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庭燧与何怡贞，一对伟大的科学伉俪。

刘深编著的《戈与荷——葛庭燧何怡贞传》主要描写葛庭燧先生及其夫人何怡贞教授，但又不光是葛庭燧和何怡贞的事迹，还写出了很多与之相关的科学界人物。《戈与荷——葛庭燧何怡贞传》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是一本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戈与荷——葛庭燧何怡贞传》由刘深编著。

《戈与荷——葛庭燧何怡贞传》讲述了一对物理学家夫妇的世纪传奇故事。

葛庭燧与何怡贞，一对伟大的科学伉俪。

从20世纪30年代末期相识，在超过60年的漫长光阴中，他们成为在科学的陡峭山路上携手登攀的近乎完美无缺的爱侣。这座山峰不仅仪是自然意义上的险峻，它还弥漫着极左政治年代的凄风苦雨。

葛庭燧，优秀的清华学子，以发明“葛氏扭摆”和发现“葛氏峰”而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伟大的金属内耗大师，他的学术贡献被誉为“战后最天才的发明”。

他是“一二·九”运动中的热血青年，他是抗日战争冀中地雷战的幕后英雄之一；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明的一项技术，直接被美军用于收复日军占领下的南洋群岛的侦察。

他是“曼哈顿计划”，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光谱实验室、辐射实验室这些二战中最伟大的科学精英团队中的一员，获得两项专利和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颁发的奖状和奖章。

他因对于金属物理学的杰出贡献而于1999年获得梅尔奖，登上世界材料科学领域的荣誉之巅——那是包括矿物、金属、材料三个科学领域的国际联合学术组织（TMS）的最高奖，这是亚洲科学家首次荣获梅尔奖章。

何怡贞，中国第一代留学美国的物理学女博士之一，出身于“五世翰林”家庭，中国近代妇女解放先驱者王谢长达女士的外孙女、辛亥革命老人何澄之女。

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密歇根火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从事过渡金属的光谱学研究，是标定和发表钇的光谱线从可见光到紫外线之第一人。

她是新中国非晶态物理和金属玻璃研究的开拓者，在国际上率先测定了金属玻璃与晶化有关的完整的内耗峰和晶化的内耗行为，并发现了与金属玻璃转变相关的新型内耗峰。

序

科学救国之梦——写在前面的话

博学多才的学子

 风雨飘摇的时代

 火种的名字与兵戈之梦

 一个辛亥老人的历史背影

 一个智慧家族的科学基因

 清华园里的科学梦

 何怡贞的成长岁月

 漫漫留学之路

 与亲人的越洋通信

 冀中抗日的神秘使命

 战火中的相知相爱

 四封珍贵的情书

 从西南联大到沪上婚礼

大洋彼岸的科学往事

 新婚夫妇的美国梦

 一项军事发明的原始记录

 重返美国的两篇“论文”

 一个学者母亲的育儿笔记

 2S个字

 从伯克利到MIT

 揭开一段尘封的历史

 永垂史册的辐射实验室

 两个中国精英的神秘历史

 挥之不去的原子弹噩梦

 葛庭燧与杨振宁的友情

 一个年轻金属内耗大师的诞生

 伟大科学家和背后的影子

 二十世纪的物理学姊妹花

 陪伴父母的何泽瑛

 祖国的呼唤

以祖国的名义

 阳光如此美丽

 无情的自我否定

 新中国第一次科学寒流

 开创新中国金属内耗研究

 角色中的困惑

 新中国的光谱先驱

 大师的另一种光芒

 颠沛流离的科研生涯

 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旋涡中的命运扁舟

 物理学大师当农民

 科学春天真的来了

 一个人工小岛上的科学梦

 情谊笃厚的学术挚友

 站在金属内耗的巅峰

 中国非晶态物理学术带头人

没有终点的旅途

 隔断四十年的异国友情

 有一种情感穿越时空

 科学大师的风范

 相濡以沫的科学伴侣

 “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生命中最后一道霞光

 人生最后一次远行

 一个世纪才女的完美谢幕

 生命的百尺竿头

作者后记

跋 科学是面向全人类的爱

附录 葛庭燧、何怡贞年表

参考文献

战火中的相知相爱

国难当头归故里

何怡贞怀着对祖国和家人的思念，忧心忡忡地登上了归国的轮船，她从欧洲启程，经香港、上海，回到已经被日军侵占的苏州老家。何怡贞见到了离别六年的父母和弟弟妹妹，此时，王谢长达老人已经在三年前辞世。

