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年前，明代伟大小说家吴承恩依据唐僧取经这个足令炎黄子孙骄傲的历史事件所衍生的故事，创作成不朽的神魔小说《西游记》。组织和领导了红军长征的毛泽东，对描写唐三藏(玄奘法师)西天取经的小说《西游记》情有独钟。

每个想有成就有作为的人，做每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都应该有生活的理想，都应该有奋斗的目标。树立了理想，看准了目标，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朝着理想目标前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种积极乐观带有浪漫气质的生活态度，是唐僧取经故事所渗透的人文精神，也是成功立业的基本前提。可以说，这是毛泽东解读《西游记》留给后人最珍贵最重要的启迪。

董志新编著的《毛泽东读<西游记>》围绕毛泽东对唐僧师徒在西天取经过程中所形成的“西游信念”的解读和阐释，梳理相关文献材料，组成著作框架

毛泽东曾经引用马克思的话说：“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在“四大名著”中，毛泽东少年时代最早读的就是具有永久魅力的神魔小说《西游记》。晚年的毛泽东对其依然兴趣盎然，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对照着读。在毛泽东读书生活中，解读《西游记》具有新奇的感受和特殊的地位。

毛泽东十分赞赏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坚定信念，把这种对事业的执信念引申到革命实践中来，是他解读《西游记》的“主旋律”。唐僧的坚定方向，不怕挫折，矢志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而志愈坚；孙悟空的好挑战、反权威的战斗精神，蔑视规范、洒脱无拘的自由个性，忠于取经事业、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和妖魔鬼怪的无畏气概；猪八戒艰苦奋斗、遵循三规五戒和多劳多得；白龙马的脚踏实地、任劳任怨和不计名利；以及释加牟尼、观音菩萨的“救苦救难，普度众生”……这些活跃于神话世界的精神幽灵。都被毛泽东给予“革命性改造”而借用到事业的新长征中来，发挥了催征战鼓和冲锋号角的作用。

董志新编著的《毛泽东读<西游记>》围绕毛泽东对唐僧师徒在西天取经过程中所形成的“西游信念”的解读和阐释，梳理相关文献材料，组成著作框架，《毛泽东读<西游记>》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是毛泽东对《西游记》文本的阅读、对小说作者的评论；第二单元是毛泽东对唐僧师徒坚定信念、斗争精神、党性与个性以及内部建设的提炼、分析和运用；第三单元是对具备神魔性、社会性、动物性小说人物的评论、漫议和征引。全书详尽、具体地展示了毛泽东解读《西游记》的新鲜经验和独到见解。

毛泽东与匹游信念(自序)

原来是一本《西游记》

 在课桌下面用纸做菩萨

 原来是一本《西游记》

 有意找“蓬莱仙岛”

 讲孙猴子大闹天宫的故事

 国文节选《西游记》的篇章

 趁着酒兴讲《西游记》

 会客厅里放着五种版本的《西游记》

 圈画研究论文集

吴承恩的“民主文学”

 生活在“十六世纪”

 晚年境遇凄凉

 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

 以花果山为背景写了《西游记》

 《西游记》影响对人民的教育

听说胡适改写了八十一回(难)

要看到唐僧师徒的坚强信仰

抗大教育方针与唐僧师徒优缺点

唐僧师徒的党性与个性

不要采取“鲤鱼精”的态度

第七回以后章节与农民起义规律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青牛精与事物本质

唐三藏万里长征去取经(唐僧之一)

 人的脑力能够有很大的发展

 学外国比后代困难得多

 为我们国家争了光

 赞赏玄奘带回六百多卷佛经

 青年玄奘创立新教派

 对唐代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唐僧之二)

 学个唐三藏做翻译工作

 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

 玄奘翻译的《心经》比较好读

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唐僧之三)

 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

 唐僧跋山涉水到印度取经

 争取和平需要唐僧那种信念

 提倡唐僧西天取经精神

唐僧是伯恩斯坦(唐僧之四)

 缺点：警惕性不高

 少些唐僧的愚气

 唐僧是伯恩斯坦

 唐僧的乡愿思想

僧是愚氓犹可训(唐僧之五)

我们要学习孙悟空的本领(孙悟空之一)

 上天人地 变化多端

 很灵活 很机动

 与“乡愿思想”相反

 激励孙行者

 今日欢呼孙大圣

大闹反动统治者的天宫(孙悟空之二)

 把天兵天将打个落花流水

 《大闹天宫》是大家赞成的

 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

 我们不会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

 有大闹天宫的势头

 叫孙悟空大闹天宫

为什么把孙猴子封为“弼马温”？(孙悟空之三)

