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调不定的文武北洋》由蒋凡著。稗官笔记虽非正史，但若善加钩沉索隐，妥贴安排运用，同样可照见历史的身影，以之证史，既可补正史之偏颇与不足，又可作为现代反思的参考，何乐而不为呢？这一类近现代的稗官笔记，一天读一些，天长日久，居然也读了许多。积累一富，心中自有见解，自然产生了一吐为快的想法，这本小书，就这样出现了。从这一角度言之，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小书，当然也就不算“越界”或多余，而是有了作者独特会心与认识。至于价值么，则不敢自以为是，而必须经历时间考验而任人评说。我希望芹献一得，有助于读者对民国初期北洋社会人生的认识与思考。

《音调不定的文武北洋》由蒋凡著，主要讲述王国维、徐铮、吴佩孚、林纾、章太炎、陆宗舆、陆徵祥、刘师培、冯玉祥、杨圻等北洋文武英杰的生平佚事，《音调不定的文武北洋》从史料入手，掦抉钩沉，辩证地梳理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发人所未见，破僵化旧论，对全面认识历史转折时期人物的多面性和历史的复杂性颇有裨益。

前言

赛瓦公案辨正

也谈王国维自杀之谜

——昔日清华同仁如是说

白话诗趣谈三则

漫话林纾的政治黑幕小说

五四运动中鲜明反差的二陆

冤冤相报的陆、徐暴死

“卖国”小徐也爱国

——漫话徐树铮的日本情结

徐树铮与孙中山交游小考

将军“顾曲”胜文人

——漫话徐树铮之词曲诗文

克保晚节正气凛然吴佩孚

吴佩孚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的恩恩怨怨

“三不”“四戒”吴将军

洛阳继光楼与福州戚继光祠

漫议吴佩孚《蓬莱诗草》

吴佩孚咏竹咏梅诗画艺术

平生风谊兼师友

——吴佩孚与杨云史

江东独步杨云史

——读《江山万里楼诗词钞》

《冯玉祥日记》中的吴佩孚

“丘八”诗体小议

——冯玉祥的白话新诗创作

读章札记四则

章太炎反“赤化”考辨

章太炎与刘师培学术道路比较

文武兼备蒋百里

——现代军学泰斗的悲剧人生及其贡献

清末民初时期，在革命阵营之外，就数两个女人的名气最大：一是慈禧太后，因其独裁统治及卖国政治而闻名，连光绪皇帝也被她囚禁至死；一是京沪名妓赛金花，据传在庚子之变(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赛金花借自荐枕席之便，劝说联军统帅德国伯爵瓦德西将军，下令整顿军纪，禁止洋兵奸淫烧杀，因而保护了北京城，拯救了老百姓，做了当时须眉丈夫所无法做到的事情，功劳很大，应该青史流芳。关于慈禧太后，历史自会作出判断，这里不去说她。至于赛金花，原名傅彩云，原籍苏州，出于“清倌人”(妓女中的一类)，后嫁苏州状元洪钧，字文卿，并曾随洪出使欧洲德、俄、荷、比四国，回国后洪死，赛金花重坠娼门，成了京沪名妓。关于她与瓦德西的暖昧关系桃色新闻，虽然广为传播，合乎时人口胃，炒得沸沸扬扬，人或信以为真。加以赛金花常接受采访，自己描述赛瓦公案的来龙去脉，连当事人都认了，还有假吗？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有几个问题必须重新提起：

第一，如果赛瓦公案是真，赛氏忧国忧民，卖身救国，功劳很大，为什么慈禧一旦回銮北京，不仅不感谢她，反而借故把她逮捕，投进监狱，押解原籍处分呢？这不是恩将仇报吗？慈禧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据说当时许多王公巨卿及京师名宦，曾靠“赛二爷”(赛金花)庇荫获全，他们为什么不仅不为她说话，反而有人以维护名教的名义落井下石呢？这不是过河拆桥又是什么？中国的贵族精神为什么这样坠落？

