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中，对于自己过往的历史文化散文写作观做了详尽的表述与深入阐释。王充闾的《事是风云人是月(王充闾读史)》中所收入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历史厚重感和文人气质，把读自然、读诗、读史融为一体，将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隽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寻求一种面向社会、人生的意蕴深度，往往能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里，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和自然景观的鉴赏力与审美感，使其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也会使单调残缺的史迹平添无限的情趣。

王充闾的《事是风云人是月(王充闾读史)》收录了中国当代最著名历史文化散文家王充闾先生在历史文化散文创作方面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作，书稿按文章所涉时间为序，分上下两卷出版，第一卷从上古至唐五代，下卷由宋代至晚清，共一百篇。《事是风云人是月(王充闾读史)》的可读性较强，作者善于利用历代诗词中的历史典故表达自己的历史观点，无论是梳理、提炼历史事件和人物，还是对某历史现象的评说，多能够以史为据，以诗为睛，展现出作者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不凡的视野与见识，其中一些文章的写作又很能够代表作者的写作在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如《神话·诗话·情话》一文的情感流露；《追求》极佳的文采；《圣井与辱井》《洛宾王祠联》二文巧妙的构思；《叩问沧桑》的磅礴气势……书稿的不足在于部分文章观点缺乏新意、引用材料略旧。

作者自序

上卷

人文初祖

大禹原来是苦工

《诗经》一解(外一篇)

吾爱庄子

淹城三说

万古丰碑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关于伯乐的话题

神话·诗话·情话

成功者的劫难

庄王之量

卞和种种(外一篇)

楚材晋用

今古“智囊”

邯郸说赵

黄金台(外一篇)

闲话私谒

门下(外一篇)

欲望的神话

汉高祖还乡

无赖刘三

忍把浮名换钓丝

隐身容易隐心难

文经武纬各千秋

凉山说史

一言为宝(外一篇)

貂蝉趣话

叩问沧桑

“国家不幸诗家幸”

伧父当年笑左思(外一篇)

“清谈”辩

说名道字

追求

圣井与辱井

皖南杂识

解不开的死结

千载心香域外烧

骆宾王祠联

文成公主

三个唐僧

钟馗遭贬

未必人间无好汉

扬州旧事

两个李白

诗卷长留天地

青蝇诗话

“错认颜标”的笑话

求人不求备(外一篇)

劫后遗珠

顿悟

下卷

险棋·妙棋

北宋之失

从无字碑说起

何曾春梦了无痕

自荐与要官

赵家父子可怜虫

好一个书画院长

找准位置

陆游的梦

江山留与后人愁

泉路何人说断肠

流俗多误(外一篇)

谈龙录

耶律家族与医巫闾山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海陵王自毁都城

问世间情是何物

情注河汾

战魔

天骄无奈死神何

权阉肆祸大明

叔侄“捉迷藏”

龙湖之会

杨升庵与《临江仙》词

人生在世，“进退”二字

汤显祖的澳门之旅

笔意喜生

清风一枕南窗卧

崔溥其人其事

努尔哈赤迁都

龙头鼠尾

主子与奴才

情在不能醒

青眼高歌

纳兰心事

灵魂的拷问

山庄里的两对祖孙

一“枉”情深

“老处女”的自嘲

东归本事

用破一生心

李鸿章的六种形象

过犹不及

且与时人话短长

玩偶生涯

情死

有歌有酒春常在

戏鉴人生

酒令丛谈

曾将泪眼望山河

中华民族素有尊宗法祖的传统。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说过：“商周都尊重祖先，当做神看待。儒家思想信仰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体制中，祖先崇拜是核心。”屈原《离骚》一开头，便从祖先谱系说起。可见，祖先崇拜由来很古了。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传，传着传着便转化为神。但中国产的这种神，全都出自真人活体，而且他们都有大功大德于后世。那么，作为首次统一中华民族、开创中华文明、功昭日月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后世子孙自然就景仰有加、热爱无限了。有一个历史传说，颇具典型性——

黄帝到了一百一十八岁高龄，仍然乘车到各地巡视。这一年他来到了现今的河南省，提议采用附近的铜在山下铸一个高一丈三尺的巨鼎，其实，也就是一口硕大的铜锅。目的在于举办一次盛大的庆功宴会，来招待各个部落的酋长。就在巨鼎铸成之时，突然晴天一声霹雳，一条巨大的黄龙垂挂着长须，自天降下。原来是玉皇大帝垂念黄帝的丰功伟业，特意派出黄龙来接他返驾升天。黄帝深情留恋着他所开创的事业和长期同甘共苦的子民，但天命难违，只好睢唯从命，跨上龙背，冉冉归去。