 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

 搞个弼马温就说是毒草

 玉皇大帝不公平

孙猴子把尾巴变旗杆(孙悟空之四)

 尾巴是藏不住的

 把尾巴变成个旗杆

 翘得像孙行者的尾巴那样高

孙悟空七十二变(孙悟空之五)

 七十二变与矛盾转化

 七十二变与革命两手

 七十二变与演活英雄

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孙悟空之六)

 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

 小人物钻进肚子里闹天宫

 你真是个“孙悟空”呀！

 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

 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造反

 孙行者钻肚皮兴妖作怪

 借芭蕉扇扇灭了火

比孙行者的金箍还硬(孙悟空之七)

 “紧箍咒”里面有句叫“写笔记”

 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

 戴上紧箍咒反教条主义就剩一半了

在八卦炉里锻炼(孙悟空之八)

孙悟空会腾云驾雾(孙悟空之九)

 我们不会腾云驾雾

 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

 借兵器与“出妖怪”

 孙悟空式的危险

 不像孙猴子吃铁砂拉铁屎

虎气为主猴气为次(孙悟空之十)

 来了“哲学虎”艾思奇

 猴气与“驱张运动”

 在我身上也有些猴气

多劳应当多得(猪八戒之一)

 有个优点就是艰苦

 多劳应当多得

 必要的清规戒律

长征路上的“猪八戒”(猪八戒之二)

一辈子是个自由主义者(猪八戒之三)

猪八戒那个通天河(猪八戒之四)

猪八戒吃蜜桃(猪八戒之五)

沙和尚是不是你的本家？

白龙马的无名英雄精神

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如来佛之一)

 “被压迫民族的人”

 创立佛教是青年时候的事

 释迦牟尼的经典比孔夫子著的书还多吧？

 主张普度众生

 你们可以学释迦牟尼的办法

 宗教家释迦牟尼“则自神奇之”

 释迦死年亦高

 释迦牟尼的“博士之实”

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如来佛之二)

 有如来佛的本事

 跳出如来掌心的孙悟空

 如来手掌化成五行山

 敌对分子是在如来佛手掌中

认为观音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神

 童年随母拜观音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

 观音大士不曾打倒土豪劣绅

 真有点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样子

 你母亲一定信佛吧？

 你们是“大慈大悲的人们”

 女身·母爱·观音菩萨

 单唱一本《香山记》

玉皇大帝是很专制的

 玉皇大帝、神仙系统和神权

 “不犯错误的人”

 犹如玉皇大帝偶尔不下雨

 玉皇大帝不帮忙

 他的官僚主义很厉害

 玉皇大帝管的范围

 我们国家的上帝

 天堂也要划分势力范围

 告“玉皇大帝”的状

社会主义世界是这些人当阎王

 阎罗天子、阴间系统与神权

 当马克思做阎王的时候

 现在分两个地狱

 阎王不叫自己去

用龙王桌上能抢到的东西来满足需要

 国民党·国王·龙王

 龙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

 龙王菩萨是他们的“保险公司”

 龙王对农民的关系密切

 飞起玉龙三百万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后记

丛书后记——我这样写毛泽东读“四大名著”

在贪读这些神话故事和传奇小说的过程中，少年毛泽东逐渐完成了文学启蒙教育。即使辍学在家，他也不间断这种教育。

有意找“蓬莱仙岛”

1918年冬天，青年毛泽东与同学萧三等到北京发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据萧三回忆：冬天到了，他和毛泽东都想到，没有见过大海是一大憾事。因此决定到天津附近大沽口去看看。他们乘火车到了天津，然后又转车去大沽口。但下车后走到海滨一看：哪里有万顷波涛，连水都没有！只见前面白茫茫的一片，原来是一个冰的世界！他们于是相约：两人各向一方走去，绕它一周，然后回到原地来集合。毛泽东向西萧三往东。但毛泽东回来得迟，萧三等了许久许久，觉得脚都冻了。萧三问他，哪去了？他笑道，我有意找“蓬莱仙岛”的，谁知什么也没找到……后来，1939年萧三从苏联回延安在毛泽东处吃饭时，毛泽东还回忆起这次“旅行”，并对人们说：

那个时候我还相信旧小说所写的蓬莱仙岛哩……我八岁的时

候，非常信神，我父亲不信，我和母亲还认为不对，会对家里不

吉利哩！有人说我从小不信神，那是讲错了……(孙琴安李师贞：

《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481、486页)

这里提到的“旧小说”，大约就是《西游记》了。“蓬莱仙岛”，传说为神仙聚居之地。《西游记》第二十六回《孙悟空三岛求方观世音甘泉活树》中描写：“(孙悟空)在半空中，快如掣电，疾如流星，早到蓬莱仙境。”

