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罚
念初中时常挨老师打。记忆中，念小学没给老师打过，念高中也没有。可是不知何故，惟独上初中期间动不动就挨一顿。而且不是因为抽烟喝酒或偷东西一类严重问题挨的打，都是因为相当琐碎的小事，例如忘带作业啦和老师顶嘴啦等等。挨打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打嘴巴，或用什么砸脑袋。挨老师打已成为我们(至少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象基本是男生，但女孩子挨打也不是没有。也可能因为我特别自以为了不起才动不动挨打，可我当时——现在另当别论——并非专以讨人嫌为能事的。
我就读的是兵库县芦屋市一所普通的公立初中，环境决不兵荒马乱。如今怎么样我不晓得，而当时没有令人侧目的不良分子，同级生几乎都是像画在画上一样的中产阶级家庭子女，据我所见所闻，没人调皮捣蛋，也没人称王称霸。在那种和平环境中，教师何苦频频出手打人呢？委实匪夷所思。那样子岂不是和战前的兵营没什么两样？
当然不打学生的老师也是有的。不过我想男老师有一多半打人。常有右翼分子说“战后民主主义教育把日本搞完蛋了”——具体指什么我可是全然理解不了。对我来说，“战后民主主义教育”那劳什子压根儿就不存在。
终究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记忆也已相当依稀。但每次回想当时，一次也没有觉得“挨打也算不错”，绝对没有。现在想起仍快快不快，甚至心头火起。
不用说，若那时觉得“挨打也情有可原”，我也不至于如此耿耿于怀。问题是我每次都认为挨打不公平、岂有此理，所以才至今念念不忘。至少我无论如何都没心思访问一次母校。我想这是不幸的，毕竟那所学校给我的难忘的美好回忆也有许许多多。
细想之下，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似乎由于日常性挨老师打而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自那以来，我开始对老师和学校怀有恐惧和厌恶之感，不再感到亲切。人生途中也曾遇到过几位优秀教师，但与他们几乎不曾有过个人接触，横竖上不来那样的心情。这又是一种不幸。
几年前同是兵库县的一所高中发生了校门压死女生的事件。事情诚然荒唐至极，但依我的体验，觉得即使发生那种乱七八糟的事也无足为奇。得知有人甚至辩护说“事件固然不幸，但那位老师教课很认真”，我的心情更加黯淡。这些人大概不知道正是认真这点使得问题愈发严重了。
在电视新闻中看见过两次我上的那所中学。一次看见大地震遇难者的遗体摆在学校院子里，另一次是震灾发生后不久在搭满帐篷的院子里举行毕业典礼的情景。那时我已是四十六岁的小说家，住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城，再不用担心挨老师打了。
可是，较之对遇难者的同情，首先浮上脑海的是在那里挨老师打的令人窒息般的痛苦回忆。对地震遇难者我当然深感悲痛，与此相比，挨老师打的痛苦简直等于零。尽管如此，依然留在身体和心灵上的伤害还是超越了所有的道理和比较，一下子抢先涌上心头，大地震和体罚这两种毫不相关的野蛮暴力在自己的脑袋里重合成了一个场景。
世上也有人提倡“为了教育孩子，体罚是必要的”之说，但我认为那是不正确的。当然，出于善意而无意识地伸手打学生的认真老师也是有的，有时也会带来良好结果，但是，从体罚作为一种认真的方法论开始独立行走时起，它就变成了以世俗权威为依托的卑小的暴力。这也不仅限于学校。日本社会这种卑小的暴力性我已经看得讨厌了，如果可能，我真不想再见第二次。
假话的心脏：在小田原的动物园里看见有人用鱼糕喂海驴，海驴看上去吃得津津有味。
P1-5
想写的正文里也都写了，应该没有什么可特别交待的了，但最后不说两句总好像少点什么，就简单说两句。
这本书里收录的是我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开始在《周刊朝日》连载一年零一个月的随笔。说实话，我不擅长给周刊写连载随笔。十年前同在《周刊朝日》以同一“周刊村上朝日堂”这个专栏名称和同一个安西水丸连载了一年，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迄今为止)。
为什么说不擅长写周刊随笔呢？因为一想到每周每周都要正经写点什么，脑袋就没办法放松。要考虑题材，又有交稿期限，如此一一挂在心上，搞得我无法沉下心写小说。也许是禀性的关系吧，我写小说时不投入全副身心是写不出来的。
不知幸与不幸，去年没有写小说的安排，加上想写的东西积攒不少，心想差不多可以干一场了，于是相隔十载重归旧巢。水丸也痛快地表示愿意画插图。不管怎么说，没了水丸的插图，就无所谓“村上朝日堂”。
原想十年前的连载不会有谁记得了，不料连载刚开始就接到许多来信，热情鼓励我“重开朝日堂开得好”。多谢！说“有人缘”大概不大合适，反正我因此得以快快乐乐地把连载进行到底。本来打算写满一年止笔，但意犹未尽，就延长了一个月。这种情况不是很多的。
