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赳赳民国》编著者耿立。

这是皇权旁落专制萧索的时代，这是民主和自由的种子落地的时代，这是历史为这个民族淬火的时代，文人星璨，猛将如云，这里既有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的汪精卫周作人胡兰威的脊椎软化的一族，更有张自忠赵登禹血涌于顶的慷慨悲歌之士。

谁能测度出历史深处的人性？谁能测度出历史深处我们应该的良知？对待我们民族流过的血，所受过的浩劫，我们是否有过心悸和反思，是否有过热泪与痛哭？面对民国的那些丰沛的生命，我们如何表达出敬意？

　　《赳赳民国》编著者耿立。

《赳赳民国》是作者以细节挖掘历史，以良知叩问人心，着笔于近代百年各色人物，从赵登禹、张自忠、八百冷娃到汪精卫、梁鸿志、石友三以及胡兰成、周作人等剖面，以雄浑动人的笔触，究根家国离乱之际的人情人性、道义担当。

秋瑾：耀与辱

辛亥年的长调

落日前的凭吊

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

张自忠：悲哉，上将军

遗落的细节

衡阳之战：无法湮灭的悲怆

铁马几曾人梦

何思源：书生意气

文章将军：吴佩孚

非涉风月何关色戒

黄花·夕阳·山外山

临终的眼：萧红

汪精卫：龙种抑或跳蚤

梁鸿志：堕落的快意

三姓家奴石友三

周作人：前世出家今在家

胡兰成：绕不过的肉身

义士墓

远来先生

梁漱溟：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在这平平仄仄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了秋瑾的雄强、反抗与不平，只因你是女性，所以你格外不幸。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几次曾提到自己在夫家的位置和境遇，“直奴仆不如”。尊严，无论男女，平等，无论男女，或者说人性的评定是秋瑾内心的支撑，她看到了遭受了来自各方面惨不忍睹的暴力和人性的扭曲，但她采取了抵抗，对传统，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的抵抗，无论传统的夫权还是清廷的统治。她在信中有“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以常人待我，以常人报之”文辞，面对着奴役，纵然是夫妻间，秋瑾也是采取了不苟且，俗语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虽然是口上的常谈，但内在的精神还在熠熠闪光。传统，纵然是千年，只要是虚伪和不道德，只要是不把人当作人，纵然是父母夫妻和儿女带来的，也要举剑奋力一击。我相信每个人的腔子里都有一股子沸腾的血，特别是处于奴役和怀才未有彰显的时候。而这时，如果能遇到一真心以国士待你的人，你的满腔子的血就会涌顶而出。

敏感如鲁迅先生，白眼和侮辱未必少于陈天华和秋瑾，但鲁迅并没有拔剑起舞，热血相向，而是走向了另一个更加荆棘和坎□的路途，但这个路途难免有看客的尴尬折磨着他提示着他。

我想鲁迅先生后来的文字是洗刷自己作为看客而苟活的心理的，是秋瑾的死，是徐锡麟的悲壮，这些邻家的同学的血酿成了鲁迅心底的苦涩文字的苦涩，也酿成了后来他的“为了忘却的纪念”，那样金石质地的文字。

鲁迅是选择了留下来，在留下来的人中，有秋瑾的同学王时泽。秋瑾在私下曾和王时泽就归与留进行过交流，那是在秋瑾归国行前，对“归否”一问，王的回答是：“甲午之耻未雪，又订辛丑和约。我们来到这里，原为忍辱学。……不必愤激于一时。”

秋瑾不再说话，几天后即束装就道，归国而去。

归国后的秋瑾拟了一封《致王时泽书》，以文字和理性表明了自己的立身处和志向，信文虽不长，却见毅然和断然，大英雄做即做矣，何须缠绵？

吾与君志相若也，而今则君与予异，何始同而终相背乎？虽然，其

异也，适其所以同也。盖君之志则在于忍辱以成其学，而吾则义不受辱

以贻我祖国之羞；然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矣。吾素负气，不能如君等所为，然吾甚望诸君之无忘国耻也。吾归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君交勉之。

