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格子的《留守女人》从女性的视角出发，通过访谈呈现这些真实的“个人史”，展现了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危机。该书再现了一个真实的乡村，将当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在作者的笔下一一显现出来。

通过此书，乡村的过去与现在、乡村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所承受的悲伤，都慢慢地浮出历史地表，我们会由此看到一个真实中国的侧影，也会由此更深更广地思考“三农问题”和中国的未来。

《留守女人》是方格子以其独特的视角，通过对农民工留守在乡间妻子们的访谈（也有一部分对于农民工的访谈），表现了当今农村由于青壮劳力纷纷到城里打工，乡间只剩老弱妇孺的这种濒于荒芜的辛苦而沉重的现实；通过对于两地生活的探究，揭示了今日乡村的家庭和婚姻中的甘苦冷暖，揭示了留守妇女隐忍抑郁的精神世界，以及她们含辛茹苦对于农业和家庭的付出与支撑。

自序 自言自语

我们是女人 我们留守在乡村

 钱绒：心比土地更荒芜

 小梅：他说我不旺夫

 菊英妹妹：心烦的时候，恨不得掐死几个

 小秦：我的二姐最苦

 露露：妈妈，阳光照下来，我也有份儿了

 刘群英：夜夜与红砖入眠

 张春梅：我信主，只有他懂我的苦

 苏巧燕：我要去新疆

 书云：多少个夜晚，泪湿枕巾……

 爱琴：没有窗帘的房间

 彩琴：后悔能改变一切吗?

 海玉：神婆，救救我的孩子

 陈一娟：那条蛇是我老公，他放心不下家里

 芳芳：活着就是受苦

 罗红梅：我特地买了站票，因为要看着行李

 覃莉莉：我们终于结束了

 何大姐：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

 李小娟：妹妹比我苦，可她心里有主

 叶晖：不再相信婚姻

 莉莉：从小三到留守

附录 那些离开家乡的男人们

 附录小记

 “这些小民工我记不住的”

 高压线上的90后

 来自夏邑乡村的电焊工

 受伤不告诉家人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我在外地，是生活，不是打工

后记 火车票被改签了

小梅：他说我不旺夫

在浙江文成县一些乡镇，你总能看到散落在山问溪边浙南风格的楼房，成色新，三层，红瓷砖，银色铝合金大门，雕空镂花，繁复之中透出些富足。陪同我一起去的王先生告诉我，文成县是侨乡，全县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家庭都有成员在国外，大都集中在西欧。

文成县境内山峦起伏，山地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82.5％。经纬天地为文，安民立政为成，合言之为“文成”。位于浙江省的南面，温州市的西部，我走访的这个镇是有许多少数民族，我们所到之处已经少见民族特色，建筑、衣着、行为举止跟汉人无二。

整齐划一的建筑，隔着一条宽阔的共同道地，两边的住户成为新的邻居。这些住户大都从半山腰的岭后村迁徙而来——各地政府都在按照自己的意愿为老百姓布局新生活，散发着水泥气息的生活环境，陌生的邻居，新建的马路，这些都成为新移民需要重新熟悉的日常场景。

阳光很好，屋檐下，三两妇女正在手缝鞋帮，温州是中国最大的制鞋产业基地之一，此种经济蔓延至各个乡镇农家，是特殊的流水线。妇女们从中间商手中拿来鞋帮鞋底，手工缝制，按件计算，一双鞋缝起来，得报酬9块，“听说这种手工鞋卖出去很贵，要五六百块，”其中一个女子说。

