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是一个尖锐的人，一个饱含同情的作家。他的小说，总是从世道人心中那些微妙的疑难出发，以富有现代意味和精神警觉的叙事，生动地讲述一个时代的欢笑和泪水。他所塑造的那些躁动的灵魂，在守护自身残存尊严的同时，不约而同地都走向了孤独和荒谬。

《后悔录》书写了一个小人物如何在禁欲和纵欲的年代里用一生来犯错、又用一生来后悔的荒诞经历，并在新的叙事角度下为个人的不幸作了巧妙的辩护和注释。他写了悲伤，但不绝望；写了善恶，但没有是非之心；写了欢乐，但欢乐中常常有辛酸和叹息。他的小说超越了现世、人伦的俗见，有着当代文学中并不多见的灵魂刻度。

长篇小说《后悔录》是东西在小说写作上的一次飞跃。它写了一个叫曾广贤的人，这个人本性善良、胆怯，可是，他的一生好像都在为难自己，因为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最终都使自己后悔，他的一生也为这些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自己一不小心将父亲的情事“泄密”，父亲遭受残酷迫害，三十年不和他说话，母亲死于非命，妹妹失踪了；因为一时冲动，闯进了漂亮女孩张闹的房间，虽然什么事也没发生，却得了个“强奸”的罪名，身陷牢狱多年；因为对感情和性爱抱着单纯、美好的想象，他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对他示好的女友；因为被张闹的一张假结婚证所骗，他多年受制于她，等到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人财两空；一个在很小的时候就对性充满热情的人，却一直没有享受过真实的性爱——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来，只要我的邪念一冒头，就会看见女人们的右掌心有黑痣，就觉得她们要不是我的妹妹，就是我妹妹的女儿。我妹妹真要是有个女儿，正好是你这样的年龄，所以，直到现在，我都四十好几了，都九十年代了，也没敢过一次性生活，就害怕我的手摸到自家人的身上。”所以，曾广贤最后为自己总结到：“我这一辈子好像都在挖坑，都在下套子，挖坑是为自己跳下去，下套也是为了把自己套牢。我都干了些什么呀？”

曾广贤肯定是近几年来中国小说中最有个性、最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之一。东西通过这个人物，在这部小说中建立起来的叙事伦理，深刻地体现在他所创造的曾广贤这个人物的心灵世界里。

《后悔录》是一部重要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有着足够广阔的灵魂视野，有仁慈而平等的目光，有“好玩之心”，有生之喜悦和生之悲哀的相遇，有超越善恶的、温暖的同情心，有“伟大的审问者”和“伟大的犯人”同时并存的精神维度——这样的写作及其可能性，在当代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我得先说几句仓库。这仓库是我爷爷留下来的，他是资本家，解放前一直做西药生意。一九四九年，城市被新政权接管，他把房产全部捐献出来，然后提起一口破皮箱，带领全家人赶到火车站，准备迁往乡下老家。那个新市长念我爷爷财产充公积极，派了两个秘书到火车站挽留，并把我家装药的仓库回扣给爷爷居住。当然不是一家人居住，一家人住那么宽，那等于还没改造过来，还是臭资本家。仓库住进了三家人，除我们家，还有于发热、赵大爷两家。于家过去给我们曾家管账，是管家。赵家过去给我们当仆人，干一些拉车扫地扛麻袋的活。我那时还没出生，这些事都是从大人们的嘴里听来的。等我出生时，爷爷早就见阎王去了，他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熟悉。这样的背景，就像我妹妹手掌心的黑痣，就像我脑袋上卷曲的头发，怎么也擦不掉、拉不直。当时“资本家的余孽”像一顶十层楼那么高的帽子，戴在谁的头上谁都会得颈椎病，甚至会变成“宰相刘罗锅”，头抬不起来，眼睛总盯着自己的脚尖。哎呀！我说跑题了，还是先说仓库吧。

