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鸿仙,光复南京第一功臣。他是一位得到孙中山赞扬,蒋介石表彰,毛泽东肯定的辛亥革命元老。1914年被袁世凯暗杀于上海,时年32岁。1936年根据中山先生遗愿,国葬于南京中山陵东侧。
《碧血共和(范鸿仙传)》以辛亥革命为背景,记述范鸿仙的人生轨迹,再现与反思那个时代中,范鸿仙和许多革命志士仁人参与的众多历史事件。他是一位被湮没的辛亥元老,而与他并肩战斗的于右任、宋教仁、潭人凤、陈其美、柏文尉等,大名都如雷贯耳。一个世纪之后,透过“辛亥风云”,我们依然可以看见他在历史岩桨中的睿智大义,中华民族前进的轨迹因他的鲜血而留下了印记。本书由南京文联签约作家黄慧英编著。
这是一位被湮没于历史尘埃的英烈。与他并肩战斗的于右任、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柏文蔚等,大名都如雷贯耳。他救过陈独秀的命,而蒋介石则是他在上海策动第三次革命时的助手。
他参与了于右任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的笔政,孙中山先生常说“范君一支笔胜十万师”。毛泽东称《民立报》充满了激励人心的材料。
为了进行“革命三策”中的中部革命,范鸿仙等三十三位同志在上海组建了“同盟中部总会”,《民立报》也就成为该会的大本营。大家分头进行,仅仅两个月零十天,武昌大革命就爆发了。其间范鸿仙奔走于长江中下游各地,联络各方,成功策动了南京新军起义。南京光复,经历了异常艰难的曲折反复,范鸿仙在四百余名有功授奖人员中,名列第一。正是南京的光复,奠定了孙中山在南京组建临时政府,出任临时大总统,共和制得以确立。他组建“铁血军”,被公推为总司令,欲彻底推翻清朝统治,因南北议和,范鸿仙以平民身份,重回《民立报》担任主笔兼总理。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奉孙中山之命回上海做讨袁工作……
《碧血共和(范鸿仙传)》以辛亥革命为背景,记述范鸿仙的人生轨迹,再现与反思那个时代中,范鸿仙和许多革命志士仁人参与的众多历史事件。
两千年的政体处于大裂变中,三百年的王朝灰飞烟灭之际,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历史在众多的岔路口张望、哭泣,不知何去何从!一个世纪之后,透过“共和风云”,我们依然可以看见他在历史岔路口的睿智大义,中华民族前进的轨迹因他的鲜血而留下了印记。
《碧血共和(范鸿仙传)》由南京文联签约作家黄慧英编著。
初夏的一个大清早,光启随父亲去三河古镇赶集。他们沿着杭埠河畔向南,一路走来,炎炎夏风越过河畔浓密的柳荫迢递而来,木船载满人与货往来于河道上,船舷边的吃水线隐隐挣扎着被浪沫吞浸,光启看着,呼吸也不自主地紧促起来,仿佛那份沉重已磐石般狠坠心头。
农民在河边架起了翻斗水车,吱吱呀呀挽歌一般吟唱,清清的河水蜿蜒注入稻田。他们沿着河堤来到三河汇聚之处,古镇便到了。三河在过去是叫做鹊渚的,是浮在巢湖里的一块沃洲。彦达领着光启,穿过几条青石铺砌的街道,便到了朝阳门,这就是闻名已久的古战场,史上有名的三河大捷发生地。当年陈玉成与湘军在这里鏖战十昼夜,湘军全军覆没,头领曾国华、李续宾被击毙。朝阳门的城墙便是陈玉成派人拆了一座庙宇上的材料,在四十八小时内建成的。
