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脑外交是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广为采用的一种外交活动形式，在世界外交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本书以二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为主线，深度探讨首脑外交在中日关系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影响首脑外交成功的核心要素。

本书论述了国际关系中“首脑外交”的起源、定义、意义、局限和风险等，并以二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为主线，以中日关系正常化和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论述了首脑外交在中日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并就如何以首脑外交来促进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序言 从国际关系论来看首脑外交

 第一章 何谓“首脑外交”

一、“首脑外交”的起源

二、“首脑外交”的定义

三、“首脑外交”的类型

四、日本的“首脑外交”

 第二章 战后中日首脑外交的背景

一、战后国际关系变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二、中日民间外交的开展及其对两国关系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旧金山和约后日本历届首相对中日关系的态度

四、中日两国对中日邦交正常化政策的变化

 第三章 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的首脑外交

一、田中角荣首相的背景分析

二、周恩来总理的背景分析

三、田中角荣与周恩来在两国邦交正常化中的历史性贡献

 第四章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前后的首脑外交

一、围绕《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首脑外交

二、条约签订后以首脑互访为特征的首脑外交

三、本时期日本首脑外交的特色——以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为中心的分析

 第五章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中日首脑外交

一、邓小平的外交思想

二、邓小平与中日首脑外交

 第六章 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关系与首脑外交

一、江泽民的外交思想

二、江泽民与中日首脑外交

 第七章 新世纪的中日首脑外交

一、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首脑外交的影响

二、安倍首相重建首脑外交

三、温家宝总理访日

 第八章 首脑外交的意义与中日关系

一、首脑外交的意义

二、首脑外交的局限和风险

三、中日关系中首脑外交的作用和今后的展望

主要参考书目

附录 中日首脑外交年表

后记

第一章

何谓“首脑外交”

战后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历代首相不止一次地代表自己的国家到国外访问、迎接来自国外的宾客、参加各国政治巨头的会议。每到这个时候，媒体就会把这种首相的活动称之为“首脑外交”，并大张旗鼓地宣扬一番。在书店或图书馆的书架上可以找到介绍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的内幕以及日美首脑会谈的秘录等。

随便拿出一个中日关系的事例，如田中角荣的访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江泽民访日等，都会令人想起这些“首脑外交”的例子。当然，这类具有代表性的“首脑外交”，很多都会出现在政治家或外交家的回忆录以及学者的研究文献中。

但是，关于“首脑外交”这个词的起源以及定义的文献却并不多见。可以说，人们对这类日常所见所闻的词汇并没有深层次地探究过。因此，本章的开篇就从“首脑外交”的起源以及“首脑外交”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外交形态入手进行阐述。

一、“首脑外交”的起源

“首脑外交”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部落酋长之间的相互拜访或相互交谈。所罗门国王曾通过与周边国家的结盟、迎接来访的湿婆女王等，开展过频繁而活跃的外交活动。时常到外国拜访或与周边国家进行洽谈等外交活动往往是古代的君主或领袖们亲自进行的。例如，公元前1280年左右，与埃及处于交战状态的赫梯国的君主赫吐什尔三世就和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二世经过交涉缔结了和平条约，并把女儿嫁给了拉美西斯，从而结束了战争。当时埃及与赫梯之间缔结的条约，作为现存世界最古老的条约，其原本至今仍被保存着。同盟关系的确立、君主之间的平等互惠、相互引渡逃亡罪犯等都在条约中有所规定。

如果翻开古老的外交史，皇帝、国王、君主、教会等头头脑脑们的个人外交事例实在是不胜枚举。但是，到了近代，随着民众国家体系的确立、民主主义的发展，作为君主及国家元首开始将处理对外关系交给政府官员或职业外交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自己就此从这个舞台上消失了。特别是随着交通手段以及通信手段的进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国家的“首脑”重新开始亲自涉足国外、亲自创造机会并亲自参与某些重大国际问题解决的现象再次日趋显著。与此同时，认为“首脑外交”是20世纪才出现的特有外交形态，并将“首脑外交”这一概念主观地认为是20世纪的产物，这大概也是我们一般民众因媒体的渲染，对身边发生的这类事情产生的某种误解。