读神话小说，想到书中所描写的蓬莱仙境去浏览体验一番，只有充满好奇心而如痴如迷者，才能有如此行为。读其书，人其地，也是人生趣事快事。在毛泽东，这样的举动可谓屡见不鲜：读《三国演义》，他到曹操战吕布的徐州去巡游；读《红楼梦》，他愿意到建筑美好类如大观园的杭州刘庄去居住；读《西游记》，他“真希望”找到“蓬莱仙岛”。

讲孙猴子大闹天宫的故事

1927年8月，毛泽东在汉口出席了党史上十分著名的八七会议以后，回到湖南板仓杨家，准备告别妻子杨开慧和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个儿子，去领导湖南的秋收起义。

利用出发前的时间，毛泽东和杨开慧在清泰乡进行了六天深入调查走访，撰写了《土地革命纲领》一文，然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沙去参加省委扩大会议。

吃罢晚饭，毛泽东抱着出生不久的小儿子岸龙，拉着岸青，叫岸英搬一把椅子，带儿子们到禾坪上去乘凉。这时虽说立秋已过，但据湖南的气候规律，还有24个秋老虎。幸好不时山风习习，带着一阵阵凉意。

月亮初上，繁星满天。田野传来阵阵虫鸣。杨开慧洗罢碗筷，也来到禾坪。当家人就要离开板仓，回长沙去领导秋收起义，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团聚。三个孩子并不知道这些，在禾坪上打闹过一阵，围在父亲身旁，要讲故事。那晚，毛泽东兴致很好，问孩子们要听什么故事。岸英说讲“孙猴子”的，岸青说要讲很长很长的。毛泽东对妻子说：“你讲罢，孩子们喜欢听你的。”

杨开慧笑道：“今晚是岸英他们要你讲，你就讲一个吧！”

“好，我给你们讲孙猴子大闹天宫的故事。”岸英、岸青连忙坐在小板凳上，伏在爸爸的膝上，静静地听着。

听完故事，孩子们好不高兴。岸英捡起一截竹竿，在月光下飞舞起来：“我是孙悟空，我是孙悟空。”岸青跟在后面，口里也叫：“我要做孙猴子。”被抱在臂弯里的小岸龙，看见哥哥们这样高兴，也手舞足蹈起来。(毛新宇：《我的伯父毛岸英》，长城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84页)

像许多父亲那样，毛泽东也喜欢给儿子们讲《西游记》的故事，尤其是讲孙猴子的故事。神话对富于幻想的儿童来说，更有魅力，更有吸引力。P004-005

毛泽东与西游信念

(自序)

历史上有两次可以相媲美、可以相比拟的“远征”：一次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另一次要前推一千三百多年，是盛唐高僧玄奘用十七年时间行程数万里，遍游西域诸国，终于从天竺(今印度)取来佛教经卷，沟通了大唐与西域的联系，为中外文化交流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六百年前，明代伟大小说家吴承恩依据唐僧取经这个足令炎黄子孙骄傲的历史事件所衍生的故事，创作成不朽的神魔小说《西游记》。

组织和领导了红军长征的毛泽东，对描写唐三藏(玄奘法师)西天取经的小说《西游记》情有独钟。在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毛泽东少年时代最早阅读的就是神魔小说《西游记》。晚年的毛泽东对其依然兴趣盎然，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对照着读。

毛泽东曾经引用马克思的话说：“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在他读书生活中，解读《西游记》具有新奇感受和特殊的地位。

研究毛泽东的专家陈晋说：“在毛泽东的眼里，《西游记》的故事主脉，同他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几乎有着异乎寻常的同构关系。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推倒三座大山这一目标，如同唐僧师徒四人为实现西天取经的目标一样，要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进取者队伍中的各色人等的信仰、意志、毅力、作风、胆识、智慧及其相互关系，都必然要经受九九八十一难的考验。”(《毛泽东之魂》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43页)

毛泽东十分赞赏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坚定信念，把这种对事业的执著信念引申到革命实践中来，是他解读《西游记》的“主旋律”。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坚决的毅力，唐僧的远征需要，红军的长征需要，新的长征仍然需要。

(一)

自古以来，凡能克大难者必有大志，有大志者遂下深功，下深功者乃成大事。所谓大志，即今人所说的理想信念。

解读《西游记》，毛泽东从唐僧师徒的精神世界提取营养，首重这支队伍目标明确，方向坚定，有理想信念。他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牛克伦：《熔炉》，《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9月版，第245—246页)

