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此三大主义的发表，被认为是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

此后文学改革运动，在中国引起巨大回响。文学革命主张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文章内容也要趋向实际。

侯且岸选编的《文学革命论》通过陈独秀有关“文学革命”的一些文章、书信选辑，为广大青年读者再现了近代文化启蒙历史时期的思想深度与广度。

侯且岸选编的《文学革命论》通过陈独秀有关“文学革命”的一些文章、书信选辑，为广大青年读者再现了近代文化启蒙历史时期的思想深度与广度。为了使年轻人能够读懂独秀、理解独秀，感悟五四新文化，《文学革命论》所收文章和书信的编排完全尊重五四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从“文学革命”的历史切入，进而揭示“思想革命”的深刻内涵，引导大家回归“原典”，从中了解、体味五四学人的文化生活和写作风格。

导读

文章选辑

 国语教育（1904年5月）

 敬告青年（1915年9月）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1915年9月）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1915年12月）

 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

 新青年（1916年9月）

 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1916年12月）

 袁世凯复活（1916年12月）

 再论孔教问题（1917年1月）

 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在北京神州学会讲演（1917年5月）

 道德之概念及其学说之派别（1917年5月）

 近代西洋教育——在天津南开学校演讲（1917年7月）

 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1918年9月）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

 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1919年2月）

 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1920年1月）

 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在武昌文华大学讲演底大纲（1920年2月）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920年4月）

 新教育之精神——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1920年7月）

书信选辑

 答张永言（文学一人口）（1916年2月）

 致胡适信（《新青年》）（1916年8月）

 答沈慎乃（国语）（1916年9月）

 答程师葛（德、智、体）（1916年9月）

 答胡适之（文学革命）（1916年10月）

 致胡适信（改良文学之文）（1916年10月）

 答常乃惠（古文与孔教）（1916年12月）

 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有感（1917年1月）

 致胡适信（《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

 答程演生（国学与国文）（1917年2月）

 再答常乃惠（古文与孔教）（1917年2月）

 答陈丹崖（新文学）（1917年2月）

 答钱玄同（文学改良）（1917年3月）

 答俞颂华（宗教与孔子）（1917年3月）

 答佩剑青年（孔教）（1917年3月）

 答曾毅（文学革命）（1917年4月）

 再答胡适之（文学革命）（1917年5月）

 再答钱玄同（译音）（1917年5月）

 答胡子承（思想革新）（1917年5月）

 答张护兰（文学革命与道德）（1917年5月）

 答刘半农（改良文学）（1917年5月）

 答钱玄同（世界语）（1917年6月）

 答卓鲁（革命问题）（1917年7月）

 答沈藻墀（词章与古文）（1917年7月）

 答钱玄同（应用文改良十三事）（1917年7月）

 答陶孟和（世界语）（1917年8月）

 三答钱玄同（文字符号与小说）（1917年8月）

 答冯维钧（大学预科范文）（1917年8月）

 答易宗夔（论《新青年》之主张）（1918年10月）

 致西流（对民主的感悟）（1940年9月）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1915年12月）

五方风土不同，而思想遂因以各异。世界民族多矣：以人种言，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东西两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请言其大者：

（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

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佳兵为不祥之器；故中土自西汉以来，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堕健斗之风。世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粲，安息为东洋诸民族一贯之精神。斯说也，吾无以易之。

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若比利时，若塞尔维亚，以小抗大，以鲜血争自由，吾料其人之国终不沦亡。其力抗艰难之气骨，东洋民族或目为狂易；但能肖其万一，爱平和尚安息雍容文雅之劣等东洋民族，何至处于今日之被征服地位？

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

（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

西洋民族，自古讫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英、美如此，法、德亦何独不然？尼采如此，康德亦何独不然？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自唯心论言之：人间者，性灵之主体也；自由者，性灵之活动力也。自心理学言之：人间者，意思之主体；自由者，意思之实现力也。自法律言之：人间者，权利之主体；自由者，权利之实行力也。所谓性灵，所谓意思，所谓权利，皆非个人以外之物。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

东洋民族，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至今无以异焉；自酋长政治，进而为封建政治，至今亦无以异焉。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诗曰：“君之宗之。”礼曰：“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宗法社会尊家长，重阶级，故教孝；宗法社会之政治，郊庙典礼，国之大经，国家组织，一如家族，尊元首，重阶级，故教忠。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也。自古忠孝美谈，未尝无可泣可歌之事，然律以今日文明社会之组织，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日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日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日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日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西洋民族之重视法治，不独国政为然，社会家庭，无不如是。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