仓库被红砖隔成三户人家，各有各的卧室和厨房，只有厕所和屋顶是共用的。厕所起在仓库后面，有五个坑，可同时容纳三男两女。共用屋顶是因为每一壁墙只砌四米高，上面没封顶，站在各自的家里抬头，都会看见仓库的檩条、瓦片和采光的玻璃瓦，所以各家各户的声音会像蒸汽那样冒上去，在屋檐下交叉、传染。

那天晚上，我家餐桌上摆的是红薯、南瓜。我爸吃了几口就放下筷条，捏上菜刀要去门外剥狗，说是给我们弄红烧狗肉。我大声地：“我不吃狗肉！”我爸晃了晃菜刀：“你怕狗肉卡你喉咙吗？”我抹了一把眼角：“都怪你，要不是你用席子拦，我们家的狗就不会死。”

“它们自己不想活了，怎么把责任栽到我的头上？”

“就怪你。你要是不拦它们，赵校长就不会看见，赵校长不看见，它们就不会挨棍子，它们不挨棍子就不会跑，它们不跑，就不会撞到车上……”

“你真会耍赖。那我问你，是谁给赵万年递的棍子？”

我顿时傻了。棍子不是我递的吗？我干吗要给他递棍子？我要不给他递棍子，而是把狗赶跑，那狗不就活下来了吗？

“不要动不动就赖别人，要学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爸说着，跨出门去。我妈把筷条狠狠地拍到桌上：“我看你就没有学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你要是去吃那脏东西，最好先把婚离了。”他们为吃不吃狗肉发生争吵，吓得曾芳哭了起来。我爸不得不摔下菜刀，强行咽下吃肉的欲望，重新端起南瓜。吃的过程中，他成了哑巴，而我妈的话却像坏了的水龙头，哗哗流淌：“动物园运来了一只老虎，是在森林里刚捕到的，它比任何一只老虎都凶，但是何园长却给它取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叫什么兰兰……”

“你要是不洗，从今天起就别再看我一眼，免得把我弄脏。”赵万年的声音像砖头，忽然从屋顶劈下，打断了我妈的讲述。我和于百家跑到赵家门口，看见赵家的餐桌上放着一盆清水。赵万年命令赵山河洗眼睛。赵山河不服：“只听说过饭前洗手，没听说过要洗眼睛。”赵万年抓起赵山河的头发，把她的脸往水盆里按。赵山河扭来扭去，碰翻水盆，一部分水洒在赵万年的裤腿上。

赵山河一甩辫子：“你是不是手痒了，想拿我当阶级敌人来练。”

“你还有脸！那狗也是你看得的？”赵万年抖着裤脚。

“爸看了，妈看了，方阿姨也看了，就连那些小毛孩都看了，凭什么我不能看？不就对对屁股吗？”赵山河的嗓门大得差不多掀翻了头顶的瓦片，一边说还一边撅嘴。

“你什么态度？他们看，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资本家的余孽，而你，你是什么？你是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更重要的是，你还是个姑娘！”

“姑娘就不是人啦？”

“你看看，中毒了不是？姑娘就应该像白纸那样清清白白，不要被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给腐蚀了。”

“我喜欢腐蚀，我恨不得现在就被腐蚀！你管得着吗？”说‘完，赵山河扭着屁股走进卧室，把门“嘭”地撞上。

赵万年气得手指抽风，也许自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以来，他还是头一回碰上这么强硬的声音，所以他着急了，扬起巴掌来回找地方，最后找到墙壁上的一个镜框。镜框落在地面，玻璃裂成数不清的线条，就像光芒万丈那样的线条，线条下面是赵山河的大头像。赵万年想挽救他妹妹的主意，可能就是这时冒出来的。他找赵大爷商量，要在仓库里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批斗会。他认为只有把那两只狗批臭批透，才能洗干净赵山河所受的污染。赵大爷往地上吐了一泡口水：“我的大校长，除了开批斗会，你就没别的事干了吗？到哪里去开批斗会都成，就是不要到仓库里来开，不要让我看见，眼不见心不烦。”赵万年连连说了几声“余孽”，从此不再跟他爸商量事情，后来他爸的裤裆破了他也不提醒，不提任何建议，就让他爸的脸掉在地上。P4-6

