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尔尼埃编著的《桤木王》运用传统的手法，以时间为线索，讲述了一个名叫阿贝尔·迪弗热的法国人在整个二战期间的经历。作者以犀利的笔触，富于象征的手法，在作品中溶入了自己对世界、对战争、对人性的思考，给读者带来了深刻的思想启迪和强烈的心灵震撼。

《桤木王》以二战为背景，讲述了一个经营汽车修理库的法国人迪弗热在整个二战八年中的经历与感受。作品虽明确以二战为背景，却又完全避开了对战争的正面描写，集中描写的是主人公在此期间的种种直觉、感觉和感受，而且将这一切称之为“征兆”，“征兆”又被刻意处理为一则则寓言，作者正是希图通过这些征兆与寓言，来表现多重、多层次的主题与哲理，表现作者对于人生、人性、历史、战争等的深层思考，具有极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桤木王》由图尔尼埃编著。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轮廓(总序)

“铃兰空地”上的哲人(译本序)

在善恶之间：人性与魔性的交织与倒错

——再读《桤木王》

桤木王

一 阿贝尔·迪弗热用左手写下的文字

二 莱茵河的鸽子

三 极北

四 罗明滕的吃人魔鬼

五 卡尔滕堡的吃人魔鬼

六 承载天体

作者简介

一 阿贝尔·迪弗热用左手写下的文字

要让一个东西有意思，只需久久地望

着它。

——古斯塔夫·福楼拜

1938年1月3日。你是个吃人魔鬼，拉歇尔常这样对我说。一个吃人的魔鬼?就是说一个在时间的黑夜中出现、浑身充满魔力的怪物?对，我相信自己的魔性，我的意思是说那种隐秘的默契，它将我个人的命运与事物的发展深刻地结合起来，并给我的命运以力量，让事物顺应我的命运发展。

我也觉得我是在时间的黑夜中诞生的。世人总是热切地关注死后等待他们的东西，而对自己生前到底是何种模样却毫不在乎，对这一毛病，我向来反感。此世总比彼世强，更何况它很可能掌管着彼世的钥匙。然而我呢，早在一千年前，十万年前，我就已经在世了。当地球还是个在氦天中旋转的火球时，那个使地球燃烧、让地球旋转的灵魂，就是我的灵魂。再说，我出生的年代如此久远而骇人听闻，足以说明我的超然之力：生命与我早就并肩而行，我们是一对如此古老的伴侣，相互间无需特意的爱，只要顺应像世界一般古老的相互适应力，就可互相理解，从不相互拒绝什么。

至于魔性……

首先，何为魔鬼?词源已经有着某种出人意外，令人感到有些惊诧的东西：monstre(魔鬼)一词源自montrer(指示)。所谓魔鬼，就是在集市等场合用手指给人看的东西。因此，一个生物愈有魔性，就愈应该展示。这使我不禁汗毛直竖，因为我只能在黑暗中生活，并坚信我的那伙同类是因为误会了才让我生活，因为他们不知道我。

若要不当魔鬼，必须类同于同类，与同类一致，甚至要与祖先同一形象。或者必须有着使你从此成为一个新种类的第一个链环的后代。因为魔鬼不是自己繁殖的。六条腿的牛犊是活不了的。骡子和江鳕生来就无生育能力，仿佛大自然有意要断绝了一种它认为不合理的实验。而正是在这里，我获得了永恒，因为它使我同时充当了祖先和后代。我与世界一般古老，和世界一样永恒，因此，我只能有被推定的父母和收养的子女。

我重读了这几行字。我叫阿贝尔·迪弗热，在戴尔纳门广场经营一家汽车修理库，因此，我不是个疯子。不过，我刚刚写的这些文字应该以百分之百的严肃态度去对待。那么又怎样呢?那么，未来将担负起其基本的职能，展示——或更确切地说，阐明——上面这几行文字的严肃性。

