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伍伦韦伯编著的《反社会的人》内容介绍:德国社会正处于解体状态。最底层有越来越多人正在慢慢抛弃市民社会价值标准。同时,上层社会也撤回到了平行世界中。令人惊讶的是:在社会中对立的这两极我们可以看到相似的发展趋势,有些甚至是完全相同的。在德国,一场关于如何定义“贫穷”和“富有”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然后这两个看似单纯的表达形式背后却隐藏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贫穷”和“富有”已成为了政治斗争用语。在关于德国社会现实的讨论中,这两个概念非但无助于缓解当前普遍存在的失语现象,反而把德国社会问题的成因归结到了“人均纯收入”这一狭隘的层面上。
“德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逐渐分化瓦解的过程中”,该观点绝非耸人听闻。《反社会的人》的作者瓦尔特·伍伦韦伯,从不同角度向读者展示了德国社会结构中日益壮大的两端:只占德国人口1%的财富阶层如何通过资本市场不劳而获,却拥有社会总财富的36%;靠社会救济生存的庞大失业人群如何发展出其独有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这两个在德国社会构成中日渐孤立的群体又是怎样促使金融和社会救助行业得以畸形地快速发展,一跃成为德国国民经济的支柱。而谁来为德国的金融危机和巨大的社会福利支出买单?答案只能是依然代表着德国精神的中产阶级。
曾经让德国人引以为傲的社会制度是否已走向歧途?它的出路又在何方?这需要读者自己在《反社会的人》中寻找答案。
第二章下层阶级
我站在大门口就能闻到这里的麻烦,而在这栋居民楼的过道里,从一楼那户人家传出来的臭味变得更浓烈了。这家的狗显然没有经过得当的排泄训练,他们的三只猫也一样。此外,楼梯上堆着好几袋垃圾。安德烈娅·蒂尔只把家门打开了一条缝,她倒不是出于害怕,而是担心满屋子飘着的鹦鹉羽毛被风吹到我的脸上。屋里从卫生间漏出的水在地上积成一摊,蒂尔女士有点尴尬地告诉我她已经为此找过公寓管理员。厨房的灶台上也堆满了各种杂物。两个孩子房间的门前也被各种破烂堵得水泄不通。阳台上放着某个社会组织捐助给这家人的洗衣机,却因为没人来安装就这样闲置着。安德烈娅·蒂尔和她的双胞胎儿女雅思敏与弗洛里安就住在柏林马灿区这样一个三房的公寓里。当时40岁的她作为长期失业者,同时还患有糖尿病。两个孩子的父亲也是长期失业者,和现在的女友住在马灿区的另一头。他和四个不同的女人共生育了六个孩子,对母子三人的生活没有尽过一天义务。这对双胞胎兄妹刚满11岁,却已经留级了两次。弗洛里安的健康问题让儿科医生非常担心,因为他的体重已达到了75公斤。“他就像一台冰激凌粉碎机,”这位母亲对此显得很不好意思,“而雅思敏也已经在和男孩子眉来眼去的,我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我第一次去拜访这家人的时候,看见一条孩子的短裤落在茶几和大屏幕电视之间的地毯上。在之后的数周内,我几乎隔天便会去他们家走访一次。我总觉得地毯上的这条短裤仿佛每次都朝连接着各种电器的多孔插座方向移动了一点儿,上面也粘上了越来越多的动物毛发。最终这条短裤变成了地摊上的一个小丘,随常年不关的电视机变换着色彩。弗洛里安的床在几个月前就散了架,蒂尔女士至今还不清楚该向哪个机构去申请一张新的,是社会救济管理局、青年福利局还是就业服务中心。她的孩子对家中的杂乱无章并不在意,而且家里总是挤满了周围邻居的孩子。当一些孩子觉得待在自己家里太不自在或太危险时,他们还会在这里过夜。因为蒂尔女士从不打她的孩子,也不吸毒或酗酒,这让雅思敏和弗洛里安的家成了朋友们的一处避风港,让这些孩子在各自的生活中获得片刻休息。
是我故意夸大了事实?或者这只是个特殊情况?假如我在2008年对蒂尔女士一家的首次拜访之前从未与德国新兴下层阶级有过接触,我肯定会将这家人当作一个非典型的极端个例,认为他们对于其所处的社会阶层来说并不具备代表性。然而在遇到这家人之前的一年中,我已经在不同的城市中数次身处于类似的家庭,他们无一例外地位于被称为贫民窟的城区,如埃森的卡滕博格区、科隆的科尔瓦尔勒区、汉堡的威廉斯堡区、柏林的纽克尔恩区或哈勒的新城区。在这些家庭里,我通常能发现一些闻所未闻的电子产品,但是却从来不见书籍的影子。即使在我落座于他们巨大的组合沙发时,也从来不会有人哪怕是将电视音量调低一些。大部分这样的家庭都至少养了一只宠物。这些在我看来极其无助的人,他们在对后代的教育、个人经济、时间支配、健康以及性行为等诸多问题上失去了控制。蒂尔一家的情况虽然让人咋舌,但却代表了下层阶级家庭的常态。
贫穷的教条主义
当所有社会问题的来源被局限在个人纯收入的层面上,金钱就是德国社会用以区分社会等级的唯一标准。然而这个单一的标准却不足以解释蒂尔女士及其所属社会群体的生活状态。这个阶层所面临的问题远比微薄的收入来得深远。德国的新兴下层阶级于二十年前开始形成,其独有的生活状态、审美倾向、媒体娱乐、价值观和崇拜对象使之与其他社会阶层有着明显区别。这个平行社会就像是存在于德国国内的另一个国家。它与周边环境之间的隔阂并非是经济上的,而是文化方面的。认识到这点对于很多从事社会工作的人来说无疑是痛苦的,他们显然不愿意轻易接受这个有违其信念的事实。对此我深有体会。
我的第一篇关于这个陌生世界的报导写于2004年。在埃森市的卡滕博格区,我走进了多丽丝·鲍尔的生活。当这位单身母亲和她正在怀孕的朋友加比·韦特在客厅里边抽烟边看电视时,她还不到三岁的女儿希尼就被长时间地独自放在房间里看日本动画片。多丽丝还不时地站起来去敲打另一间卧室的房门并喊着:“已经过中午啦。”里面还在睡觉的是她20岁的儿子,希尼同母异父的哥哥。多丽丝最后无奈地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说:“去找份工作的事情我不知道和他说了多少次,可他就是听不进去。”对于自己独自抚养孩子这件事,这两个女士都觉得再正常不过。她们的相好从来不会久留,一旦怀孕测试呈阳性,那些男人们第二天一早就会收拾东西走人。“他们知道政府会照顾我们。”加比说。多丽丝在一旁抱怨说:“政府补贴的这点儿钱,想多去麦当劳享受几次都不够。”
