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死亡，有谁能比一个坚定的信徒更无所畏惧？

朋霍费尔就是将神学请下神坛、把基督带回人间的人。

他以生命见证了那个最黑暗的时代，以自己的良知、责任和实践告诉我们：信仰基督，并不是意味对暴力与不公抱持宽容，基督的正义同样适用于人间。

《狱中书简》在西方世界备受争议，引起极大反响，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狱中书简》由朋霍费尔的好友埃伯哈特·贝特格在他遇难后整理出版，收录朋霍费尔在狱中写给亲友的书信、诗歌和杂感断简。其中既有他对一生所学与所思的深沉回忆，也有他与父母朋友之间感情真挚的通信。如果说他以前的创作多是他神学思想的记录，那么《狱中书简》更像是他脱去神学家外衣之后更真实的自我表达。他明知生命将歇，却依然正气凛然，在纳粹绞刑架下，发出一个圣徒最后的声音，他说，“这，就是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

一　十年之后

 我们脚下没有根基——谁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公民勇气？

 ——关于成功——关于愚蠢——对人性的轻蔑？——内在的正义

 ——关于上帝统治历史的几点信纲——信任——品质的意义——同情

 ——关于苦难——眼前与未来——乐观主义——不安全与死亡——我们仍然有用吗？

二　给父母的信

 寄自特格尔：1943年4月14日—1943年5月15日

三　来自单人牢房的婚礼讲道词

 1943年5月

四　给父母的信

 寄自特格尔：1943年6月4日—1944年4月26日

五　给一位朋友的信，诗歌、杂感断简

 寄自特格尔的信，1943年11月18日—1944年8月23日——为难友祈祷词，1943年圣诞节

 ——关于D.W.R.洗礼的断想——诗歌：忧伤与欢乐——诗歌：我是谁？

 ——诗歌：基督徒与不信者——通往自由之路上的各站

 ——杂感——一本著作的纲要

六　来自阿尔伯特亲王街的生命征象

 给母亲的信，1944年12月28日——诗歌：新年，1945年——给父母的信，1945年1月17日

《圣经》引文索引

一 十年之后

十年在人的一生中是很长一段时间。时间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礼物，因为它是最无法挽回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每当我们回顾失去的时间时，就会感到如此的不安。失去的时间，就是没有经历一种充实的人生的时间，就是没有由于经验或体验、创造的努力、承受和苦难而丰富起来的时间。失去的时间，就是我们没有将其填满的时间，就是空虚的时间。过去的十年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损失不可估量，但是，我们并没有失去时间。确实，同实在相比，同我们实际上经历过的生活相比，只能在回忆中实现的认识和体验，都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东西罢了。然而，正如忘却的能力是神恩的礼物一样，记忆，对我们所领受的教训的回忆，也是负责的生活中的一个本质因素。在下面这些文字中，我想把过去十年间我们所领受的教训以及我们所得到的体验记录下来。它们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体验；我并不力求把它们编排得有条有理，也不企图去讨论它们或者使之理论化。我所做的不过是，当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的种种发现，关于人生事务的种种发现浮现在脑海里时，立即把它们匆匆记录下来。它们之间仅有的关联，只是具体的体验之间的关联。它们没有什么新鲜或惊人之处，因为它们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可是，我们获得了从亲自体验去重新认识它们的特权。对我们在那些年间得以享受和保持的那种精神的契合与生命的结合，假如我没有一种深切的感激之心，那么关于这些事情，我是不可能写出一个字来的。

我们脚下没有根基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确实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脚下几乎没有根基。每一种可设想的选择，看来都同样地不可忍受。我们完全在过去与未来之中寻求自己的灵感，企图以此来逃避现在，然而我们并未沉溺于幻想的迷梦，仍然能够平静地、充满信心地期待着我们事业的成功。不过，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负责任而有思想的前几代人所感受到的，也许同我们所感受到的完全一样，原因恰恰在于：某种新的东西正在诞生，而在当时的种种选择之中，还无法把它辨认出来。

谁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

罪恶的盛大化装舞会，已使我们所有的道德概念陷入了极大的混乱。用光明、仁慈和历史必然性伪装起来的罪恶的出现，会使任何一个受我们的传统道德体系哺育的人感到彻底的困惑。然而，在以《圣经》为基础来构筑自己生活的基督徒看来，这只不过证实了罪恶之根本恶性。

