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选了台湾当代诗人，散文学家余光中先生35岁前后创作的二十篇散文，并以其中一篇极具影响力的逍遥游命名。这些散文都体现了作者当时对社会，对人文的情感。抒发了对兄弟，父母，家乡及国家的热爱，也用犀利的语言来评析台湾的新诗，古诗，古老文化与新文化在。

余光中编著的《逍遥游》共二十篇文章，论篇幅则长短悬殊，论文体则兼具知性文章里，有《象牙塔到白玉楼》《剪掉散文的辫子》《从灵视主义出发》一类的长篇正论，也有《迎七年之痒》一类的杂文和《伟大的前夕》一类的画评。后面的八篇作品则全为抒情散文，有的略带自传而写实，更多的是恣于仔剖而写意可以说是我壮年的诗意犹未尽，更伸入散文来费勇逞能，比起正宗的散文来多一点诗情，比起诗来又多一点现实与气势。

《逍遥游》是一本散文作品。

下五四的半旗！

迎七年之痒

楚歌四面谈文学

剪掉散文的辫子

论题目的现代化

凤·鸦·鹑

象牙塔到白玉楼

儒家鸵鸟的钱穆

从灵视主义出发

无鞍骑士颂——五月美展短评

伟大的前夕——记第八届五月画展

不朽的P

鬼雨——But the rain is full of ghoststonight．Edna St．Vincent Millay

莎诞夜

逍遥游

落枫城

九张床

四月，在古战场

黑灵魂

塔

后记

下五四的半旗！

伟大的五四已经死了。让我们下半旗志哀，且列队向她致敬。虽然她的孩子们，德先生与赛先生，已经渐渐长大，虽然她的第三个孩子，白话文学，已经活了四十多岁，可是五四她自己已经是死了。至少至少，在现代文艺的金号铜鼓声中，苍白的五四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好几年了。苍白，而且患严重的心脏病。当胡适之先生在南港倒下，中国新文学史的第一章便翻过去了。写第二章的几支笔，握在四十岁以下的一代。五四固然也有零零落落的几个遗老，可是那几支秃笔已经无能为力，最多最多，每年到了今天，回忆一番罢了。他们的笔，只能为第一章加几条注解，不能写第二章的大标题了。五四死了。新文化的老祖母死了。让我们下半旗志哀，且列队向她致敬。

然后我们将升起现代文艺的大纛，从她的墓前向远方出发。我们如此将她埋葬，并无半点不敬之意。因为，她委实已经太老太老了，虽然还有那么多孩子那么迷信她的青春。现在我们正正式式而且干干脆脆地为她举行了葬礼，这一代的青年们便不能再存任何依赖的心理，而现代文艺的大军进行曲，在悲戚的挽歌之后，将显得更加的洪亮而且震耳。

五四有她的时代意义，在文学史上，她也将常保她的历史地位。五四最大的成就，仍是语言上的。五四文学最大的成就，也是语言的解放，而非艺术的革新。梁启超、王国维、胡适，打破中国文学的儒家传统，把更接近口语的小说和戏剧，提高到与诗相等的地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豪举。从西洋文学史的演变看来，每逢旧有的文学到了僵硬甚至腐烂的时候，便有几个先知先觉的青年作家出来，把老文学浸到新语言里，使它再度年轻，发育，而且成熟。文艺复兴的但丁，浪漫运动的华兹华斯，现代小说的海明威，现代诗的艾略特，莫不如此。可是上述四人和胡适有一个基本的差异。那就是：他们不但放逐了旧文字，抑且创造了新文字，不但是语言的革命家，抑且是语言的艺术家。胡适做到的只是前者。口语，在它原封不动的状态，只是一种健康的材料而已。作家的任务在于将它选择而且加工，使它成为至精至纯的艺术品。西洋的新文学运动，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的领导人物，既是革命家，又是大艺术家。然而胡适不是一位文字的艺术家，他欠缺艺术的气质和才华，他写不出《神曲》、《水仙》、《永别了，武器》，或是《荒原》。这种作品，要靠现在写第二章的几支笔，才写得出来。

