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伍冰枝是家喻户晓的政治明星。1999年，她成为加拿大首位华裔总督。加拿大总督代表国家元首，是英国女王在加拿大的代表。尽管当选时遭遇种族分子恶意中伤，但伍冰枝还是凭借真诚说服了大多数加拿大人。2005年卸任时，加拿大参议院议长赞扬她为加拿大史上最出色的总督之一。退任后，她和丈夫建立加拿大公民协会，帮助新移民融入并适应加拿大生活，积极宣扬包容、接纳、归属感和公众责任。

《心事：加拿大首位华裔女总督自传》是她卸任之后，光环背后，自己对于人生得与失的回忆，对自己传奇一生的生动纪录。

《心事：加拿大首位华裔女总督自传》由伍冰枝编著。

从接受总督任命的那一刻，伍冰枝聚焦了世界无尽赞叹的目光。担任总督五年里，她曾因标新立异的处事风格，多次被推上舆论的浪尖。《心事：加拿大首位华裔女总督自传》是她卸任之后，光环背后，自己对于人生得与失的回忆，对自己传奇一生的生动纪录。

凤凰涅槃

通向加拿大

中国之行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准备

巴黎

发生的某些事情

骑虎

《30分钟报道》

《第五等级》

花都缤纷录——1982年

《阿德里安娜·克拉克森直播》

被选择

作为总督

加拿大总督府——丽都大厅

女王

国事访问

延续

延续

致谢

通向加拿大

我出生在一个大英帝国殖民的前哨城市——香港。父亲有一部分澳大利亚海外华人的血统，母亲家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荷属圭亚那（现在的苏里南）、爪哇（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和其他类似秘鲁和牙买加的世界外围地区度过的。作为从这种模糊的背景下走出来的中国人，仍然对身份有着高度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体现和伴随在每一个细节上。

或许，我父母那时的态度是，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剧烈动荡的、分裂的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注意力集中在发财和吞咽苦难上，很难接受和处理殖民地的复杂性。他们拥有英文和中文名字：父亲的英文名字叫威廉·波伊，中文名字叫伍英朝；母亲的英文名字叫埃塞尔·兰姆，中文名字叫伍梅兰姆。一直到她去世为止，虽然知道称自己是英国人会减少鄙视和蔑视，但我母亲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英国人”这个词。并且，我父母在整个殖民地世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父亲在香港赛马俱乐部以他特有的活力，用赛马的方式登上了社会阶梯，无论是无障碍赛还是障碍赛，他都自己买马，骑自己的马。因为他是真正优秀的骑手，也常常被邀请去骑朋友的马。

那是他成为一名“绅士骑师”的原因。规则是为绅士制定的，他是骑手中唯一的绅士。香港欢乐谷赛马俱乐部是区别中国人、欧洲人和模糊的欧亚人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

直到三岁之前，我的生活是舒适的——我们家在布鲁姆路有一个双层露天花园，佣人在院子里饲养着兔子和鸡。在天气闷热而睡不着觉的夜晚，我的家人可以乘坐渡轮到九龙去乘凉。

在渡轮来回摆渡的路上，父母准许我和哥哥内维尔携带自己的垫子躺在长椅上。后来，我们偶尔也会试着穿越浓密的雾气，开车到山顶上去。虽然我父亲只是一个年轻的商人，但我家至少雇用了五个以上的佣人，包括司机和厨师。雇用佣人是每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一种生活方式。直到我家移民到加拿大之前，我母亲从来没有真正在厨房里做过饭。她常告诉我，每天早晨，厨师都会到她的卧室与她讨论当天的菜单。学习如何烹饪，是我母亲在加拿大早期生活的创伤性事件之一。我记得曾闻到过烧糊饭菜的味道，曾看见她手持一只铁铸油炸锅哭泣。

在战争爆发之前，我家有一些哥哥内维尔和我早期的八毫米贝尔和霍威尔的电影胶片——我两岁半，哥哥六岁——那是在香港欢乐谷赛马场附近家的屋顶上照的。后来，这些胶片在渥太华被盗，但胶片本身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因为在战争之后，我们只能从这些照片中找回从前。一位邻居保存了这些照片——在1941年的那个圣诞节，日本兵抢劫了所有人的住宅。照片上，内维尔用手把我的头推到不同的方向，也许正在练习动手解剖，准备成为一名医生，他似乎注定要成为一名医生。他认真地看着相机，确保我不是在镜头中唯一的一个人。让他感到恼火的是，盆栽的刺刺中了他的手臂，他大声地喊着不喜欢那种植物。一切都是不经意的，但我自己的那件蓝色笔挺的小礼服是个例外。因为农历新年的到来，我手里拿着一只小兔子，已经被染上了斑点。我父母告诉我，那些斑点是红色的，让我感到好奇的是，我记得是黑白照片，怎么会有红色的斑点。

显然，我父亲每天为我们拍照，因为在1940年，一台胶片相机是年轻的崭露头角的家庭应该必备的物品。我们家还有一辆欧宝车，在某种程度上，野心勃勃的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就参与了这种汽车的交易。父亲一生做的都是汽车交易，但我不知道我们之所以使用莱卡相机而不是美能达相机，是不是父亲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前者的交易的缘故。

每当我问父母，在战争之前，他们除了去赛马场还做些什么的时候，那一刻，都会有剧烈的反响。然后，幸福的光芒在我母亲的脸上生动地闪烁着，她会说：“我们跳舞了。”

