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祖母是我唯一最亲近的人。我家祖上是官僚地主，家中有土地，分给我的一份由祖母来经管，而我就是这土地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祖母出身自一个中农家庭，人很勤劳，也很能干，她希望我成为一个读书人，于是就把我送到私塾去背四书五经。可我并不是那种老实、死板的孩子，我感到枯燥无味，经常调皮，不好好背，所以经常受到先生的处罚，不是挨打，就是罚跪。
在我16岁那年，祖母拜托我的伯父送我到开封去念中学，打这以后，我便开始了独立生活。
开封二中是我的母校，就在这里开始了我的青年时期。我的心智与活力冲破了幼年的硬茧，开始观察世界，认识世界。记得那时我就被北京大学办的《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上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写的文章所吸引，他们的进步思想从小在我心目中扎了根。当我的母校掀起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也积极地参加进去，从事了反对军阀、反对内战、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宣传和组织农民协会等工作。当时曹靖华同志也在这个学校，他是五四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
民国十年，也就是1921年，我考进了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预科。记得那时校长蔡元培主张兼容并纳，所以北大的教授中各种思想的人都有。但是我所崇拜的和印象最深的还是具有进步思想的先生。
郑奠是我的文法老师。有一次在他的课上，我写了一篇描写私人感隋的小说，他认为可以推荐，于是就交到了鲁迅先生手中。鲁迅先生曾对我这不成熟的第一篇作品提了八点意见，让我修改，并介绍我读《新青年》、《新潮》和文艺期刊《语丝》。
鲁迅先生给我们讲《中国小说史略》课。他为了团结青年学生参加战斗，又办了《莽原》杂志，鼓励同学们写文章投稿。通过几次谈话，我对鲁迅先生有了了解。
一天，我和几个同学走进鲁迅先生家中，看到一向不抽好烟的鲁迅先生，桌子上却放着大包的“船”牌好烟，而且看样子，他已经一连抽了好多支。我们好奇地问他怎么抽这么好的烟了，他充满风趣地回答我们说： “我是在战斗，需要抽好烟。”在以后的谈话中我们才知道，就在昨天，鲁迅先生被章士钊解除了录事的工作，因为他批判了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上的文章，这是被人们称为“老虎”的杂志。
同学们最爱听鲁迅的课。每逢他讲大课，总是座无虚席。他讲课内容丰富，倾向性强，富有战斗性。反动的教育部对他十分注意，经常派人来监视他讲课。记得一次我们正在听课，忽然门开了，进来好几个教育部派来检查课的人。鲁迅先生一看便知这是些什么人，于是他开始眼望天花板在讲台上来回踱步，不说一句话，持续了四五分钟，同学们见此情景也便明白了这些人的来势，“嗤——嗤——”的轰人声在课堂里四起，这些检查大员见势不妙只好开门溜出去了。鲁迅先生看着溜走的人大声说：“还没检查，怎么全走了？”鲁迅先生战斗的姿态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学校办的《新青年》、《新潮》这些杂志上，我还经常被李大钊先生的著作所吸引。例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几篇文章，虽然我开始读时不大懂，但我是越不懂越想读。李大钊先生在学校是图书馆馆长，讲哲学课，他活动量大，虽不经常上课，但常在重要场合作大报告。记得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时，他刚从上海回来，作了一次报告，他谈到在外边经常听到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提起北大，说明北大已在广大群众心目中产生了影响，人民对北大的“大”字是寄予希望的一，希望我们能够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各方面的利益。他的讲话是那样充满了正义感和号召力，使我很受感动。
1926年3月18日，我参加了冲击段祺瑞执政府的学生运动。这次行动中同学们受伤的很多。我虽没受伤，但也丢了帽子和一只鞋。这次事件之后，鲁迅先生离开了北大。李大钊先生也搬到了苏联商务办事处。
我在学校里失去了最好的老师指教，感到十分苦闷，看不清前途。于是我就到苏联商务办事处去找李大钊先生。他当时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了，他告诉我说北京已经无书可读，勉励我南下去参加革命。当时我还差一年毕业。就离开了北大去到上海，结束了我的学生时代。
二、工作、理想与革命
理想是青年人心中的光明，我也在追求这样的光明，我要做一个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家。但是我首先需要有个正式的工作才行。我在上海先后把我在1925至1926年写的小说收集成两个册子《斧背》和《病》出版。我曾把《斧背》寄给鲁迅先生一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一文(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里对《斧背》谈到了他的看法，有批评也有勉励，对我后来的作品起到了指导的作用。
我在开封的一个朋友汪后之来信，让我到他那里在教育厅三科当编辑，我同意了。后来我才知道汪后之是我党河南省宣传部部长。他经常对我进行党的宣传和教育，让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希望我为党的事业献身。在他的帮助下我越发地靠近了党组织。他愿做我的人党介绍人，就这样，在一个晚上，我们到一个小屋开会，墙上挂了一面列宁像，左边挂了镰刀斧头旗，我们五六个人就在这里宣誓，决心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宣誓后马上把列宁像和旗子收起来，又装作谈天的样子。这就是我入党的庄严仪式。我清楚记得那是1926年9月6日。
入党后我为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积极分子去贴标语、散发传单。一次，反动教育厅长的荷包里也发现了传单，使他大吃一惊，但他始终也没查出是谁放的。