我在为这篇报导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就自己的所见所闻与多所大学中的学者有过交流。我想了解他们对下层阶级的生活现状在经济层面之外还有哪些认识。然而这些学者却对我的问题表现出了明显的敌意。那些以社会底层人群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家在德国被人称为“贫穷问题研究者”。然而将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仅仅归结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却并非他们的研究成果,而是其研究的目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得出另外的结论。这些研究者面对我所提出的问题时的反应也说明了这点。“对于那些想要抛开经济因素来谈论德国穷人生活现状的人,我无话可说。”一位德国东部的教授说完这句话后就挂了电话。而他在北部的同行对我则更不客气:“那些穷人除了没钱之外和社会上的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您要是敢在这点上造谣,我发誓我们跟您没完。”P65-69
谈及对德国的印象,普通中国人大致会对其二战中的历史、领先世界的工业水平以及严谨刻板的民族精神发表近乎千篇一律的言论。虽说这些经年不变的印象依然是德国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但作为一个密切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欧洲发达国家,德国同样面临着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而这些问题所导致的社会现象将德国塑造成了一个普通中国读者尚不了解的陌生国度。
本书作者瓦尔特·伍伦韦伯在成为记者之前曾就读于海德堡大学政治和法律专业。《反社会的人》是其于2012年出版的首部著作。一经面世就成为当年德国最畅销的读物之一。作者在书中所呈现的德国社会不公正性虽然不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但这些现象在德国国内早已是热门话题。与大量将焦点放在贫富差距上的社会讨论不同的是,本书的作者首先定义了德国社会中业已形成的两个新兴阶级,即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通过对这两个社会群体发展过程的详细描述,作者提出了自己看似:凉人的观点。他认为新兴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存在使德国社会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局面。这两个看似对立的阶级实质上具有近乎一致的发展轨迹和表现特征。它们不但在德国社会运作过程中极力地逃避着作为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而且其生存形态给德国的普通纳税人造成了极大负担。
瓦尔特·伍伦韦伯进而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将讨论的重点转向了促成这两个阶级形成的原因,也就是德国经济中两个最庞大的产业:金融和社会救助产业。借助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对相关人员的采访,作者揭示了这两个产业依附于上层和下层阶级得到快速发展的事实。金融行业通过帮助上层阶级进行巨额财富的投机活动,不但使德国经济陷入巨大的危机,还让上层阶级这种纯粹依靠资本运作获益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而社会救助产业则通过利用德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漏洞,将大量的政府公共支出占为已有,从而发展成为拥有200万从业人员的巨型产业。本书同时尖锐地指出了德国历届联邦政府在这两个产业的畸形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政府逐步解除对这两个行业的监管导致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在多年的德国留学生活中对书中所涉及的社会现象虽然有所了解,但本书的翻译过程对我来说依然不失为一次对德国社会深入的重新认识。本书作者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对德国社会现状的分析,以及对大量相关人士和普通公民的采访将德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问题透彻地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相信那些对德国的认识依然停留在陈旧水平的国人能够通过对本书的阅读了解到一个真实的德国。
李欣
瓦尔特·伍伦韦伯的书不啻为球场上的解围球。很有可能会引发关于极端变化的讨论,这场讨论会同时触及到最高层和最下层。——在线经济周报
他的数据不只是来自于统计和官方调查,而且还有自己做的基础调研。因此他的语言十分生动。——德累斯顿新消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