第二，如果赛瓦公案是假，为什么赛要自我认账、造谣生事呢？其内在的心理及目的又是什么？

第三，一说赛瓦公案，上面触及唯我独尊的慈禧太后，下面则涉及人所不齿的妓女，把最高贵与最卑下的两个女人并置一处来加演说，当时社会舆论的用心何在？  第四，赛瓦公案的故事是怎样产生的，是真有其事，还是子虚乌有，抑或真假参半？许多新闻报道、名记采访及作家作品，甚或剧作《赛金花》，竞相诞生，难道如此之多的土人精英，都在以讹传讹，故意制造新闻，其目的与用心何在？

这样说来，虽说赛瓦公案已时过境迁，但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却是迷雾甚多，内容丰富，值得推敲和反思。

要问赛瓦公案的真假有无，就必须先从新闻采访说起。

首先，是刘半农、商鸿逵采访晚年赛金花所写的《赛金花本事》…。据《本事》载，庚子拳变后，列强八国联军破京津，占直隶，兵锋及于山西，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当时赛金花从天津逃难来京，被德军骚扰，赛以德语交谈，问及德国某官某先生。第二天德帅瓦德西派兵“套一辆车来接我”，于是，赛、瓦相识于北京。赛氏承认，“我同瓦以前可并不认识”(第33页)，说的是，她十年前随洪钧出使德国时，并不认识瓦德西，赛瓦交友是在联军进京之后的事情。赛应瓦德西请求，帮德军解决粮草军需困难，又找女人供德军消遣，帮助洋兵解决了在中国时“食色，性也”的本能需求，因此受瓦赏识。赛因此进一步劝瓦下令禁止烧杀，保护文物，并为慈禧太后向联军求情告饶。因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京遇害，德军尤恨慈禧这个老女人，“非得把她的肉剁成一块一块，晒成干带回国去，方能消恨”。赛则劝解说：“害死你们公使的，不是太后，是义和团。她整天价住在宫里，又不常出来，怎么能晓得外边的事？”后又劝克林德夫人，建议为其丈夫立碑谢罪了事，为中外和谈扫除障碍。可以说是赛救了北京城，保护了一城百姓。至于说到赛、瓦之间的风流艳事，说什么她与瓦德西同眠共榻在中南海仪鸾殿中慈禧的龙床之上四个多月，一日仪鸾殿夜半失火，二人“赤着身子，由殿里跑出”。针对这一流言蜚语，赛说：“这简直是侮辱我，骂我。我同瓦德西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间的关系，却是清清白白；就是平时在一起谈话，也非常守规矩，从无一语涉及过邪淫。”(第39页)赛金花为自己辩白，说与瓦德西并无旧情，是他来北京才认识的，二人之问，友谊纯洁，不涉狎邪。赛借助与瓦之友谊，为北京甚或整个中国做了好事。所以后人认为“赛之有功于国家社稷，有德于燕市百姓者也”(第15l页)。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夏衍等即据此写了剧本《赛金花》，由上海的40年代剧社来搬演，影响迅速扩大。