无论是历史上西行求法的陈玄奘，还是神话中西天取经的唐三藏，有一点是大体上一致的，虽然万里迢迢，备受磨难，却是信念坚如磐石、方向坚定不移的佛教薪火传播者。唐僧自从踏上西行征程，就义无反顾，绝不退缩。他有明确的取经目的，虽然身为僧徒，但他忠君报国，取经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唐王朝“江山永固”；他有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在困难和妖魔面前，始终保持了不为威武所屈、不为艰险所迫的品质，虽然慈眉善目，似乎软弱无能，内心却无比坚毅，是虔诚而又意志坚定的宗教信徒；他有不为荣华富贵、美女绝色所动的佛格修养，不仅威武不屈、贫贱不移，而且还富贵不淫。以富贵相邀，以美色相诱，唐长老的态度一贯是：“我们是个出家人，岂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成得个什么道理。”第九十九回写八大金刚将唐僧四众从空中坠落下地，已完成八十一难处作者用诗句点缀：“九九归真道行难，坚持笃志立玄关。”意思是取经得道之难，难在少一难即功亏一簧。必须立定志向，坚持到底，方能成功。这是对《西游记》主题、对唐僧师徒精神境界的一种点睛之笔。

毛泽东曾经借鉴唐僧万里长征，不怕艰险，认准目标坚定向前的奋斗精神，鼓舞人们努力拼搏去争取革命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争取国内和平困难重重，毛泽东告诉同盟者和同志们：“唐僧去西天取经，还要经受九九八十一难；我们要争取和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得来，也需要唐僧那种百折不回、坚定不移的信念。”(吴黔生高保华李新乐：《肝胆相照》，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37—238页)战争转化为和平，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又深知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没有和谈的诚意，只是把“重庆谈判”当作一种政治姿态，一种笼络人心的策略，甚至是调兵遣将完成向解放区进攻的军事部署的掩护手段。但是，和平之路再艰难，毛泽东认为也要像唐僧取经那样去争取。历史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判断的准确性，自恃兵力强大又有美帝国主义作后盾的蒋介石，终于走上内战的战场。经历了四年艰苦卓绝流血牺牲的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才迎来了和平的曙光。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是因《西游记》情节而产生的一句俗语。这句俗语所表达的是在信念坚定基础上所产生的对克服困难成就事业的充分信心。毛泽东通常也用这句俗语表达自己对革命前途信心十足：“好么！只要我们上下齐心，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相信，革命总会成功的！”(邸延生：《历史的真迹——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新华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297页)既承认困难，又战胜困难；既敢于斗争，又敢于胜利，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没有战不胜的敌人。这就是毛泽东的意志，这就是毛泽东的品格。

(二)

信念坚定产生于信仰明确。唐僧师徒作为宗教团体，虽然团体成员有其个性差异，但更有维系团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就是团体的共同信仰。这是其团结内部，形成强势，增添力量，使其成功履行使命的要素和条件。

毛泽东以其犀利的目光看透了这一点。他在谈党性与个性的统一时，谈到了取经集团的信仰：“唐僧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回来……讲他们的个性也是典型。唐僧、孙猴子、猪八戒、沙僧，他们的个性各个不同。他们那个集团的党性，就是信佛教。”(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43—144页)唐僧师徒作为一个宗教集团，既有每个成员表现出来的差别性，即集团成员的个性；又有共同特征，即他们的党性。这个集团的“党性”，毛泽东明确说是“信佛教”，也就是信仰释迦牟尼主义。这个集团是为着“求取真经，永传东土，劝众生化”(第八回)的目的组织起来的。这个集团从其领袖唐僧到每个普通成员，都自称“出家人”或“取经人”，对自己队伍的性质有自觉的、明确的认知和界定，他们的旗帜和纲领上明确写着“佛教”两个大字。这个微型宗教集团以佛教教义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尤以普度众生为其旨归。最终，唐僧一伙人人成佛。总之，投身沙门，诚敬迦持，皈依佛法，信奉佛教，历经劫难，求取真经，终成正果，就是西行取经集团的“党性”。

圣人孔子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共同的信仰是集团巩固内部、凝聚力量、整齐步伐、共同奋进的前提和保证。毛泽东在总结高岗、饶澈石分裂行为对党组织建设破坏作用的教训时，从正面举到唐僧集团“有坚强信仰”的例子：“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上西天去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薄一波：《毛泽东二三事》，《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30页)毛泽东在批判长征路上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时，不无感慨地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陈贵斌：《掌握历史趋势的伟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6页)任何集团，无论是唐僧师徒这样的宗教集团，还是共产党这样的政治集团，所秉持的主义相同，所信仰的学说一致，所遵从的观念统一，才可能步伐整齐，组织严密，力量集中，形成坚不可摧的战斗整体：否则，主义歧异，信仰混乱，观念芜杂，会同舟共济履艰险、同仇敌忾胜强敌吗？！  毛泽东曾经说过取经集团“是个小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党”虽微，但其经历经验借鉴作用则大。毛泽东解读《西游记》，慧眼独具，发现了这个“小党”的秘密，恰到好处地用来说明了“我们党”的同类问题。虽然不可能是全面的类比，只是某一点上的取譬和参照，但已十分醒人耳目了。

