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室奉教,弥格出使,在中国载籍中几无迹可寻,赖张菊生先生在教廷中发现王太后上教皇书,始明其事之非伪。余若瞿式耜、焦琏、庞天寿诸人之领洗,仅天寿一人见诸记载。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十五《天寿传》云:“天寿事天主教,拜西洋人瞿纱微为师。勇卫军旗帜皆用西番书为符识,类儿戏。又荐纱微掌钦天监事,改用西历,给事中尹三聘劾罢之。”按瞿纱微即本书之瞿安德;进西历是永历三年(1649)三月事,尹聘请废新历仍用大统历是同年十二月事,并见《永历实录》卷一;勇卫军旗帜皆用西番书,与西书所记明兵旗帜上绘十字架之说亦合。
沙不烈、伯希和撰的《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冯承钧译著集)》考证最不明者,厥为瞿安德之殁年、殁地。由是观之,永历盖溯左江而上(殆始意欲从安南出海),安德欲驾舟从帝,似无他道可循。其遇害地应在新宁、濑湍之间,被害时应在阴历十二月初七日以后,则为1652年1月间事矣。与诸书所载,大同小异,为较得其实矣。
本书有数点必须参考中国载籍,惟记载永历一朝大事之书,现存者无虑数十种,为说不一,未曾有人荟萃而鉴别之。
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传。原籍匈牙利,17世纪来中国传教。沙不烈、伯希和撰的《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冯承钧译著集)》包括十弥格的传记三编,介绍其一生的经历与遗著。《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冯承钧译著集)》前有译者序及撰者“概说十七世纪之中国及耶稣会”一文。书后附伯希和撰《卜弥格传补正》。
澳门之庆祝
永历帝后感耶稣会恩,遣使赴澳门答谢。此事乃耶稣会士纪念不忘之一大事也;盖吾人在《中华帝国纪要》中见,有完备之报告,其中包括有宣教部各种文件,如《中国略记》等篇以及de Marini与高隆盘二神甫书之节录。
是盖中国传教史中之一大事也。当时人以为天主教将人国制国俗之范围,行将取此国制国俗变化而改良之。尤堪注意者,传教事业之进行以皇太子为首领。公教教会之任务行将灿烂而显耀,盖其凭藉之基础,决不至有排外之虞也。此种纪述澳门庆祝之文,满布古代风味。声调之陈旧,令人忆及若干传教信札最堪玩味之篇页;并令人追想及于古代之图画。《中华帝国纪要》所记之详情,盖采自若干耶稣会士函寄欧洲之记录者,如前此所记赴肇庆荐举卜弥格神甫之曾德昭神甫,其一人也。永历自皇子当定病愈后,命庞天寿雇一海舟载赐赉物品赴澳门,赠耶稣会会堂。请诸神甫举行一种大弥撒,求天佑明室,光复故物。
明室知葡萄牙人缘饰神坛之壮丽,持赠诸物者,不但对于耶稣会表示敬意,并且欲博葡人欢心,而冀其来援也。
世人已知华人习用舟船往来内地川河;有商人辈且作舟居,船数之众,若干停泊之所竟与浮城一般。永历派往澳门使臣三人所乘之舟满挂各色旗帜,别有二旗:一黄色,中有十字架,其色未详;一红色,中有白色十字架。此舟大概沿西江下驶出广州海湾,而于1648年10月17日抵澳门。瞿安德神甫先已通知澳门诸道长与澳门长官,澳门盛仪接之。炮台鸣炮。使臣率领随从出舟,对众宣言“我辈是天主教徒”。已而诸教士与乐工拥之赴耶稣会士会堂。使臣对神坛跪拜,以来意告知时任视察员之神甫,以永历敕书付之,然后交付赠品。计有雕花银烛台两对,大火盆一对,别有皇后所赠香炉若干,是皆献与澳门耶稣会教堂神坛者也。对于视察员与区长各赠大缎两匹,银一条以供制造圣匣之用。高隆盘神甫谓诸物皆宫中后妃赠品,惟所记略异:视察员、区长、会团长三人各得缎二匹,银瓶一具。
是年10月21日,为一万一千贞女纪念日,遂定于此日正式交付赠品举行弥撒。耶稣会教堂大加装饰,一如大瞻礼日。早七时使臣复离舟赴堂,耶稣会诸神甫、修士咸盛服出迎,中国侍从用二金盘奉赠物入圣母堂。时视察员服礼服,祝福毕,献物者跪拜。视察员举行弥撒,于圣餐奉献时,使臣登台献物。唱弥撒毕,诸人出堂同赴耶稣会会团食堂聚宴。澳门教徒竞以欧洲异物赠诸使臣。澳门官绅报谢永历之物,则待与瞿安德神甫商酌再定。报谢亚纳皇后礼物,则因区长将有肇庆之行,由彼齑往。澳门官吏以火枪百具赠庞天寿,附书言此盖备皇帝士卒之用者。