1-3

最近，有关民国年间的人和事，出版了不少著作，可称是形形色色，浩如烟海。而我是一位从事古代文史工作的教师，为什么也要来凑热闹而奉上一本小书呢？中国学界，过去受苏联模式影响，专业分工很细，古代与现代的研究，人称风马牛不相及，我们又为什么要来“入侵”这块现代的风水宝地呢？其实，这一说法是种误解。历史的发展，是一条割不断的链条，古与今虽有时期、阶段的差异，但却是一股自然奔腾而滚滚向前的潮流，前踵后继，形成了有机统一的生命大潮。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可又有谁能准确指出哪朵浪花是前浪，哪朵浪花是后浪呢？又有谁能明确提出划分古与今的界限与标准呢？在历史长河中，古与今是相对的概念。今日的我们，明日转眼就成历史，不尊重历史，就是不尊重现在的自己，数典忘祖，抛弃历史来发展现代文明，当然是大错特错，会阻碍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反之，复古保守，一味迷信古人而颂古非今，而不去古为今用，以古为鉴，同样也是根本错误的。要求倒退到尧舜时代甚至是原始部落社会，又怎能真正了解历史发展的本质与规律呢？据此，研究古代，同时也必须关注现当代，以之作为研究的参照系数，这是古与今历史发展辩证法所决定的。以此，我平时工作之余，喜欢读点轻松愉快一些的近现代文史资料，以资调节工作节奏，如几大套民国笔记丛书，选本如《近代稗海》，台湾高拜石先生的《古春风楼琐记》洋洋十几大册，还有外国记者的《民国采访战》(美国阿班著)等现代采访录，当然也包括了海峡两岸众多作者的人物传记，另外，还有许多民国政府文武要员的诗文集、日记、回忆录等。相对于官方文档或正式编撰的史书，以上大多只能称为稗官笔记，属于野史之列。稗官笔记虽非正史，但若善加钩沉索隐，妥贴安排运用，同样可照见历史的身影，以之证史，既可补正史之偏颇与不足，又可作为现代反思的参考，何乐而不为呢？这一类近现代的稗官笔记，一天读一些，天长日久，居然也读了许多。积累一富，心中自有见解，自然产生了一吐为快的想法，这本小书，就这样出现了。从这一角度言之，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小书，当然也就不算“越界”或多余，而是有了作者独特会心与认识。至于价值么，则不敢自以为是，而必须经历时间考验而任人评说。我希望芹献一得，有助于读者对民国初期北洋社会人生的认识与思考。

北洋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是民国初期掌控北京的中央政府，即使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与国民党的广东政府，也是属于地方政权。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实，无法否认。因此，了解、认识与研究中华民国，就难于置北洋政府于不顾。在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十五六年，其问发生了许多事件，而事件和故事的核心是人，因此，通过上挂下联，或前推，或后延，有关的人和事，都在我们的写作范围之内。许多北洋军阀，生于晚清，死于上世纪国民党统治的30年代，如皖系段祺瑞、直系吴佩孚等，但他们的主要活动与事业，却是在北洋时期。又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胡适和刘半农，他们生于晚清，刘死于上世纪的30年代，其时北洋政权早已覆没，胡死于60年代国民党统治的台湾，但他们提倡白话文学，创作白话诗，则主要是在北洋时期。因此，我们写北洋文武，但也不忌讳超越北洋时期作相关的补叙和议论。如有关冯玉祥的描述，他与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恩怨，几次战争，都发生在北洋时期；但在此期间，冯玉祥很少创作白话诗，冯氏大量的白话诗(人称“丘八诗”)，却是写于国民党统治的三四十年代。但如追根溯源，其“丘八诗”的创作理念，却是早已在j匕洋时期的军旅生活中萌发。写西北军的领袖人物冯玉祥，能不涉及他那个性鲜明而直面人生的“丘八诗”吗？因此，拙著写冯玉祥，时间跨度顺延到他逝世的上世纪40年代。这仍然是围绕北洋中心的写法，并不超限或违规。

有关北洋的人和事，太多太多，难以尽述，我们只能撷取某幽有代表的典型，加以画龙点晴的描绘和讨论。本书之名，有“文武北洋”字样。我们的意思是，北洋时期不仅有军阀混战，同时还有涉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文化运动。如五四运动，发生在北洋时期，影响深远，能不涉及吗？因此，拙著的写作对象，不仅有军阀武夫，还有文人学者，甚至还有沦落社会最底层的妓女，如晚清八国联军轰动一时的赛金花，这不是哗众取宠迎合低俗的香艳炒作，而是因为赛金花的故事与传说已成了一种社会现象。其传说故事并非件件皆真，但在民间传说中，却把当时中国第一人的慈禧太后和下层妓女赛金花，摆在同一历史环境中来作比较与考量，两个女人，一上一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见出赛金花现象寓藏了反映当时社会诉求的某些热点问题。有关赛金花现象的影响，直到抗日战争的年代，仍然在发酵。当时北方熊佛西，南方夏衍，他们都是著名剧作家，在彼此并无沟通的情况下，各自编写了同名话剧《赛金花》，夏衍《赛金花》，还一度曾在上海公演。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却下令禁演，遭到了熊佛西等进步作家和人士的抵制与批判，公开辩论很是激烈，这在拙著中有所反映。这又是为什么？关键不就在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么！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救国，是整个国家和民族需要思考和付诸行动的头等大事。