长篇小说《后悔录》是东西在小说写作上的一次飞跃。它写了一个叫曾广贤的人，这个人本性善良、胆怯，可是，他的一生好像都在为难自己，因为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最终都使自己后悔，他的一生也为这些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自己一不小心将父亲的情事“泄密”，父亲遭受残酷迫害，三十年不和他说话，母亲死于非命，妹妹失踪了；因为一时冲动，闯进了漂亮女孩张闹的房间，虽然什么事也没发生，却得了个“强奸”的罪名，身陷牢狱多年；因为对感情和性爱抱着单纯、美好的想象，他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对他示好的女友；因为被张闹的一张假结婚证所骗，他多年受制于她，等到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人财两空；一个在很小的时候就对性充满热情的人，却一直没有享受过真实的性爱——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来，只要我的邪念一冒头，就会看见女人们的右掌心有黑痣，就觉得她们要不是我的妹妹，就是我妹妹的女儿。我妹妹真要是有个女儿，正好是你这样的年龄，所以，直到现在，我都四十好几了，都九十年代了，也没敢过一次性生活，就害怕我的手摸到自家人的身上。”所以，曾广贤最后为自己总结到：“我这一辈子好像都在挖坑，都在下套子，挖坑是为自己跳下去，下套也是为了把自己套牢。我都干了些什么呀？”

曾广贤其实是一个生活的受害者。然而，一次次受伤，一次次错过，他都不抱怨现实，也没有想去报复谁，而是一味地承担责任。他的“后悔录”，反思了自己一生中每一件重要的事情，但他没有将其中任何一件事情的责任推给别人，而是全部由自己承担了下来。即便是面对张闹的“阴毒”，她不愿意在离婚报告上按手印、签字(不离婚他就不能和自己喜欢的女人结婚)，他也没有怨恨她，相反还责怪自己为什么不跪下来求她，“跪一次不行就跪两次，跪两次不行就跪三次，这么一次次跪下去，她就是木头也会流泪，就是鳄鱼也会签字。也许我跪了一百次，她也不一定感动，但是我并没有跪呀，既然没跪又怎么知道她不会感动呢？我为什么不跪下来试一试？要是那时我能拿到她按手印的离婚报告，就可以回过头去娶陆小燕。小燕嘴巴上说只等我一个月，其实她等了差不多四年才嫁给胡开会。”——很显然，这是一个软弱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软弱的人，却扛住了这个世界所施加给他的所有重压，他不仅没有被这些重压压垮，反而因为承担了所有事情的责任，而获得了一种灵魂的自尊。

曾广贤肯定是近几年来中国小说中最有个性、最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之一。东西通过这个人物，在这部小说中建立起来的叙事伦理，深刻地体现在他所创造的曾广贤这个人物的心灵世界里。谁都知道，曾广贤受了许多委屈和错待，但东西最成功的一点是，他没有像林语堂“帮苏东坡本人憎恨王安石”那样，去帮曾广贤憎恨那些伤害过他的人。他和曾广贤一道，宽恕一切，承担一切，将一切来自现实的苦难和重压，都当作是生活对自己的馈赠。这样的承担，就是一种生存勇气。它超越是非和善恶，承认在现实中，并不分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大家都是生存的人——在生存面前，一切都是平等的。曾广贤原本是一个渺小的人物，但因为他承担责任，他的生存就变得真实而高尚。《后悔录》仿佛在告诉我们，小人物承担个人的命运，跟英雄承担国家、民族的命运，其受压的过程同样值得尊敬。