国难当头，一家人已无暇共叙天伦之乐。在家里没住几天，日军的铁蹄就踏进了家门。逃难之前，何怡贞记得父亲和三弟匆忙将那些无法带走的珍贵端砚和印章等埋藏起来。

何家的逃难之旅分成两个路线，何怡贞随母亲、三妹泽瑛、两个弟弟和一个姨母逃到光福镇的一个山边，住在一个看坟人提供的草屋里；何怡贞的另外两个弟弟则跟随一个舅舅逃到灵岩山，后来，两兄弟又到光福与家人会合。

何怡贞同家人在农村度过了半年的逃难时光，她后来一直珍藏着一家人在光福镇逃难时的一张合影，照片上的一家人都是普通农民的装束。这期间她一直是穿弟弟的衣服。何家长子何泽明此时刚好放假从日本回国探亲，他带回了一架照相机，在光福山里的草屋中留下了一家人的合影。然而，这并不是一张完整的全家福，泽慧在德国读书，泽涌在浙江大学，父亲也不在他们身边。

正是在那段时光，日军曾下令，让在光福的苏州难民限期返回苏州，何澄给日本驻上海武官原田少将——他当年在日本的同学写了一封求助信，拯救了苏州城的老百姓。

逃难回来，她发现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个皮箱被日本兵用刺刀挑开，邮票、照片、衣服都不见了，她的笔记本和论文被凌乱地扔在院子里。何怡贞晚年曾对那段日子有过伤痛的回忆，她记得日本兵蛮横无理地对待父亲，让这个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才生非常愤懑。

何家后来从苏州到了上海，在租界里偷安一些时日，此时，何澄拒绝了日军让他在伪政权任职的邀请，也婉拒了一些银行家和商人相赠的房屋，他偕家人很快搬到北平。

回到祖国之后的何怡贞收到了在浙江大学读书的弟弟泽涌的一封信：

大姊：你回来了，但别了六年后现在仍不能相见，六年中的变化太大了。你去时东北还未失，但现在不堪想了。你回来很好的，因你晓家中六年来也有很大的变化了。你去时北平还没有宅子，但现北平有很考究的建筑，其他一切变化也都多极了。

今年八月中旬的变化你当也知道了。你回来可帮双亲扛一把担子了。你回来时正当中国极乱的时候，我没有什么送你，我录一段孟子欢迎辞，“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我在这里习化学工程（Chemical Engineering）本打算将来为国家提炼汽油或制造照相底片等工作，因在中国这些都没有的，但天下事的变演将来不知怎样，一切都是茫茫。

很希望你来信，在这里每一封信都是一滴甘露。再谈，祝你们安康！

涌弟谨上

十月十五日浙江西天山

国立浙江大学

1938年秋天，何怡贞随家人从上海来到北平，先在北师大教了几个月物理课程。父亲和司徒雷登是旧交，他们经常一起讨论政治和中美关系。于是，时任燕大校务长的司徒雷登聘请何怡贞到燕京大学任教，诚如葛庭燧与叶企孙是忘年之交，何澄也与叶先生相熟。

他们一家在北平的王大人胡同住下，有一种说法为：此处房产由黄郛所赠。据何泽瑛回忆，何澄于1935前后在北京购得旧王府一处，占地约16亩，位于王大人胡同1号，何澄以其自号命名为“真山园”。

1935年6月10日何泽慧给姐姐的信中提及：“北平的新宅，父亲费了九牛二虎的精力，已将整理完工。据父亲告诉人家说‘这是北平最最头等的上等住宅了！’其如何可想而知！”当时弟弟妹妹们在苏州上学，暑假来北平玩。何怡贞保存着数十张全家人在王大人胡同1号留下的照片和底片，场景有何澄夫妇和兄弟姊妹在大门、二进、院里、花园、客厅、书房打电话、吃点心、看书、赏花、骑车、喂鸽子、逗小狗、玩旱冰鞋……令人眼花缭乱。

1939年秋，何澄又将真山园出卖，暂租住前百户庙18号，至1940年，全家离开北平回到苏州十全街的老宅，同时在上海买了一处房子。

何怡贞在燕京大学教书期间，王大人胡同的家在城里，燕京大学在西直门外，何怡贞在学校和校医金大夫合住于女教工单身宿舍。何怡贞在自己的宽敞卧室里有个很大的梳妆台，三面墙上挂着她获得学位的三所学校的三角旗：

