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主宰这颗星球以来，人类中心说便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各种持有进化论观点的生物学家，对此总是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在人类诞生之前，这颗星球不乏其他的统治者；在这些统治者之前，另有其他的主宰者。所以，对于这颗星球的掌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只是一种在时代更迭下的短期独裁。
“人类是自然界最可恶的独裁者。”这是布雷德先生在环球生物探险的开幕式上向听众所表述的中心观点，“人类占用、消耗了这颗星球上太多的资源，为了一己私利，穷奢极欲，已经成为蔚蓝色星球上最大的杀手。”
这个观点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多数国家表示了抗议和不满，因为他们经济落后，不愿意与发达国家共同承担这个罪名。这种不满情绪的泛滥，进而导致了局面的不可收拾。于是，同大多数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样，布雷德先生免不了成为替罪羔羊。环球生物探险开幕式刚刚结束，他就接到了上层的指令，被调到古生物研究所去了。
这样也好，布雷德先生并没有感到气愤，反倒暗暗庆幸，至少从此以后不必与那些满脑子功利的政务人员打交道了。不管是此前供职的环球科研所，还是国家科教中心，总是摆脱不了吏治的影子。这一点让他愤怒之极。然而，他只是一个研究者，只能在课堂上对他的学生说：“被一群狗屁不通的人指点着研究狗屁不通的事情，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悲剧。”
好在他的学生们都是一些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尚未被完全驯化——按照布雷德先生的观点，确实应当用“驯化”这个词语——他们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见解，还有独立的人格，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地方。学生们对这位满头银发的怪老头极为尊崇仰慕，并不仅仅因为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还因为他那不屈不挠、坚守真理的学者情操。
“我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但我出生于北非沙漠。”布雷德先生教授自我介绍时常用这一套打趣的口吻，这让他的诸多不幸变得有些冷讽的味道，“我的父亲死于战争，这要拜那群战争疯子所赐，我恨不得把他们全部送到绞刑架上。”他看着台下众多学生讶异的目光，笑了一会，才接着说，“这是玩笑，当然，只是玩笑。”
学生们笑成一片，旁听的主管也摇着头苦笑，这个古怪的老家伙，从来都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讽刺的机会。这也难怪，旁人不清楚，可他们心里有数。布雷德先生的妻子原本是一位医生，在研究某种病菌时不幸感染，丢下几岁的儿子遽然离世。这些年来，他一个人忙里忙外，既要照顾年幼的儿子，又要搞科研调查，自然养成了愤世嫉俗的脾气。从他被调到这个研究所里，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在这些年内，他惹出来的麻烦，并不比之前少。不过，最近这个怪老头难得地消停了下来，一连数日，都没有在公共场合露过面。
他接到了一块烫手山芋，这个难题始于一张旧胶片。两个礼拜前，一位国家地质局的官员神神秘秘地找到了他，交给他这张胶片，要他详加推测，写出一份调查报告。这位官员既没有说明报告的主题，也没有说明报告的用处，甚至没有告诉他这张胶片到底是什么东西，仅仅用严肃而审慎的口气告诉他：“这关乎国家命运。”
布雷德先生一开始并没有放在心上，这些话他已经听得够多了。在那些人的眼里，“鹰眼计划”比整个世界的人命都重要。他接过胶片看了几眼，立即发现这张胶片果真非比寻常。以他30多年的教学和实地勘察经验，竟然从未见过类似胶片里的地貌。他甚至分不清楚具体的陆地轮廓和地质构造，更不用说写什么具体的调查报告了。
那位官员隔一天打一次电话，询问布雷德先生的研究情况。布雷德先生很是愤怒，怒气冲冲地说：“一点相关的背景资料都没有，问我要什么报告！”他显得有些气急败坏，因为他不知如何下手，这在他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教授，”那位好脾气的官员名叫林城，“我们只是要你勘察胶片，无关背景资料。”
布雷德先生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强压着怒火反问：“你们不知道我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吗？你们应该把它拿给航天局，或者拿给你们局里的亚当斯，而不是跑到我这里，找一个研究古生物的老头子。”
“先生，”林城细声细气地说，“我们怀疑这张胶片显示的是一种生物。”
布雷德先生的几个学生此前已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可他翻来覆去看了很久，实在无法苟同。“生物？你们还真会异想天开。很抱歉，我帮不了你们。”他讽刺地说。
林城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好吧，那么我晚些时候去你那里取回胶片。”
林城并没有来取胶片，布雷德先生在所里一直等到半夜，也没有等到他的影子。布雷德先生坐在办公室里不停地埋怨“这个家伙真不知道时间的可贵”，又忍不住苦苦思索这张胶片到底代表什么。从拿到胶片的那一刻起，他就先人为主地认为这是某颗星球的奇特地貌，因为这个国家的太空探索计划已经将触角伸到了更多星球，但他查阅了很多资料和讯息，实在找不到相关的线索。他想到了自己的专业，也试图从古生物学的角度分析这张胶片，可同样无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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