(三)

坚定信念和美好理想的实现靠顽强的奋斗，靠勇敢的拼搏。毛泽东解读《西游记》，十分赞赏唐僧师徒尤其是孙悟空为着实现理想、自由的反抗精神和达到取经目标的战斗精神。

《西游记》中，无论是前七回“大闹天宫”故事，还是后八十八回“唐僧取经”故事，都体现苦难深重的人民群众企图摆脱压迫，要求征服自然，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是通过描写孙悟空的藐视神权，敢于反抗，张扬个性，追求自由，以及描写唐僧师徒取经路上的血战苦斗，死打硬拼，斩妖除怪，为民除害的顽强斗争表现的。小说在不胜枚举充满斗争的幻想情节中，意味深长地寄寓了广大人民为实现美好理想而反抗恶势力，要求战胜自然、克服困难的乐观精神。孙悟空面对穷凶极恶的妖怪，总是抱有必胜的信心，乐观积极，兴高采烈，无忧无虑，不怕困难，敢做敢当。即使一时失利被擒，也毫不在乎，更不消极，设计脱身，上天人地，寻根究底，查清妖精来历，几经周旋，终获胜利。永远前进，不思后退。他又是见义勇为，济困扶危，路见不平，举棒便打的英雄。

韶山纪念馆研究人员高菊村等人，在分析毛泽东受到故土文化影响时，指出毛泽东接触最早并熟谙于心的中国古典名著是《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他们的结论有一条是：“从个性来说，毛泽东很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他的聪明与好动，他的疾恶如仇，如果说，早期的毛泽东还是不成熟的孙悟空，成年以后的毛泽东则是已握有金箍棒，具有巨大威力的孙悟空了！”(高菊村、龙剑宇、陈高举、刘建国：《毛泽东故土家族探秘》，西苑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54页)

毛泽东推崇孙悟空的战斗精神。

扯旗造反走上井冈山，新老军阀“敌军围困万千重”，毛泽东想到神通广大的孙悟空：

“我们要学习孙悟空的本领，上天人地，变化多端，大闹天宫，推翻反动统治和整个旧社会。”(纪猗、钟村：《上将交往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7页)  倭寇犯境，神州陆沉，遍地狼烟，生灵涂炭。抗日军兴，举国讨贼，毛泽东以孙悟空为号召：“孙猴子大闹天宫，把天兵天将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学孙悟空，大闹反动统治者的天宫……”(《忆董老》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页)

革命胜利，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建立。可是，国际强权政治、大国沙文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种种妖风不时袭来。面对形同五行山的巨大压力，孙大圣激起毛泽东的反抗豪情，他挥洒如椽巨笔，雄风万丈地写道：“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24页)

毛泽东自踏上征程，孙大圣就如影随形一路走来。横扫千军，所向披靡。蒋帮、日寇、美帝、苏修，打遍天下无敌手！毛泽东的文化符号何尝不是毛大圣。只要提到毛泽东的名字，人民个个敬佩，敌人无不胆寒。毛泽东成为20世纪中国崛起、民族复兴的象征。

可毛泽东不认为自己神通广大，他从来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他认为：“孙行者很多的，就是人民。”(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43页)

(四)

唐僧不仅信念坚定，而且视野开阔。唐僧取经的壮举，浪漫西游的故事，还包含着一层思想价值：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意识。

从信念的角度看，唐僧的西行，红军的北上，都是在向西方人寻求真理：唐僧寻求的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释迦牟尼主义，红军寻求的是解放全人类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说：“在封建时代、唐朝兴盛的时候，我国曾经和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去取经，比较后代学外国困难得多。有人证明，我们现在用的乐器大部分是西域来的，就是从新疆以西的地区来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3—264页)

毛泽东说：唐代的玄奘赴印度取经，其经历的艰难险阻，不弱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带回了印度佛教的经典，对唐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142页)

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如唐僧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回来，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取经回来后就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唐僧不是第一个留学生也是第二个留学生。”(陈晋：《毛泽东之魂》，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43一144页)

毛泽东说：“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202页)

向外国学习，唐三藏真可谓坚毅执著。他的一生，走出国门，取经不避艰险；回归故园，译经死而后已。对唐代以后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给历史以巨大贡献。