“我是被骗到这里来的。”小梅说。

小梅，1983年出生于江西农村，2001年，“好像是春节过后”，18岁的小梅出门远行，“主要是不想读书”。小梅的路途并非一帆风顺，跟很多南下打工者一样，老乡介绍、人才中心、街头招工广告——她夹杂在人流之中，终于落脚在一家便利店。三个货架，生活用品跟文具并肩挨着。除了老板，小梅是这家私营便利店的唯一营业员。过去大半年，老板便把收银的事交给小梅打理，老板五十多岁，慈眉善目，偶尔会从家里带点吃的给小梅，带她去吃夜宵。小梅跟同乡见面时，总是被羡慕，觉得她认识了一个好人，在广东，小梅这样的礼遇可以被称为传奇。小梅那时有余钱寄回家里，家中父母耕田刨地，哥哥在村里帮点零工。这一天，小梅跟着老板娘去了一个地方，那是一个公寓，干净整洁，有一整套沙发。

“我现在还记得那沙发的软，坐上去便要窝在里面，不想起来。”小梅说。

老板娘跟小梅谈心，要是小梅愿意，这套房子就归她了，“你在广东可以有个家了”。老板娘拿出一份协议，小梅看清楚条款，才恍然。老板娘跟老板结婚多年，没有生个一男半女，膝下荒凉，见小梅肉嘟嘟胖乎乎，健康的肤色，都喜欢。他们希望小梅为他们家生个孩子。

“我唰唰地撕了那协议。”小梅此刻说起来，似乎带了愤怒的情绪。有关资料说：“我国明令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及胚胎。代为他人生育的女性通常称为代理孕母，雇佣他人生育子女的人被称为委托方。虽然我国对此领域的法制控制力量监督严格，也出现了许多违法，不合格的代孕机构。代孕问题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市场经济已经到了相当自由阶段，代孕成为致富的又一途径，不借助任何机构，陌生男人女人合力生下孩子，女人报酬可观。

在广东，拥有一套公寓是白领的愿望，对于打工者来说，更是天方夜谭。老板娘不能生育，小有家产，小梅是老板娘物色已久的对象，包括给她一份较为轻松的便利店工作，老板娘事先就已安排好。

时过境迁，小梅如今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试图还原此事，已经掺杂了别的情绪，是不是那时那刻的心绪已经不重要，她现在已经可以运用正确的人生态度来重温那件事。

我问小梅不同意是不是因为不喜欢这个广东老板，小梅说，这出乎她的想象。

他人不坏……小梅若有所思，“可能他们也没办法。”小梅有设身处地的同情心。从广东回到江西老家，已经无法适应故乡，不喜欢广东，却又无法摒弃热火朝天的生活，挫折和机遇同样深刻吸引人，城市伤害她的内心，却吸引她的身体。待在家里半年，“简直像被软禁”，看不到希望。虽然离开家乡依旧会失望。

20岁那年，家中哥哥已可谈婚论嫁，只是家境贫寒，拿不出定亲礼金。母亲看着小梅，父亲看着屋顶。为了哥哥的婚事，小梅接受了传统的相亲方式，小伙子是邻村的，也在广东打工，“上学时听到过这个人的名字，会写诗。”说到这里，小梅沉浸在回忆之中。

P20-22

自序 自言自语

1

水泥栏杆的露台，母亲在世时种下的仙人掌依旧活着，快二十年了，它临水照花，独自生长。这问建造于1985年的房子，曾经在双溪这个小村落引得许多惊羡，洋铁皮敲打起来的搁漏代替了毛竹水管的土里土气，是我们村里最时髦的下水管。见过世面的父亲在洋铁皮上镶嵌一个红色的五角星，“1985”标明了楼房建造的时间，它孤零零地倚在小溪边，和我家的祖屋并肩站立，跟村里其他空房子一起，成为我地理意义上的故乡。

母亲离世后，屋子已经无人居住，因为少有人气，开门之际，满屋子的凉薄气息常常叫我心生落寞。跟村里大部分人一样，我远离故乡。去往城市，乡村被我甩在身后。

我决定要在中国部分农村走一圈，朋友除了吃惊，更多的是担忧，他们几乎同时认为不安全。

中国农村很乱。

我新结识的一个年轻警官好心肠地借我一根警棍，让我防身。我的身体跟生命得到从未有过的对于安全的关注。

2

参加过有关单位举办的留守孩子“圆梦活动”，四五块长方形广告架子上，罗列着喷绘出来的留守儿童梦想。两百多个孩子的梦想：“一些故事书和一只书包”“一个文具盒”“一只篮球”。要求比较“高”的圆梦内容未被认同，“他们的要求太高了”——折叠式自行车、钓鱼竿。

