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买书记》；《致友人》；《再致友人》；《代价》；《十年回首》；《邂逅学术》；《王瑶先生杂忆》；《灯火》；《远方》；《雨中》；《忘却》；《母校》；《代课》；《赶会》；《排戏》；《乐音》；《陋室》；《遇合》；《窗下》；《中年》；《一隅》；《铁哥们儿》……《独语(精)》收录了由赵园创作的散文作品。

收在这《独语(精》里的，除一两篇旧作外，均写于一九九三年之后，是这一时期心境的零碎记录。其中一些篇，为香港《联合报》而作的，可由内容与写作态度看出。其他则刊在《中华散文》、《散文与人》、《雨花》、《小说林》、《当代散文》、《上海文化》、《山花》及《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北京日报》等报刊上。《读人》一组，写在最后，原来的想法只在整理一下几年前所作读《世说新语》的札记的，不料将话说远了。这一种随便，确也赖有“散文”提供的便利。

《独语(精》的作者是赵园。

闲话北大(之一)

闲话北大(之二)

书缘(之一)

书缘(之二)

书缘(之三)

买书记(之一)

买书记(之二)

致友人

再致友人

代价

十年回首

邂逅学术

王瑶先生杂忆

灯火

远方

雨中 

忘却

母校

代课

赶会

排戏

乐音

陋室

遇合

窗下

中年(之一)

中年(之二)

一隅

铁哥们儿(之一)

铁哥们儿(之二)

夜话(之一)

夜话(之二)

夜话(之三)

夜话(之四)

乡土(之一)

乡土(之二)

乡土(之三)

乡土(之四)

黄河悠久之旅

看海

重来香港

三进湘西

访岱

读山

城墙随想

冬日

过年

暮春

夏夜

老人(之一)

老人(之二)

“单位”

风铃

“票”影评

出镜

“电脑发烧友”

记梦

经验

闲散的日子

北京的大与深

“京师人海”

京师交游

见闻在京师

读人(一——十一)

读人(十二——二十一)

乏味

从前，有个老头和他的老太婆

后记

话说得远了，再回到“前文革”时期我所在的北大。我还得承认，对新环境的适应不良、自惭等等，多少也因了女孩子在那个年龄难免的虚荣。最初一时，我的那些女伴在我眼里是那样耀目，即使因风气所限，她们不得不将美好的躯体裹在简陋的衣着里，也能令人感觉到美的辐射似的。美而革命，实在是一种幸福。

令我倾倒的还有高班学生。记得曾有一位沈姓女生领我们做操，那自信与干练，就令这一群中学女生羡慕不已。其实她并不美，吸引了我们的，是所谓“风度”。这沈姓女生已不在人世，是“文革”初期自杀的，我并不确知原因。听到这消息时，似乎也并不震惊。只是恍然记起那身姿，怅然了好一阵子。

“浪漫”与“革命”向有宿缘。倘若浪漫而又封闭，“革命”几乎是激情的仅余的出路。我至今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文革”前夕北大校园中躁动不安的气氛。刚进入一年级，我所在的班里就组织了批判小组，靶子是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当时我们叫它“蓝皮文学史”，以区别于那本“破字当头”的红皮文学史)。游先生不可能对此氛围无所感觉，否则他不会在每次课前先将毛主席语录一丝不苟地写在黑板上。也有照旧用了响亮的京腔讲他的宋词元曲，且在李清照的“愁”字上回旋不已的，只是这位先生肯定不知道，他的学生正格外起劲地记笔记，以便备足批判材料。即使已人老境，我也不想说这只是些儿童游戏。当时的我们是十足庄严的，虽然未见得真以为天下兴亡在此一举。

今天的年轻人已不能想象那一代人的话题。其时也如眼下青年的说刘德华、张国荣，有几个时时挂在口头的名字。挂在我们口头的，是一两位年轻而笔势凌厉的批判健将的名字；其中的一位，即后来进了“四人帮”的姚文元。偶尔在晚饭后，有男生找我聊天，谈的无非是这一类的大题目。我们绕着未名湖，有时竟绕着校墙一圈一圈地走——这已在当时的风气之外。但我知道，那话题实在是很革命的。