理性主义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理性主义者怀着最良好的愿望，但却天真地缺乏现实主义，他以为有那么一点儿理性，就足以匡正世界。由于目光短浅，他想对所有各方公平对待，不偏不倚，但在彼此冲突的各种势力的混战中，他却备受践踏，一事无成。他对世界的非理性感到失望，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无用，于是退出冲突，软弱地向胜利的一方投降。

道德狂热的全盘崩溃甚至更糟。狂热分子以为，自己的道德纯洁将成为罪恶势力的敌手，可是，他好像一头公牛，攻击的是那块红布，而不是手持红布的那个人，于是他逐渐感到疲倦而最终屈服了。他被非本质的东西纠缠住，并且落人了对手精心设置的陷阱之中。

而后是有良心的人。他在要求作出某种抉择的处境下，只身抗击着压倒一切的不平。但是有如此之多的冲突不断出现，所有的冲突都要求作出某种生死攸关的选择—在选择时除了他自己的良心，又没有任何忠告或支持一以至于他为此被撕得粉碎。罪恶以如此之多的外表华美而掩人耳目的伪装向他逼近，以至于他的良心变得紧张不安、踌躇不定。到最后他就满足于一个得到了安慰的、而不是清醒的良心，并开始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以求避免失望。假如一个人单单依靠自己的良心，他就不会发现，一个不好的良心有时候如何会比一个被欺骗的良心更加健壮。

当人们面对着纷繁多样、令人困惑的种种选择时，尽职的道路似乎提供了一条可靠的出路。他们会抓住规则，作为仅有的确定性。对规则负责的是它的制定者，而不是它的执行者。

P1-3

这本小书，早已成了一部世界名著，而在我国则还鲜为人知。

我国读者多半都熟悉《绞刑架下的报告》或《革命烈士诗抄》。这本小书也是一份“绞刑架下的报告”——作者被绞死时年仅39岁，这是他在受刑前单独监禁的两年中思想感受的真实记录；展现在读者眼前的，也算一份“烈士诗抄”——书中诗篇的作者虽非共产党员也不主张革命，而是一位牧师兼神学家，但他确实是为反抗危害人类的纳粹统治而牺牲的烈士。

也许可以说，“监狱文学”(这里指的，不是关于监狱生活的文学作品，而是在狱中写成的文章，即如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亦属此类，尽管其文献性大于文学性)是文学中极其独特的一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最能表现人对于作为人之本质的自由的最深切的感受和渴求——对已经失掉的东西，比起对正在拥有的东西来，人往往有更深的感受和渴求。我还想说，“死囚文学”(这里指的是死囚自己的文字记录，而不是描写死囚的虚构作品，即如雨果的《死囚末日记》亦不在此类，尽管它写得动人心魄)又是“监狱文学”中最为真实深刻的精品。因为它最能表现人对于生命本身、人的生存的最内在最深入最切身(即最主观)同时又最外在最游离最超然(即最客观)的感受和认识——对即将失去的东西，比起对正在安享的东西来，人常常会有更多的眷恋、更深的珍惜、更惨烈的失落之苦痛，也可能同时会有更远一步的审视、更准几分的评估，并且更加彻悟到自己不能也无权永远占有。何况在这里说的这个“东西”，乃是生命、自己的生命，乃是存在、自身的存在！海德格尔说：“只有面临虚无，才会想起存在。”曾子有言：“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文学的极致，一如哲学，不过在揭示人之本质与存在；对人的揭示，又不过主观和客观这两个角度。在监狱文学和死囚文学里，人在这两个角度上的自我揭示，不都最近乎极致，不都最接近真相了吗？

人生有一个真相，那就是，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死囚，其生命都是“即将失去的东西”。这个“即将”，当然有客观的长短之别，有主观的久暂之感，但所谓长短久暂，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人生还有一个真相，那就是，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囚徒，虽都“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人对自由的理解以及由之而来的追求自由的方式，彼此相去之遥，何止万里！这两个涉及人的本质和存在的大问题，是哲学，更是神学的重要主题。这本书的作者作为神学家，不仅面对绞刑架，而且背负十字架，不仅身陷单人囚室，而且置身世俗世界，他对这些主题所作的超乎监狱围墙的思考，正是这本书的独特之处，也决定了这本书不同于其他的“监狱文学”或“死囚文学”，它不仅仅是“监狱文学”，也可以说是“监狱哲学”或“监狱神学”。