尽管如此，“首脑外交”这一概念确实是进入20世纪之后出现的。“首脑外交”是从英文“summit diplomacy”翻译过来的。而国家最高领导将其作为外交语言正式开始使用，据说是始于英国首相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4年，通过第二次魁北克会谈，就英军参与西太平洋作战达成一致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了为了抗击轴心国，将合众国与联合王国的武装力量集结，因而“指挥战争的首脑层（at the summit of war direction）”之间的和谐是不可欠缺的。丘吉尔在此后1953年春斯大林去世时，也曾对主要西方各国以及苏联国家领导人发出召开“最高级别会议”也就是“首脑会议（summit）”的呼吁。

“首脑会议（summit diplomacy）”一词最早出现在媒体是1955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四大国首脑会议之际。由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英国首相艾登、法国总理富尔、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参加的该会议是自1945年波茨坦会谈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苏两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进行直接对话的一次会议。媒体面向那些期待冷战的紧张气氛得以缓解的世人使用了“首脑外交”这一单词对此次会议进行了大规模报道。以此为契机，这一单词就开始频繁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之中。但是，这一单词在当初多指冷战时期东西两大阵营的高层会谈。后来，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互访以及互换亲笔信等，甚至外相级别的事务也开始使用这个词汇。关于“首脑外交”之所以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这是其最大原因。

二、“首脑外交"的定义

自1955年日内瓦四大国会议的报道中开始使用“首脑外交”这一单词，其后在概念上出现了混乱。其中，多数人认为“首脑外交”更适用于君主、大总统、首相、外交部长这一较大范畴的政治领导人所进行的外交活动；且多数人对该词适用对象的范畴有着较为严谨的理解。此外，也有人认为这不是适用对象的问题，而是以适用对象行为为标准去判断是否符合“首脑外交”的问题。例如，既有主张两国间政府高层会谈就该称之为“首脑外交”的说法，也有各国政治领导人相聚的峰会不是“首脑外交”的说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高层领导者之间的军事计划的策划就是“首脑外交”，而单纯的有关政治问题谈判等就很难称其为“首脑外交”。另外，既有主张所谓大国领导人之间的会谈才可称为“首脑外交”，也有人主张只有冷战时期美国总统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会谈才可以称为“首脑外交”。总之，可以说人们对“首脑外交”特殊含义的见解是不同的。

从“首脑外交”概念的适用对象来考虑，首先是“首脑外交”仅仅限于美国及苏联等所谓大国之间的想法，这种说法似乎太过于傲慢了。不仅大国的标准很含糊，且冷战结束后的世界，这种“首脑外交”可以说已不复存在了。即便从现代外交的主权平等这一大原则来看，对于将国家的大小以及社会制度的如何作为“首脑外交”判断标准的想法都是无法得到赞许的。

那么，负责外交或商务的政府官员是否可以作为“首脑外交”的适用对象呢？正如众多参与讨论者否定的那样，连只是负责外交或商务的官员都包括在内的话，“首脑”的范围就大了，“首脑外交”将失去原本拥有的特定含义。至少，只有当某政府官员超越了其负责的范畴、代表着国家的更大范围的利益、并拥有与外国相对应权限的人，才能发挥出人们所期待的“首脑外交”的特殊作用。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埃尔莫·布里休库（Elmer Plischke）教授在他所著的Diplomat in Chief中给出了这样的定义：“首脑”的概念，一般指“以国家元首及政府最高权力者为首的行政政府的最高领导。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也可以包括超越一般政府官员级别的其他官员”。根据布里休库教授的理论，以美国为例，不仅总统的外交行为，副总统或原总统到国外进行的正式访问等也应该包括在“首脑外交”中。P1-4

我知道有国际关系论这一研究领域，是在我研究中国问题很久以后的事情。并且，在更晚的时候，我才进一步知道：国际关系论所喜欢的逻辑是在美苏对立，即冷战结构中所出现的思考方式。