好吧，我承认，我跟他们的想法相似，只是我不说。“他们要求太高了”。想当然地认为，留守儿童的梦想，依然是吃饱和穿暖，跟活着有关的两个关键词。

乡村。城市。离去。归来。这是一个奔波的时代，颠沛流离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对于未知世界的向往和好奇，一度替代生存这个艰辛的概念。

3

十年前，坐车去朋友家，朋友家在一个宁静的山村，两面的山峦和小溪互相依偎、缠绕，朋友洗干净新摘的桃子等我。我在颠簸的公共汽车上听到他们在议论一个女人，说拿一把榔头把公公的头敲了一个洞，要判刑了。临下车时，讲述者有些焦灼，她急于想告诉大家，那个妇女为什么要把公公的头敲破，是因为，公公看不惯媳妇的做派——她居然涂指甲油——她男人出去外面打工，拼死拼活养家糊口，她却舍得花钱买指甲油。

公公鄙薄媳妇：你的下身长蛆了——这个女子留守在家，她的丈夫出去打工，一别经年，待回到家时，已经不认识自己媳妇了——疯长的荒草，淹没了她曾经年轻的脸庞。

4  孝阳说你不光记录，还得“把自己放进去记录”，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同学，好脾气地鼓励我，希望我能写出惊世骇俗的文字来。我只是记录。我无法还原遇见他们时的气候和温度。我能看到他们的眼睛。我们总是长久地对视。

2005年初冬，路过邮局，台阶上坐着一个男子，倦容，赤脚，裤管卷起来。

他大声哭泣，诉说着什么。我离开很远，依旧听到他的哭声，反身回去。

鞋子呢?

没有了。

从哪儿来?

安徽。

怎么回事?

断断续续的叙述：在邻县工厂打工，因为不发工资，跟厂里打了一架——他说被工厂打了——工厂是机械，是机器，在他的认知里，没有人情可言。捋起裤管，看到伤痕——“他们用棍子捶我。”捶。力度向下。果断、坚硬。

从邻县到我居住的小城，八十公里，除了偶尔搭个便车，他光着双脚一路走过来，他身无分文，“铺盖卷儿还在棚子里。”老家带来的，不能再回去了，“他们会要了我的命。”

妻子没有手机，家里没有电话，给村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再往邻镇的舅姥爷家打电话，说发洪灾了，村里淹成一片——他痛哭流涕告诉陌生人，不该跟妻子吵架赌气出来两年多了不给妻子一个电话——他大哭是因为悔恨。

5

查“留守”一词，远古即有。赴京赶考，征战沙场，都有留守一说。《汉书·淮阳宪王刘钦传》：“博上书：愿留守坟墓，独不徙。”清吴骞《扶风传信录》：“仲仙北征，伯叔留守故居。”

留。守。跟别离有关，跟他乡有关。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被冠以“孤篇横绝全唐”，似乎是游子思归，似乎是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我却看到了家中那个“云鬓轻绾”的娘子。

偶有惶恐，太多线索，太多素材，不知如何梳理这庞杂的访谈记录。强伢发微信给我，四个词：客观。冷静。同情。悲悯。

我想了想，只留下两个：客观。冷静。

2013.5 双溪

后记 火车票被改签了

在我生活着的这个城市，这个我把它称为“安静的小镇”的地方，生活着众多的从安徽阜阳过来的人。据我对富阳大部分三轮车夫的走访，阜阳人占了百分之八十。我常常坐在三轮车上跟他们拉家常。有一次，一个年轻的三轮车师傅把我拉到目的地，付钱时，他忽然说，阿姨，我以前拉过你到幸福路——这可真巧。

