，很可能选择了对戈尔巴乔夫不利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式的”记录可以被看作是对戈尔巴乔夫助手所作记录的补充。鉴于博尔金对他的政治主子的敌视与日俱增，这极有可能使他的报告带有偏见，因此“工作记录”不应当被当做最可靠的记录。毫不奇怪的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并不相信博尔金所批准的政治局会议记录的“权威性”。我与少数利用“正式”记录的学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我把它们视为宝贵的资料来源，认为它们可以提供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一些事情的详细情况。说到对它们的使用要极其小心，就我判断，不是因为报告不准确，而是因为可能存在编辑干预和选择倾向，尤其是在1990—1991年的危机年月里。

值得注意的是，有两套官方正式制作的会议记录存在。一套是工作速记记录，它逐字逐句记述了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所发表的言论，但不送给他们本人，甚至可能也不送给总书记审看，因为他还有堆积如山的其他文件要阅览。这份记录仅有一份原件保存在中央委员会总务部。另外一套记录与工作记录不同，它们可以称之为会议纪要，主要摘编了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记录下了政治局会议做出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决定。前者并不散发，但是纪要常常以会议记录摘要的形式——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发送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其他所有或某些成员，具体送给谁，则取决于所涉及的问题与谁相关。这些文件中的大多数文本可以在《全宗89》的档案中查到。

政治局会议在星期四召开，博尔金在星期六向速记员口述会议纪要，同时他也可能完成了会议工作记录的文本。从现在收藏在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的工作记录中，可以看到关于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的详细记述。关于这些记述的编纂方法依然存在一些不确定的问题，但其中有一点现在清楚了，那就是总务部负责人对于什么内容将写入这些记录拥有最终决定权。因此，在领导层分歧扩大的那几年里，正是博尔金，这位长期与戈尔巴乔夫存在意见存分歧、对戈尔巴乔夫愤懑不满，并且最终在1991年8月公开站出来对抗的人，决定了在会议记录中谁说了什么，是否重要并值得保存到后世。

在改革初期，西方主要辩论的问题是：这是一场根本性的改革，还是戈尔巴乔夫及其盟友采取的一种装点门面的策略。现在，对于戈尔巴乔夫究竟打算在变革的道路上走多远的问题可以说已经尘埃落定了，但是对戈尔巴乔夫思想的发展仍然普遍缺乏深入了解。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学者们不断引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并想当然地认为该书就是戈尔巴乔夫政治思想最为权威的阐述。然而，这本书出版于1987年，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理念实质上在1988年已经变得更加激进了，并且在继续演变。一份迄今尚不为人知的档案材料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3月完成了另一部书的手稿，但是他决定不发表。在这部书稿中，他的思想已经比1987年时更为前进了，但是与他提交给1990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或与他提交给1991年7月25—26日中央全会的党纲草案相比，这本书只是他政治思想演变的一个阶段——这些文件得到了大会和全会的批准，但很多与会者显然毫无贯彻实施它们的打算。虽然这份尚未发表的手稿也远不是戈尔巴乔夫思想发展的最后定论，但它是一个应该引人注意的历史文件。我非常感激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允许我查阅了它所收藏的这份文件。这本书的名字叫《改革——生活体验：日记手稿》，本书多次引用了其中的有关内容。

在苏联改革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和大众媒体对改革的范围和意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我也全身心地投入了这股争辩的浪潮当中。许多问题至今仍具有争议性，其中包括苏联制度变革和苏联解体的原因以及冷战结束的原因等。关于冷战的结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里根政府的强硬政策，这是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问题，因为政治家仍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此外，这还与一个更为广泛的、也是具有现实价值的课题联系在了一起，那就是一个高度威权主义的体制怎样才能实现转型。这些都是本书将探讨的主题。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承蒙众人相助，在此谨表谢意。开始，圣安东尼学院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埃利奥特基金资助了一些与本书有关的学术访问活动，英国科学院小额研究补助项目则为最近的一些工作提供了支持。这两项资金来源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对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安全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进行了多次访问，并且卓有成效。其中，我对胡佛研究所的访问得益于斯坦福大学俄罗斯、东欧和欧亚研究中心的盛情和他们让我担任2006年度亚历山大·达林纪念讲座主讲人的邀请。