还有，在“文武北洋”中，一者，所写的人和事，不仅有当国武夫的军阀，还有在野的文人学者。如王国维，他虽无权无势，无拳无勇，穷厄乏钱，但却是最能代表北洋时期中国学术成就的大师。二者，即在某些主人公身上，情况复杂，有的军阀是上马治军，下马写文吟诗填词，顾曲长啸，如徐树铮，可称文武兼备，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不仅是皖系段祺瑞的军师智囊，而且精通乐擅胜填词，作品一出，即传唱京师而报刊争相转载。又如直系军阀吴佩孚，既是军事统帅，同时诗书画兼通，虽非一流，但属二三流后诗人，则当之无愧。三来我们不仅关心直皖系、直奉等重大战事，同时关心当时的文化思想潮流，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及白话文白话诗运动。从文武不同角度来考察北洋的社会与人生，可能更全面更真实。

本书为什么又称之为“音调不定”呢？不定者，未定也，也即一时尚无定论之意。首先，因为人是复杂的，在历史中，可能既有功，又有过，是非混杂而功过相掩，一时难以固定的音调来作确切不移的历史评价。如冯玉祥，时人称之为“倒戈将军”，明显具讽刺的贬意。在几次内战中，冯曾一再阵前倒戈，背叛上司，对抗主官，颇为时人不齿，不仅是被他倒戈击溃的吴佩孚为之咬牙切齿，就是文入学者章太炎，同样也是一脸不屑，这是从下不凌上的“忠义”传统道德角度来批判的，表面上也有一定的道德依据。但实际上呢？时代发展到民国，还要一味忠于国君或主人吗？古时忠君即为爱国表现，而在民国时代呢？忠君非爱国也，要看你所忠于的对象是谁。袁世凯曾当过洪宪皇帝，可在他将称帝时，徐树铮就劝说段祺瑞加以反对，这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临阵倒戈，不过它是政治行为，而非军事手段，但论其倒戈性质，与冯玉祥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人们称颂段祺瑞的反袁称帝是“再造共和”，而对冯玉祥反吴佩孚的倒戈却耿耿于怀而不肯原谅呢？其实，冯玉祥每次倒戈，无论是反袁(世凯)、反吴(佩孚)或反蒋(介石)，都有一定的形势需要，多少推动了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如1924年倒吴之战，回师北京，不仅干脆利落地击垮了直系军阀的北京政权，而且顺带驱逐了盘据紫禁城的满清小皇朝，为民国消除了一个复辟隐患，可称是功在民国。后来坚守南口的大战，形成了对吴佩孚南北夹击的战略态势，又直接加速了南方北伐军的胜利，为消灭北洋阀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又如冯玉祥联阎(锡山)反蒋(介石)的中原大战，时人多有讥讽，但从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专制独裁的角度看，对世人却是一种启示和进步。所以在中原大战中，冯玉祥虽败犹荣。对于一个人的“倒戈”，不同阶层的每一个人，或从公从私，或从个人和社会的不同视角，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发出各异的音调，这也是客观现象，千秋功罪，留待后人评说，此所谓“音调不定”也。