当黄龙飞越陕西桥山时，黎民百姓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一个个频频挥手，痛哭流涕。黄帝深受感动，遂驾龙徐徐下降，殷殷深情告别。人们哪里肯放他去升天，都执意挽留，牵衣顿足，围拢不放。巨龙见势不妙，乘人们低首垂泪之机，驮着黄帝腾空而起。民众赶忙拉拽，结果扯下了黄帝的一块衣襟、一只靴子和随身佩带的宝剑，而黄帝本人则跨龙飞走了。当地民众便把这些衣物封葬于桥山之巅，起冢为陵，封土植树，这就成了今天的黄帝衣冠冢。而其所在地1944年也被更名为黄陵县。

《史记·封禅书》中也有类似记载。究竟是太史公采用了神话传说，还是民间传说演绎了《封禅书》中的记述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黄帝陵就接受祭奠，这从孔子、孟子的谈话中可以得到证实。秦汉以降，已经形成了制度。汉初于桥山西麓建起了轩辕庙。唐代宗大历五年，正式把这种活动列入国家祀典。北宋开宝二年，因沮河水泛滥侵蚀，桥山西麓发生崖塌土崩，威胁庙院安全，地方官员上奏朝廷，由太祖赵匡胤亲降御旨，将轩辕庙迁至东麓，就是现今的所在。文献记载，历朝帝王亲自祭扫黄帝陵共达七十六次，其中明朝十次、清朝二十六次。

千秋万代，黄帝活在人们心中，已经形成凝聚中华民族的一种力量、一种象征。每个中国人都自认是黄帝的子孙，视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并以此为自豪。与此相联系，甚至黄的颜色以及相关事物都跟着沾上了荣光。我们被称为典型的黄种人；我们的文化发源于地质史上的黄土期，我们的老祖宗生活繁衍于黄河沿岸、黄海之滨、黄土高原；地位最尊者黄袍加身，黄鹄比喻贤才高士，黄钟大吕用来形容庄严正大的音乐或者辞章；皇帝的公告叫黄榜，太守衙的正堂叫黄堂，好日子称为黄道吉日，死后的去处则称作黄泉；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时代叫黄金时代，美好完善的境域叫黄金世界，广播电视一天中收听、收视率最高的时间称为黄金时段。

这里有一个黄帝的神格与人格的定位问题。显然，黄帝不是像西方的宙斯神那样由自然神发展来的、无任何历史依据的纯然神话人物。长期以来，他以一个实实在在的部落酋长，而且是华夏民族先祖的身份，作为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而存在。无论他同蚩尤的战争还是与炎帝的战争，都是先民部落之间，或为争夺空间、或为争夺财物而采取的正常的生存手段。

我们且听听儒家祖师爷孔子及其弟子是如何谈论的。《大戴礼·五帝德》记载：孔子弟子宰我向老师发问：黄帝，究竟是人呢，还是神(非人)呢？如果是普通的人，他怎么会活到三百年呢？孔子答曰：三百年的说法是这么来的——当他在世的时候，民众得其利一百年；他死了之后，民众敬畏他的神灵一百年；而后民众承袭、享用他的教化成果一百年。古籍《尸子》还记下了这样～段对话——孔子弟子子贡求教于孔子：远古传说“黄帝四面”，这可信吗？孔子答日：实际的含义是，黄帝选取了合乎自己要求的四个能臣，使他们治理四方，“不计而耕，不约而成”。这就是所说的“四面”。

通过早期儒家这种理性化的解构与诠释，剥去了原始文化罩在黄帝身上神秘的外衣，使我们确认了这一“人文初祖”作为历史人物的真实性。当然，黄帝也并非普通的历史人物，他已经成为一个综合体、一种文化符号，因此，在他身上也必然存在着基于祖先崇拜与民间信仰而高度神化的因素。

在我国，祖先崇拜与神祗信仰，也就是敬祖与祭神的传统，是并肩存在、相辅相成，却又迥然各异的。这两种崇拜形式缘于不同文化系统的碰撞与融合。祖灵是父祖的远古延伸，尊宗法祖，更具有源远流长的中华一统的民族特色。一般地说，奉祀神灵，须借助于中间媒介；而生人与先祖之间，则可以自然亲和，无须仰仗其他媒介的参与。