“金陵一九三十止于至善”（1930年金陵女子学院毕业数理系学士）

“Mt.Holyoke”（1933年美国蒙脱霍育克女子大学毕业化学系硕士）

“Michigan”（1937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毕业物理系博士）

“文革”中，她把学位证书的内页撕掉，只留了封皮；毕业论文和三面校旗都悉心地藏了起来，躲过了造反派抄家，搜集、悬挂和终身保留这三个校旗深含着她对这三段求学经历的珍惜和留恋。

在北平的一年时光，是何怡贞的重要人生转折点，在燕大，她遇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这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葛庭燧。这一年，何怡贞的情感波澜起伏，这个大家闺秀不乏追求者，这让她在感情上一度彷徨。

何怡贞对于年轻时代的恋爱经历一直讳莫如深，直到晚年才渐渐有些吐露，这也十分符合她的性格。早在金陵女大读书时，父亲的朋友曾介绍一人来见面，何怡贞索性一言不发，没理他，家人也没有多说什么。在当时，振华女校很多女生高中毕业后就结婚了，大都在20岁左右。

在美国读书期间，也曾有一个华侨追求何怡贞，甚至以殉情相要挟，何怡贞说自己没念完书、没得到学位，不考虑这个问题。她的想法是，优秀的男人很多，来日方长，不能因为恋爱影响了学习。因此，每当假期有同学约她出去玩，如果发现对方意图嗳昧，她就会拒绝同行。

何怡贞之女葛运培从她母亲后来的回忆和一些只言片语的记述中得知，何怡贞在燕大和葛庭燧交往之前，至少还有一个男人曾经闯进她的心扉，此人即是她在美国认识的另一个华侨雷先生，他的亲戚是比利时的外交官，因而想去欧洲发展。他们曾有一段比较密切的书信往来，后来可能因为何怡贞准备到美国而中断了。

1939年7月2日，何怡贞在暑假期间随父母离开北平，先回苏州老家灌木楼住了两个月，然后赴上海。当时，何澄已卖掉了北平王大人胡同1号真山园的房子，通过上海大陆银行行长，在上海买了位于法租界海格路卫乐园23号宅（大陆银行宿舍）一套房子，其余款购得苏州老宅西边附近的网师园。当时住在海格路卫乐园的有何澄、何怡贞、何泽瑛、何泽源以及厨师和司机。此时的何怡贞则在东吴大学物理系任讲师，当时东吴大学的校长是外国人，原来在振华女校教过数理和英文，何泽瑛则在东吴大学读书。

据何怡贞回忆，当时的上海滩乱得一塌糊涂，只有租界稍好，教会和医院比较安静。这种境况使何怡贞更加坚定地打算重返美国深造。她开始和在美国的老师及同学通信，原来那位很赏识她的系主任说“你马上来吧，我给你找个更好的位置。”  1939年7月何怡贞从燕大的离去，使她与葛庭燧两人之间本来就若明若暗的关系遇到了严峻考验，而另一种猜想是：当时只是葛庭燧对美丽的老师的单相思。关于此间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确定，可以从何怡贞的三妹何泽瑛的记忆中找到蛛丝马迹。

据何泽瑛回忆，他们家还在北平住的时候，她未来的姐夫有时往家中打电话给大姐。每当电话打来，泽瑛就会叫道：“狗”又来电话啦！“狗”是“葛”的山东口音，也可看作是一种戏谑发音，这个细节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葛庭燧与何怡贞的交往已经突破了一般的师生关系；其二，何家当时对葛庭燧作为未来女婿并未十分看好，或者说是未置可否，这使人很容易就两人的出身门第之间的差异产生联想。

按何怡贞后来一直的说法，他是个穷大学生。在对于葛庭燧并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何家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何怡贞来说，至少面临这样几个难以说服家人的问题：师生关系；何怡贞大葛庭燧将近三岁；最为致命的是，葛庭燧曾患有肺结核。在当时并未出现针对肺结核特效抗菌素的时代，后一个问题确实是不容忽视的。也可以这样说，何怡贞最终对于葛庭燧的接受与认可，带有非常大的勇气。