也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懂得了这种思考方式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存在置于冷战结构中而来的。然而，这一思考方式的立足点是必须将中国归属于美国或苏联的一方。但是，如果按照我过去一直的看法，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在世界近代历史中的中国历经艰难曲折，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实现的。如此看来，一定要将中国归属于美国或苏联一方的观点又是难于理解的。

在这里，我又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时，我被外国通讯社的记者们所包围并不断地被提问，他们问道：“日本将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是要形成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吗？”听到这样的问题，我感觉到在他们看来，日本仅仅是夹在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一个并不重要的国家，并不断地被卷入大国之间的霸权之争，通过《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国又将日本拉入了自己反对苏联的阵线。对这些记者们而言，他们也只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正是由于这一条约的签订，使中日关系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苏联解体之后，国际关系论也发生巨大变化，学者们过去长期以来以冷战对峙来解释国际关系的说法已经不再适用。我过去非常喜欢看美国好莱坞007系列的电影，但是从那时开始，也渐渐地对此失去了兴趣。描写苏联核潜艇舰长叛逃美国的长篇小说《猎杀红色十月》被翻译成日文版时，我曾经非常入迷地阅读，但是当该小说被拍成电影时，苏联已经解体，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从此之后，美国的好莱坞开始改变创作主题，多以施瓦辛格为主角的惊险超人影片为主题，而渐渐地失去了固定的反对苏联的主题。

苏联的解体，使我再一次对毛泽东充满了敬意，中国就是应该走自己的路的。尤其是最近，我更加能够理解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深刻意义。正是由于中国放弃了同苏联的同盟关系，所以才没有同苏联一起走向解体。对此，也许虽然不是毛泽东预见苏联解体，但他有神秘的预见能力，来在全世界面前同苏联展开论战，最终脱离了苏联集团。

在“文革”时期的国际关系论研究领域中，还不可能有对冷战结构解体以后的国际框架来有所论述和评价。因此，首脑外交作为当时一个重要的、新鲜的外交活动显现出来了。通过基辛格秘密访华而实现的尼克松和毛泽东的会见，就是这一外交的一个典型事例。在积极推进首脑外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心目中，也可能始终存在着苏联的阴影，所以他们的思考中还残留冷战结构的思考方式，但是却可以说他们在外交上演出了一部宏伟的剧目。

由此，国际关系论不再是被一些复杂理论所左右的冷战结构或框架（即思考方式），而是已经进入了戏剧化的时代。对此如何加以说明，我们不得不说，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其理由之一，是因为首脑外交反映着首脑本人的全面性格特点，所以一般学者不可能完整地解释或说明。而且某一个人的性格中往往有意外之处，所以学者更不敢随意加以说明。另外，其全面性格特点，还包括（无意识中）带着民族特点的思考，即“民族思考”。学者必须站在一个前提，就是应该从大局把握和判断一个民族。但从大局了解一个民族、了解其“民族思考”，又是难于做到的。

在国际关系论的领域，第一个着手这么巨大的、未知的题目的学者，就是本书的作者林振江博士。这确实值得关注。

2007年11月于北京大学勺园

2001年拿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学位之后，有不少老师和朋友劝我再做深一步研究，出版我的博士论文。后来，我没办法摆脱现实的工作，只能自己找零散的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我的论文终于能成为一本书。

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冒昧的请求，给此书作序。此外，他还给我指导了2000年以后的中日首脑外交该如何评价。在此向竹内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老师从我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开始就给我很确切的指示和宝贵的建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陆庭恩教授是我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有陆老师的热心指导我才能够走到这一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玉教授总是耐心地给我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另外，梁云祥老师给我不辞辛苦的帮助，为此书的框架和具体内容提供了很珍贵的意见的同时，还参与了书稿的审读。梁老师是我尊敬的朋友，特别感谢梁老师所给我的热心帮助。现在在日本外务省工作的关山健在我写作过程中一直帮助我、支持我，使此书得以顺利完成。没有大家的帮助我没办法做到现在的地步。借此机会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感谢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中心对本书出版的资助。

林振江

2008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