1938年1月6日。汽车加油站的翼马被霓虹灯光清晰地映照在潮湿而黑暗的天际，一道闪光反射在我的手上，随即消失了。这种带有灰红色彩的闪动以及渗透着此处一切东西的陈旧的油脂味构成了一种令我痛恨的气氛，然而，我却不可告人地耽于这种气氛。如果说我对它已经习以为常，那实在太轻了：它对我来说，就像我床上的温乎劲儿一样熟悉，或像我每日清晨在镜中重新看到的脸庞一样亲切。但是，我之所以左手执着圆珠笔，再次坐在这张白纸前——《用左手写下的文字》的第三页——那是因为我已经认定自己如别人所说，正处于生存的转折点，因为我对这份日记有着某些指望，指望通过它逃脱这家汽车库，摆脱那使我滞留于此，或从某种意义上说，使我难以自拔的种种平庸的忧虑。

一切都是征兆。但是，得有一道耀眼的闪光或一声震耳的呐喊，才能打开我们近视的眼睛，或震击我们发聋的耳朵。打我开始就读于圣克利斯托夫中学以来，我就不断地观察到在我的路上留下痕迹的种种难解的符号，或听到在我耳畔低语的一些模糊不清的言语，然而，我对这一切都丝毫没有领悟到，从中汲取的，只能增添对我为人品德的怀疑，当然，也确实是一种反复显现的证据，说明天空并不是空的。然而，这一线光明，却在昨天最为平庸不过的境况中闪现了，并不停照耀着我的道路。

一次很平常的事故使我在一段时间内无法使唤我的右手。由于一辆汽车的发动机用蓄电池难以启动，我想用曲柄摇上几圈，清除一下发动机油环的污垢。可曲柄出乎我预料，反弹了一下，幸亏没伤着我柔软的手臂，肩膀也还可以使唤。是我的手腕承受了那整个的一击，我觉得清楚地听到了韧带的断裂声。我疼得险些呕吐起来，直到现在，看到眼前这密不透气包扎得鼓鼓的手腕，我还感到那脉搏跳得钻心地疼。只有一只手，在车库自然无法做什么事，于是，我躲进了三楼这个窄小的房间，里面堆放着我的账本和旧报纸。为了让自己的脑子不闲着，我用没有受伤的左手在记事本的一张白纸上信手涂画了几个毫无关联的字。P3-5

时至今日，二十世纪已经落幕十年，对于法国这样一个世界文学版图中堪称数一数二大国的世纪文学，早已很有必要进行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梳理与译介，我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惨淡经营多年，总算做成了F．20丛书七十种。这套书出版后，深得读书界、文化界的重视与喜爱，特别得到了文学创作界的青睐，近年来，国内就有多位著名作家曾向我垂询此套书的“下落”，听说，还有不少法兰西文学之友为了搜全这套绝版书而不惜花高价去淘书……所有这些似乎表明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需求。

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卓越的文学品味与巨大的社会文化积累热情，决定在F·20丛书的基础上，推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值此“译丛”问世之际，兹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轮廓与发展，提供一个简要的勾画与说明，权作为“译丛”的总序。

