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6月25日，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从北京驱车前往承德(热河)，在承德逗留十个日夜，写下了《帝王之都——热河》一书。这本1931年在瑞典出版的反映北京、热河等地20年代原貌的书籍，不同于他众多的探险和科考类书籍。《帝王之都》一书不仅详细记述了斯文·赫定一行从北京到承德的旅行以及在承德的所见所闻，而且通过收集和翻译大量中外文献资料，将清朝帝王在避暑山庄的生活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斯文·赫定(1865—1952)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这位瑞典著名探险家和地理学家因发现楼兰古城的遗址，令中国人记住了他的名字。1930年6月25日，斯文·赫定从北京驱车前往承德(热河)，在承德逗留十个日夜，写下了《帝王之都——热河》一书。

《帝王之都——热河》不仅详细记述了斯文·赫定一行从北京到承德的旅行以及在承德的所见所闻，而且通过收集和翻译大量中外文献资料，将清朝帝王在避暑山庄的生活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斯文·赫定通过对数据精确的记录和对细节的描写令承德的多座寺庙建筑跃然纸上。书中更配有八十多幅珍贵老照片和四张作者手绘写生图，配合精妙的文字，将承德宗庙这些艺术瑰宝展现在读者面前。

前言 致温森特·本迪克斯

第一章 去往热河之路

第二章 小布达拉宫——普陀宗乘之庙

第三章 土尔扈特部族迁徙

第四章 行宫——须弥福寿之庙

第五章 班禅喇嘛热河之行

第六章 康熙皇帝——热河避暑山庄的缔造者

第七章 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

第八章 马嘎尔尼使团

第九章 皇帝的妃子——香妃

第十章 和珅——一个皇帝的宠臣

第十一章 嘉庆皇帝在热河之死

第十二章 咸丰皇帝在热河之死

第十三章 热河的其他几个庙宇

插图索引

附录

小布达拉宫历经四年修建，于1771年9月竣工。就在此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土尔扈特部族从俄罗斯回到中国。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皇帝在碑文中也提到了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有三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成为修建小布达拉宫的原因，这是其中之一，而这些事件将因小布达拉宫的建造而被人们铭记。乾隆说：“久居俄国的土尔扈特部落也由于宗教的原因迁徙东归。他们整个部族数万人众，在经历了半年多的长途跋涉后回到祖国，恰好在这一时刻前来。”

甚至在行宫的碑文中，乾隆皇帝也提到，这座庙宇修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土尔扈特部族重归大清帝国。

很明显，皇帝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耶稣会士们也对这种说法做了肯定，皇帝把此事列为在他长治久安的统治时期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所以我想，在此追随土尔扈特人的足迹，回顾一下他们穿越亚洲的悲壮之旅，应该并不跑题。

土尔扈特部族是厄鲁特蒙古四大部落之一。17世纪初他们被东部蒙古各部驱逐，被迫离开自己位于青海湖边的草场。1616年他们继续迁徙，来到了乌拉尔河畔。部族首领率领5万个蒙古包的族人，在乌拉尔河与叶姆巴河之间定居下来，并且承认了俄国的统治地位。此后他们继续向伏尔加河下游迁徙。虽然他们表示愿意臣服于俄国，但这都没能阻止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掠夺俄国城市。他们的部族后来在伊犁河畔定居下来，与准噶尔部为邻。

1761年，土尔扈特人的王族后裔——年轻的渥巴锡成为整个部族的汗王。这个部族当时被来自四面八方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民族包围着，但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祖先的信仰，信奉喇嘛教，以拉萨的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部族会派出使节觐见达赖喇嘛，向他奉上贡品。他们长途跋涉去西藏朝圣，遇到大事都要询问达赖的意见，因为他是神佛在世间的化身。这种信仰也是促成土尔扈特人(俄国人称为卡尔梅克人)迁徙的一个重要原因。

德·昆西认为，土尔扈特部族穿越亚洲大草原的民族大迁徙在世界史上是空前的。这个部族从强大的基督教教皇麾下的国家出发，向着最为强大的“异教徒”国度迁徙。如此万众一心，实施决策如此迅速果断，令人感受到一股强大的驱动力，让人不由得联想起那种令北欧寒地旅鼠、燕子和蝗虫一次次踏上神秘的长途迁徙的力量。

接二连三的事件戏剧性地交织在一起，这无论在诗歌还是史籍中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其中既有权力巅峰的个人争斗、战争带来的变幻莫测的命运，也不缺少宗教无法抗拒的力量。能与土尔扈特部族的迁徙相提并论的只有以下这些历史事件：冈比西斯征战埃及之旅、小居鲁士的万人军队出征、罗马与帕提亚人的战争以及拿破仑的莫斯科大撤退。涉及宗教方面，让人不禁想起以色列人穿越荒漠的大迁移。贝利曼在他的《卡尔梅克人的游牧迁徙》中提到，整个部族异口同声地高呼着：“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