P61-66

接到作者寄来的《戈与荷——葛庭燧何怡贞传》后，我不停地看了一遍，用了约一天的时间，我觉得这是一部难得的传记。

《戈与荷》主要描写葛庭燧先生及其夫人何怡贞教授，但又不光是葛庭燧和何怡贞的事迹，还写出了很多与之相关的科学界人物。《戈与荷》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是一本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这册书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出版还有特殊的意义。

葛庭燧曾在清华大学读书、本科毕业，在西南联大教书，解放后清华大学又聘他为教授。不仅如此，该书也写了清华大学的诞生和许许多多与清华大学有关系的人物，比如叶企孙、王明贞、孟昭英、钱三强、何泽慧等等。

作者刘深的文笔很好，可读性很强，同龄人看了感到亲切，后生读后，能了解到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多么不容易，激励他们积极向上。

我和葛庭燧、何怡贞在沈阳共事20余载，朝夕相处，葛先生的爱国敬业、直率的性格，何先生的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对金属所学风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为此，我推荐给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葛庭燧传》，但是与之相关的史料很珍贵，也应成为我国科学发展史的一部分，载入史册。

因而我为之作序。

师昌绪

2010年10月于北京

科学是面向全人类的爱

人物传记是记述人的生平的历史。

历史被单向行驶的时间车轮碾过便成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纵然客观事实只能有一种，并无悬念和模糊可言，但是由于历史人物事件的纷繁复杂，回忆记录保存的完整程度，以及取材角度和写作动机等因素，对历史尤其是人的历史的解读往往有不同的版本。因而历史观往往不可避免地会被打上主观意识的烙印。

每个接触葛先生与何先生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印象和视角，哪怕是零碎的片段和狭义的评判。刘深的这部《戈与荷》第一次详细、完整、系统地记述了两位先生大量的生活史料，以及相关人物和历史事件，并把这两位科学家的生平事迹置于他们生活的那个历史年代的大背景中，让读者了解到的不仅是两位带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家的人生历程，更是跌宕起伏的近代中国科学史的一个缩影。

对于故人的评价，中国人往往习惯“盖棺论定”：本书中记录了国内外业内著名科学家的评语，以及两位先生身边同事、学生和亲人的印象和回忆。这些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给后人对两位大师的了解提供了比较全面的参考依据。作为人微言轻的我，在这里无意也无能力再去评价两位科学前辈的历史地位。但我相信书中提供的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会给读者留有广阔的空间去自由思考，仔细品味和深入探索。

历史不是尘封不变的仅供欣赏的古董。以史为鉴，方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和教训，为现实所用。借写此后记的机会，我觉得更有意义去探讨和思考葛先生与何先生的一生对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尤其是科技工作者的启示。如果把葛先生与何先生算作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科学家，我作为一个刚刚迈入不惑之年的科研工作人员，从学术辈分上算应该是第三代。

我是1997年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获得的博士学位，胡壮麒院士是我的博士导师。胡先生的老师是与葛先生同辈的师昌绪先生。我的同班同学李晓武和张志峰的博士导师正是葛先生的得意高徒王中光先生。作为“海归”的李晓武和张志峰现在在各自的岗位上已经挑起大梁，成为祖国当前科研第一线上的主要生力军。

葛先生与何先生那一代科学家成长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身上融会了东西方教育之精华，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科学的执著追求，至始至终紧紧地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切身的亡国之痛奠定了他们的拳拳报国之心。

他们的人生与国家的命运是荣辱与共的，他们与祖国是始终不离不弃的：在国破家亡的时候，何先生没有选择逃避退缩，毅然放弃欧洲旅行，回到正处在水深火热的祖国。当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渴望科学技术的时候，何先生再一次伴随葛先生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那时葛先生发明扭摆内耗仪才两年多，并已得到同领域权威专家的认可。正在事业蒸蒸日上，最富创造力的时候，葛先生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交给了自己的祖国。

葛先生与荷先生对科学的执著追求和对祖国的赤诚之心，堪称典范楷模。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第二代科学家们继承了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的科学精神，尤其是在那个国际学术交流还处在半开放半封闭状态的时代。