轩辕黄帝，尽管他在中华民族心目中至高无上，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头号人物，顶尖级的文化英雄，甚或具有古籍中记载的“黄帝四面”的神怪形象，但后世子孙却宁愿让他成为具有“亲缘”关系的可亲可敬的共同祖先，而不想把他推上巍峨高耸的神坛，送进玄之又玄的神仙王国中去，像密尔顿所咏叹的：“一个深不可测的海洋，无边无际，苍苍茫茫，在这里，长度、宽度、高度和时间、空间，都消逝不见。”

1935年，正当祸深寇急，国脉艰危，中华民族面临着存亡绝续的严峻时刻，全国各地各界爱国人士发起祭扫黄帝陵的活动，以号召民众，戮力同心，共赴国难，团结御侮，并规定每年清明节为中华民族扫墓日。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黄帝陵、庙整修一新，并把它列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为“古墓葬第一号”。P4-6

我的读史习惯，或者说对历史的浓烈兴趣，是从小就养成了的。我的祖籍在河北大名府，从前曾是北宋时期的陪都，当时称作北京。千百年来，这里流传下来说书讲古的风俗习惯。父祖辈迁徙到山海关外，也把这个传统带了过来。农闲时节，人们吃过晚饭，聚在场院，一杆旱烟袋，半壶糊米茶，“南朝北国”，讲起来没完。这种日常环境中的耳濡目染，渐渐地培植了我对于历史的深深癖好。一般地说，这种单纯的爱好是先于知识的渴求的。待到入塾、启蒙、求知、问学，接触到的《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左史庄骚，也无往而非史。过去有两句老话，一日“文史不分家”，一日“六经皆史”，都显现出中华民族特殊发达的史学传统。

而历史本身更葆有一种独特的魅力。由于历史人物(比如孔夫子、秦始皇、诸葛亮等)具有一种“原型属性”，经过时间的淘洗和历史的积淀，头上往往罩着神秘而奇异的光环，他们的知名度远非一般虚构人物可比，加之“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朱光潜语)；而历史题材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更具备一般现实题材所欠缺的文体的张力。这一切，都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我，设想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的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奇华异采。数十年来，读史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精神享受、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一种无须选择的自动选择。

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真正地着手探查，里面的文章可就多了。正像人们常说的，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当然，要说简单也很简单，无非一个是人，一个是事。相传波斯王即位时，要史官为他编写一部完整的世界史。几年过后，史书编成了，多达六千卷。年纪已经不轻的皇帝，日夜操劳国事，一直抽不出时间看，没办法，只好让史官加以缩写。经过几年刻苦劳作，缩编的史书完成了，而皇帝已经老迈不堪，连阅读缩写本的精力也没有了，便要史官做进一步的压缩。可是，没等编成，他就已经生命垂危了。史官赶到御榻前，对波斯王说，过去我们把世界史看得太复杂了，其实，说来十分简单，不过是一句话：“他们生了，受了苦，死了。”这九个字，“他们”是人，“生了，受了苦，死了”是事。“事是风云人是月”，可看做是对历史的概括。

那么，月与风云，谁为主从呢？当然月是中心。烘云托月，月占据主导地位。同样，历史也是以人物为中心展开的。历史的张力、魅力与生命力，主要是来源于人物。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许多事件，诚然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空古绝今，撼人心魄，可是，又有哪一桩不是人的作为呢！人的思想，人的实践活动，亦即人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是一切史实中的最基础的事实。历史上，人是目的，人是核心。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命运、人为什么活、怎样活，向来都是史家关注的焦点。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反复多次强调：“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没有人怎会有事？”“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则是永可以存在的。”又说：“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因此我来讲历史人物，特地希望我们要看重人，拿人来做榜样，做我们一个新的刺激。”其实，也不单是历史，在关注人生、人性，关怀人的命运方面，整个人文学科都是相通的：哲学思索命运，历史揭示命运，文学表达命运。

读史，主要是要读人，读人就要读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这也是钱穆先生的话。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读史，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生命叩问。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心灵的参与和介入。它既是今入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勘核，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每个读史的人只要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比证、对照，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然与轻松了。

