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精)》(作者文靖)是何兆武教授的这部口述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上学记(精)》叙述的尽管只是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他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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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上学记(精)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作者 | 文靖 |
出版社 | 三联书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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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上学记(精)》(作者文靖)是何兆武教授的这部口述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上学记(精)》叙述的尽管只是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他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 内容推荐 《上学记(精)》(作者文靖)是何兆武教授的这部口述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上学记(精)》同时又是很个性化的,何先生不惮于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不忌讳议论先贤的道德文章,既树立了理性的尊严,又使自己的性情展露无遗。在目前这个功利滔滔的的世界上,何先生对知识与真理的热诚仿佛一股清泉,可以冲洗那些被免得熏染的心灵,使其复现润泽。 这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风范的存照。任何津津乐道于名人八卦消息的解读,都大大偏离了何先生的志趣。久已厌倦标签化历史著作的读者,可以从《上学记(精)》中获得丰富、鲜活的历史体验,特别是今天“上学者”和“治学者”,或可藉此思考一下,学应该如何上、如何治。 目录 第二版序言何兆武 序 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 第一章 (1921—1939)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 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一二·九”见闻 上学记·甲 1 力矫时弊,以古为则? 2 无故乱翻书 3 天籁幻想 鬼子来了 恋恋故乡情 返乡 湖南印象 上学记·乙 1 中央大学附中 2 西方教科书 3 逃离“修道院” 第二章 (1939—1946) 上学记·丙:迁徙的堡垒 1 自由散漫的作风 2 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3 自由,学术之生命 4 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5 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6 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7 兼职做教师 8 恋爱? 9 “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观转变 几个难忘的人 1 一包热情的闻一多 2 民主人士张奚若 3 战国派雷海宗 4 吴晗印象 5 冯友兰先生 6 金岳霖先生 7 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 8 曾昭抡先生 9 数学系 10 物理系 战火芬芳 “一二·一”运动 1 “打倒孔祥熙I” 2 一多先生被刺 3 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五柳读书记 忆同窗 1 “科里红”何佶(吕荧) 2 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3 大才子王浩 4 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5 老友郑株生 6 高干子弟? 第三章 (1946—1950) 教书台湾 日日江楼坐翠微 上学记·丁:革大学习 零敲碎打 后记:把名字写在水上文靖 试读章节 另外一件事也可以说明北洋时期和国民党时期有多么大的不同。北洋时期,比如蔡元培做北大校长的时候,提出“兼容并包”,请的那些教师里面有保皇党辜鸿铭,有黄季刚(黄侃),有叛徒刘申叔(刘师培),也是位国学大师,早年曾参加革命,后来又背叛了,但蔡元培也要。还有后来的布尔什维克李大钊,自由主义胡适,陈独秀(现在应该算他是激进的民主主义了),他也要。还有鲁迅、周作人、粱漱溟,他都要。其实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的话,完全可以把北大给封了,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在北大却演出了一场自由开放,这在后来国民党时期就不可能了,。陈独秀后来被国民党关起来(虽然共产党说他是托派,可是国民党还是认为他是共产党,把他关在监狱里),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抗战,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才把陈独秀放出来。释放以后,陈独秀依然非常穷困,国民党没有给他任何生活保证,四川有个人把他请到家里养着。后来周恩来受党的委托,邀他回延安,他也不去,说是“士可杀,不可辱”。