他家在阜阳某个乡村，到富阳踩三轮车已经八年，妻子从前年开始也跟着到富阳，在餐馆打零工，两个孩子留在老家，由父母带着，“趁爸妈还能帮我们管管带带孩子，我们就出来了。”他说。

我跟徐老师约了一起去安徽，再从安徽取道到河南，火车票是在网上订的。订票时，徐老师问我订硬座、硬卧还是软卧，我不假思索地要了硬座。我无法让自己躺在舒适的软卧车厢去到一个地方，跟留守在家的妇女、老人、孩子谈论生活的艰辛。之前也有过长途走访经历，往往在火车上就能碰到一个外出打工者，或者一个在外漂泊久了急急归乡的旅人。

火车票显示：8月16日晚，23：39，杭州-阜阳。走进3号候车厅，我们找到一个空位坐下来，忽然发现我的车票丢了。一定是刚才在候车厅门口掏出手机看短信时带出了车票，徐老师小跑着帮我去大厅挂失，四五分钟后，徐老师给我电话说，我的这张用实名制买到的火车票，已经被人改签到本月二十五号了。“不是实名制吗?谁改签了我的火车票?”徐老师说不知道，总之我们遇上麻烦了。徐老师在售票窗口跟工作人员理论了不少时间，关于实名制的问题，比如，买火车票需要实名制，退火车票需要实名制，那么，中途改签呢?“没有说需要身份证。”

我们要求窗口给出相关文件，说明“改签不需要身份证”。窗口让我们找值班站长，拐了几个弯，在一个办公室找到了值班站长。站长说刚才窗口已经给他电话了，他摊了摊手表示无能为力。而我们态度坚决，表示今晚必须走——拿出介绍信，说明我们有很重要的公事不能耽误。张站长说，“这样，你再去买一张快速列车火车票，不管哪一天，我给改签到今晚，不过，没有座位。”

容不得犹豫，冲出去直奔大厅，买了一张第二天的火车票，K8500，杭州—阜阳。相对于刚才的束手无策，这样的改变已经给了我安慰。站长拿出一个章盖上去，又用水笔写了日期。

登上列车，暗想：如果农民工的火车票被改签了，不知结果会怎样。他只是回家看望父母，看望长久不见的妻儿……他当然拿不出相关证明摆个噱头来获取认同——张站长告诉我们，那也没有办法，不能退票，不能再改签。“幸亏掉的是站票，才93块钱，要是软卧，得好几百，那损失就大了。”他说。

进车厢，才发现根本没有落脚之地，歪着身子朝里看。车厢连接处站了11个乘客，车厢过道上站了17个乘客。记起《民族文学》叶梅先生的博文：《我们的火车，为什么不能让民工兄弟坐下来?》。当时就想，我们的火车到底可以坐多少人?

十多个小时，在车厢来回地走，寻找可以让我席地而坐的空处，没有。在一个过道里，我好不容易从别人的行李中间挤进去，歪着身子打盹，不知过了多久，觉得全身酷热，迷糊中听到有人大声说话，“不制冷了，不制冷了。”

除了不时被来回推动的餐车打搅，厕所散发出的异味也让我再无法有一刻进入睡眠。

我被热醒，得重新寻找地方安顿，幸亏行李箱已经委托徐老师带着了——他在软卧车厢——我把行李拎过去，需要出示车票。我赶紧出示车票，列车员看不明白用水笔写的字，大着嗓门吼道：“你这是什么票?”