五四的作家们，曾经大声疾呼，要推行西化。可是他们的认识赶不上他们的口号。在艺术和音乐上，他们几乎不知道印象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莫奈和德彪西以后发生了什么。在诗上，他们几乎不知道象征主义以后的欧美诗坛。自由主义的作家们，似乎只知道浪漫主义，只知道雪莱和歌德。左倾的作家们，似乎只知道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只知道左拉、高尔基、易卜生。他们在文艺上的西化，是不够彻底的。

西化不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再估价也不正确。左倾作家们要用阶级斗争的批评眼光去看我们的伟大传统，其偏激失实固不值一论。其他的作家们，也或多或少地盲目地否定了传统中的某些精华。在改造社会的热忱之中，他们偏重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忽略了美感的价值。胡适热中于白居易的社会诗，而“最讨厌秋兴一类的诗，常说这些诗文法不通，只有一点空架子。”在中国的文学之中，胡适不能欣赏杜甫的佳妙；在西洋的文学之中，他的不欣赏艾略特，自是意料中事。他偶听叶公超先生说起，艾略特好用典，便以为艾略特在复古。他不曾明白，艾略特所以成为西洋现代诗和诗剧的巨匠，原因之一，便在于他的调和现代口语和古典文字。

五四的作家们，就在这种左右皆不逢源的半真空地带，企图建立中国的新文学。大致上说来，他们是失败了。不错，他们成了名，可是在艺术上并没有成功。英国的文艺复兴成功了，一半因为乔叟、魏艾特爵士、塞瑞伯爵等作家，先后把法国和意大利的新文学介绍到英国去。可是五四的留学生们并没有努力介绍西洋的，尤其是现代西洋的文学。在美国多年的胡适先生和林语堂先生，现仍在英的陈西滢先生和凌淑华女士，留法回来的苏雪林女士，似乎完全不曾留意这些国家的现代文艺。有的非但如此，还在误解之余，攻击国内的现代文艺运动，或者予二三流的作品以溢美之辞。久居国内的罗家伦先生，竞也写起旧诗来了。这些五四人物，都曾是青年敬佩的偶像，也曾是我高中时代的可羡目标。在某些方面，今日我仍然敬仰他们。我对他们的失望，是从整部新文学史的观点出发的。

然则这一切不是很清楚了吗？五四的新青年们，死的死了，老的老了。远在大陆的几位，更是“我躬不阅”，遑恤文学？旧的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中国新文学史的第一章已经写完，胡适的逝世只是最后的一个句号。第二章已经写下了绪论，但仍留下大片的空白，等我们去飞跃。敲马齿的朋友们，举起我们的笔来！

——1964年4月15日

（《文星》第七十九期）P1－4

新版序

《逍遥游》是我的第三本文集，1965年夏天由文星书店初版，可以算是“少作”了。那时书在台北问世，作者却远在美国，以富布莱特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宾州古战场畔的葛底斯堡讲学，刚告一段落。此书初版时的《后记》，便写于那小镇的林肯广场旁边，一座七瓴三层古屋的阁楼。那时我独客在美，已近一年，家在地球的反面，三个可爱的女儿尚在稚龄，第四个，季珊，还是三个多月的幼婴；至于海峡对岸，更是铁幕深垂，文革尚未爆发。我一个人高栖在那古屋楼顶，十足一位东方隐士，自觉是世上最寂寞的人。

这本书里的二十篇文章，都是1963年5月到1965年6月之间所写：论篇幅则长短悬殊，论文体则兼具知性与感性，论写作地点则远隔重洋，实在相当庞杂。前面的十二篇知性文章里，有《象牙塔到白玉楼》、《剪掉散文的辫子》、《从灵视主义出发》一类的长篇正论，也有《迎七年之痒》一类的杂文和《伟大的前夕》一类的画评。后面的八篇作品则全为抒情散文，有的略带自传而写实，更多的是恣于自剖而写意，可以说是我壮年的诗笔意犹未尽，更伸入散文来贾勇逞能，比起正宗的散文来多一点诗情，比起诗来又多一点现实与气势。

这些文章在我散文与评论的发展上，前承更早的《左手的缪思》与《掌上雨》之初旅，后开《望乡的牧神》之远征，成为重要的转型。那两年在诗上正是我从《莲的联想》转入《五陵少年》与《敲打乐》的过渡，足见我的诗艺进展得迂回而缓慢，写了十七、八年才能与创作不过七年的抒情散文并驾齐驱。