其次，人生道路，各有短长，但在时间的流逝中，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段中，可能因客观形势的刺激，会有很不相同的表现，因此，在历史上既有功又有过而集于一身的现象，在北洋军阀这一特定阶层中，同样客观存在。如奉系军阀张作霖，是北洋军阀中有名的亲日派，其奉军大多是日械装备，他和日本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人们斥之为出卖东北主权。但张作霖晚年，曾对美国博士孟禄说：“日本人费莫大力气，要求二十一条约，你问他在东三省得着了什么？他连一条也未实行得了啊。”他又坚决反对日本提出的“满蒙独立”的要求与特权，明白宣称：“满洲自有中国人是他的主人。(见吴相湘《民国人物列传》)就因张作霖拒当日本的汉奸傀儡，曰人所以在皇姑屯把他炸死了。你看，张作霖倒底是亲日卖国，抑或排日救国，结论仍是音调不定啊。又如皖系军阀徐树铮，被时人视为亲日派，在段祺瑞当政期间，段、徐二人主持对日关系，与日本签订了一系列的借款及军事条约，被责出卖国家主权。但在徐的内心深处，如他的儿子徐道邻所说，“却是一个十分不喜欢日本的人”。1925年，即在徐死前不久，他刚从国外考察归国，在上海与孙传芳、丁文江介绍考察的心得体会时，语重心长地告诫国人说：“近代知识，日新月异，……可是近百年来，日、俄、英、法、轮流对中国过不去，尤其是今后日、俄两国的态度，非要切实注意不可！我就怕这几十年内，日子不容易过啊！”(见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纵横客》)十分警省日本的侵略野心，并大声疾呼，提醒国人注意。你看，徐树铮倒底是亲日派抑或排日派、反日派，一时也说不清楚，而必须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徐曾用日元货款，购买日本军火，亲率以日械武装的劲旅，于1918年进军库伦(今乌兰巴托)，一举收复外蒙失土，粉碎了日本的“满蒙独立”的阴谋。这应当是爱国而非亲日了吧！因此徐树铮倒底是“卖国”，还是“爱国”，也是一言难尽，音调不定啊。又如徐树铮与孙中山的关系，北洋政府视孙中山同盟会、国民党的南方政府为“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一心想以武力削平，从这一角度看，徐把孙中山视为心腹大敌。如依反孙中山就是反革命的二分法，徐该属反革命阵营人物。但从私人关系看，徐、孙二人却曾惺惺相惜，孙中山于1925年初逝世，当时徐在外洋考察，他在巴黎的代表团驻所设灵堂悼念，并新撰长篇挽联寄以哀思，上联日：“百年之政，孰若民生？何居乎：一言而得，一言而丧。”下联称：“十年以还，使无公在，更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给予极高的历史评价，这早已超越了具体党派的立场，而从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爱国立场来抒发感想了。你看，徐与孙中山的关系，错综复杂，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交织在一起，如何认识与评价，还是音调不定，留待后人评说吧。

第三，是理念变化与评判标准的不同，直接造成了音调不定。过去我们学界受前苏联阶段斗争模式影响，用简单的非此即彼一分为二的标准来画线。对民国史北洋史，人分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一目了然。北洋时代，经常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国民党为坐标画线；北洋军阀打击、镇压孙中山的南方广东政府，就是革命的天敌，是当然的反革命。但在1927年北伐胜利后，北洋政府垮台，国民党蒋介石掌控政权，国民党清共，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于是国民党从革命的辉煌顶峰，陡然坠落到反革命的深渊中了。此后，人们以国共两党关系来区分革命与反革命。这就是阶级斗争的两分法，简单到像剖西瓜一样，一刀下去，一分为二，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清清楚楚。这种理念模式，易学易行，立竿见影，但却难以完全合乎历史实际，因而现代史中，又增添了许多误解与难题。如直系的吴佩孚，在五四运动前后，作为北洋军第三师师长，曾连发通电，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虽然有人称之为“作秀”，但从实际社会效果来看，其影响不可小觑，给当时的北洋政府制造了不少的麻烦。按照阶级斗争的二分法，“反革命”的北洋军，却干了靠拢孙中山南方政府的“革命”行动，这该如何划分呢？但曾几何时，吴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开府洛阳，达到了事业顶峰，连康有为也加以吹捧，在吴五十大寿时赠以寿联云：