陈独秀本来是北京大学教授,既然把他放了出来,完全可以把他送回北大,那么重量级的人物,无论教不教课、干不干事,完全可以给他一个名义,把他养起来,也等于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但国民党并没有这么干。 我并不想抬高北洋军阀。北洋时期的那些军阀根本没有任何长治久安的打算,他们关心的只是争地盘、刮地皮,整天你打我,我打你,有的纯粹就是土匪,例如“三不知”的张宗昌,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不知自己有多少小老婆,像这样的人根本无暇顾及其他,看不惯了可以抓人,但并没有、也拿不出任何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也恰好给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环境,如果是在严格的思想专制之下,类似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是不大可能出现的。所以我们那一辈的年轻人,或者比我年纪大一些的年轻人,实际上受的都是五四运动的影响。“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还是蔡元培带回来的法国革命的口号,我们小时候都已滚瓜烂熟。记得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举办成绩展览,其中有一副对联是高年级的同学写的,上面写着:“仁义礼智信,德谟克拉西”。“德谟克拉西”是什么?我不懂,就回家问,姐姐还笑着说:。这个你不懂。”其实就是英文里的Democracy(民主),这副对联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传统是“仁义礼智信”,西方的精神传统是“德谟克拉西”。 比较一下童子军的军歌,也非常有意思。童子军是19世纪英国人贝登堡办的,我小的时候每个学校都有了童子军,也有军服,实际上就是体育课,除此之外还讲一些知识,比如救生的知识、野营的知识。北洋时期童子军军歌是唱“二十世纪天演界”、“不竞争,安能存”,那还是清末严复翻译《天演论》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当然这种理论也并不代表北洋政府官方的意识形态,北洋政府官方没有意识形态,也没有意识形态的教育,所以我们的教育实际上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教育,从童子军军歌就能表现出来。歌词里有一句:“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仑。”后来我们老师还说:“哥哥华盛顿没有问题,弟弟拿破仑恐怕有点问题。”拿破仑搞侵略战争,不过我们那时候还是把他的早期看做法国革命的代表,所以就这么唱下来。北伐以后,童子军军歌就改了,当时是言必称三民主义,所以歌词改为“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凸显意识形态。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小学四年级,不再是童子军了,所以我的弟弟会唱,我就不会唱了。 1928年,国民党的势力才达到北京,但只统治了很短的一段时期。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沈阳,随后占领东北,军队到达了长城,强敌压境,北京处于一个最前线的地位,国民党势力也就没有那么强了。枪声零零碎碎地响了很久,但并不是大规模打,打一阵停一阵,大概有三四年的光景,1935年夏天订了《何梅协定》,国民党的势力就完全退出了华北。但后来据说并没有这么一纸成文的协定,它不过是国民党和日本在口头上达成的一项所谓的谅解。当时负责北方事务的是何应钦和黄郛,何应钦任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黄郛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的秘书汤鹤逸解放后在云南大学任教,后来云南大学的李埏教授曾经和我谈到,解放后据汤说,他随黄郛一起去参加了谈判,但并没有签订一纸书面形式的《何梅协定》,只是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与谅解,国民党的力量从北平、天津、河北撤出,党部全部撤走,日本也没有直接来统治,而是由西北军29军统治,成立了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 西北军是杂牌军,都是过去旧军阀的那些势力,主要是冯玉祥的,不属于国民党的嫡系。国民党撤出后,由冯玉祥的29军(冯玉祥那时候已经下台,但他的军队还存在)驻扎在北京,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统治河北和察哈尔地区,察哈尔现在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和张家口一带。1935年国民党势力退出北京以后,情形又有了变化。比如“一二一九”运动,为什么那年冬天才发生?这和当时时局有关。那时国民党势力不能直接统治了,党部撤出了,取而代之的是杂牌军,而那些杂牌军还是北洋时期的作风,实际上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看不顺眼它也抓人,可是没有一个类似三民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的正面理论,所以学校里面思想反而比较放松。“一二·九”运动爆发在1935年冬天,一直到1937年夏天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P11-14 序言 这本小书《上学记》确实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四年前,青年友人文静女士来找我谈话,想从我这里了解一些旧时代学生生活的情况。当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谈不到思想上的酝酿,只是东拉西扯地信口闲谈。