世界上没有任何剧院或者银幕能够容纳下这样一部史诗般的巨作。土尔扈特人的东迁令人想起古代的民族大迁移。迁徙历时7个月，在草原和荒漠中迂回跋涉达4000公里。在对部族首领权位不断争夺的背景下，他们每天还要与那些追赶迫害他们的俄国人、哥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巴什基尔人浴血奋战。这个部族中三分之二的人死于饥饿贫困或倒在敌人的刀剑下。这个部族最初有7万户人，总共40万之众。他们带着数百万的家畜，包括骆驼、马、驴、骡子、绵羊和山羊，还有大车、帐篷、食品、家什、武器以及可拆卸的移动神庙，夜以继日地向着期待中的美好国度进发。

渥巴锡可汗和策伯克多尔济是远房表亲。他们都是阿玉奇可汗的后裔。1761年，17岁的渥巴锡登上汗位，当时的俄国正是伊丽莎白女皇统治时期。渥巴锡是一个温和而友善的人，同时他为人公正、骁勇善战。策伯克多尔济则是一个冷酷无情、对权势充满欲望的阴谋家，他认为自己也有王族的血统，至少应该和渥巴锡一样，对土尔扈特部族的汗位拥有同等的权力。于是他策划要推翻自己的表亲。在去往目的地的途中要经过圣彼得堡，在伏尔加河一带他散布一系列谣言，其中有一个是说土尔扈特贵族策划了悬赏暗杀他的阴谋。他假装害怕生命受到威胁，带着65户人家逃往切尔卡斯克。在那里他开始了与圣彼得堡政府的谈判，最后他自己动身前往圣彼得堡。通过一系列诬蔑和谎言，他说服了俄国政府授予土尔扈特部族的扎尔固(相当于管理国家政权机构的八位内阁成员)与渥巴锡可汗同等的权力。扎尔固由俄国政府支付薪水，这样就会依附于俄政府。而策伯克多尔济被选为扎尔固的主席，于是他终于拥有了与渥巴锡平起平坐的权力。

他懂得如何利用机会。回到伏尔加的时候，他受到了渥巴锡和整个部族的欢迎，大家都把他当成恩人。心地善良的可汗丝毫没有察觉到他的背叛。

策伯克多尔济的第一个阴谋就是针对俄国政府的，虽然他们之间刚刚有过秘密合作。他虽然意识到自己在玩火，但这对于他进一步弄权则是必要的。他痛恨没有帮助他登上汗位的俄国，也痛恨占据了他心中权力位置的渥巴锡。那些对他不是轻视就是怀疑的土尔扈特贵族也在他报复之列。现在他要通过沉重的一击向所有的人展开报复，这次行动的规模之大超乎想象，后果也是骇人听闻的。他要带领整个部族离开俄罗斯的土地，由此使伊丽莎白女皇失去对土尔扈特人的统治。他要率领部族去不受女皇管辖的伊犁地区，在那里他们能够在乾隆皇帝的庇护下生活，而皇帝是喇嘛教的支持者与朋友。同时，在这次大迁徙的路途中，他也将有机会除掉渥巴锡可汗。

然而，这样整个部族的突然迁徙怎么能够不被伏尔加河附近的城镇、不被整个俄国知道呢？如果不能证明这次迁徙是神佛及其人间化身的旨意，那又如何能劝说纯朴的土尔扈特人离开原住地、他们的帐篷、草场和伏尔加河畔的平静生活，冒着冬天的酷寒去往一个遥远而未知的目的地呢？

最忠实于策伯克多尔济的人，也几乎是他唯一的亲随，就是土尔扈特的大喇嘛罗布桑坚赞，他是“着喇嘛僧袍者中最狡猾的人”。他个人对迁徙计划很感兴趣，他深信如果能把虔诚的土尔扈特人从基督教沙皇领地带回喇嘛教的国土，他必定会获得达赖喇嘛的赏识。

说服可汗本人并不困难。他是一个随和而容易相信别人的人，同时又是执迷而狂热的喇嘛教徒。这两个阴谋家在规劝可汗时，利用了喇嘛教中一些教义，涉及巨大危险和令人不寒而栗的因果报应，使得渥巴锡可汗只能坚定不移地遵守自己曾经被迫许下的诺言。

他们通过特使事先取回了达赖喇嘛的手谕。达赖喇嘛预言，如果这次迁徙在虎年或者兔年进行将会诸事顺利。根据佛历，1770年是虎年，1771年是兔年。如果他们在1770年秋天开始迁徙，那么他们就能受益于虎的力量和兔的速度。P54-58