“后悔”对曾广贤而言，也是一种自省。不过，这样的自省，并非要把曾广贤变成另一个人，而是要让他更坚定地成为现在这个人。因此，曾广贤的“后悔”，并无改写自身生命痕迹的愿望，他只是在通过“后悔”这种灵魂叙事的形式，达成和自己、和亲人、和周围的人以及和世界和解的愿望。在过去的岁月里，他和别人、和世界之间都积怨太深，因此，他的“后悔”，更多的是精神和解，是为了化解积怨——也包括化解自己内心的积怨。从这个角度说，《后悔录》中的灵魂叙事，也兼具“伟大的审问者”和“伟大的犯人”这双重身份，所以它能触及到深处的灵魂。不过，曾广贤的“后悔”纯粹是中国式的一次自我追问，它以自言自语的形式出现，因为没有倾听的对象——虽然曾广贤的“后悔”是在父亲面前说的，但由于他的父亲一直处于昏迷之中，这意味着倾听者还是缺席的。这种“后悔”和西方式的“忏悔”有着根本的区别。“忏悔”是面对神的一次悔悟，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神都是倾听者、审察者和赦免者。但《后悔录》的叙事伦理，并不指向这么深远的“忏悔”，它只是通过“后悔”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从而在灵魂的自尊中，奠定生命重新开始的基础。

《后悔录》是一部重要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有着足够广阔的灵魂视野，有仁慈而平等的目光，有“好玩之心”，有生之喜悦和生之悲哀的相遇，有超越善恶的、温暖的同情心，有“伟大的审问者”和“伟大的犯人”同时并存的精神维度——这样的写作及其可能性，在当代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徐春萍：“后悔录”，一个非常好的小说题目。这个小说的视角很独特，结构可谓匠心独运。“后悔——如果”，以这样的关键词切人，讲述一个人后悔的_生，是“后悔”而不是“忏悔”，这在当代文学中还未有过。读完之后，觉得你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小说家”。你的小说总是很独特，就连作品中人物的思维也很独特。当初，你是怎么想到要写这么样一个人物的？

东西：因为我常常做后悔的事，后悔说错话，后悔交了烂朋友，后悔表错情，后悔投错资……如果真要计较起来，后悔的事多少仓库也装不完，就像玩纸牌，每一种出法都会改变结局，当结局不如意的时候，我就会拍大腿，捶胸口，会幻想另一种出法也许能赢。正常人都有后悔，尽管我身边不乏自信的，嘴巴经常挂着“从不后悔”，但仔细分析，其实他们比那些后悔的还要后悔。我一直羡慕鲁迅写出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加缪写出了“局外人”，纳博科夫写绝了“老男人”的心态，所以写人的内心秘密和普遍心理也成了我多年来的追求，而“后悔”正好符合这两个条件‘，它躲在我心里的底层，不时跳出来刺激我，于是，我就把它放大，做足，再加上我的生活背景。

徐春萍：你的生活背景，具体地说就是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我看到你在一个创作谈里说：“这变化那变化，不如我们的心理变化大。”《后悔录》写的就是在这巨大变化的三十年里一个人的“情感变迁”，或者是一个小人物关于性的遭遇。小说叙述从一开始就指涉到了性，由性写政治、写伦理。你是一开始就找到这个能深度反映个人和环境、时代关系的角度吗？

东西：是慢慢找到的。开始我只是想写后悔，但后悔什么还没想清楚，我用了半年时间来找后悔什么，有一天终于找到了性后悔。六十年代，别说性，人们就是谈恋爱都得开着门，向组织汇报，而现在，社会进步了，再也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人们的情感以及性心理变得越来越自由和复杂。有人写过高楼的变化，马路的变化，经济的变化，但好像还没有人从性这个角度写过变化。当时，我很兴奋，决定从这个角度试一试，于是就写了“禁忌”、“友谊”、“冲动”、“忠贞”、“身体”、“放浪”、“如果”，共七章，把我们的情感变化过程梳理了一遍，写一个叫曾广贤的人后悔没选好老婆，后悔中了别人的圈套，后悔自己该有性的时候没有抓住机会……从他的后悔中可以看到悲哀、善良和幻想。其实，喜欢后悔的人往往都是完美主义者，同时也是幻想者，因为他希望能够做得更好，幻想没有选择的道路才是最好的道路。所以，这个人物只要你看过，就会越来越喜欢。