文静女士据此写了几篇小文,居然得到刊载,这或许引起了她的兴趣,于是又连续和我几度闲谈。就我而言,事先并无写书或出书的念头,只不过是零星回忆一些往事而已,所以全然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思,闲话太多,较重要的事情却多有遗漏,乃至后来读到成稿时,已经难以重起炉灶,只不过在个别字句上略加修饰,点缀成文。 我想有一点是要特别加以说明的。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也不可以以学术著作视之,读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学术著作的,来要求个人的回忆录。学术著作要有严格的客观根据,绝不能只根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而个人的回忆录则恰好相反,它所根据的全然是个人主观的印象和感受,否则,就不成其为个人的回忆录了。诗人歌德青年时曾热恋绿蒂,甚至于想要自杀,终于写出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一泻千里地发抒了自己火炽的热情。及至晚年写自己的回忆录《诗与真》时,他却对自己青年时的热情出之以嘲讽的态度。然则“两般谁幻又谁真?”我以为,两者都是同样的真实,都是诗人自己个人真实的写照。 《上学记》一书出版后,我送给当年同在北京(北平)师大附中读书的一位老同学,当时我们同样经历了卢沟桥事件和中日战争的爆发,也同样对当时政局的内幕一无所知。不过据我当时的印象,宋哲元只不过是一心想在夹缝之间作他的土皇帝。七月七日卢沟桥开火,几天之内日方就以重兵包围了北京城,而当时的宋哲元却还一味地大谈其什么:“和平、和平,能和就能平,能平就能和。”纯属一派胡言,痴人说梦,不知所云,足可以和阎锡山的哲学(什么“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之类的混沌逻辑)相媲美。正当他大作其和平美梦的时候,就被日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不但北京沦敌,二十九军还牺牲了一个副军长和一个师长。1940年,宋哲元逝世于四川绵阳,临死时还感叹:“这个局面怎么向国家交代?”这是我对他的印象,而我的老同学则认为宋哲元还是抗日的。当然,他也同样不了解当时的内情,这只不过是他个人的感受。我想,我们尽可以有各自不同的感受和印象,如果是写回忆录,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而且都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印象,至于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那是学者研究的事情。我们两个人的感受不同,回忆各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情,更不妨碍事实的真相。相反,你必须尽量使每个人都忠实地回忆,才能尽可能地得出真相。 我的回忆中还有一桩,即我对殷福生(殷海光)学长的印象。有一年顾寿观学长和我同住一个宿合,殷福生常常跑来和他高谈阔论。我和顾寿观很要好,觉得他忠厚朴实且又好学深思,但对殷福生则印象不佳,总觉得他仿佛是高人一节,褒贬人物毫不留情,尤其在反共这一点上,不愧是一个法西斯。但后来的情况却又大谬不然。他到台湾之后,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成为台湾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最有影响的思想导师,受到台湾当局的迫害,致使英年早逝。我对他早年的印象竟然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作为回忆录,我以为仍然应该如实地记录下当时自己的感受。当然,也包括自己今天的歉疚之情。 至于书中提到冯(友兰)先生的地方,我不想多做辩白。凡是亲身经历过西南联大那段生活的人,我想都会一清二楚。邹承鲁院士的学术和人品大概是学术界耳熟能详、一致公认的,他对当时老师的月旦,可谓要言不繁、一语中的(见一.《科学文化评论》2004年第一卷第一期,第122页)。凡是对当时同学们的诸多壁报还有所记忆的,大概也不会忘记当时大量严厉的批判文字。本来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卢梭的一篇《忏悔录》是千百篇卢梭传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以几度私下的闲谈而居然能滥竽于正式出版物之列,未免令我惶恐。许多重要的遗漏(如旧时代学校中的生活,自己思想所受的影响,以及个人对当时学术界的感受和批评),都无法在这里一一补充了,这是要告罪于读者的。最后我要衷心感谢友人文静女士为此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曾诚先生,感谢三联书店编辑吴彬女士为此书所承担的那么多意外的麻烦。 2008年2月28日 北京清华园 后记 访问何先生的缘起有好几个版本,记得在清华作研究生时上葛兆光先生的课,他不止一次地感慨说,应该找一批研究生给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做录音整理,至少留一份珍贵的史料。之后不久,金克木去世,大家深以为憾。2004年,我的心情很差,总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想起葛先生那几句话,觉得至少有这样一件具体的工作值得去做,找个理由把时间塞满就不必直着眼睛过日子了,何况对别人也是有意义的。为“别人”受益,所以“自己”要去做,自古就是一个冠冕而有效的理由,不过很快我就发现,这件事的动力因与目的因正在被不断修正。 …… 苍天有知,不该让这样可敬、可爱的人老去,他却说:“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不管你如何奋力,如何着意,还是如何漫不经心,结果都是一样的,名字一边写,一边随流水消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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