这是“前文革”时期。充斥在空气中的激情与暗示，令你时时有所期待，对于笼统的“变动”以及具体的“事件”。尤其“事件”。你的期待总不会落空，即使那只是小小的事件。比如某家刊物的封底油画中埋伏着几条反动标语以及人像等等。晚间在寝室里，一伙人仔细研究千方百计找来的这刊物，事件的神秘性令人兴奋不已。这种“期待”此后更被“文革”所鼓励，又被“文革”所消耗。持久的兴奋与期待之后，多半是刻骨的疲惫。到七十年代初下乡插队，心境已一片冷漠。那两年里像是很少读报纸。那地方缺纸，大字报一上墙，就被农民一块块撕下来卷烟抽了。无所期待，也不大有好奇心——除非有关再分配或回城的消息。直到七一年九月那个爆炸性的事件辗转传递到偏僻乡间，才重又具体地感觉到了“政治”。此刻的北京怎么样了？

“前文革”之为“文革”的前奏，或许只有在北京且北大这样的所在，才能令人感知。身处此境，你才相信一切顺理成章，水到渠成。那张大字报正属于你所期待的，虽然你的期待并不这样具体。你等着那终究要来的，你等着有什么炸开那充满虚伪的平静。你等来了。

而我自己却在“等来”之前先已崩溃。这是另一回事，先不去说它。

我不能假惺惺地说我有什么“先觉”。事实是，我体验了那浪漫的“革命”对一个心性柔弱、决无革命气概的女孩的吸引；此后更有对于这种与其说是“革命”无宁说是知识者的“革命想象”的持久迷恋。这似与我的性情不合，但这是真的。还记得一九六四年的“一二·九”，班里开晚会，我请求熄了灯，在黑暗中朗诵了高尔基的《海燕》。“革命”实在是“青春事业”。十几年后重回北大，读现代文学的研究生，由三十年代文学中，读到的就是青春浪漫的“知识分子的革命”，尽管文字粗率，那属于年轻人的热烘烘的气息，是我所曾经熟悉过的。五四则是北大的青春时代，生机淋漓。我一再觉察到北大人保有青春的努力，却相信大校亦如大国，也会衰落的。这样说或如枭鸣，只让人厌恶，不说也罢。P3-5

散文火得令人生疑。

据出版界人士告知：几年前开始的“散文热”仍未过去。鼓舞之余，我会迷惑地想：谁来消费这种“文化”？借一位海上朋友的话说，“在只剩下匆匆浏览，甚至只浏览书名和封面的时代，谁是你期待的读者呢？”

像是又一度出版旺季，俨若八五年情景的重现。但那一回备受宠遇的是学术，这一次当令的则是散文随笔——仅此，已向你提醒了“大众文化”的时代。这是世纪末的繁荣，八五式的浪漫激情早已消退。

散文原是道地的特产。即五四新文学，鲁迅也说过，“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我们眼下虽不便推举哲学家去抗衡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却像是一向不难找出足以匹敌蒙田的散文家。至少自信如此。散文确也是更“平民”的文体。散文将“意义”零碎化之后，使得制造它显得不那么困难、只能是少数哲人的专利；散文将“历史”个人化且片断化之后，让我们有了置身其中的切实感觉，同时自以为插足了史家的神圣领地。散文方便了诸种幻觉的制造，也包括了那位海上朋友所说的你是“作家”的那种幻觉。对后一点，我个人的经验即可证明。在刊出了几篇散文之后，就有人对我使用了这称呼，我因而得知“作家”这名衔比之“学者”更易于领取。

但我们仍然忽略了一个小小的事实：散文很久以来，已沦为“边缘性”文体，或许竟是这文体的骤然繁荣，提醒了知识者向边缘的位移的？你为一下子涌出的大量副刊、为层出不穷的以雅俗共赏(或坦然用了“俗”)为标榜的刊物而写作，你经由这写作，放弃了为“严肃的学术刊物”写作时的自我意识，确认了你的边缘位置。中国知识者从来不难于这一类的确认。何况你会宽慰地告诉自己，文体并非一切！