徐春萍：八年前，你的第一个长篇小说《耳光响亮》也是写这个年代，看得出，你对你生活的时代特别流连，能比较一下你的这两个长篇吗？

东西：《耳光响亮》是从毛泽东逝世那天写起，写我们在没有父亲的天空下如何长大，时间跨度十年，写转型期我们这代人的迷惘和不适应。《后悔录》则把时间拉长了，写了三十年，这三十年有太多刺激的内容，有太多触目惊心的记忆，但我没有写鸿篇巨帙的才华，只拎出了一条情感线，或者说有关性的线索。每个写作者都有他痴迷的背景，有人喜欢写遥远的历史背景，有人喜欢写未来的幻想背景，而我则更愿意面对现实。十多年前，我跟诗人杨克聊天，他说如果今天的作家去完成沈从文的写作任务，那就是失职，这话对我很有冲击。只有把被遮蔽的生活写出来，作家才会获得读者的尊重，进一步说，一个作家如果能成为某个时期的代言人或者是镜子，那才是写作者最高的荣誉。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个时段是写作的富矿区，还没有完全写透，有的地方甚至连碰都没人碰。如果后来者在翻阅这三十年小说时，只看到硬币的一面，那将是作家们最大的遗憾。所以，我愿意把我经历的时代记录下来，愿意在这个时间段徘徊一阵。  徐春萍：曾广贤这个小人物的形象，是个生活的受害者，一次次错过一次次受伤，最后一章“如果”中，当他回首往事，几乎是对自己一生所有的选择都作了反省式的后悔。这一章读来令人心酸不已，是个意味深长的高潮。有评论认为，曾广贤是近年来最具感染力的人物形象之一。前不久《南方文坛》讨论当代作品“文学人物形象”的缺失现象，你也参加了相关讨论。想听听你在写这个人物时的想法。

东西：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写作野心，有的是为了结构，有的是为了语言，有的是为了挣稿费，有的是为了疗伤，有的是为了写活一个人物……不管作家的重心放在哪一方面，都有可能获得成功。但是我发现，凡是好的作家身后总站着一排人物，比如鲁迅的身后就有阿Q、祥林嫂、孔乙己、闰土等等。写好一个人物并能让读者记住，太难了。先锋小说盛行的时期，我们可以找出不数的理由不塑造人物，甚至谁塑造人物谁就遭到鄙视，但是现在看来，没人物是不行的，最好的作家是在给小说贡献新技术的同时，还能保持住小说的某些传统，比如讲故事，比如塑造人物，这些基本项丢不得，一丢小说就会失去读者。回过头去检阅当代文学作品，凡是我们能记住人物的，都是上品，而那些只有事件，只有多线条、大场面和时间跨度的所谓史诗，却不一定能让我们记住。教训是深刻的，所以我要写人物，从各个侧面来写，不光写他的后悔，还写他吸取失败经验试图回避后悔，让人物在故事的链条上发生变化，就是他的每一步选择都会影响他的性格，但是人物有人物的宿命，尽管曾广贤一再回避还是没法逃出困境。当然写人物还得动用一些伎俩，如果你注意就会发现，这个后悔了大半辈子的人物却是以一个不后悔收场的。

徐春萍：你曾说：“身体就在脚下，心灵却在远方。一个小说家的好坏，取决于身体与心灵的距离，也就是自己离开自己有多远。”《后悔录》可以证明你是个很棒的小说家。今天有很多读者不愿读小说而宁可看视听艺术，这与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有关。你认为文学本身有什么需要反省的吗？