我一边写这连载，一边在这一年时间里悄悄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受害者(时期上几乎完全吻合)，采访结果整理成了一本书，名叫《地下》。坦率说来，那方面相当辛苦，“村上朝日堂”这边好像成了保持精神平衡的理想的换气孔。所以，看这些文章的时候，如果你为所在皆是的百无聊赖感到吃惊，思忖这家伙怕是傻瓜，那么就请好意地解释为这不过是村上这个人的派生性一面好了。
不过没准这一面倒是我的本质。
从我个人角度说，这本书可以献给去年夏天死去的我的长寿猫缪斯的在天之灵。收在这里的文章写完几个月后，她静静地中止了呼吸。我和缪斯的相遇十分奇妙。她生后六个月来到我在国分寺的家时，记得我才二十六岁，自己成为小说家的可能性当时根本没有浮出地平线。
自那以来，她基本守在我身边。说风雅也可以，说碰巧也未尝不可——她以其超然而冷静的侧眼定定地注视着我兵荒马乱的人生。至于缪斯看了作何感想，我无由得知。猫的心思实在无法破解。
不管怎样，她始终毫无怨言，一再搬家她也顽强地跟了下来——我要向这只聪明得不可思议的母猫最后简单致以惜别之意：
缪斯在天之灵哟，安息吧！我还得坚持一阵子。
村上春树
一九九七年三月
闲来翻看村上同读者之间的伊妹儿通讯，发现日本读者的提问真是五花八门。有的问有外遇和一夜风流的区别，有的问持续当女孩儿的条件，有的问村上是不是“恋爱至上主义者”以至性欲不强(何苦问人家这个？看来当作家也真不是好玩的！)。而村上对这些提问并不支支吾吾闪烁其辞或虚晃一枪落荒而逃，而大多以村上特有的语气和幽默一一认真回答。例如一个二十六岁的女职员问村上喜欢哪一类型女性，村上说他欣赏“好像没有浆磨过的、款式简洁而有档次、不俗的白色棉质衬衫那样的人”。这个村上式回答倒也不令人费解，但我总想进一步探个究竟，到翻译这本随笔集时，终于如愿以偿了。他在《汉堡的触电式邂逅》一文中明确表示：“我觉得自己不至于为长相端庄的所谓美人型女子怎么动心。相对说来，还是喜欢多少有点破绽的有个性的脸型——有一种气势美。”并进一步交待说：“漫长的人生当中也并非没有电光石火般的戏剧性邂逅。准确说来，有过两次。”至于这两次具体有何作为，我就不想多嘴多舌点破了，还是请读者自己在这本书里慢慢查看为好。
总的说来，村上的日常生活也是相当单调的，毕竟不可能天天有那种电光石火般的艳遇。村上自己也说过：“小说家的一天是极其平凡而单调的玩艺儿。一边‘吭哧吭哧’写稿一边用棉球签掏耳朵的时间里，一天就一忽儿过去了。”不同的是，一般人掏完就完了，而村上却能从中掏出哲学来。他最推崇毛姆的这样一句话：“即使剃刀里也有哲学。”凡事皆有哲学——这是村上一个极为宝贵的人生姿态，这使他在庸常的生活当中脑袋上始终架起高度敏感的天线，可以随时捕捉纵使微乎其微的信息并从中析缕出哲理性。
举个例子。《挪威的森林》走红之后，村上身边发生了好几桩烦心事，致使他心力交瘁，眼见头发一根接一根脱落不止。村上从这种一时性脱发中切切实实感觉到“人生是个充满意外圈套的装置……其基本目的似乎在于总体性平衡。简单说来就是：人生中若有一件美妙事，往下必有一件糟糕事等在那里”(《脱发问题》)。
日本一位教授指出：“村上春树始终在追索日常行为所包含的哲学内涵。这种‘追索’或者‘哲学’构成了其随笔的基石。”也不限于随笔，在小说创作中他同样善于掏取哲理，点铁成金。
与此同时，村上还颇有温情和爱心，这使他的随笔蕴含着一种悲悯性。村上喜欢猫，他养的一只名叫缪斯的猫有个奇怪的习惯，产崽必让村上握住其爪子。“每次阵痛来临要生的时候就‘喵喵’叫着，懒洋洋地歪在我怀里，以仿佛对我诉说什么的神情看我的脸。无奈，我只好说着‘好、好’握住猫爪，猫也当即用肉球紧紧回握一下。”产崽时，“我从后面托着它，握住它的两只前爪。猫时不时回过头，以脉脉含情的眼神盯住我，像是在说‘求你，哪也别去，求你了，……所以从最初阵痛到产下最后一只大约要两个半小时。那时间里我就得一直握住猫爪，与它四目相视”(《长寿猫的秘密·生育篇》)。
当今时代，人与人之间缺乏的不是沟通的手段，而是促成沟通的温情。别看城里人白天活得似乎风风光光，但夜晚永远在完整的公寓套间里做着破碎的梦。因为大部分城里人的生活和精神的质地本身就是支离破碎百无聊赖的。村上的随笔也表现这些，但他以爱心——至少是善意——这条底线将生活碎片串在了一起，使得琐碎无聊的日常行为有了回味的价值。当然，村上也有牢骚也有恼怒也有冷嘲热讽，但大部分都因悲悯而得到化解或升华。可以说，个人性是其随笔的“看点”，哲理性是随笔的基石，悲悯性是其随笔的灵魂。
名为“译者短语”，却越写越长了，抱歉。
林少华
二零零三年盛夏
于东京
《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随笔系列之一，共55篇。内容大致可分为2类，一是对当今某些不正常的和奇特的社会现象提出批评，发出议论，前者如情人旅馆竞相使用怪异名称、主妇裸体做家务等。二是对一些文化现象提出褒贬意见。
该版《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由村上春树和安西水丸合著而成，林少华翻译。
村上春树始终在追索日常行为所包含的哲学内涵。这种“追索”或者“哲学”构成了其随笔的基石。《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是一本他随笔系列中的一本，以善意或者爱提炼了生活中的琐事，包括其电光石火般的艳遇以及他的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