向外国学习，毛泽东多次讲了唐三藏的榜样。他甚至由此得出结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思接千载，强调唐三藏的学习外国比后代学习外国“困难得多”，话中的意思是今天人们学习外国，要比玄奘取经容易多了，方便多了，对国家繁荣富强的实际价值也大多了，并以此说服人们克服学习中各种困难。唐三藏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能向西方取经，现实中的人们在如此顺境下向外国学习有什么办不到的呢？！

向外国学习，毛泽东还辩证地考虑到问题的另一面。就是要加以区分，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要见什么学什么，犯教条主义错误。他把机械照搬外国经验的现象斥之为“像孙悟空翻斤斗云”，即跌跟头，犯错误。

(五)

鲁迅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唐三藏无疑包括在鲁迅先生所肯定的人物之中，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脊梁”。从总体上看，从结局上看，《西游记》中所描写的唐僧师徒，都体现了“中国的脊梁”的某些方面。

毛泽东看到了他们每个人精神境界中的“闪光点”：唐僧的坚定方向，不怕挫折，矢志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而志愈坚；孙悟空的好挑战、反权威的战斗精神，蔑视规范、洒脱无拘的自由个性，忠于取经事业、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和妖魔鬼怪的无畏气概；猪八戒的艰苦奋斗、遵循三规五戒和多劳多得；白龙马的脚踏实地、任劳任怨和不计名利；以及释加牟尼、观音菩萨的“救苦救难，普度众生”……这些活跃于神话世界的精神幽灵，都被毛泽东给予“革命性改造”，而借用到事业的新长征中来，发挥了催征战鼓和冲锋号角的作用。  毛泽东解读《西游记》，提倡唐僧取经精神，赞赏他那种百折不回、坚定不移的信念，不仅对争取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有借鉴价值，而且这也是人们成就一切事业的精神力量。这种不立下志向、不经过磨难就不能成就大业的思想，体现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体现了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精神传统。历经劫难而永不沉沦的精神品格，给予人们的社会实践以深刻的影响。这正是毛泽东肯定并倡导唐僧取经精神在今天和今后生活中的价值所在。

生活哲学告诉人们：社会在矛盾中前进，人类在斗争中发展，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执著的信仰，没有明确的目标，不进行艰苦的努力，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就不能创造新的生活，就不能成就宏伟的事业，也不能带来自身的发展。

所以，每个想有成就有作为的人，做每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都应该有生活的理想，都应该有奋斗的目标。树立了理想，看准了目标，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朝着理想目标前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种积极乐观带有浪漫气质的生活态度，是唐僧取经故事所渗透的人文精神，也是成功立业的基本前提。可以说，这是毛泽东解读《西游记》留给后人最珍贵最重要的启迪。

丛书后记

——我这样写毛泽东读“四大名著”

庄子曾经说过一句大实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庄子·人世间》)事情开始的时候比较简单，事情将要完毕的时候比较繁巨，这反映了一般事物的发展规律。我写作毛泽东读“四大名著”也是如此。二十年前，我只是积累了一些毛泽东谈关云长、诸葛亮、孙悟空和贾宝玉的资料，写了诸如《关云长不如彭老总》、《关圣帝君一个土豪也不曾打倒》等几篇短文，那目的也只是写点随笔札记自我欣赏，并没有想到发表，更不用说要写成四大本书了。但从那时起，对此事就很留心，读书看报，每有所得，欣然忘食，不间断的积累材料，日渐丰饶。资料越来越多，思路越来越清，切块扒堆，条分缕析，渐渐地由写几篇文发展到写几部书了。

毛泽东是真正“读书破万卷”的人。有关他解读和运用“四大名著”的记载，我搜集和疏理到的就有数百处之多，这还仅仅是我目力所及的，没有披露的、我无缘见到的，还不知有多少。毛泽东解读和运用“四大名著”资料众多，经验丰富。那么，怎样把这些资料和经验梳理顺畅撰著成书呢？研究和写作中，我给自己树了标杆，想努力实现一些目标。

对于这个专题的资料占有，我的态度当然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没有全面性是谈不上权威性的。我广泛搜求，查阅了数百种图书，翻阅了难以数计的报刊，日有所积，月有所累，共得毛泽东读“四大名著”资料800余条，在同类著述中大约是占有资料最多的。可毛泽东政治活动时间之长，实践范围之广，决定了他与“四大名著”．发生联系的资料之多，我相信还有相当部分资料没有披露，或披露出来不为笔者所知，“全面”也只能是相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还会有新的资料披露出来，这方面的情形肯定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找到的资料，也并非“剜到筐里就是菜”，还要进行考据的工作。不用说，凡是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查到的资料是权威的；党史军史著作中的资料是权威的；严肃的回忆录、纪实文学之类，一般也是可信的；而有些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乃至回忆录中的资料的可信度则要大打折扣，有些则明显让人信不过，笔者的办法是尽量查到资料的原始出处。有些资料是可信的，录自当事人的回忆，但传闻异辞，在这种情况下，优先采录较客观、准确、真实的。本书在介绍毛泽东运用“四大名著”情节、人物、典故的背景时，实际上涉及的是党史和军史的历史资料，为保证这些资料的准确性，凡是有可能的，我都与《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等权威性著作做了核校。这套丛书的资料，其实都是史料，都应该有信史的特征。这是上不辜伟人，中不欺今人，下不负后人的态度。