隔了一扇玻璃移门，我把行李递给徐老师，徐老师有些歉意地看看我，说，他们不让进来的。我笑笑，没事没事。很快，玻璃门拉上，列车员在软卧车厢锁上了门。我跟徐老师开玩笑，“你看，两张车票，两种待遇。”在列车上，平民跟贵族之间，只差一扇玻璃门的距离。

必须坐下来，席地而坐，哪怕能蹲在一处空位上也可以。可是，车厢连接处座无隙地，过道上全都站满了人。记得有一次坐动车，温州一杭州，也买了站票，有经验的朋友告诉我，到了车上，你直接去餐车。那一次，我在餐车安静地坐了五个多小时，非常舒适。

不停地看时间，有时以为过了很久很久，一看手机，才过了十多分钟，十几个小时的旅程，我大约看了三十多次时间——天色渐明。我来到软卧车厢门口，那扇象征等级的玻璃门已经打开，没有乘务员把守。进了车厢，在卧铺外面的一张活动椅上坐下来。徐老师应该还在睡觉，这个夜晚，他的睡眠会好吗?跟他同行的我，正经历着噩梦一般的旅程，他如何能安稳地人眠?

我坐在椅子上，软卧安静、干净，散发出列车贵族的气息，跟另一节车厢只有一门之隔。翻开随带的书，美国作者彼得·海勒斯的《寻路中国》。忽然想到，那些长年奔波在路途中的农民工们，是如何被一次次磨砺到习以为常，他们在擦干汗水泪水之后，又是如何努力着在家人面前展露笑容的。

徐老师醒了，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入睡，他的身体被悉心呵护，他的心却跟随我们这些人饱受着煎熬。他整理行李从卧铺厢里出来，见到我，笑笑，歉意地说，昨晚没有睡吧。我也笑笑，歉意地说，你也没睡吧。他说，“我心里一直想着你怎么办。”我又开玩笑，“都是我自找的嘛，该我受的。”

拉着行李箱穿过软卧跟硬座之间的通道，我看到三五个乘务员，眼神疲惫，脸上写满了无奈。这一晚，他们除了凭借身上的制服，可以在狭小的工作间稍事休息，大部分时间，他们都穿梭在人堆里。他们穿着皮鞋。却无处下脚，只能不停招呼着：让一让哎，让一让哎。我很难想象留给他们的会是怎样印象，所谓的“宾至如归”，似乎不适合快速列车，他们整夜整夜被人群挤压，他们跟乘客一样被推搡。我们又怎么忍心指望他们从疲惫的内心，发出春风一般的微笑，来安慰旅途中的人呢。我跟徐老师对视片刻，我们都从对方眼里读出了同情、谅解，以及厚颜无耻的怜悯。

小记

把整理出来的笔记发给远在新疆支教的徐老师，徐老师给我留言：其实那晚我一直在想你如何度过。你原本是要体验，但不是。你在经历。我多么渴望你能来这个包厢，偷偷地。但你若来了，上铺大学生模样的人或许会不在意，对面大学教授模样的夫妇或许会向乘务员举报，因为你会打扰他们——猜测而已。

历时三年，前后走访十几个省一百多户留守家庭，方格子柔弱的双肩有了担当。典型的江南才女式的叙述笔调，让本书在沉重的底子背后，辉映出浅浅的暖色来。

——李敬泽

这个时代，有一群人这样生活着，他们历经悲欢离合，承受骨肉分离。无论身处平原，还是大山，远方成了她们一个时期内最敏感的话题。需要警惕的是，我们所谓的关心，关怀，不要成为另一种打搅。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感同身受的同时，还有深刻的反思。

——阎晶明

方格子从事小说创作二十余年，这是她首部非虚构作品，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特殊的群体——留守女子。她们的过去和现在，日常和非日常，在方格子的眼底笔端，无不呈现出这个时代的样貌。她规避了单纯叙写乡村物质贫乏带来的困顿，而从情感情绪的深层次来揭示人性的丰沛。

——麦家

行走乡村，记录中国大地上的苦难、矛盾，希望和荣耀——文学不该缺席。从这个意义上说，方格千的乡村叙事显得尤为可贵，她建构了一个无可替代的文学世界。

——谢有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