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

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此前，中共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影响到京汉线的收入，直接威胁到吴佩孚的军饷财源，为维持经济生命线，吴佩孚立刻变脸，从支持工农运动变成残酷镇压，制造了“二七”惨案，可谓罪行深重。从阶级斗争观点看，吴氏突然从革命的同情者迅速蜕变成了反革命剑子手，中间连个过渡都没有。但在吴佩孚退出政坛、亡命川陇的30年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步步进逼，抗日烽火已燃遍中华大地，这时，吴佩孚回到故都北平，积极从事抗战事业，几次坚拒日伪的威胁利诱，立誓不当汉奸，并曾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揭穿目人的诱降阴谋，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表现了凛然民族节气，终于因此惨遭日人暗害，死得慷慨悲壮，从而恪保晚节，为自己多变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吴死之后，昔日战场对手蒋介石发来唁电，有“坚贞之气”、“流芳万古”之颂；昔日死敌冯玉祥也发唁电，对吴也有“凛然正气，足垂矜式”之誉；甚至是共产党人董必武，也曾给予了正面的肯定评价。吴佩孚的一生，弯弯曲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好或坏，或屠杀工人，或节慨凛然，但这都是同一个活生生的吴佩孚的所作所为，用简单非好即坏的二分法，是很难说清问题的。其实，不仅是吴佩孚，就是皖系段祺瑞、直系曹锟，在北洋当政时干过不少坏事，但在他们的晚年，都一样拒绝收买，拒当汉奸傀儡。以此，段祺瑞从日人控制的天津租界逃到上海；曹锟则在临终病榻上痛斥日伪，并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的大捷欢呼，声称中国有救了，最后闭上了眼睛。这批北洋军头的晚年，坚持了传统道德底线，维护了民族气节，如出一辙。这就不是用军阀混战、镇压革命一句话可以概括的了。

再举一例，如现代著名军事学的开山鼻祖蒋方震(百里)，北洋时期，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为北洋培养军事人才。后任吴佩孚和孙传芳的总参谋长，又曾助湖南军阀唐生智对抗蒋介石。按照以国民党北伐来画线，蒋方震有站在反革命立场之嫌。但蒋方震虽然出身北洋，却是着眼于全国国防建设的现代军事家，他一生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与贡献。在北洋时期，他就洞穿了日本亡我中华的侵略野心，认为中日最终难免生死决战，为此，他早为中国作了宏伟的战略政略设计，认为不能跟日本妥协，一时打不赢，也要坚持打，以空间换时间，不怕牺牲，不怕失地，与日本打消耗性的持久战，仗打久了，日本消耗殆尽，就是中国必胜的根据。后来，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持久战战略，以及寓兵于民全民抗战及游击战的指导思想，无不受到蒋方震的启发与影响，终于为中国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此看来，对于蒋方震，不能因其出身北洋军旅，就简单给他扣一顶“反革命”的帽子，他对中国国防建设及军事现代化建设，有过巨大的贡献，千万不可给予粗暴的对待。这又是“音调不定”的又一解语。

总之，运用简单一分为二的模式，实践已证明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就北洋时期的人和事来说，应该用“错综复杂”四个字来概括，一切从事实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功是功，过是过，是非分明，而不生硬戴帽。历史人物，有时即使已盖了棺，但却有久久无法给予定论，这类人和事，直到今天，还可举出很多例子，因越出本书所限，还是不去说它吧。至于有关北洋的人和事，因为我们不是专家，读书不多，为才识所限，只能不揣谫陋，提出自己的疑惑和思考，供广大读者及学者方家参考。这是所称“音调不定”的又一解了。

本书能够出版，得到了上海财经大学李笑野教授等人的热情鼓励，在此谨表衷心之谢忱。希望我们这本小书的出版，不会辜负他们的美意。

蒋凡

于海上半万斋

2012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