走，有走的依据，秋瑾的信坦直地倾泄出自己走的理由，归的目的，大义在肩，她不能不走，再就是作为女子的一份尊荣，她要维护一个女子的尊严。

其实我看重的是信中的这两句话：君我之异，虽表面为负气，内里却有大义存焉，一己的长远之学业与一国的眼前之荣辱，秋瑾无法作长远的利益之选，她的热血无法泼洒到窗明几净的学问里去，她必须和这些学问中人划下一道鸿沟，一道楚河汉界，一边是井水，一边是河水；不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的这句话，如果对比正月间与徐自华在西湖边的对答，已经是一决绝一轻松，此时的秋瑾已经历了许多血和死，9月吴樾弹炸五大臣血殉燕市，11月陈天华的高歌蹈海，我们读到的是秋瑾的救世的热肠，“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

此时的秋瑾正如一把宝剑或者是一把短钺，十年磨成的一剑，还未曾试过如霜的锋芒呢，这剑与刀开始跃跃欲试地呜叫，在墙壁在匣中也在秋瑾的靴筒里，但这刀从靴筒里抽出了，出鞘的刀怎能回返？秋瑾的这一幕，也是鲁迅目睹的一幕，刀插讲台上；我想也许正是此景此情在十年后的发酵，才有了鲁迅的《铸剑》里的热血的文字，那不是冷冰的文字，是叫人热血沸腾的血和号叫，是秋瑾遥远的回响。

秋瑾被砍头枭首的血，也溅到了李忠岳的良知里，让我们还原赋闲的李钟岳，他整日整夜地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两句话，独自一人，有时就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展出来“注视默诵”，这时随默诵而下的是纵横沟壑的老泪，这样的场景一日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秋瑾的血成了威压，李忠岳在良心的自责下，觉得秋瑾死在自己的任内，是自己的耻辱，最后他的投缳解脱离秋瑾被害尚不到百天，“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

一个县官，其清也如此，其穷也如此，似水似冰。环视当时的中国，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有人格底线的县令，是个有耻感的县令。他的投缳，一是愧对秋瑾，再是对清朝之绝望使然。作为一个山东人，李忠岳是受孔孟濡染较深的，从骨髓到肌肤，他有自己的耻辱感和人格底线，死就死了，不愿受辱于官场，但他却赢得了历史的荣耀。

对比李忠岳，那些在晚清官场奔竞，没有底线是非，以皇家的是非为是非的人，却被钉在耻辱柱上。

杀害秋瑾、为大清王朝扑灭星火的功臣张曾扬，非但出人意料地未能加官晋爵，反而无法在浙江巡抚的现职安身，改任江苏，也被当地绅民拒斥。迁就民意的清廷万般无奈，只好再发上谕，将张氏转调山西，其离杭启程时，自知民间结怨已深，恐有风潮，故乘火车赴埠，及由八旗会馆至清泰门外车站，有军队拥护而行，“然沿途之人焚烧锭帛、倒粪道中者，均骂声不绝”。

秋瑾被杀后，当时的舆论界是有道德感是非感的，他们并没有找一替罪狼晚清政府而放水，而是对张曾扬、贵福们进行口诛笔伐的追讨，不依不饶将二人永远涂抹在历史的汗青上。我想到以色列人，也没有简单地把所有的屠犹罪行找一个替罪狼希特勒而偃旗息鼓，而是对所有证据确凿的纳粹凶犯一个也不放过，哪怕只是一个下级官兵也穷追不舍。

我想到了张志新和林昭，那些手上沾满这些女性鲜血的人，有几个怀着自责而自杀？

秋瑾的死和血，硌痛了一些有良知的人，她激怒了这民族久已蛰伏的那良知，一个女人的死使一个民族的男子蒙羞，秋瑾让麻木以惊醒，给踉跄以力气，让无情以热血，给铁石以侧隐，为冥作光，为旱作润，为良知作愤慨。P13-P15

走

到牛杀场，去

喝牛肉汤……

多年了，我为友人朗诵诗歌《透明的夜》的时间地点已经浑然忘却，在前几日的聚会中，友人说还记得当年我朗诵这诗的言语腔调和夸张的举止。在写作《赳赳民国》序言时，脑子里蓦然蹦出的就是：“走／到牛杀场，去／喝牛肉汤……”