曾经有几位朋友与我侃过一个共同的话题：毛泽东解读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其他三种资料都很丰富，唯独《西游记》的资料没见多少，能写成一部书吗？内中透出些许的担忧。起初，我也有这样的顾虑。尽人皆知，研究得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否则研究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少资料的全面性谈不上结论的权威性。研究《西游记》当然也是这样。顾虑和担心也有好处，它促使我处处用心寻觅资料，扩大搜索范围，广泛寻求帮助。数年前，我弟弟志先也加盟到这项工作中来，他把我处自备的、外借的、友情赞助的有关毛泽东的全部文献资料重新梳理一遍，所获为数不少，专题资料越来越多了。为了节省我的时间，他录制了后两部书的大部分资料。毛泽东读《西游记》的资料重点挖掘，这个专题的资料虽然较之其他三大名著略逊，但也还不失丰富，仅毛泽东谈孙悟空即达四五十次之多。那么，以前人们对专题资料的顾虑和担忧是怎样产生的呢？我分析原因大略有三点：当时这方面资料披露较少，不为人注意；以前没有关注这方面情况，印象浅淡；小说主要人物形象太少，毛泽东说来说去只有唐僧师徒四人，似乎形只影单。其实，毛泽东对“四大名著”都很热爱，解读和运用的实例都为数不少，只要用心搜集，较为全面地占有资料是办得到的。

占有了资料，怎样结构全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书稿很可能会杂乱无章。这里有两个时空系统，一个是毛泽东读“四大名著”历史过程的时空系统，一个是“四大名著”故事本身发展的时空系统。依据这两个时空系统可以有三种书稿结构：一种是按照毛泽东的实践经历，写出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读“四大名著”的情况；一种是按照四部小说故事的发展脉络，写出毛泽东读“四大名著”的各种情况；一种是把两个时空系统组合交叉在一起，以“四大名著”情节延伸、故事发展、人物形象为经，以毛泽东解读和运用“四大名著”的内容为纬，结构全书。本套书采用的基本上是第三种办法，但又不太拘泥于此。首先，笔者把要表达的内容分为若干单元。第一个单元是毛泽东对“四大名著”文本的阅读，对小说作者的评论；第二个单元是毛泽东对“四大名著”思想和艺术的借鉴；第三个单元是毛泽东对“四大名著”词语典故和故事典故的运用；第四个单元是毛泽东对“四大名著”人物形象的漫议、鉴赏和征引。《自序》是全景鸟瞰，各篇是个案透视。这样的谋篇布局使结构均衡些。但是，即使这样，有些同类内容，只能分散开讲，比如毛泽东借鉴三国故事阐述人才思想的内容，在《三国都有知识分子》《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年轻》《错用关羽马谡》《曹操懂用人之道》《刘备这个人会用人》《“青年团员”周瑜挂帅》等篇章中都涉及到了。

毫无疑问，写作此套书是为了总结借鉴伟人的读书经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大思想家、大文化人，毛泽东的思想无疑是敏锐深邃的，深挖细察他漫评漫议“四大名著”所包容的思想内涵和人生价值，既挖掘到位，解释透彻，亮出底牌，又不牵强附会，坐地拔高，胡乱引申，使读者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启迪。要爬上这个陡坡，确非易事，但没有理由不努力去做。当然，这不是要去玩弄谁也不懂的新名词新概念，故弄玄虚。真理是朴素的，深刻是易晓的。这就要求行文生动而不呆板，流畅而不晦涩。语言通俗，段落短小，乃至“背景”几近讲故事，尽量做到寓理于事，理从事出，追求深入浅出浑然天成的行文境界。虽然做起来十分不易，但努力为之。