东西：有。美国《读者文摘》给所有的编辑三个要求，就是你编的稿件“它有趣吗？它实用吗？它耐读吗？”如果我们拿这样的要求来要求我们今天的小说，就会发现没人读小说的主要责任应该由作者来负，而不是读者。我们也许是太急于求成，太在乎稿费，太害怕别人忘记自己，所以要不顾质量地频频露面，于是造成了读者对小说的一次次失望，最后读者不见了，只剩下作者在读作者。另外，媒体、专家和出版方大肆吹捧伪劣作品，也是读者流失的原因，一两次的虚假吹捧，读者也许还能原谅，但多次之后，读者就要发疯，会一看见“名著”就有不适的心理反应。能够把作品弄成“人人都不愿意读，但人人都想说自己读过”的名著，实在是一种本事。我们用多大的劲鼓励平庸，就会有多大的劲把读者推远。我说“身体就在脚下，心灵却在远处”，是因为看了太多跟作者生活完全重合、相等的作品，我希望能够回避这样的写作问题，不希望像曾广贤那样回避之后，又掉人陷阱。

徐春萍：你是一个很有影视缘的作家。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被改编成电影《天上的恋人》，在第十五届东京电影节上获得“最佳艺术贡献”奖。你的第一个长篇《耳光响亮》又被改编成电影《姐姐词典》以及同名电视剧，电影正在上海等地上映，你的短篇小说《我们的父亲》也被改了同名电视连续剧，你还曾把铁凝嗣、说《永远有多远》改编成电视剧，《后悔录》也十分具有影视潜质。有眼光的应该赶紧找你，以免落后。说说这几年的触电感受吧。

东西：我的小说一般不太容易改编成影视剧，像《没有语言的生活》这样的小说，写聋哑瞎的故事，更是不好改编。碰巧我遇上了爱玩艺术的制片和导演，才开始触电。电视剧《响亮》(原名《耳光响亮》)在北京、江西、成都、武汉等电视台播出后，创造了高收视率，才有人发现原来我的小说也还有市场。前些年，影视公司只要有关系，不管多烂的片都能播出来，就像当初写小说的人少，只要能写字就能发表。但是，当电视台开始以收视率论英雄的时候，竞争就越来越激烈了，影视作品也开始讲角度，讲技巧，讲深度，否则就卖不动。影视作品竞争越激烈，那些构思精巧、喜欢思考的小说就更有可能被改编。我现在被改编的小说大都是七八年前甚至十年前写的，它们都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检验，才被认可。触电既能解决生活困难，又能扩大作品的影响，没有什么不好。

徐春萍：一般来说，从小说到电影，有改变有过滤。前几天看《姐姐词典》的主角蒋勤勤在谈“姐姐”这一人物形象和《孔雀》中的“姐姐”的区别。蒋说，我演的姐姐是个杂草。你对这部电影怎么评价？

东西：这个电影首先是真实，牛红梅就是那个时代姐姐的形象，既有责任，又有臭美。有人看了这个电影跟我交流，说剧中人说的都是人话，不拿腔拿调，很朴素。当初我们就是按这个路子走的，不拔高、也不贬低人物。但是，正如你所说，每一个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时候，小说的信息都会有所损失，好多细微的东西被过滤掉了。打个比方，我在《耳光响亮》里写牛红梅全身留下了强奸犯宁门牙的齿印，由于他的门牙已被金大印打掉，所以那些齿印都少了一颗门牙。这样的细节，电影就没法弄出来。这也是大部分原作者不给影视作品打满分的原因。

徐春萍：有一段听说你在写影视剧本，文坛的朋友有点担心。有种说法是影视剧本写多了，会把写小说的笔写废了，会损伤一个优秀的小说家的创造力。当读到《后悔录》之后，很多朋友都很欣喜。因为大家看到，东西的那支笔依然如故，甚至更好。就你的情况来说，写剧本的经历对你的小说创作而言，得失如何？

东西：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是极痛苦的，因为写剧本没有写小说那么自由，语言优势发挥不出来，随便一个人就可以给你提一大堆修改意见，弄得你无所适从，但是，为了挣生活费，再苦再累也得咬牙挺住，难怪有人说“家里不穷不干这活”，就连美国作家福克纳也不能幸免。现在剧本写多了，特别是改编自己的小说之后，这种折磨感消失了，反而从写剧本中学会了坚韧和谦虚，比如过去我写小说一般不喜欢修改，但是写《后悔录》的时候，我修改了好几遍，每一次修改都有新的发现。另外，剧本对情节的设置，人物的塑造要求更高，这对写小说是一种极好的锻炼。其实，小说《后悔录》就借用了一些影视创作方法，它比我过去的小说更好读，更简洁，人物的对话也更准确。剧本不是小说的天敌，只要处理好，反而会丰富小说的创作。一个好的剧本同样具备探索精神，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现在我看一些外国电影，它对我心理的撞击力绝对是某些小说的十倍、百倍。