并不是所有的资料都面向一般公众开放(包括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和梅德韦杰夫的政治局会议报告)，就获准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查阅研究资料而言，我要特别感激戈尔巴乔夫、伊琳娜·戈尔巴乔娃和切尔尼亚耶夫。除此之外，我还要对该基金会的库瓦尔金、兹德拉沃梅斯洛娃、帕拉日琴科和库兹涅佐夫致以谢意。我在华盛顿国家安全档案馆的研究得到了萨弗兰斯卡娅的鼎力相助，我十分感谢她。除了《全宗89》和《沃尔科戈诺夫文件集》外，我还利用了国家安全档案馆收藏的“冷战的终结”的文献。在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的达金、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助理档案员利登哈姆和索罗卡，向我介绍了该所丰富的文献资料，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我非常感谢波德斯科拉诺娃在研究方面给予的帮助，使我不仅广泛利用了《全宗89》的内容，还有机会阅读了一些访谈，这些访谈是作为有关冷战结束的“胡佛研究所和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莫斯科)文件集”的一部分收藏在那里的。

我也非常感谢身边那些为本书出版做出贡献的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秘书威尔科克斯欣然接受了把一些过去的文章重新录入计算机的任务——它们出现在本书第二部分。他总是能用某种方式把中心秘书和图书馆管理员的两个工作妥帖地兼顾起来，同时作为后者，他还能帮助确定圣安东尼学院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有参考价值的书籍摆放在何处。我还要感科兹洛娃在牛津期间所做的一些娴熟的研究助理工作，感谢梅佐使我注意到了几篇非常有价值的文章。我非常感谢我的妻子帕特，她编辑了全书的索引。1966—2006年间，我曾先后四十多次访问俄罗斯，在大多数访问中她都陪伴在我身旁，本书就是献给她的礼物。

我认为其他学者对本书的两章内容所做出的评论很有帮助。库瓦尔金教授给我提供了关于第六章的宝贵意见。同一章也从2005年7月在柏林召开的中东欧研究国际理事会第七届世界代表大会与会者的提问中获益匪浅，当时，这一章的最初版本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了大会。普拉夫达和沙拉普阅读了第九章——关于冷战结束的初稿。我对他们二人提出的有益评论表示感谢。毋须多说，如果第六章和第九章因我的解释或任何事实或判断错误而受到指责，与对它们提出善意评论的人无关。访问莫斯科总是令我非常愉快，因为我在那里见到了许多知识渊博的好朋友。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是我要特别感谢雷尔和西蒙尼扬、奥博龙斯基和奥博龙斯卡娅，以及戴维和高恩，感谢他们的慷慨好客和友谊。

我由衷地感谢各位编辑和出版者(他们都在美国)允许翻印我以前发表过的文章。第二章除外，因为发表那一章的杂志《共产主义问题》将翻印的权利授予了作者，并且，不管怎样，它已于1992年停刊——这个决定并不令人吃惊。虽然《共产主义问题》杂志是通过国会投票、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但是它享有盛誉，这是由于它发表的分析文章不仅立意高深，而且在观点上也百家争鸣，并不一定符合当时美国政府的主流观点。

如果本书的某一章已在其他地方发表或利用了我以前发表的文章，有关最初发表的情况会在那一章的第一个脚注中注明。我十分感谢以下人士和机构允许我重新发表旧作：《世界政策杂志》的出版者允许重新发表第三章和第四章；《革命记事》的编辑布伦伯格和名人图书公司允许重新发表第5章；《斯拉夫评论》的编辑戴凯恩克尔和该杂志的出版者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会允许我在第七章中大量引用我在该会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编辑布雷斯劳和领先出版公司允许我重新发表我在《后苏联事务》上第一次发表的一篇文章作为第八章的基础。由于作为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基础的一些文章是在苏联解体后写的，因此我做了一些删节，也增加了不少新材料。

阿奇·布朗

2006年于牛津

阿奇·布朗所撰写的《改变世界的七年》是对苏联改革的一种解释，这场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戈尔巴乔夫及其在苏共领导层中的少数盟友发动的，被视为一场激进的改革或者说“来自上层的革命”。对于变革的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领导人的观点也在发生变化，有时局限在很窄的范围之内。改革的含义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在改革的不同阶段，这个词语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改变世界的七年》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是事后的观察和思考。由于苏联解体，许多档案资料解密，上述两个部分的写作就参考了许多档案，受益颇多。第二部分则带有“实时”写作的色彩，也就是说这些文章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苏联仍处于巨大转变的过程中写作的。

阿奇·布朗所撰写的《改变世界的七年》深入而客观地评价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场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戈尔巴乔夫及其在苏共领导层中的少数盟友发动的，被视为一场激进的改革或者说“来自上层的革命”。这本书对这段影响了俄罗斯和整个国际关系历史进行了精辟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