首先是关于开篇问题。文学史上的“开篇”绝不可能是指最初的一些时辰或最初几个年月，它往往以数年计、十年计．其实就是指文学的初期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开篇与前几个世纪文学的开篇颇不一样，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每个世纪文学的开篇基本上都是一元的，甚至在整个一个世纪，都是由一元化的文学居绝对优势地位，如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文学，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十八世纪的启蒙文学，而十九世纪也是由浪漫主义占有了几乎半个世纪的优势。二十世纪文学不同，从其初期开始，就显示出了多元化的格局：之一，现实主义——自然挟十九世纪后期强大的声势，到这个世纪强盛不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过，就推出了震撼世界的名著，巴比塞的《火线))；之二，人文主义传统在法国本就根深蒂固，进入二十世纪就长出了纪德这一具有强旺生命力的参天大树，而罗曼·罗兰则实际上以其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为法国文学赢得了较早的一份诺贝尔奖的荣耀；之三，现代主义的新潮继象征主义诗歌之后，也发展提升到了新的层面与新的阶段，阿波利奈尔与克洛岱尔都是显赫的弄潮人物。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最初的十年期间，构成了真正百花齐放的盛况，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多源头、多元化的发展定下基本格局。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进入二三十年代，在多元化开局的基础上，开始呈现出了全面的繁荣。其中最令人瞩目的重大文学现象就是小说中心理现实主义质的大发展与心理现代主义的登台展现，前者的重量级的代表人物是莫里亚克，后者辉煌的创业者是普鲁斯特，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划时代意义，构成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第一流的实绩成就，早已获得广泛的世界声誉。而在他们之后，继续沿着心理现代主义道路探索前行的，又有娜塔丽·萨洛特，前呼后应，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脉络，而萨洛特由于其长期以来心理小说实验的新潮性而到二战之后又被划入了”新小说派”的行列。

自二三十年代起，从人文主义传统中，继纪德、罗曼·罗兰之后，又陆续不断涌出一批杰出的传承者，虽然他们都基本上散发出传统入文精神的气息，但在二十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却各有不同的观察、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思考，并以出色的文学创作丰富了这种久远但生命力极为强旺的精神：有的咀嚼古老经典的历史文化并有全新的体验与创见，如尤瑟纳尔；有的以新人文学者的辨析态度审视人生，如莫洛亚；有的在二十世纪人类大大开拓了空间活动的时代，抒写那种空前的“凌绝顶”的新感受，如圣爱克苏贝里；有的在宗教意识形态的框架里，对灵魂与信仰进行了有心理深度的思索，如贝尔纳诺斯；有的在田园牧歌的旧瓶中，装进了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超前性的“新酒”，如吉奥诺；有的承继了卢梭主义并将“绿色崇拜”发展到了极致，如巴赞；有的对二十世纪人常有的那文化上的“双重从属”、“双重依恋”、“双重游离”有了复杂表述，如特洛亚，等等。当然，这些作家各自身上的亮点，往往并不止一个，不止一方面，他们前者呼，后者应，从世纪之初到世纪之末络绎不绝，颇成声势，他们都享用着人类文化天空中这一股长存的人文浩气，有力而优美地搏动着这一股浩气，而他们所采取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方法又往往是古典而雅致的，因此，他们所开阔的一大片文学天空，在法国二十世纪也许算得上是较为清新、健康、纯净的天空。

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现实主义一自然主义，要算是声势浩大、旗帜鲜明的一股潮流了，这个世纪的自然主义文学虽然没有左拉式的大家与《卢贡一马卡尔家族》式的巨著，但有龚古尔学院这样一个长存的组织与龚古尔文学奖这样一个持久的机制，这个组织像是把信众聚集在一起的教堂，这个机制像永远飘扬的一面旗帜，它们激励着自然主义倾向的文学不断发展并保持它在当代法国文学中的强势的存在，从上个世纪初直到今天，每年一度的龚古尔文学奖的颁布一直是文学界的盛事，因此，法国二十世纪凡具有写实倾向的小说佳作，几乎很少不出自龚古尔文学奖，甚至有不止一个倾向颇不相同的作家也曾被列入它的行列，如普鲁斯特与马尔罗，颇显其广容性，但不可否认，写实的艺术风格仍是这一类文学最基本的特征，而时至今日，从这一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佳作名著的数量已经不胜枚举，不断有文学新秀为其输入新鲜血液。“译丛”中将涉及的只是一小部分代表作而已，这反映了现实主义一自然主义一直是法国文学中信众最多、参与者最多的文学潮流，因为，人们对文学更为普遍的期待毕竟是认识世界、认识生活与认识人性，而且径直摹写现实也是文学中相对便捷的一条道路。