第二年，我到上海去泰东图书公司②校订小说。回去后不久，蒋介石开始了“四一二”大屠杀，我跑出来到了武汉，正遇郭沫若在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任副主任。他介绍我在那里办报纸。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里，就写信希望河南党组织给我把关系转到武汉。但汪后之来信批评我不该犯自由主义移动组织，催我回河南。我只好马上回去了。回去后参加了省委主办的刊物《猛进》的编辑工作。P1-5
为纪念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尚钺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中国人民大学于2002年3月29日隆重举行纪念大会。这次大会受到有关各方的高度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骊云同志出席大会。
我校校长纪宝成教授、校党委书记程天权教授、老校长袁宝华同志、老校长李文海教授、史学界著名人士数十人出席了会议。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驻华大使崔镇洙先生、政务参赞赵基柱先生出席了纪念大会。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陈一兵同志主持。
程天权书记和纪宝成校长在讲话中回顾了尚钺同志一生丰富的革命经历和坎坷的治学道路，对尚钺同志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高尚品德，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号召全校师生学习尚钺同志，继承和发扬尚钺同志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刻苦钻研的治学精神，不断开拓进取，追求卓越，在新的世纪为把中国人民大学建成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
崔镇洙大使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尚钺同志为中朝两党、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友谊作出的杰出贡献。尚钺同志1929年在吉林毓文中学任教期间，向中国和朝鲜学生进行革命宣传，被这些学生尊称为“马列主义启蒙老师”。在这些学生中，有金成柱(即金日成)同志。在金日成等朝鲜学生开展反日革命活动受到迫害时，尚钺同志又全力保护过他们。因此，金日成在担任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后，在回首往事时，曾高度赞扬尚钺同志在他成长中的作用。金日成主席称尚钺同志“给我的青年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尚钺同志是他的“真正的好老师”。
何兹全教授、戴逸教授、李文海教授、龚书铎教授等我国史学界著名专家学者先后发言，回忆了尚钺同志革命的一生，以及在新中国历史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杰出贡献。与会者高度评价了尚钺同志的学术贡献，他们认为尚钺同志坚持以辩证唯物史观的观点、方法指导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将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到历史研究之中，从而在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其先驱者的拓荒功绩，是不能泯没的。
尚钺同志20世纪30年代的战友杜润生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李世安教授、尚钺同志的子女代表、历史系教师和学生代表也先后发言，缅怀尚钺同志崇高的共产党人的品格，表示将继承和发扬尚钺同志的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尚钺同志的家属、尚钺同志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吉林毓文中学、宁夏中卫县的代表，以及尚钺同志生前的革命战友、同事、国内史学界专家学者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和清史所师生300余人参加了纪念大会。
尚钺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历史科学的发展奉献了毕业的精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尚钺同志从小就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参加了学生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河南省的学生领袖之一，积极领导河南革命斗争。1921年，他考人北大预科，进入本科后，在英国文学系学习。但是他爱好中国文学，选学了鲁迅先生的课程，并在鲁迅先生指导下，从事文学创作，创办各种刊物，揭露旧社会、宣传新文化和新思想，成为年轻的新文化斗士。
1925年到1926年，他在河南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迎接北伐军。大革命失败后，他在白色恐怖中，于1927年9月光荣加人中国共产党。此后，他领导了河南豫南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担任过工农革命军第四大队第六支队党代表和豫南地区苏维埃主席。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尚钺同志以各种身份从事过地下工作，担任过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满洲省委秘书长等党内重要职务，后到过苏联，在苏联红军第七军政治部第四科工作。国共合作时，由郭沫若同志介绍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中校科长图书资料室主任。后国民党改组第三厅，组成由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委员会。尚钺同志也在文化委员会工作。