斯文·赫定(1865—1952)对于中国人来说或许并不陌生，这位瑞典著名探险家和地理学家因发现楼兰古城的遗址，令中国人记住了他的名字。他的贡献不仅于此，他一生与中国关系密切，曾经多次深入中国西部的沙漠地带和高原地区探险考察，足迹遍布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他所著的书籍《亚洲腹地旅行记》、《我的探险生涯》，是在中国最为人熟知的两部作品。此外，他还著有《穿越喜马拉雅》、《丝绸之路》、《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亚洲腹地旅行之科学成果》等著作，总计51卷。

1930年6月25日，斯文·赫定从北京驱车前往承德(热河)，在承德逗留十个日夜，写下了《帝王之都——热河》一书。这本1931年在瑞典出版的反映北京、热河等地20年代原貌的书籍，不同于他众多的探险和科考类书籍。《帝王之都》一书不仅详细记述了斯文·赫定一行从北京到承德的旅行以及在承德的所见所闻，而且通过收集和翻译大量中外文献资料，将清朝帝王在避暑山庄的生活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正如斯文·赫定在书中所言，他此行承德的目的是复制承德普陀宗乘之庙中的万法归一殿。斯文·赫定曾想将万法归一殿拆卸并移往美国芝加哥，参加在那里举办的博览会，但国民政府经过慎重考虑后表示不能同意。最终，斯文·赫定和他的资助者决定在芝加哥按照1:1的比例复制普陀宗乘之庙内富丽堂皇的金殿——万法归一殿。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亲自绘制图纸，并亲赴美国监督复制品的搭建还原工程。在芝加哥博览会上，万法归一殿的复制品引起了极大轰动。

正因有了这样一个契机，斯文·赫定才得以来到承德这座中国清朝的“皇帝之城”，也正是这次热河之行，孕育了这本精彩的《帝王之都——热河》。

1930年6月28日，来到承德后的第一天，斯文·赫定一行便去往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普陀宗乘之庙。斯文·赫定对参观这座庙宇时的感受有细致的描述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在翻译此书时，还是不禁为书中华丽的辞藻和极尽细节的描写感到惊讶。仅用来形容庙宇气势恢宏、富丽堂皇、精致优雅的词语就有二十多个，足见斯文·赫定在面对这座庙宇时所感受到的震撼以及发自内心的由衷赞叹。斯文·赫定通过对数据精确的记录和对细节的描写，令整座寺庙建筑跃然纸上。书中更配有二十多幅该寺庙的珍贵老照片和四张作者手绘写生图，配合着精妙的文字，将这座艺术瑰宝展现在读者面前。作为当年的欧洲读者，见到这些文字和图片，一定会引发他们的无限遐想吧。

接下来的日子里，斯文·赫定还参观了须弥福寿之庙、伊犁庙(即安远庙)、普乐寺、普宁寺、罗汉堂、殊像寺和溥善寺、溥仁寺(最后两座寺庙书中只提到名字，并没有任何对建筑和内部佛像的描写)。因此，这本书不仅对热河所有寺庙和避暑山庄做了简单的描述，而且作者在书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两座寺庙——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

普陀宗乘之庙是承德众多庙宇中最宏伟的一座，也是斯文·赫定热河之行的目标，而须弥福寿之庙则是外八庙中由皇家建造的最后一座寺庙，因此在技术手法、艺术造诣方面都更加炉火纯青，汉、藏两种风格的建筑也更加完美地融为一体，使得这一以藏式建筑为主体的寺庙显得更加雄浑完美，也更加精致细腻。不过，由于参观须弥福寿之庙(行唁)不是斯文·赫定此行的主旨，因此行宫虽然占据了书中的一个章节，但作者并没有着力描写，只是与其他庙宇一样一笔带过，只怕真正的目的还是要带出后面他想深入探究的历史事件——六世班禅进京。承德外八庙的其他建筑对一个探险家来说也是极具吸引力的，既然千辛万苦来到承德，斯文·赫定是决不会与这些庙宇擦肩而过的，在他的书中也能够找到他的足迹遍布这些寺庙的见证。他似乎对安远庙中的度姆像、普乐寺中的欢喜佛、普宁寺中72尺高的巨型大佛、殊像寺中的大肚弥勒佛有着深刻的印象。这些寺庙和佛像分别在书中第四章和最后一个章节中有大段的细致描写。