徐春萍：听说为写《后悔录》，你推掉了一个很挣钱的写剧本的活，是吗？在这样一个好作家寂寞的时代，你为什么选择当一个小说家而不是别的？

东西：好多作家都表达过写剧本是为了生活，写小说是为了艺术，我也愿意把这两者分开。影视作品是集体的智慧，艺术个性往往不能全面伸展，有时甚至缩手缩脚。只有小说，才是完全属于个人的劳动，它可以达到极点，可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展示自己的才华。所以，热爱写作的人都不会放弃小说，不管剧本的稿费有多高。

这是一部关于身体的后悔录，也是最直接的身体批判檄文，因为后悔的思绪，对身体的批判就是对自我的批判，而所有的自我批判都是批判的误区，所有的后悔都是后悔的歧途。小说关于身体的悔恨声讨不再是抽象的欲望表达，而是生理学意义上的直接面对身体的二大重要器官，其一是口腔；其二是生殖器官。这是身体的唯物论，实实在在的面对身体的器官．在对器官的错误检讨下引向生活和历史事实。这种书写在中国现代性以来的文学中尚未见过，这个大胆亵渎之举实际是在探索一种极富个性的小说叙事艺术。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评论家)

《后悔录》是一部重要的小说，它激发起了我追溯中国小说叙事伦理的冲动。在这部小说中，有着足够广阔的灵魂视野，有仁慈而平等的目光，有“好玩之心”，有生之喜悦和生之悲哀的相遇，有超越善恶的、温暖的同情心，有“伟大的审问者”和“伟大的犯人”同时并存的精神维度——总之，它见证了一种新的叙事伦理，并让人想起由曹雪芹、鲁迅、张爱玲等人所代表的伟大的小说传统；这样的写作及其可能性，在当代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谢有顺(著名评论家、华语传媒文学奖评委)

东西以小说的形式令人信服地阐明，人的许多错误并非无心之失，恰恰相反，人是在动用自己所有的“智慧”包括全部的道德防范意识以竭力避免错误的精神紧张中不断犯错的。作为一种自觉的纠错意识，“后悔”不仅无用，也在根本上不可能。“世上没有后悔药”，多么平常的一句话。但要对它作现象学的还原，并不容易、以“后悔”为突破口，揭露世俗理性的局限，需要足够的勇气，因为如果连“悔”也抛弃了，剩下来的还有什么？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评论家)

东西以其极为精巧的叙事，在将曾广贤不断推向后悔的极致境界时，其实也道出了那一代人不断被扭曲被改写被替换的命运史。它让叙事从曾广贤的内心出发，通过后悔而直面命运，又通过命运而追问存在，由此将纷繁芜杂而又荒诞不经的历史真相浓缩在个人的心灵记忆中。值得注意的是，善良、纯朴而又怯懦、直率的曾广贤在讲述自己后悔的一生时，尽管充满了历史的无奈和悲凉，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绝望。他依然带着无数的“如果”，不屈不挠地轻即未来的门扉。

——洪治纲(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评论家)

特别有意思的是，小说的叙述方式是让它的主人公选择了一位“小姐”来听讲他的故事、小姐关心的是如何尽快完成金钱与肉体的交易，“我”的目的却只是“倾诉”。但是，当代社会和人际关系中的性观念、性行为并未治愈“我”的心理“性病”，反而加剧了“我”对随时有可能乱伦的恐惧?在性自由的时代，“我”其实仍然是被阉割了，而且，“我们”也只能就此妥协。就此来说，《后悔录》中的“后悔”诉说，留下的是对当代生活和当代社会的一种“悬念式的质疑”。

——吴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