科学研究既需要勇于突破前人的创造性，又要有艰苦细致、踏实严谨的探索求证，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艰巨的工作。科学家为此的付出和牺牲往往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葛先生对周本廉先生说过的“坚持”二字，就是对科学研究执着追求和无比热爱的集中诠释。葛先生在67岁的时候白手起家创建了固体物理研究所，在这个大多数人都已经开始享受安逸的退休生活的年纪，开始了他又一段成果丰硕的科学生涯，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小的时候喜欢看《少年科学画报》，着迷于居里夫人等科学家的故事。那时我曾想将来也要像她一样勤奋努力地工作，为人类做贡献。儿时的天真想法被岁月洗刷的几乎模糊殆尽，直到最近我才知道，我现在的学术导师一加州理工学院教授William A.Goddard III是居里夫人第三代学术传人。我和居里夫人竟然在学术家谱上还有这么点“血缘”关系。这个发现使我猛然回想起了儿时的梦想。我相信，是理想的种子而不是命运机缘带我走向了探索科学的道路。

Willtam A.Goddard III是世界著名的理论化学家，四十几岁就获得美国科学院院士称号。如今七十多岁了还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其余时间几乎都投到了科研的第一线。我还记得我到加州理工的第一年圣诞节前夜还和他开会讨论学术问题的情景。仅2009年，他的署名学术文章就多达60多篇。迄今为止，他发表的学术论文超过了900篇。据统计，他是世界化学领域文章被引用次数最多的99名科学家之一。

无论古今中外，科学家的成功总是与持续不懈的努力分不开的。小时候妈妈常教导我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两句诗就是对这些科学家们一生的最好写照。要做到科学上的“坚持”除了要克服科学本身的挑战性外，还要抵制住各种外来因素的诱惑和干扰，坚持诚实、严谨、脚踏实地的科学态度，不浮夸，不造假，不急功近利。

作为第三代科学家的幸运儿，我们的成长教育中没有受到政治的冲击和阻碍。改革开放下“走出去，请进来”的自由宽松的留学政策，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提供了重新与世界接轨的机遇。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出国留学和学术访问研究已经相当的普遍，这正顺应了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科研越来越走向深入与合作，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不断出现。

在我们国家整体科学水平还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走出国门，开阔眼界，虚心学习，是提高自身科学技术竞争力的捷径。不同国家在共同的科学目标下，通过紧密地合作共享有限的科学人力资源，以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和多赢的目的。除了某些与军事有关的科研还是处于封闭保密状态，大多数的科学研究已真正成为无国界的活动。很多自然科学的研究，包括能源、环境和生物医学等领域，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成为人类探索自然奥妙法则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由美国政府倡导发起，由企业、民间机构和慈善家赞助的“10万强计划”，已经在2010年5月正式签署为中美双边协议。预计未来的四年内，美国将派遣10万名美国留学生到中国留学。中国政府已同意向到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每人提供1万美元奖学金。“留中”的经验将来也会为美国未来的领袖人才提供一块金字招牌。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提高，当今国际国内的科研环境，已经与葛先生与何先生从美国回到祖国之初大为不同。开放与合作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模式。“海归”的潮流已经把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思想带进了国内。还有很多在海外“漂泊”的中国优秀科学家也在不同的科学领域做着卓越的贡献，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与国内开展科技合作交流。

“海漂”的科学家与“海归”一样，在神圣的科学殿堂，在为全人类造福的共同使命驱动下努力奋斗着，这是一种更为广阔的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爱国精神。在这里，葛先生与何先生毕生追求的——对科学的爱和对祖国的爱已经融为一体；毕竟科学的终极使命是造福全人类，而非为某个人或政府服务的工具。

我2007年回国探亲时，拜访了当时97岁高龄的何先生。向她介绍了我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成果后，她向我连说了几遍“向你学习！”何先生的虚怀若谷表现出老一代科学家的风范。何怡贞先生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充满着激动兴奋的表情，这句话令我至今难忘，一直激励着我对科学事业的追求。

《戈与荷》的书名取自书中主人公的姓氏谐音，我认为，“戈”与“荷”可以理解成两种科学精神：“戈”之精神即为不畏险阻，不屈不挠，披荆斩棘，奋勇直前的科学奋斗精神；“荷”之精神即为实事求是，严谨踏实，客观独立，捍卫科学神圣尊严的精神。

当我们享受着日新月异的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奇妙享受的时候，不要忘了那些为科学技术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科学家们，哪怕是一句谢谢和一声喝彩。为了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我真心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到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事业中，把科学前辈的精神和未竟的科学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正确地和平利用科学为全人类造福。

爱科学吧，因为那是一种对全人类的爱。

刘轶

2011年1月1日

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