斯文·赫定在外八庙中唯独选择了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着重笔墨描写绝非偶然。首先，这两座寺庙的建造都比较晚，它们在建筑手法运用方面更加纯熟，艺术造诣更高，汉式建筑装饰手法和藏式建筑主体被浑然天成地融为一体。其次，它们的建造也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背景，都是仿造西藏两位最高宗教权力人物的宫殿建造的。普陀宗乘之庙仿造达赖喇嘛在拉萨的宫殿布达拉官修建，因而被民间称为小布达拉官。这座寺庙是为了庆祝乾隆皇帝六十寿辰和其母皇太后八十大寿修建的，同时这座庙的修建也见证了史无前例的土尔扈特部族迁徙。须弥福寿之庙的修建则是仿造班禅喇嘛在日喀则的宫殿扎什伦布寺修建，它见证了六世班禅来热河觐见乾隆皇帝、为皇帝庆贺七十大寿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土尔扈特人的回归和六世班禅觐见乾隆皇帝，是清王朝民族统一政策中极为重要的事件，同时，这两个事件也是斯文·赫定感兴趣和熟悉的领域。作为著名的探险家和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多次到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地探险旅行，而这两座寺庙正好为他提供了空间，得以叙述发生在这些地域上的历史事件。

斯文·赫定在书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热河庙宇的欣赏和赞叹之情是溢于言表的。然而对于这些庙宇的未来，他也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之情。在用华丽的辞藻赞美庙宇和建筑的同时，他也一次次地提到琉璃瓦之间的杂草和到处可见的灌木。他还描述了当时庙中所剩无几的喇嘛的落魄情形。

斯文·赫定曾经一直庆幸能够有机会将万法归一殿复制，他甚至认为，复制该建筑是将这一建筑瑰宝最终保存下来的唯一途径。那些为了复制搭建万法归一殿而按照1:比例复制的部件，现在还存有26000多件，保存于斯文·赫定基金会仓库中。而斯文·赫定如果地下有知，看到当年那些凄凉破败的寺庙在原来的土地上光辉熠熠，也会深感欣慰吧。

《帝王之都——热河》一书总共十三章节，其中只有四个章节的叙述方式类似斯文·赫定以往的游记作品，是与这次热河之行紧密相连的。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中国学者，这四个章节的文字是最值得深入研究的。然而，如果全书都采用这种记述方式，对于当时这本书的受众群体——外国读者来说，一定是味同嚼蜡，甚至是晦涩难懂。于是，这本书采取了一个很好的平衡方法，不仅详尽记述了此行热河的所见所闻，细致描写了热河的重要建筑，同时也穿插了围绕着热河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清王朝的重要人物，使得全书生动自然，如同一本清王朝历史的综述。书中涉及了三个发生在清朝时期的重大事件，即土尔扈特东归、班禅喇嘛觐见乾隆皇帝和马嘎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来华，而这三大事件都与热河息息相关，出现在书中并不觉得突兀。斯文·赫定翻译了大量中国史料，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将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这两位对热河影响最为深远的帝王展现在读者面前。为了增加该书的趣味性，斯文·赫定还翻译了中国近代小说中的一些章节，为读者呈现了香妃、和珅、嘉庆、咸丰和慈禧这几位清王朝广为人知的人物。

虽说斯文·赫定是探险家、地理学家，然而通观全书，作者亲身经历的描写不过十分之一，其余的部分都是他根据收集的中外资料整理出来的。不过，本书的一大珍贵之处在于很多中国史料是第一次被译成外文展现在西方人面前，斯文·赫定本人对此也颇为得意。斯文·赫定的确有理由为此感到骄傲，全书大量引用中文史料，而其间出现的翻译偏差也只不过寥寥几处，即使是今天翻译这些资料，能够做到这个程度也十分不易，足见当年斯文·赫定对待科考研究的态度是怎样的认真。

斯文·赫定绝不是第一个被热河这些宏伟的寺庙所吸引的外国人，但像如此不惜笔墨对其详加描写、配上图片和写生图、翻译寺庙碑文、认真探究其修建始末的，他应该算是第一人了。正是《马可·波罗游记》令西方知晓了东方的这个国度，而斯文·赫定的《帝王之都——热河》一书，也必将向西方展开一幅描述热河和中国清朝历史的惟妙惟肖的画卷。但斯文·赫定作为一名西方的旅行家，对清朝政府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方面，尤其是在西藏问题上，在本书中有作者站在自身的立场对其进行的解读，未能反映客观的历史事实，在翻译过程中之所以仍被保留下来，一是为该书的完整性，二是为了让中国的读者了解70年前的西方人是如何误读中国历史的。这也是本书的遗憾之处。

《帝王之都——热河》一书曾被译成多国语言，这次该书在沉寂70多年后，得以从瑞典语直接译成中文版本并呈现在读者面前，有赖于多位独具慧眼的人士对该书的发现和为该书的奔走，以及承德市人民政府和国家清史编委会对翻译工作的重视和支持。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杨迟教授和吴胜钟先生对语言的不吝指教以及多位朋友的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为方便读者查找相关历史资料，对相关热河和清史进行研究，对史料做了还原处理。多数清史资料摘自《清实录》和《钦定热河志》。同时，为方便读者对照斯文·赫定瑞典语版本的翻译情况，书中仍然严格按照瑞典语原文译成白话文，清史资料原文附在注解或附录中。

赵清

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