来到城墙下,墙上的炮眼和嘹望眼清晰可见,决战时所架的八门大炮占据了城墙最高处,依然威风凛凛地俯视着整个小镇。彦达领着儿子登上城墙,光启默默无言,战场依在,故人已逝,他的仰慕对象,少年英雄陈玉成,当年就站在这里,指挥若定,麾军鏖兵,奋勇搏击,痛歼湘军。光启闭目浮想他的容貌,他的英姿:英王眉宇间凝着英气,刀剑一般锋锐,包括自己父亲在内的士兵,在他指挥下,呐喊着冲锋鏖战。光启自己好像也随父亲退回了几十年的时光。
父子两人起身,穿过鹊渚廊桥,河面上泊着灰黄色木船,四角木杆支起平齐的深黑顶子,同绍兴的乌篷船相似而又敞透许多。河上可以看到木桨的舞动;说书讲史的声调缓缓从茶楼里头传出,望月楼食坊的老板娘,拉长了尖脆的声音在叫卖。他们过桥回到镇上,走向飘着香味的土菜馆。
突然,前方传来一阵嘈杂声,夹杂着锣声,一群头顶翎花的清军亲兵押解着一名青年男子走来,那青年双手被反绑着,披散着头发,一件白土布褂子血迹斑斑。人群纷纷闪开让到街道两侧,一名亲兵边敲锣,边声嘶力竭地叫喊:“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那青年走到光启身旁,眼光与光启相撞,光启从他眼中读到了许多内容。突然,那青年挣脱了绳索,紧跑几步,一个箭步跳上桥栏,跃入水中。亲兵呆若木鸡,半晌忽然醒悟过来,纷纷跑向河堤,嚷嚷着向水中开枪,一路追赶而去。
目送亲兵远去,彦达一时无语,光启默然,不知其为何遭追捕。彦达缓缓说道:“怕是维新党呢。”父子俩要了简单饭菜,埋头吃了起来。菜馆内,人们七嘴八舌地在议论着。跑堂的伙计说,朝廷巨额赏金,在缉捕维新余党呢。怕人不信,他言词凿凿,说你们没见朝廷颁布的上谕吗?以十万两赏银缉拿“罪大恶极”的康有为,无论死活,都一体给赏,不求发财的也可以破格升官,总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有人购阅他们的报纸,也要严拿惩办的,大家要小心噢。
另一人接过话头说:“不要想发财了,此人还不知是什么人呢。康有为早逃到了英国租界,英国的一个叫李提什么的传教士在保护他呢。”光启知他所说传教士叫李提摩太,但他不便言明。
有人慢条斯理说道:“此人断不是维新党。”一语惊人,遭到大家追问。这看似斯文的读书人说道:“你们没见他披头散发,这就是维新党和革命党的区别也。维新党只求改良,不会剪发,革命党反满驱逐鞑虏,才会剪发。‘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是顺治帝时颁布的诏令,剪发是不得了的,可是死罪。”一席话说得众人频频点头。
有人叹息:“难怪要反!日子不好过呵,捐税年年见长。光一项米捐,前年是光绪二十五年,每石米捐糟银三分三厘,去年就涨到了四分四厘。吓!最近倒好,又加了整整一钱,每石米要交糟银一钱四分四厘哩,这粮价能不疯涨?”
“此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还是那斯文的读书人摇头晃脑地在自言自语。他因为消息灵通而得意洋洋,“知这一钱米捐是何名目吗?提解户部银库,专供赔款。辛丑和议成,除了割地给洋人,还要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皖省岁派一百万两。每年一百万两哪!哪里来?不从百姓头上来从哪来?”
“啊哟!不光是米捐呀,还有花布税、商税、田房契税、茶税、船税、猪牛税、牙税……数都数不清,真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这日子怎么过哪?”