近一时上海的书展，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京中近几年其热闹足与海上相比的，像是只有降价书市。无从悬揣海上的情形究竟怎样，只知道我自己每走过书店，想到我的书就要和那些乏。人问津的书们挤在一起，先就有了一点失落之感，“失落”之余，仍动手制作——除了这种制作，你又能做什么？你以为你能做什么？如果鞋匠做的鞋子、成衣匠做的衣服也会乏人问津，你又缘何期待你的成品的命运有所不同？

(写到这里，又暗自惊诧于对“行情”的关心。写作学术论文时，是从不在意有几个读者的，这里岂不正有对某种角色、位置的确认？)

尽管出版物的包装一下子豪华得令人目眩(在这一方面像是提前进入了发达社会)，我仍相信这大批量生产的“散文”，会瞬即消失在时间中，我何妨也让自己的文字在时间里稍稍浮游一回？如此这般地想过了之后，就编成了这一册名为“独语”的小书。

一九九五年六月

一九九二、九三之交在香港暂住时，居港的朋友劝我写一点可在当地发表的东西，说经济上不无小补。这实在是切实的建议，其中包含的体贴，我自然是懂得的。那时我已在打点行装准备返京，春节在宾馆里，为排遣寂寞，试着写了几篇，离港时留了下来。久不写这种东西，文字的拙以至心境的枯涩，是自己马上就感到了的。不料那几篇枯燥的文字居然刊了出来，回到北京，也就写了下去。此后又由电脑刺激了写作兴趣，即在做学术的间隙，写点短文以为调剂。写这被人称作“散文”的东西，预先并无凑热闹的一念，不幸偏偏遭遇了“散文热”；待到结集，更不幸又适逢“散文”、“随笔”的被嘲骂。有并不俏皮的俏皮话，说是随便扔个砖头，砸着的准是“散文家”。 只是嘲骂者所写，也仍得归入“散文”或“随笔”——真是可叹也夫。

其实散文的“热”无需特别的理由。我们所生存的，原是“散文时代”。这只要看新诗的命运即可知。我的友人说到“最后的浪漫”：“在这个没有唯美主义的世纪末，浪漫主义者已是真正的古人。”那么“最后的”之外，那种平庸琐屑，日常性，那些个没有激情的白天与夜晚呢，散文岂非最现成的收容之所？

嘲骂者所嘲骂的，还有散文的私人性。这不大有道理。散文一向较之小说“私人”，比诗“平民”。散文之为人所偏爱，又因其为“私人性”提供的包装。散文许诺了你以掺了水的“诗意”装点琐屑平庸，使日常性显出可爱，制造一点为生存所需的有关“美”的幻觉。谁说散文的上述文体策略，不暗示着人类的普遍困境与普遍需求？

收在这集子里的，除一两篇旧作外，均写于一九九三年之后，是这一时期心境的零碎记录。其中一些篇，为香港《联合报》而作的，可由内容与写作态度看出。其他则刊在《中华散文》、《散文与人》、《雨花》、《小说林》、《当代散文》、《上海文化》、《山花》及《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北京日报》等报刊上。《读人》一组，写在最后，原来的想法只在整理一下几年前所作读《世说新语》的札记的，不料将话说远了。这一种随便，确也赖有“散文”提供的便利。

将这一堆老气横秋的文字重读一过，自己也嗅出了其中衰颓的“世纪末”气味。在这方死方生的大时代，即使衰颓着的，也应在生命链上有其位置的吧。这样一想，也就坦然。初用电脑的兴奋已过，写作散文也已意兴阑珊——这倒更因了我的不自信，与散文行情的涨落无关。这“不自信”业已写在散文里，兹不再说。

无论用了怎样的讳饰，印在纸上的，毕竟也是一点生命之痕，自己还是爱惜的。我就把这痕迹留在这里了。

一九九五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