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与社会政治关系紧密的是抵抗文学与左翼文学。在三十年代后期，随着法西斯势力在欧洲兴起，法国就产生了反法西斯文学，马尔罗的名作((希望》就是一例，到了四十年代，法国被德国纳粹占领，更产生了抵抗文学。从十九世纪后期普法战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人在实战中都是一败涂地，面对敌人从来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倒是在文学中，却从不缺乏民族抵抗，这就是反映二战题材的抵抗文学，其中有些佳作在战后问世后，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或其他文学奖，如居尔蒂斯、加斯卡尔、梅尔勒莱的作品，构成法国文学的一大实绩，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同类文学相比，要算成就较为突出了。由于从事这类作品写作的作家有些是共产党员作家或左倾作家，如阿拉贡、特丽奥莱，有的本来置身于现实主义一自然主义的潮流中，如居尔蒂斯，有的是并非以文学为终身事业的，如创作了抵抗文学经典名著《海的沉默》的维尔高尔，因而，抵抗文学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类别，在作家队伍的构成上，往往与其他类别存在着较多的重叠。

左翼文学是直接与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连，甚至具有某种程度同一性的文学，特别在二战后，这种文学依托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背景，曾经显得声势特别浩大，它拥有自己的作家队伍，拥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纲领与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一时颇具强大的号召力，除了像阿拉贡这样的耆宿外，原有的文学领域中亦不乏有才之士加入法共，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强制束缚，这股潮流中相当长一个时期里的大量文学作品，能经受时间考验具有艺术生命力的，至今已寥寥无几，作为这股文学潮流的中流砥柱的阿拉贡得到公认的一部作品竟是他后期转向，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圣周风雨录》，而党内的路线斗争又伤害了一些有才能有个性的作家，如罗歇·瓦扬与杜拉斯都曾受到开除出党的处分。及至五六十年代，由于前苏联一连串对东欧的干涉入侵，法共在国内的声望锐降，大批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左翼文学到七八十年代已经是销声匿迹了，最后只成为了法国文学史上最显赫一时，但却没有多少文学实绩值得回味的一种文学。

从二三十年代到四五十年代，马尔罗、萨特、加缪的相继出现与成功，是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头等大事，构成了当代法兰西精神文化的辉煌，他们每一个人都具有非凡的个性魅力与厚重的文学业绩。马尔罗从个人冒险家到传奇的反法西斯英雄再到享誉世界的政治家，以他革命题材的小说与卷帙浩繁的艺术史论著而令举世瞩目；萨特从一个书斋思想者到介入文学的作家再到社会斗士，以其思想深刻的论著与介入文学的作品而拥有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了一代宗师；加缪从来既是一个严肃的思想者，也是一个长期从事过社会实践、具有坚苦卓绝品格的斗士，以其深刻大气具有悲怆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上升到了世界文学的顶峰。