直到他们父子离开,饭馆中人还在议论纷纷。回家路上,彦达忍不住盘算起来:家中养了两头猪,要交多少猪牛税;种了三分地的茶,要交多少茶税;再加增加的米捐……
光启一直闭口不语,似在深思。临到家门口时,他郑重地向父亲提出来:“爹,我决定不再去私塾读书了。”
彦达惊异地问:“这是为什么?再过年余,就可去参加童子试。以你的才华,中个秀才不成问题。”
“我不能再让全家为我辛劳了。我可以自己读书,我也不准备去考这劳什子功名了,这种朽腐的功名不要也罢。”
父亲说:“全家节衣缩食供你读书,求得功名,解脱贫困在其次,主要对你多年来苦读也有个交代嘛!”
光启默默无言,半晌才回答说:“爹,相信我,我在家读书也能通过科考。”
清朝的科举程序是,不论身份和年龄,一律都得经过童试,童试分县、府、省三级的考试,省级院试过关,就得了秀才的功名了,国家要给秀才免掉家庭中的税赋,还要给予资助。文人十年寒窗苦,有的甚至皓首穷经,为的是由州府试成为秀才,由秋闱乡试成为举人,由春闱会试成为进士,再由殿试而成为三鼎甲与翰林,这既是士子们的心愿,也是家庭、亲友的期待。光启痛恨这个封建专制、腐败无能的王朝,他又如何会去图此虚名呢?但是,事父至孝的光启,又如何能违抗光宗耀祖、解脱贫困的父命呢?
光启离开学堂后,每天下田劳作,但仍手不释卷,天天苦读到深夜。长年累月,便成为一饱学之士。他时常为乡亲撰写书信、春联,乃至诉状。他的诉状文笔犀利,所向披靡,名气渐渐在方圆百里传播了开来。P10-12
一
《碧血共和》是记述革命烈士范鸿仙对辛亥革命的杰出贡献,以及为民主共和而牺牲流血的故事,这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真实历史,更是一部历史文学。我说它是文学作品,读者可以去体会;我说它是真实历史,书中的故事,绝非向壁虚构。用文学的笔法,写出正确的史事,所以我说它是历史文学。这是我读了黄慧英女士这部著作原稿——《碧血共和》的初步印象。
二
首先值得欣赏的,是《碧血共和》这本书,有新史料和新事物的发现,对我1996年出版的《范鸿仙年谱》有了很大的补充。我在编写范氏年谱时,曾经遇到一些难题,未能解泱,而在《碧血共和》这本书中,有了答案。例如1910年之初,上海《民吁日报》被查封后,范氏闲居沪滨,百无聊赖;复以广州新军之役失败,深感“冬气森严,万汇枯寂,搔首问天,埋忧天地”。在此消沉悲观的气氛下,一日披阅《中国公报》,见有自署“荪楼”者,读其文雅爱其为人,旋即往谒,一见如故,纵谈之后,大为兴奋。使范氏对革命前途悲观的心情,为之一变。为何有此一变?原来是从“荪楼”的口中,得知宋教仁其人有如“诸葛亮”之足智多谋,给革命带来新希望。谈话内容虽未披露,但可断定所谈的就是宋氏“革命三策”也。而其中的“中策”(中部革命),即为范和宋等不久以后共同致力的目标,因有武昌大革命的爆发,便是这一策略的效应。追根究底,范、宋两人的结合,缘于“荪楼”的一篇文章。“荪楼”何人?我曾费了一番工夫去寻找,有如“大海捞针”。结果被《碧血共和》的作者黄女士“捞”到了。“荪楼”其人,原来是宋氏的同窗好友瞿方书。说起来也很简单,这个“针”是从网路上“捞”到的。正如孙中山所说的:“知难行易。”
三
根据《碧血共和》的记述,早在1908年范氏就和胡适提倡白话文了。为了有效宣传革命,范氏对白话文非常重视,1908年7月28日,上海有《国民白话报》的发行,这是范氏和几位皖籍革命党人创办的一种日报。同年10月5日改为旬刊,名日《安徽白话报》。黄女士在安徽博物馆找到了这份报纸,第一期就发现刊有笔名“适之”的《论承继之非理》一文。循此线索,去查证胡适的资料——《胡适留学日记》,果然大有发现,胡在1915年2月22日的《日记》中有如此一段之记述:“《民国报》(按此报应为1914年5月10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所创办之《民国》杂志,居正为发行人,胡汉民为总编辑)第六号来,中有近来政府所暗杀及捕杀之民党若干人之遗像,其一人乃吾友范鸿仙(光启)也。戊申(1908)余(胡)在上海时,李辛白、李警众及鸿仙创《安徽白话报》,余始识鸿仙。——去年(1914)居上海,有贼数人夜攻其居,君身受四创而死。呜呼!惨矣!”1908年,胡氏十七岁,就读上海公学,主编《竞业旬报》,算是一位活跃的青少年。范氏这年二十七岁,长胡十岁,两人可谓“忘年之交”。所以胡将《民国报》上刊登的鸿仙遗像小心地收藏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而鸿仙当年能欣赏这位青少年,可谓“慧眼识英雄”。