读心，首先应能设身处地地加以理解。也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去加以察核。如同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戏曲家李渔所说：“凡读古人之书，论前人之事者，盖当略其迹而原其心。”真正做到“遥体人情，悬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钱钟书语)。研究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苛责前人，率意做出评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而后者却是一切治史以及读史者所必不可少的。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指出：“长期以来，史学家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够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而“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其实，“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十分有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前辈判断是非善恶吗”？这里说的不是不应该评判——治史、读史本身就意味着评判，而是如何进行评判，按照什么尺度、采取什么态度加以评判的问题。

我在读人、读心过程中，并不仅仅限定在作为客体对象的历史人物身上，同时也包括作史者——注意研索、体察其作史的心迹。对此，清初著名文学家金圣叹有十分剀切而深刻的体会，他说：“人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

读史，无论是着眼于人还是着眼于事，我都尝试着运用不同的方法。有时是正读，有时是反读；有时是深读，有时是浅读；有时找出多种史籍，对于不同流派、不同观点比较、对照着读，有时带着悬疑、预设一些问题有目的地读。经常着眼于隐蔽在书页后面的潜台词、画外音。研究《周易》者有“变爻”、“变卦”之说，我在读史中也往往注意从历史演变中做出多解、旁解，所谓另具只眼，别有会心。读史，我总是变换着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切入点。或者重视必然，或者关注偶然；或自其变者而观之，或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或者“述远者考之于近”，强调今人的本位，或者侧重理性的审视与客观的评判；或者以宏观视野勾勒出历史之经纬，研讨广阔的社会转型，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更生动、更具体、更富有个性的历史景象上。

其实，这里谈到的许多做法，大多都是承袭前人的馀绪。在读史方面，勤奋的古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千余年来，备受关注。他说：“书之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尽取，但得其所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之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实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似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他还以读《汉书》为例，说：“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货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窍矣。”对此，晚清学者李慈铭予以高度评价，誉之为“读书之良法”。通过实际运用，我也体会到，古人这种“一步一个脚窝”的踏实做法，循序以渐进，约取而实得，尤其值得以快餐式、跳跃式、碎片化的“浅阅读”为满足的浮躁的今人很好地‘汲取与借鉴。当代有的学者认为，“八面受敌法”，事倍功半，是一种“一心一用”的单项读书方法，属于传统的阅读观念。对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

以我个人体验，培根说的“读史使人明智”，确是千古不易的真理。通过读史，使头脑开窍，实现了知识积累，获取了无限丰富的政治智慧、人生智慧。我在阅览史书的同时，总是随读随记，一切有关人物品鉴、人才理论、人生遭际、命运抉择、人性发掘、生命价值、功过得失、事物规律等诸多心得体会，即便是吉光片羽，点滴感悟，无不认真记下；然后，进行分析、排比、归纳、综合，包括对于史实的重新把握；在此基础上，通过古今联想，中外比较，历史哲学的思考，人生智慧的升华，以及对于人物、事件及其演进变迁的认识与感悟，加以联结与组合，最后按照一个个专题用文字整理出来。

这里关键的环节，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设置疑问。“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法国史学家费弗尔语)。问题从哪里来？来自于“春灯走马”般的人物和万花筒样的史境。整个读解、叙述的过程，有如涉足平生未曾寓目的奇途异境，是充满着趣味与快感的。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进，历史进程’中充满了种种悖论与偶然性。有时候，你看它向东逸去，结果却现影于西方；有时候，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有时候，过程奇诡，而兰因絮果却比较寻常。应然而实未然，既在意中又出乎意外，原是历史变迁的常态。

我在《龙墩上的悖论》一书的自序中曾经谈到，我常常透过大量的细节，透过无奇不有的色相，透过它的非理性、不确定性因素，复活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东西，唤醒人类的记忆。发掘那些带有荒谬性、悲剧性、不确定性的异常历史现象；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瞬间、感性、边缘及其意义的开掘。既穿行于枝叶扶疏的史实丛林，又能随时随地抽身而出，借助生命体验与人性反思，去沟通幽渺的时空，而不是靠着一环扣着一环的史料联结；通过生命的体悟，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性与生命价值的考量。就是说，我的读史，有别于史家的或为搜集或为著录或为考订或为诠释的治学方式，而是以文学形式载记个人的有史有论、史论参契的读书心得。而所论也不限于学理上的理性的结论，更多的是会心的体悟、情怀的期待。

2011年1月改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