这位神学家参与的地下抵抗运动刺杀希特勒的计划没有成功，使他的希望破灭，否则那肯定会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但这个年轻人在那非常的环境中写下的部分书信和记录思想的残篇断简在他死后由友人整理出版，却为他始料不及，竟然引起了神学思想的一次震动。这场震动，就是20世纪60年代后风行一时的所谓“世俗神学”或“激进神学”或“上帝之死神学”的出现。

提到“上帝之死”，我国读者近来对“上帝死了”这句话似颇眼熟。但是多数人只知道尼采或萨特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有这句话，却不知道把这句话扩展为一套理论或多套理论的那个神学思潮或流派，就是以这位早逝的青年作为鼻祖，以这本残缺的小书作为起点的。少数知道这一点的人则以为，这个学派既称“上帝死了”，必然是一些无神论者，是一些反宗教的革命派，而它的鼻祖，当然更是个彻底反宗教的无神论者了。

事实究竟如何呢？这个思潮或流派，确曾被一些人称为“无神的神学”或“非宗教的基督教”，因为它主张人类已经成熟，“上帝”已经死亡，基督徒应当彻底进入世俗社会，应当使基督教“非宗教化”。但是，如果仔细研究这个流派中不同神学家的思想，就会发现他们所说的“上帝已死”并不是说上帝不再存在(本来尼采那句话也只意指“人们已不信上帝了”)，而具有复杂得多的彼此不同的含义。至于朋霍费尔自己，读者从这本小书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虽然首次提出“世界已经成年”，不再需要“上帝”，但并不认为上帝不再存在；他虽然强调基督徒积极参与世俗生活，教会应该为社会服务，甚至激烈地批判宗教，但是他所反对的，实际上只是那些幼稚的或肤浅的或表面的或狂热的或虚伪的宗教现象和宗教行为。他一方面认为作基督徒就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另一方面又为世界和人生而对上帝抱有深厚的感激之情和虔诚的信仰态度。当然，按照他自己或某些世俗神学家的说法，这种感情和态度不应称为“宗教”，而仅仅是“信仰”本身。然而，如果说宗教的本质就在于对神或上帝的信仰，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还是有他的宗教的，只不过这种宗教(尽管按他和他的追随者以及巴特的说法，Christianity并不等于Christlan religion)是一种成熟的或深刻的或内在的或谦和的或真诚的宗教而已。

实际上，朋霍费尔在本书中表现出来的思想相当复杂，甚至显得混乱和矛盾。这当然与他所处环境的极端严酷是分不开的。他关于“上帝软弱无力”之类说法，从社会历史方面来解释，可以归因于他对当时德国国内反纳粹力量极其弱小的深切感受。与抵抗运动悲剧式的反法西斯斗争烘托而成的这些思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那惊人的安宁、自制，对他人的体贴、关怀，以及那永不绝望的信念。这体现了他的思想的本质：参与上帝的存在，就要为他人而生活。这也表明了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与人类生活的和谐，他所体验的神道与人道的一致。总之，他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但又坚信上帝；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不是宗教狂。

作为基督徒，他的信仰全部体现在效法基督为人类受难之中。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明知回国凶多吉少的情况下，毅然选择了离开可以避难的美国而返回日益黑暗的德国，就是为了服务于他的同胞和人类。从全身心投入教会的各种工作，到积极地参加地下的抵抗运动，直至被捕被囚，终被杀害，他用全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这一信念：“假如我们通过此世的生活而参与了上帝的受难，成功怎么能使我们骄傲自大，失败又怎么能使我们迷失道路呢？”

关于朋霍费尔与世俗神学或“上帝之死”神学家的理论的是非和异同，是一个更为专门的学术问题，在此不遑详论。但是我们可以再说一句，朋霍费尔的著作，尤其是这本出自肺腑的小书，在他死后的世界上造成这么大的思想影响，倒是应了他临刑前的那句话：“这，就是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

何光沪

1991年12月

朋霍费尔绝不怀疑任何一种暴力的使用都是罪，但是，他坚持认为，基督徒在一种情况下，即出于对邻人的爱，可以而且必须担此罪责。所以在讲道时，他指出，假若坐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暴力和不公，没有积极地进行抗争，却宣称在政治冲突中保持中立，其实这不冉可能是中立。对于纳粹政权，和平姑息还是暴力反抗？哪一种罪更大？朋霍费尔认为，凡是不准备谋杀希特勒的人，凡是不从根本上否定暴力的人，不管愿意与否，都将与大屠杀的罪恶有关！

——林贤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