毫无来由，毫无端倪，真的是无端地冒出么？其实是艾青这诗歌营造的那气氛正合我写序时胸中的勃郁之气。

我还完整的记得这诗，猛然的第一节只突兀的一行：透明的夜。如梵高画笔下的夜，缠绕旋转而魅惑人，一下子笼罩了你的全身，√尔的前后左右，呼吸与发际，好似都是那夜，连肠道里都是那夜：酒徒的阔笑，狗的吠声，醒的酒坊，野火一样的灯，血的气息，人的嚣喧，泥色的语言，血染的手臂和头颅，火一般的肌肉和里面的痛苦，愤怒和仇恨的力，夜的醒者，醉汉，流浪客，过路的盗，偷牛的贼……，向沉睡的原野哗然走去……这些溅射着火和血的鲜活的形象，动态和语言，是那么生猛鲜活，好像涌动的沸腾的血泼在雪野上，吱吱地冒泡。

这是我记忆的民国的群像，那么生机勃勃又满是苦难的民国，那些民国的人物如黑铁和礁石一样深深锲入黑沉沉的夜，如木刻的版画，把这些灵魂突显出来。

按一般的理解，民国的时间段只短短的38年，从1912到1949。但在人们的心理时间上，这段民国的历史好像很长。

这是皇权旁落专制萧索的时代，这是民主和自由的种子落地的时代，这也是饥馑灾荒连接兵燹烽火四起的时代，这是异族比赛百人斩以中国人的血洗刀的时代。狄更斯《双城记》的话，又一次击中我：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这历史像极了勃兰兑斯在描述19世纪欧洲的流亡作家时说的话：“这些人站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我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之夜，他们的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不继续前一天的工作，又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费力地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拾起来。…‘不得不怀着疑虑继续生活”，是穿长衫把手指咬破的学生在1919年天安门广场面对世界的基本方式，他们的血在热烈中冷凝，在呼喊中分化蜕变，而世界，那冰冷的历史难道真的就是要用血来温热么？随后就有刘和珍君的血再一次洒在历史的广场。人们说“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身食索，以示忏悔”。但对这样的说法，我是怀疑的。我读过《另一个段祺瑞》，段祺瑞的外孙女张乃惠说：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始终没动摇，直到临终。请你们想想，如果是他本人下令开枪杀人，他何必这样做作；他原本就有很重的腿病，却不顾自己的痛苦，长跪不起。

鲁迅曾说这是民国最黑暗的一天，鲁迅的口鼻里是被那血腥所充斥的，但段祺瑞孙女的说法是靠不住的，有人已经考证段祺瑞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悼念大会上，更遑论什么“当众长跪不起”了。

从这件事，我想到作为一个后来者，应该怎样对那些苦难历史进行叙述和还原呢？在劫难过后，我们的民族和历史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和苦难对视，为过往的历史结账？我们是该把苦难作为终点而轻易滑过放过，还是以苦难为起点？想苦难尽快结束，为苦难安放一个温暖的诗意的尾巴，无疑是孱头；从苦难出发，在我们民族心灵里找出苦难的源头，面对苦难，不是与苦难和解，而是最终消灭苦难，在我们民族的记忆里反刍苦难、舔舐苦难、咀嚼苦难，对苦难的制造者一个也不放过，一个也不放水，拒绝合唱、拒绝趋附、拒绝屈从。用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给陀斯妥耶夫斯基写的传记中的话来说就是“从痛苦中产生对痛苦的爱，用痛苦的烈焰温暖着他的时代和人世”。一个作家可以用爱拥抱历史，但不要被爱烧瞎了眼睛，淤塞了心智和理性。我们不是记住仇恨，我们只是追寻那些痛苦的来路，我们拒绝遗忘。

各人进入历史的方式不同，于是，我选择了自己的方式进入民国，直面那些曾经过往的灵魂，不是风花雪月，只想捡拾那些骨头，那些卡住历史喉咙的骨头，那些让对手如鲠在喉吐不出咽不下的骨头。

短短的民国，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是个历史为这个民族淬火的时代。文人星璨，猛将如云，这里既有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的汪精卫周作人胡兰成的脊椎软化的一族，更有张自忠赵登禹血涌于顶的慷慨悲歌之士。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的话，深获吾心：

朋友，为着民族生存，为着人类公理，我千万先烈，死且不惧，区区烈土封侯之虚荣，美妇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恋我辈执笔文人，每觉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酱缸”，肮脏污染之外，一无可取。果尔，则吾人对上述千千万万之烈士圣贤，又何以交代？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彭德怀、黄兴者流的贤人烈士，才能抵消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未尝骗来骗去，而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试溯旧史，辄至感慨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