以上皆见《中华帝国纪要》。略记又云,永历曾命同一使臣求援澳门以御满洲。澳门遣士卒500人往助,时永历军卒已有7万人。明军旗帜上绘十字。某次大战破敌以后,收复十四省,仅余一省在满人手。是战诚有利,然其后不振,盖略记载有澳门应瞿安德神甫请,又遣将一人或二人率士卒300人往助之事也。史式徽神甫亦云,1648及1649年时新派往澳门求援之使臣,只能得士卒三百,炮二尊之小助而已。
缘永历地位不固,葡萄牙人恐满人报复,不敢大量援助明室。此1649年明兵颇失利,盖是年湖广南部失陷,二将阵亡,而满兵复入江西也。
要之1648年,盖为永历最盛时代,故17世纪传教师之旧计划重再提起,亦意中必有之事也。
……
P42-44
吾人正期待着不少的正确批评。缘本书绪说之长,枝节之多,甚至全书结构,皆足以引起不可免的非难。
吾人行将请求读者宽容谅解,要知此种情形,实因本书的固有性质,有以致之。作一种简朴的叙述,似乎干燥无味,而尤重要者,简朴的叙述,不足以阐明吾人拟勉为说明之很特别的情形。若欲作一种充实明了的叙述,则见其事物太多,若欲作一种简单而有条理的叙述,则又病其容纳太少,审查问题本身愈深,其复杂愈显。卜弥格神甫之面目,有时或为事迹所隐藏;但是吾人以为其面目仍在其所光照的事迹之中心。
欲言此宗徒之事迹,不能不说明其所隶的教会之行为。并且对于当时的若干政治状况不能不加以注意。尤其是发动此事之信教朝廷,与夫当时之中国状况,不能不一一说明。
此悲剧之主角卜弥格神甫,并不因他是波兰人而登舞台。然而因为他的国籍,特别引起吾人的注意,与吾人的同情。他奉使初莅欧洲之时,即与一个最受推重的法国大使发生关系,由是又将法、波两国传统的亲交更加一重要保障,所以吾人倍重其人。
研究中国、研究教会、研究殖民、研究外交、研究波兰的专门史家,或者很难将本书归入何类。吾人目的仅欲其对于传教史作一种小小的贡献而已。此种历史只要在一种顾虑科学的精神之内去研究,其性质即在其不能确定,因为他与史学一切部门皆密切联合,而构成人类文化最丰富的表现之一种。
吾人所欲言者只此而已,不在自为辩护,亦不在说明此书之不能使人满意的面目。修正已屡,决定付印,然仍觉距离所欲达之目标尚远云。
研究明末清初的史事,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史料,尚未经人广为搜辑。我所说的,就是耶稣会所藏来华传教士的报告、纪录、著作、信札。欧洲学术之开始输入中国,中国文献之实在输入欧洲,可以说就是这些耶稣会士的功劳。此外还有些罕见的纪录,就中若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的《历史记录》(Historica relatio)曾言顺治如何得疾致死。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同利类思(Buglio)是亲见过张献忠的人,他所撰的《张献忠记》(Relafao das tranias obradas pot Canghien chungo famoso ladrao如China,em e anno 165)必定有些世人未详的事迹。张诚(Gerbillon)同徐日舁(Thomas Pereira)可以说是缔结《尼布楚(Nertchinsk)条约》的要人。他所撰的《八次北行行记》(见Harde书)也是重要史料。如是之类,举不胜举。其中有个卜弥格(。Michel Boym),曾奉永历太后同太监庞天寿致教皇及耶稣会统领书赴罗马,尤为历史中之一异迹。我在《景教碑考》中曾说过:“计其东西往来之年,几与玄奘游年等,不幸则又与无行同。而其犯冒险阻,仗义奉使,不特为明之忠臣,兼为教会之殉教者。”我当时就想广征其人之事迹,可惜材料不易得。今检本年《通报》,知沙不烈(R. Chabxie)撰有专书,伯希和对此书颇有补正。沙不烈书尚未见,兹先将伯希和的《补传》转为汉文(原文见1934年《通报》95—151页)。耶稣会士几几尽有中国式的姓名,此编中凡有这类姓名可考者,皆著其汉名,余则仍录原名。又如书名,我以为亦有完全钞录其书题之必要。加以关涉的语言甚多,尤其是荷兰葡萄牙等文,我不敢强作解人,故录之以待识者。缮校既毕,附识翻译此编缘起于此。
1934年9月10日冯承钧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