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编著的《任时光匆匆流去》记录了一个编辑、出版人“以文会友”办杂志“谈情说爱”当编辑的历历往事，彰显出为他人做嫁衣而不厌苦累更不计名利的高尚风范，他对出版事业的满腔热情，更可从中看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艰难前进步伐。

沈昌文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曾经当过银楼小学徒，出版社校对员，当过社长秘书、主任、副总编、总经理；他曾主持《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他曾策划《万象》杂志 和“书趣文丛”；他就是本文作者，自称为书商的前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先生。在这部文字平白、看似东拉西扯的小书中，他记录了一个编辑、出版人“以文会友”办杂志“谈情说爱”当编辑的历历往事，彰显出为他人做嫁衣而不厌苦累更不计名利的高尚风范，他对出版事业的满腔热情，更可从中看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艰难前进步伐。

出版说明

对上海的怀念（代序）

学习沈昌文先生做事

费老的最后嘱托

汪老的儒行

向后看

柯灵老人与《万象》

荒芜的“荒芜”

关于《中国人学英语》

路是这么走过来的

读出真正的金克木来

清晨的一个电话

陈翰伯的一个意见

编辑与“好事”

陈原的编辑活动

陈原的几句外国话

从陈原的辛酸说起

“品牌”意识首先是原则性

陈原先生

陈著《总编辑断想》后记

界外人读

几十年后的话

最早的地理课本

清理旧物的感想

没有冯老，就没有当年的《读书》杂志

值得怀念的时代和值得怀念的人

少一些精神奴役的创伤

第一本历史教科书

从旧资料中学习

编辑工作的甘苦

人民有读书的自由

给“底气”

上苍的安排

宽容“淘气”

“爱得死脱”

旧时月色

脑后的那根反骨

若干乡谈

罪孽之一

感念闽籍翻译家

“重审”精神

于无意中得之

走老路得新果

文学版图和文化厨房

盛事可再

谁是衣食父母?

七十二·五十五·三

牛虻和虱子

编辑与饮食

北京菜、苦瓜和诗

鲑鱼·洄鱼·鳝鱼

带着臭豆腐去旅行

多吃虫子

吃遍中国

北京小吃

酒中的糟糠之妻

“普京”和“小二”

从食素到主义

王老教我做菜

世界文化视野里的饮食之道

“以食会友”考备

回到“前现代”去

老年时期

想做“三亚”人

不良成性

卫浩世的启示

自愧不如

阿拉伯数码之灾

文化追求

索引小事

《阁楼人语》后记

一头牛的看法

一个错字

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

俞晓群数术著作跋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六辑弁言

买它一本并不冤

一点想法

“看闹猛”小记

历史的转折

到北京去做“醒客”

听听邓丽君吧!

“任时光匆匆流去……”

“束诸高阁”

附：沈昌文谈范用和他那辈出版人

费孝通老人在世时，同《读书》杂志的关系十分密切，但这同我并没多少直接关系。原因很简单，最早的联系人是冯亦代老人，他和费老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经常见面，有事不必我来操心。后来，张冠生兄为费老作了很好的安排，包括多次去郑州讲演，出席《读书》在那里组织的“越秀学术讲座”。到现在为止，我牢记在心并且感到深深遗憾的只有一件事，那是费老亲自同我交待，并且再三说明一定要做好的。他当时用英文对我说这事的重要，我印象尤其深刻。

大约在一九九八年中，当年费老大概是从国家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某日，老人忽然约我一谈，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现在大家都说老人要进行physical exercise，这对老年知识人说来当然重要，可是很少人想到mental exercise对老年人的重要。他把mental exercise翻译为“思想操练”。他希望我把在北京的一部分老人组织起来，经常举行“思想操练”。我当场提了一些名字，他大多赞成。特别是李慎之先生，他们原本就熟。李老听说这消息也高兴，他们后来可能还就此说过一两次。慎之老人后来同我通过电话，觉得这可能是目前老人之间对话的最好形式。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三日，举行了第一次“思想操练”，在华北大酒店。地点是我选的，因为据说那里有不错的苏州菜——想必是费老爱吃的家乡菜。活动经费央请企业家欧阳旭先生资助。我经办这类事情从来有过于谨慎的毛病，不敢邀请传媒，更没有做什么会议记录，还是办《读书》杂志的服务日时的老作风——没有主题，没有主持，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可惜，饶是如此小心翼翼，第一次以后，名声还是张扬开去。出于种种原因，这个“思想操练”不得不停顿。打这以后，同费老见面机会也少了。我想再去请问，人们告我，还是不要去惊动老人家的好。

但是，费老关于mental exercise的恳切教导，至今常在我记忆中。现在关于这活动，只在废纸堆里找到当时的活动安排记录一纸，附印在这里。

P1-2

我今年八十岁，已经到了一切“偃旗息鼓”的时候。蒙老朋友俞晓群先生好意，把我近年写的一些小文章编集成书，在他领导的海豚出版社出版，冠名《八十溯往》。他为此书写了一篇长文，评述我近几十年的业务——编辑出版工作。我看了他的大作十分惶恐，觉得很多地方是我不敢承应的。现在这本小书要在上海书展开展时期上市，他邀约我来上海。这却又滋生了我的另一个感想：我是六十年前从上海去北京学做出版的，现在回顾自己的整个做出版的过程，觉得实在离不开当年上海所受的教育和影响。因此，尽管我现在年迈乏力，哪里都去不动了，但是说要来上海，还是劲头十足。

我是当年上海滩的小工人，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那么，难道上海滩的五花八门的社会，也会给我什么正面的教益吗?会的。下面我用上海话来简单地说说我受到的教育。

受到的第一个教育是知道办事要“落槛”。这用到出版工作上，就是必须事事合乎情理，不能要强行所难。我因为太讲究“落槛”，有时不免要挨先进的革命前辈的“磕”，那也没有办法。第二个教育是学会“轧闹猛”。做出书的人就要学会这个技巧，因为有了“闹猛”，才能有人脉，有稿源。第三个最重要，我只会用宁波话讲——要学会“XIEXIE GA”(我是上海的宁波帮，有时只会讲宁波话)。那意思无非是说，做事要埋头苦干。干出书这一行是“无名英雄”，非得有认真苦干的精神不行。

上面三点，人们一定以为来自上海的商业圈。其实不然。我当年最信服的是我这个小仆欧伺候的地下的共产党人，他们对我这个小工人常常不惜教育。如第三点，那几个在宁波四明山打过游击的地下共产党员就常常用这句宁波话劝我耐心苦学。我在一九四九年前冒着风险在上海霞飞路跟俄国人学俄语，就是源于这个动力。

让我来上海看书展的机会，多想想上海，多学学上海的同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