1941年，由于与敌人斗争的需要，他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转到教育界工作，从此开始了历史研究的工作。尚钺同志学识渊博，学贯中西。他不仅是学英文出身，而且又爱好文学，从事过文学创作，曾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坛新秀。尚钺同志同时对古文字和训诂学都有很深的研究，得到郭沫若、唐兰、闻一多等古文字和训诂学大师的赞扬。因此他一旦献身历史科学，便得心应手，成就斐然。他曾任云南大学讲师、副教授。1948年担任华北大学二部史地系教授和系主任。1950年，参与筹备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育研究室研究员兼史地组组长，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科的奠基人。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中国历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前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小组”副组长，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首任系主任等职务。尚钺同志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等职务。
在教学上，尚钺同志开设了多门新课程，为新中国历史学科的课程设置的建立和教学内容的编写，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在人才培养上，尚钺同志成绩卓著。他招收了四期历史专业研究生，培养出一批献身于历史科学、具有很高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的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中坚力量，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然活跃在中国的历史学界和文化教育界。
在学术上，他的知识广博、观点新颖、研究精湛、成果丰硕。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在国内外广泛使用，被译成日、俄、波兰等国的文字出版。他的名著《中国通史讲义》(即《尚氏中国古代通史》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是一本创新性的著作。该书把奴隶制和封建制发展演变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为学人称赞。此外他发表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数十篇。他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在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上，提出了“魏晋封建论”以及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论等观点。这些观点开拓了学术新领域，创立了新学派，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尚钺同志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光明磊落的人格。在革命时期，他曾坐过敌人的监牢。但是在敌人的酷刑下，尚钺同志严守党的机密，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新中国成立后，尚钺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中国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泛滥时，他的学术观点受到批判，甚至尚钺同志本人也受到了冲击。从1959年到“文化大革命”，尚钺同志历经坎坷。但是在逆境之中，尚钺同志坚持革命信仰和自己的学术观点，表现了高尚的人品和学品。
尚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严谨治学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非常需要学习尚钺同志的这种革命精神和治学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特为《尚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题词：“学习尚钺，追求卓越。”这句题词，高度概括了尚钺同志的一生及指出了纪念他的意义。老校长袁宝华同志和李文海教授也分别为文集题词，袁宝华同志的题词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家”，李文海教授的题词为“坎坷求真理，沥血育英才”，对尚钺同志的一生做了恰当的评价。
为了纪念尚钺同志，使更多的读者了解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发扬他的高尚风格和治学精神，现将尚钺先生以及亲友、学生相关回忆文字统为一集，日“尚钺先生”，以悼念死者，激励生者。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尚钺先生，在外，是一个忠诚的革命战士，一位严肃的学者，一位敬业的老师。在家，是一位对孩子充满爱的严父、慈父。《尚钺先生(历史回眸)》收入尚钺先生本人的自述，以及亲友、弟子的追忆，搜录大量珍贵历史图片，在文字与光影中勾勒这位杰出革命家与史学家的经历与气质，在回想近八十年学术、社会与革命的往事中触摸那些风云激荡的历史痕迹。
《尚钺先生(历史回眸)》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编写。
《尚钺同志被捕概述》、《我的监狱生活》、《我与金日成元帅少年时代的一段历史关系》、《在满洲省委的日子》、《尚钺同志在重庆、昆明》、《尚钺同志对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的认识》、《尚钺先生与“魏晋封建说”》、《尚钺先生的史学思想》、《尚钺先生的治学精神》、《尚钺先生的史学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编写的《尚钺先生(历史回眸)》收入尚钺先生本人的自述，以及亲友、弟子的追忆，搜录大量珍贵历史图片，在文字与光影中勾勒这位杰出革命家与史学家的经历与气质，在回想近八十年学术、社会与革命的往事中触摸那些风云激荡的历史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