四
讲到“慧眼识英雄”,也可以拿范氏和宋教仁的交往为例,范、宋二人原不相识,经过“荪楼”的转述,范对宋的才华,“惝然有思,豁然有悟,一若宋先生是余(范)前生之密友也者”。正是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的意思。1910年10月《民立报》在上海出刊后,宋加入该报的行列,成为该报的主角,显然是由范氏的召致。两人也就成为莫逆之交。1911年广州“三·二九”之役失败后,宋氏从香港回到《民立报》,两人夜话,数及死难诸友,相与唏嘘太息。为了进行宋之“革命三策”中的中部革命,即由宋与范等三十三位同志在这年7月31日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于上海。《民立报》也就成为该会的大本营。大家分头进行,仅仅两个月零十天,武昌大革命就爆发了。此间宋、范二人为联络各方,奔走于长江中下游各地。南京的光复,不仅稳定了革命大局,也为中华民国的成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宋、范二氏运筹、协调之功,实居首位。此在《碧血共和》书中,已有翔实的交代。这时宋氏虚龄刚刚三十岁,范仅二十九岁。这两位青年同志,对当时复杂环境的因应,发挥了高度的智慧。然而不幸的,两人同为民主共和而牺牲,都是在三十二岁旺盛之年。更为巧合的,宋被袁党刺死,引发“二次革命”;范为“三次革命”,亦为袁党所刺死。孙中山在鸿仙殉难后告诉同志说:“其(范)死与宋教仁相类。”又说:“范君以流血洗前事(按指“二次革命”)之辱,即以种将来之果,断非徒死者也。”因此,这本书名日《碧血共和》,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五
从本书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范氏之所以成为坚强有力的革命斗士,他的基本条件,是手中握有一支犀利的笔,这支笔可以说胜过十万大军,横扫千军万马,锐不可当。所发挥的革命精神,至少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内反专制、反封建主义;另一方面是对外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对内反满、反袁,已是有目共睹;对外反侵略、反帝的言论,在鸿仙主持的几个报刊中,都有强烈的表示,例如《安徽白话报》的第一期创刊号就刊登《敬告安徽人》说:“路矿二事,是全省的命脉所在,现在安徽的路矿,被他们(指英商)弄得不成东西。——主权剥去了,国体受辱了。”此事是指当年(1904)的英国商人凯约翰不遵原约,突遣英人矿师麦奎强行进入铜官山矿区,招募工人,擅自占人土地,掘人坟墓,修路建房,私采矿石,贩运出口。当年陈独秀在芜湖办的《安徽俗话报》一创刊,正赶上外务部与凯约翰续订合同事,陈就拿此事开刀。如今鸿仙接过了陈独秀当年的喇叭,大声疾呼,为民请命。嗣后《安徽白话报》各期中,不断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同样情形,鸿仙在《民呼》、《民吁》、《民立》各报的言论,也都站在反帝、反侵略的前锋。例如他在《民呼日报》发表的《论中日贸易关系之切》一文,指出日本之贸易赖于中国市场者至为重要,而日本不但不对中国持以尊重友善的态度,反而极尽轻视侮蔑之能事。其对美贸易则亦依赖者多,但其对美态度则不相同。因此,鸿仙警告国人不能自觉,焉能自存!