或谓西俗夫妇非以爱情结合艳称于世者乎？是非深知西洋民族社会之真相者也。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又为一事。恋爱为一切男女之共性；及至夫妇关系，乃法律关系，权利关系，非纯然爱情关系也。约婚之初，各要求其财产而不以为贪；既婚之后，各保有其财产而不以为吝。即上流社会之夫妇，一旦反目，直讼之法庭而无所愧怍。社会亦绝不以此非之。盖其国为法治国，其家庭亦不得不为法治家庭；既为法治家庭，则亲子昆季夫妇，同为受治于法之一人，权利义务之间，自不得以感情之故，而有所损益。亲不责子以权利，遂亦不重视育子之义务。避妊之法，风行欧洲。关妇生活之外无有余赀（同“资”——编者）者，咸以生子为莫大之厄运。不徒中下社会如斯也，英国贵妇人乃以爱犬不爱小儿见称于世，良以重视个人自身之利益，而绝无血统家族之观念；故夫妇问题与产子问题，不啻风马牛相去万里也。若夫东洋民族，夫妇问题，恒由产子问题而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旧律无子，得以出妻。重家族，轻个人，而家庭经济遂蹈危机矣。蓄妾养子之风，初亦缘此而起。亲之养子，子之养亲，为毕生之义务。不孝不慈，皆以为刻薄非人情也。

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绝经济之关系；所谓吾之家庭（My family）者，必其独立生活也；否则必日吾父之家庭（My father’s family）；用语严别，误必遗讥。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虚文炫世，其害滋多！男妇群居，内多诟谇；依赖成性，生产日微；貌为家庭和乐，实则黑幕潜张，而生机日促耳。昆季之间，率为共产，倘不相养，必为世讥。事畜之外，兼及昆季。至简之家，恒有八口。一人之力，曷以肩兹？因此被养之昆季习为游惰，遗害于家庭及社会者亦复不少。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仰食豪门，名流不免。以此富者每轻去其乡里，视戚友若盗贼。社会经济，因以大乱。

凡此种种恶风，皆以伪饰虚文任用感情之故。浅见者自表面论之，每称以虚文感情为重者，为风俗淳厚之征；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受之者习为贪惰，自促其生以弱其群耳。以此为俗，何厚之有？以法治实利为重者，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其结果，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以此为俗，吾则以为淳厚之征也。——即非淳厚也何伤？

原载1915年12月15日《青年杂志》

第一卷第四号，署名：陈独秀

P50-55

高等教育出版社在2007年针对青年学生出版了一套《传世经典随身读》的系列丛书，社会反响很大。在此基础上，2009年又选择了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晏阳初、陈独秀、张元济、梁漱溟、鲁迅等近代文化名人，筛选其在人格修炼、道德塑造方面的文章、著述和讲演稿，分别选编成册，并给予简单注释，附以导读文字，作为近代文化名篇系列编辑出版，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世界中。从19世纪中叶以来，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将在21世纪实现。今天中国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建设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道德伦理文化的不足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中华文化中的刚柔相济、天人相分、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经世致用、生生不息等等宝贵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在今天都是振兴民族精神、树立社会正气的有效良药。

近代文化名篇的这些作者，他们都是有爱国热情、有世界眼光、有深厚文化学术造诣的先行者。通过他们的著作，青年朋友们可以了解到他们在文化思想方面的创造与探索，以及为中华民族复兴作出的重大贡献；读了他们的著作，我们将更加珍惜现在的岁月，努力实现前辈们的理想。不过，也应当理解，任何人都有他自身的历史局限，对于我国思想文化界的前辈也是如此，对此是不可以苛求的。

对于高等教育出版社而言，甘愿冒市场风险出版这样一套丛书，也体现了一种文化责任的担当。在21世纪的今天，中华文化要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或者用一句当下学界都在讲的话——“文化软实力”建设，没有一个远大气魄和开阔胸襟是不行的。要实现鲁迅提出过的目标“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任务重大，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但愿这套书能够得到广大青年的喜爱，是为序。

张岂之

2010年6月12日于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