我的所谓“自传性的抒情散文”，该从1958年在爱荷华所写的《石城之行》算起，不料无心插柳，却后来居上，比诗园的花圃长得更茂。收在《逍遥游》中的八篇抒情散文，其最早的一篇《鬼雨》，严格说来，只是我的第二篇此类作品，但其为成熟之作，却远非我的第二十首诗所能相比。

这八篇抒情散文里，《鬼雨》、《莎诞夜》、《逍遥游》都写于台湾；后面的五篇则写于美国，除《落枫城》之外，其他四篇全是在葛底斯堡的那半年所写，最能见证我当时的心情。《鬼雨》、《逍遥游》、《塔》等篇的转载率与入选率最高，也常被引证，剖析。《莎诞夜》写于莎翁生辰四百周年纪念的前夕，通宵挥笔而成，是当时《联副》的主编平鑫涛逼稿的结果。至于《逍遥游》一篇所以用来做书名，则正如当年我在古屋的阁楼上写的《后记》所说，“因为这是我这次来美国前夕，站在回忆与预期之间如何征服彷徨之感的战史。在中国人行路难的时代，我竟何幸，作异域的逍遥之游。”

难解的是，那次我在美国讲学前后两年（1964年至1966年），只有第一年写了五篇抒情散文，第二年转去密歇根的卡拉马祖，就只写诗，不再有散文了。从《逍遥游》最后这篇《塔》，到回台后在1966年9月才写的《咦呵西部》，一连十五个月，在抒情散文上竟是一片空白。所以《咦呵西部》与其后的《南太基》、《登楼赋》《望乡的牧神》写的虽然也都是那次的美国经验，却是回台以后追忆旧游所得，毕竟是异时异地之作了，宜乎纳入另一本书里。

至于《逍遥游》前面的十二篇批评文字，或长或短，或正论或杂说，都不仅是为批评而批评，而是为了配合我当时的创作方向，在史观与学理上不断探讨，以厘清在语言、文类、诗体各方面必须解决的问题。例如《剪掉散文的辫子》是要分析当时散文的几种病态，并提倡活泼的现代散文。《象牙塔到白玉楼》是要重认传统，进而把古典接通现代，印证古典并不乏生机，而现代也不缺活水，与我当时在《莲的联想》和《五陵少年》中所追求的，实在殊途同归。至于《凤·鸦·鹑》一文主张新文学不可尽废文言，也是我在散文写作上追求文白交融、中西互济的心得。

《剪掉散文的辫子》早在三十七年前便已发表，可以说是现代散文革命的一篇宣言，引起不少反响。不料近年此文选入了高中三年级的国文课本，颇有一些教师埋怨此文引经据典，牵涉太繁，而所举西洋文学的例子又非国文教师所易掌握。因此我去许多高中演讲，不免自我解嘲，说当年我写这篇文章，原本针对时弊而发，怎么料得到将来会选入教科书去，平添老师备课的负担呢？其实此文所涉虽广，但挑剔的都是流行已久的毛病，甚至迄今亦未根除。令国文教师备课为难，我虽感到抱歉，但通篇立论却是对症下药，不免苦口，却能益身。至于所举国学者的文章，都是实例，作者均为名家，已经作古。而所举洋学者流的那一大段，倒是我的杜撰，不过是把洋学者的文体“漫画化”了，以夸大其拖泥带水、冗赘不通而已。什么“喋喋派”、“期期主义”、“艾艾主义”，只是我造来挖苦他们唯洋是从、滥用术语的陋习，根本不必认真注释。至于“莫名其米奥夫斯基”，不过笑其“莫名其妙”而已。