六
总之,像范鸿仙这样一位爱国、爱民、有学识、有胆识的杰出的革命烈士,实在需要一本忠实的传记,来彰显他的人格和事功。我看黄女士撰写的这本《碧血共和》,正可称得上是一本忠实的范鸿仙传记。鸿仙的孙女烈孙女士要我为本书写序,深感荣幸而乐意为之。
蒋永敬2010年6月于台北
[序言作者蒋永敬(1922一),海内外著名的近现代史学者,曾参与编纂《国父全集》,著有《国民党兴衰史》等。]
第一次听说范鸿仙其人,是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市档案局。当时,范烈孙女士也在档案局工作,有人告诉我,她是辛亥革命元老范鸿仙的孙女。范鸿仙?国葬于中山陵?我这个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怎么没听说过。汗颜之余,就去翻阅教科书,却未见只字片语。这才明白,烈士的鲜血,己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历史从来都是英雄史,而英雄的认定,会有天时、地利、人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因素。国民党中常委己决定将其事迹收入党史、教材,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相继暴发,国民党迁台,大陆迭次政治运动,其事迹就这样被湮没了。
九十年代,范烈孙女士与我谈过为其祖父作传的事,我当时正在写《拉贝传》,以后又到明城墙博物馆任职,工作繁忙,也就无法应承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悠忽十年过去了,我也换了岗位,专门从事写作,有可能来做这件事了。
记得2006年10月与南京市文联签约《范鸿仙》前,他们劝我,换个有影响的人物吧,我们一定与你签。因为我的坚持,作协还是尊重了我的意见。后来一位老作家听说了,对我说:“你写范鸿仙?”当即大摇其头。他认为我太年青,写一百年前这样宏大的题材,而且还是范鸿仙,太难!经常在一起探讨写作的一位作家,他也在写这段历史。他说看了那么多民国史料,至今还没见过一处提起范鸿仙。我说:“你没见到,不代表他不重要,南京的光复,范鸿仙是第一功臣。而南京的光复,直接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成败和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的可能。”后来他告诉我,终于有史料提到了范鸿仙。他也感叹,历史的尘埃是如此无情。在艰难曲折的写作过程与后来的联系出版中,我充分体会到了他们的真诚与善意。
这是我写得最累的一部书稿。全力以赴,历时整整三年,在历史的废墟中,在断砖残瓦中寻找可用之材,重新雕刻一块真实的碑石。范鸿仙本人留下的史料,基本上是在报纸上发表的短评社论,国学大师刘文典所作范鸿仙行状,及零星几篇他人的回忆录,这些己由范烈孙女士编辑成书。还有台湾民国史大师蒋永敬先生的《范鸿仙年谱》,对范鸿仙的一生作了重要的梳理。但仅有这些,写篇论文,是可能的,对于人物作传,只有大致轮廓,是远远不够的。鲜活的人物,举手投足、性格爱憎,要写出个性,需要细节。大多时间,我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做着无用功,多少次,无法进行的时候,真恨不得对着墙一头撞过去。每次难以无米之炊,只好放下来,过一阵,不甘心就此放弃,再继续寻觅,一点一点地啃,自嘲很有唐吉坷德的勇气。如果不是与南京市文联签了约,很可能我也就此放弃了,所以首先要感谢文联的签约与鼓励。
成稿后,台湾蒋永敬先生看了书稿,很是认可。他问了我一些问题,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搞清这些问题的?他说,你在搜集史料方面,肯定是有独到之处的,你可在后记中介绍一下。蒋先生在学术界大名鼎鼎,是台湾国民党史的头号领军人物,江泽民主席曾专门接见过他。得到蒋先生的肯定,并为拙作写了序,我非常感动,在此深表谢意。