毛泽东对“四大名著”的解读和运用，其特点如同冰山——据说冰山只有六分之一浮出水面，而六分之五是沉在水下的。毛泽东评说“四大名著”，往往言约旨丰，语言少少许而内涵多多许。在当时的历史背景、语言环境和接受对象面前，极易理解。而今天人们要明了全部内容，就要给予扩展，给予说明，给予阐发。有朋友说，这是“解释学”的治学方法，或许如此。比如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问身边工作人员：“刘姥姥是什么阶级出身？”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发问，小说中对刘姥姥阶级属性如何描写，对人物做阶级分析是否属于文艺学范畴？涉及到不少社会背景和理论问题；再比如，上世纪60年代他在战备会议上问：“刘备为什么能在这里(四川)立国？”只是一句以问代答的问话，但有些读者可能要问：刘备在四川立国是怎么回事？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讲？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因此，对毛泽东的评说和征引，本套书力图做到讲清三个方面：讲清评说的具体历史背景，知晓事情的来龙去脉；介绍小说中相关的情节、人物、词语，使读者(尤其是不熟悉“四大名著”的读者)对毛泽东评说征引的小说内容有个完整的把握；在做到前两点的基础上，揭示毛泽东解读和运用的微妙之处，欣赏其智言睿语的丰富内涵和无限风光。至此，毛泽东的读书经验也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地显现出来。当然，这种准确的介绍根基于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客观的态度无所谓准确，更无所谓正确。这里有一个怎样对待毛泽东“讲错了”、“用错了”的问题。把小说的思想内容混淆了，把人物经历张冠李戴了，把故事情节记错了，这个问题并不难办，指出来恢复小说本来面貌也就罢了。毛泽东的评说不少是即兴之语，信手拈来，并没有核对原书，要求征引的内容百分之百的准确，是不实际的。对“用错了”的情况则要多费些笔墨，具体分析产生错误的背景和原因，指出错误的程度和影响，不“为尊者讳”。这种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客观态度，是伟人生前所倡导的对待事物的科学态度；坚持这种态度，无损伟人的形象，只能增加伟人的光辉。道理很简单——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训，还在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毫无疑问，要实现上述写作目标，需要个人的艰辛付出，也需要各方面的鼎力支持。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况且，在写作上我从来不是“好汉”，更需要帮助。爬格子的日日夜夜，我荣幸的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鼓励和支持。我的直接领导孙大发中将曾经细心地指出我书稿中的笔误，使我下笔时更加谨慎和用心。战友、文友、朋友刘嘉恩、郭宝山、黄永贤、冯连旗、王群、贾凤山、杜传友、高潮、高光辉、王传荣、苏文愚、张景山、曾福林、韩宝琛、张巨德、张宝印、张传相、蔡书成、王玉华、胡世宗、姜宝才、胡承山、张昌富、白金华，对我的援助和支持，使我永难忘怀。我的同事多年来的理解、鼓励、支持，更使我如鱼得水，勤勉奋力，大得工作和研究的乐趣。

中国红学会副会长胡文彬先生、沈阳军区一级作家李占恒、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刘伯和、技术侦察局副局长任志生、前进报社编辑王任飞、网上经营图书的、“大银鱼家”的经理常红，把个人珍藏的或搜求到红学、毛学和其他古代文学文献资料毫不吝惜地送给我(有的红学图书、红学资料珍藏几达半个世纪或几十年)，以作研究之用，令我感动唏嘘，推动我脚步不停笔耕不辍。《刊授党校》杂志社的陈力、刘东来、张炜，早在《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没有全部完稿之际，即抽出毛泽东借三国故事谈哲学的篇章，连载达两年之久，对我的激励和鞭策，如同电池板遇上充电器，代步车出了加油站。辽宁省图书馆的姜猛、刘晓霞、余荣全，沈阳市图书馆的李冬红，沈阳市大东区图书馆的王文风、李天福，沈阳军区图书馆的邹亚琴、唐华，辽宁民族研究所图书室的李琳镐，有求必应，解决了许多资料难题。学校老师赵春阳，学生梁慧颖、董博文、张洁，帮我网上查找资料和扫描图片，出了不少力气。

为写这套书，我几乎投进去所有的业余时间，节假日和双休日更是在所不辞了。头几年，我还不会摆弄电脑，女儿文斐和女婿德龙，经常工作在电脑旁，前两部书稿都是他们打的。电脑的技术故障，一直是德龙在解决。四部书全部写完，又是女儿女婿选配制作了全部插图。我们都上班忙工作，下班忙书稿，家务活自然较多的推给了妻去做。她那时每天教学，学校离家远，很忙，很辛苦。但是，她保障家里的“后勤”，不以为苦，却常以为自豪。一家人为此同心协力，其乐融融。其问，央视数次重播“四大名著”的电视连续剧，漫议“四大名著”就成了家人闲聊时的话题，不用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家庭文化氛围。亲人的支持，也是我持之以恒写作的动力。

此套书的出版，得到了辽宁出版集团万卷出版公司李英健社长、编辑室王会鹏主任悉心指导和全力帮助，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董志新于沈城三八里凯旋楼

2009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