我写《逍遥游》这些文章，正当三十五到三十七的壮年，无论是血肉之躯或湖海之志，生命都臻于饱满。显然，当时我也自觉，到了三十六岁，于灵于欲，生命已抵达高潮。这自觉，在1963年七夕为《莲的联想》自序的《莲恋莲》一文里，已显然可见。那两年是我在古今与中西之间思前想后、左驰右突、寻求出路的紧要开头。在赴美讲学的前夕，正如《逍遥游》一文所示，我对于时间似乎忽有所悟，悟此身之短与此心之长，悟古人之近与近人之远，更体悟时间在艺术之中可以自由而伸缩。而赴美之后，场景既变，方向盘又在握，一日千里，缩地有功，对空间也似乎忽有所感，感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感此身之有限而生命之无尽，而梦游新大陆之远，正可跳出此身，回顾旧大陆然后是岛屿的岁月。于是我从耽读李贺的低迷痴惘中解脱出来，跳进了高速而自觉的《敲打乐》。终于我摆脱了《莲的联想》而进入了《在冷战的年代》。

真正可以传后的，恐十白还是后面的八篇散文。无论意识形态怎么变，情之为物仍是人性之常，不易随折旧率而褪色。至于批评文章之得失，往往就见仁见智了。例如卷首《下五四的半旗！》一篇，题目豪气凌人，说理却强词崇尚西化潮流，不脱革命青年的进化观念。又如《儒家鸵鸟的钱穆》一篇，即使今日看来，说理仍然正确，但措词则嫌太过犀利，其实理直也不必如此气壮。《从灵视主义出发》一篇，直以抽象为艺术之至境，其言甚辨，其论则未尽周全。凡此种种，皆已成了“昨日之我”，虽已昨日，仍是本我，不加修改，以存其真，因为那正是我青春盛年的鲁莽脚印，犯不着用白发去妄加遮掩。

余光中2000年4月9日于高雄左岸

后记

《逍遥游》是一本颇为庞杂的散文集，有正规的和游击的文艺批评，也有抒情散文。写作的时间，从1963年的春天到1965年的春天。写作的地点，从台北到葛底斯堡（Gettysburg，Pennsylvania）。把它们搜集成书的，则为文星书店的白帆兄。

所谓正规的文学批评，是指《象牙塔到白玉楼》一文。记得当时，在厦门街寓所北向的书斋里，一连五六个春夜，每次写到全台北都睡着，而李贺自唐朝醒来。这篇文章，在资料的搜集和若干细节的处理上，得到孙克宽、周弃子、张健三位先生的协助，应该申谢。

据说，有的父母是偏心的。对于到目前为止的四个女儿，我觉得每个都像是从童话里刚掉下来的那么清丽而且可口。对于自己的作品，倒真是有点偏心的。以《逍遥游》一集为例，我的心，偏在后面的几篇自传性的抒情散文：《鬼雨》、《莎诞夜》、《逍遥游》、《九张床》、《四月，在古战场》、《黑灵魂》。和《塔》。在《儒家鸵鸟的钱穆》之类的文章里，我扮演的只是昼伏夜出一瞥即逝的江湖游侠。等到威加四海的大豪杰出现时，这类游侠就应该隐名埋姓了。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在这一类的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人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只要看看，像林语堂和其他作家的散文，如何仍在单调而僵硬的句法中，跳怪凄凉的八佾舞，中国的现代散文家，就应猛悟散文早该革命了。

集以《逍遥游》名，因为这原是现成的篇名。因为它融和了叠韵和双声的音乐性。因为这是我这次来美国前夕，站在回忆和预期之间如何征服彷徨之感的战史。更因为纪念，在中国人行路难的时代，我竟何幸，作异域的逍遥之游。中国人在美国，能够克服繁忙和寂寞，能够克服繁忙中的寂寞寂寞中的繁忙，且维持自己的灵魂维持自己的灵魂于摇摇欲坠，是难而又难的。重来美国，已将九月，仍能继续创作，我的灵魂应该是有救的，啊缪思！

是啊，来美国又已快九个月了。二百多个无欢的黎明，醒来，醒在异国的床上。寂寞是一座玲珑而透明的鸟笼，囚我的心如一只思归的燕子。葛底斯堡学院已经放暑期了，偌大的校园只剩下几声知更乌，连那些曾经装饰过校园的金发和棕发，也统统谢了。大离别不够，还饶上一些小离别。每天日落时分，我攀上四层的嘹望塔，想越过内战，越过林肯的虬髯，看一张莲，看一张脸。但风景对眼睛说，你只能在马里兰的地平牧马。

——1965年6月4日于葛底斯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