而且，他们每星期至少在香港各酒店跳两次舞，包括美丽的浅水湾酒店。12月11日他们正在那里跳舞，大概用的是“朗伯斯舞曲”…和“百老汇摇篮曲”，父亲的一个朋友冲进来说，日本人已经入侵香港了。此前有人认为，日本人侵入香港的腹地，就意味着战争已经真正地开始了。我父母急忙跑回家，因为我父亲必须加入他的民兵分队——皇家香港军团，做志愿人员。他穿上制服，骑上BSA摩托车就消失了。在日军轰炸这座城市期间，我不知道父亲在哪里，已经有大约两个星期没有看见他或跟他有任何联系了。日本人想要战胜加拿大人和英国人，并宣布他们在香港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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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颗棘手的心脏。现在，我认为一生中很重要的事情是，虽然你不知道自己的心脏能跳多少次，但能决定在心脏跳动的这段时间内生活得最好。

在我的心脏像现在这个样子之前，我曾经以为自己过着一种正常完美的生活，我能做到每个人都能作出的同等的努力。因为身体条件限制不能发挥力量，从而影响达到希望实现的目标——对我来说，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2005年7月，我突然不得不为心脏植入一个起搏器，因为我的心脏停止跳动达七秒钟之久。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以至于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怎么一回事。

医学上的解释有点令人恐惧。“心脏起搏器被植入皮肤内、被缝在胸腔壁前的位置，一条线被引导进入右心房，其他线被引导进入右心室。当心脏跳动过慢时，心脏起搏器会刺激心脏，但如果心脏的跳动是在快速和慢速之间交替时，也可以用药物来减缓心脏跳动速度过快的现象……”多年来，我一直都在承受着心脏不规则的跳动，在经历过那次危机之后，医生告诉我，这种现象掩盖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心脏的供血功能也不好。

在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七秒钟的那一天，大家围绕在我的周围，感到担心、害怕。但我并没有感到任何的焦虑或恐惧。我没有任何痛苦，只感到我能闭上眼睛，然后再漂移离开。当然，我早就认为人必须每天都生活在好像今天的生活就是最后一天一样。但矛盾的是，我们必须要有长远的眼光，然后进一步得益于自己的未来。

现在，当我的心脏起搏器每分钟复位跳动一定次数的时候，我就想到被引导进入右心室和右心房的线以及整个系统规律工作的方式。心脏不停地工作着，为身体泵血，让你活着，用这种方式来比喻心脏的工作状态是否恰当呢？

古人都认为，情感从心脏开始，人格的各种特质潜伏在其他不同的器官中，如脾脏和肝脏。但我已经发现，无论是生命的脆弱性，还是使生命存在的机制，都令我意识到，我的生活方式与别人完全不同。我当、然知道，心脏能机械地分解，但仍要存在于一种力量之中，它告诉我们要继续生活下去，要义无反顾地跟随着动感节拍，要过有梦想的生活。

对我来说，我所走过的路程，曾经是我的梦想，现在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在加拿大生活期间，我从苏塞克斯街对面的加拿大铸币厂277号一座三层小楼，搬到了苏塞克斯斜街加拿大总督府的丽都大厅。令人吃惊的巧合是，它们都在同一条街上。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与家人一起在周末乘电车从家到罗克利夫公园时，曾经从总督府的大门前经过。门上面有一块黄铜牌匾，直到现在还在那里，上面写着“总督官邸”。可怜的波伊家族的成员从未进去走一走，看一看。因为这里是特别的，其黑色锻铁栏杆用令人印象深刻的灰色柱子隔开。我的家人知道，要进去是会被拒之门外的。

1999年10月7日，在我被选举到位于国会山的参议院之后，我坐在国家马车上被拉到了总督府里，这里至少有五年时间将是我的家。当我看到宏伟的大门入口处雕刻着字的石头的时候，就不禁想起在街道另一端的房子里发生的事情——那是我家搬到加拿大后的第一个住址，带有煤炉的房子、恐惧中的母亲，还有一个种有瑞士甜菜和番茄的“胜利花园”。等到花园里的状态良好后，房主罗伯特先生就把我们赶出来，把他的家人搬进去了。现在，我又搬回了这条大街，一条庄严的大街。

我知道，我来到这里比乘坐任何有轨电车走的路都远。在任总督期间，我看到橡木镶板上刻着我的名字，我明白，那就是这些年来我心脏跳动的原因。情感和精力不只是植根在我生命的年表中，而且植根在我心中牵挂的人民生活和事件中，这样的情感和精力直接与我的整个生活联系在一起。

心脏的跳动必须衡量有意义的生活，一切都必须有意义。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我体内心脏的不良表现方式使我明白，什么是不规则事件，但我忽略了对自己身体危险的警告。

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忽略所有身体疲劳的症状，在电视台工作和在世界各地考察的时候，我可以连续工作几个星期而每天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我不认为，甚至没有想过，我的生活会有任何的不同。努力培养自己的生活，就像一个运动员训练自己的肌肉一样。我相信，运动员可以通过设置自己的标准来驱动自己，运动员说服他们的身体去遵循自然法则覆盖他们的健康。我一直觉得，一旦我决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会要求自己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

这种做事的决心，是我任六年总督期间的发动机。我考察走过了九十多万公里，经手处理了六千多个事件，见到过数万个加拿大人。在国外进行国事访问，在国内主持隆重仪式，欢迎外国政要，走访了近四百个社区。

剩下的事情就是提醒我自己，生命已经被审视过了，并且这些记忆都是我所热爱的，这些损失都是我已经承受的，是什么永远地夺走了我的心。我记得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导演告诉我说：“你过去经历的事情，只能用艺术的形式回到你的身边——帮助延展你的心，使你永恒地生存。”

2005年7月，失败的脉冲让我明白，我正在经历一段心的旅程，这是一段关于心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