我在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等查阅了大量资料,特别是范鸿仙和于右任办的几份报纸。我采取的方式,是将范鸿仙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他在短评社论中提及的大事,就是大背景,这些史料是丰富多彩的,将其事迹融入历史情境之中,以展示辛亥革命前后风云。范鸿仙本人的言行,一是从有关人的回忆录、文章、传记等史料中寻找,往往会有收获,比如柏文蔚回忆录,关于南京光复等事件,都有所提及;二是将范鸿仙的文章,包括与之共事,如宋教仁、景耀月等人的文章,及当时报纸的通讯报道,转换成场景对话等形式,进行描写。这也是不得己而为之,不了解的人可能会怀疑,你怎么知道他这么说的,你听到了?我可以说,书中重要的对话,都是有根据的,本人的文章,即代表了本人的言论。 网络,我称它为情报库,即使是蛛丝马迹,也可根据线索进行分析,顺藤摸瓜。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安徽白话报》就是顺藤摸出的一个瓜。原来,总有人将《安徽白话报》与《安徽俗话报》相混淆,而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时,范鸿仙还没有出来革命,时间上不对。后来我在《晚清报业史》中搞清确有《安徽白话报》,在网络上反复搜索,得知安徽省博物馆藏有《安徽白话报》,联系后前往查阅,得以一睹芳容,见到刊登有胡适的文章,回来后顺藤从胡适日记中查获了范胡的交往。
还有,范鸿仙通过署名荪楼的文章,神会了宋教仁其人。但荪楼是何许人也?连《范鸿仙年谱》也未提及,我估计在浩如牛毛的史料中是无法捞取的了。因此我在网络上搜索,打上“荪楼”,却搜索不到。我想既是笔名,极可能是“字”,这一点让我猜对了,但由于瞿方书的“字”是“孙娄”,或“逊娄”,所以我以“革命党人、字荪楼”扩大搜索主题词范围,还是搜不到,只好作罢。过一段时间,我不甘心,又变换各种主题词上网搜索,如此有十多次之多,一次次作罢,一次次不甘心,反复长达有半年之久。一次我将主题词设为“中国公报、笔名荪楼”,结果在一个博客上跳出了链接,原来是荪楼的侄孙所写博客,介绍瞿方书用荪楼作笔名。我再度搜索瞿方书的资料,方知他是宋教仁的好友。真是踏破铁鞋无处寻,得来全不费功夫,所以着实兴奋了一下。
《碧血共和》写作三年,得以成稿,要感谢许多人的帮助。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马振犊先生,帮助提供了馆藏《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报刊的查阅;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先生,帮助联系了安徽省博物馆黄秀英副馆长,得以查阅到《安徽白话报》;在南京图书馆民国典籍部,查阅了许多史料;南京市档案馆,收藏了范鸿仙的名人档案史料,尹玉兰局长提供了热情帮助;南京大学历史系孙应祥教授、计秋枫教授,帮助借阅了有关史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范鸿仙的长孙范毓濂,文革中为保存《范鸿仙上将灵榇纪念特刊》,竟被打成革命,下放劳动改造。直至文革结束后,在安徽革命党人,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朱蕴山的帮助下,才得以平反。呜呼!
在2010年初的江苏省第七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结识了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王小初社长,将书稿交与他后,很快答复可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出版。也是在那次会议上,说起书名,作家孙华炳先生建议,书名往“共和”上靠,让总在“辛亥革命”上苦恼书名的我大受启发,所以才有了《碧血共和》这一书名,范鸿仙为捍卫共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且他有《愿将碧血换共和》的短评,此书名再适当不过。
在此,对所有提供帮助的人,一并表示感谢!
2011年1月
黄慧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