法国当代文学中这三个巨人，虽然各有不同的特色与风采，但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把哲理带给了文学，或者说用文学艺术的经典形式表述了深邃而有亲和力的哲理。这是法国文化人的崇尚与强项，是法国文学传统中一个闪光的高峰，而这三个哲人之所以在全世界范围里具有如此大、如此深远的影响，则是因为他们都紧紧把握着人类的状况、人类的存在条件、人类面对的挑战这样一系列带普遍性与根本性的问题，在哲理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各自提出了富有启迪与召唤意义的宣示，即马尔罗的超越论，萨特的自我选择论与加缪的反抗荒诞论，对于千千万万有文化教养、爱思索的人群来说，都是一道道精神灵光。就这三个巨人的共同特点而言，似乎他们共同组成“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伟大哲入”的一章就可以了，但他们各自的内容丰富，业绩厚重，足以分别构成整整三章，人们难以想象，如果缺了这三章，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会是什么样子。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曾引起了全世界热烈的关注、研究与探讨的另一大片新奇风光，是小说艺术中的新实验，即通称的“新小说”。它基本上是二战后五十年代发轫流行的文学现象，但经常也把早在三十年代即已进行此种新实验的娜塔丽·萨洛特也算上，在六七十年代声势正隆，其主要的作家罗伯一葛利叶、布托、娜塔丽·萨洛特与克洛德‘西蒙均有不俗的创作业绩，到八十年代，其势头渐弱，但二三十年的流行时期，对于这个流派来说就足够在世界范围里造成声势、奠定地位了。由于这个流派在小说的叙述方式、叙述结构上、在对人隐秘心理活动的描写方式上，都对传统的小说艺术有了极大的突破与超越，似乎在二十世纪文学仍以书本与语言文字为传达工具的条件下，一切前卫的小说形式都已经运用到了极致的程度，很少再留下超前运作的空间，加以，这个小说流派的主要作家，几乎都无一不有相当数量的理论文字，对小说艺术的新实验作出了深入的阐述，因此，整个这个流派也就成为欧美文艺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并且以它为基础平台之一，操演起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体系。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克洛德·西蒙，标志着国际上对这个文学流派的认同与“盖棺定论”，也标志着作为一个流派的“善始善终”、“功德圆满”，当然，它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所留下的辙痕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是在一个句号之后，仍将有零星的后继者走这条道路，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索莱尔斯的《女人们》(1983)就是一例。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最后一个具有流派意义的重大文学现象，在我看来，就是新寓言派，早在八十年代末，我个人就曾明确预测，“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法国文学不会再有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流派了，本世纪的文学将以新寓言派作结”。当然，这里所说的“流派”，只不过是指某种创作倾向的相似或相近，由于时代条件不同，二十世纪文学中愈来愈不再存在过去那种具有“结社”性质的流派，而新寓言派只不过是在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现的一批创作倾向有相似之处的作家而已，其中，最为出色、最为著名的有米歇尔·图尔尼埃、勒·克莱齐奥与莫狄亚诺等，而说他们有相似处，就是因为他们都力图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某种哲理寓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都是在为自己精彩而凝练的哲理找到最贴切、最恰当的现实生活形态与艺术表现方式，他们之所以在法国二十世纪的文学中光辉四射，就在于他们以语言的艺术达到了上述两个方面完美的结合，既在思想上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强烈启迪，又在艺术上提供给人以经典文学的美感，如果要说新寓言派的作家与马尔罗、萨特、加缪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上述三位哲入都致力于表述各自独特的中心哲理并力图围绕这个中心建立自己的论说体系，而新寓言派作家则是致力于表现各自色彩纷呈的生活智慧与独特寓意。但不论怎样，新寓言派也再一次证明，在法国文学里一直存在一种永恒的动力，那就是对思想内涵，对隽永哲理，对精神力量的执着追求。

法兰西是一个崇尚个性自由的民族，法国文学遵奉的最高准则是追求创作个性的自由。由此，世界上大多数新的思潮流派、新的艺术风格往往都发源于斯。法国文学领域从来都是各种风格纷竞自由的天地，尤其到了更适于个性化发展的二十世纪，更是如此。因此，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中，卓尔不群、独来独往的才人比比皆是，对于文学史而言，虽然总有分门别类、归纳概括的需要，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难以归类的作家为数实在很多，他们之所以难以归类就在于他们创作个性的独特与张扬，而这，倒又成为了他们的共同点，特别是他们都把自我个性，自我精神，自我状态张扬而毫无顾虑地升华为文学这样一个特色，从拉迪盖、塞利纳、柯莱特，到让·惹内、杜拉斯、萨冈，哪一位的作品中没有一个极为张扬的大写特写的“我”字?这倒使我们有可能在这里姑且把他们统称为“自我个性张扬的才人”。

文学史上的任何归纳都是相对的，由于作家作品都很复杂，具有多种成分与多元基因，往往也就有不止一重从属性，我以上所作的一些粗略的概括归纳、分门别类，仅仅是为了给读者提供参考，便于他们进行梳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