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创刊30年了。30年来，《读者》杂志始终保持着心灵读本的品位，传承了雅俗共赏的风格，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彭长城同志不但是《读者》三十年发展壮大的见证人，而且是《读者》三十年栉风沐雨的亲历者，他是《读者》的塑造者、操盘手和掌门人。与几代读者人一起，在甘肃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创造了《读者》发行量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奇迹。

《让读者御风而行》汇集彭长城所撰写的编辑论文、为《读者》杂志所写的卷首语、对《读者》杂志办刊过程及未来发展的思考和研究性文章。

《让读者御风而行》汇集彭长城同志所撰写的编辑论文、为《读者》杂志所写的卷首语、对《读者》杂志办刊过程及未来发展的思考和研究性文章。《让读者御风而行》图文并茂，可读性强，真实、生动地记录了《读者》30年成长的足迹。读了这个集子，也许你就读懂了《读者》背后的秘密。

第一辑 文与思

 卷首语一束

 这是一枝幽香四溢的兰花——介绍《读者文摘》杂志“文苑”栏

 写在评选揭晓之时

 《读者文摘》十年

 有朋自远方来

 厚重与拾贝

 《常常感动》后记

 愿《读者》是这样一本书

 始终如一的关怀——寄语2002年《读者》

 让《读者》御风而行——《读者》杂志发刊300期暨创刊22周年纪念

 《读者人文读本》后记

 九九归一——《读者》月发行量突破900万册暨创刊24周年纪念

 一本杂志的诞生

 爱是什么

 写给“读者的挚爱”诗文音乐朗诵会

第二辑 言与行

 《读者》有爱情系边防——在兰州军区南疆军区赠书仪式上的发言

 齐心协力绘就《读者》新蓝图——在《读者》第六届编印发会议上的讲话

 保护母亲河共建读者林——在刘家峡龙汇山“读者林”开工仪式上的讲话

 《读者》：读者的心灵读本——在第二期HFM期刊经营与管理研讨会上的演讲

 弘扬先进文化繁荣期刊事业——在“弘扬先进文化模范集体”表彰大会上的发言

 一生做好一件事——在省直机关工委“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先进

 事迹报告会”上的发言

 与读者一起成长——在第三届国家期刊奖颁奖大会上的发言

 让《读者》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窗口——在中国甘肃藏区风情摄影展暨《读者》推介会上的发言

 期刊如何应对阅读口味的变化——在第36届世界期刊大会上的演讲

 尊师重教兴国利民——向北京市中关村第四小学赠书活动上的讲话

 风雨百年路我的兰大情——在兰州大学百年校庆庆典仪式上的发言

 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上的汇报发言

 拥抱时代拥抱变革——在第三届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上的演讲

 时代选择我们一切刚刚开始——在“西部再出发·兰州论坛”上的演讲

 架起海峡两岸的文化桥梁——在《读者》(台湾版)发行仪式上的讲话

第三辑 感与悟

 《读者文摘》更名的一些问题及思考

 对《读者文摘》编辑工作的零星思考

 促进期刊发展的广告经营之道

 发展电子杂志丰富期刊家族

 创建品牌期刊的营销策划——从《读者》杂志谈起

 用人文关怀打造国人的心灵读本

 坚持人文关怀打造心灵读本

 对读者出版集团发展的几点思考

 关于甘肃建设文化大省的思考

 我们用人性主义打败了热点时尚——中国《读者》与美国《读者文摘》对话(沙林)

 两情若是久长时(王立强)

 我眼中的《读者》的三位领导(袁勤怀)

 城中三万户此地六十家——新中国60年60编辑(甘险峰 董文杰)

 人间正道是沧桑——读者杂志社主编彭长城访谈录(孙际铁)

 那些与《读者》有关的若干片段(代后记)

这是一枝幽香四溢的兰花

——介绍《读者文摘》杂志“文苑”栏

年初，《读者文摘》编辑部为了较好地掌握读者的阅读兴趣，了解读者对刊物的要求，随第1期杂志发放了一份《读者调查表》。

该表其中一项内容，是调查本刊读者喜爱刊物的哪些栏目。截至2月底，编辑部共回收调查表54 386份，从中抽样统计，得到的答案是，读者最喜爱的栏目是“文苑”。

新疆读者王维刚在调查表上情不自禁地写道：“我喜爱《读者文摘》许多栏目的文章，我喜爱读那令人惊奇的自然奥秘，千奇百怪的趣味小品，捧腹叫绝的幽默漫画，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但我特别喜欢‘文苑’栏的文章：散文朴实自然，小说精美动人，诗歌清丽隽永，语丝修身养性。”

辽宁读者徐兰英对“文苑”栏的喜爱也溢于言表：“要问我为何喜爱‘文苑’栏的文章，是因为那些文章既能揭示深刻的人生哲理，读起来又温馨上口，如潺潺流水自然而然地注人您的心田。如1986年6期《新嫁娘的前夜》，1986年7期《温柔的奖赏》等等文章。”

黑龙江读者张斌则由衷地赞道：“我很欣赏‘文苑’这一栏目，十分感谢编辑同志为我提供了如此迷人的诗歌，简直妙不可言，我不知道还有比它更好的诗歌，像1985年第3期的俄国诗歌《别声响》，我至今仍能背出。”

像这样的看法还有很多，很多读者都从不同的侧面称赞了“文苑”栏。有的谈到他读了“文苑”栏的一篇文章，对人生道路上的某个问题有了更深的体会；有的谈到他读了“文苑”栏的一系列文章，对生活、对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和向往；还有一些青年读者看了“文苑”栏登载的一些优秀作品，为这些优秀作品深厚的底蕴所打动，为那些行云流水般的文笔所折服，从而坚定地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从1981年4月创刊到今年第4期，《读者文摘》杂志由小到大，已出版了69期，累计达8 226万册，成为一份月发行量达150多万份的杂志。伴随着《读者文摘》的成长，“文苑”栏也同其他栏目一样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果把整本杂志比作是一座清新素雅的小花园，“文苑”便是这所花园中一枝幽香四溢的兰花。

迄今为止，“文苑”栏已登载了不同题材、不同形式、古今中外、风格迥异的各种作品数百篇。这里既有中国文学大师鲁迅、巴金、冰心等劲健洗练的力作，也有国外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纪伯伦、东山魁夷雄浑飘逸的精品；既有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深邃的名言警句，也有当代无名之辈精妙的看法见解；既有情节扣人心弦、使人一睹为快的小说剧作，也有清婉明丽、让人一咏三叹的诗歌散文。尽管该栏目登载的文章只是浩瀚的文学沧海里的几滴水珠，但读者能从这几滴水珠感到沧海的博大精深。因此隽永耐读的文章，朴素自然的文笔，凝练含蓄的风格，便成为《读者文摘》“文苑”栏追求的第一个特点。

《读者文摘》“文苑”栏追求的第二个特点——是强调文章的哲理性。在那些娓娓道来的故事中，在那些藏而不露的诗歌里，在司空见惯的对话中，在信手拈来的花絮里，都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P11-15

《读者》创刊30年了。30年来，《读者》杂志始终保持着心灵读本的品位，传承了雅俗共赏的风格，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胡亚权、郑元绪、彭长城三位同志都有新作即将付梓，我在这里表示祝贺！1981年4月，在时任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曹克己同志领导和主持下，胡亚权、郑元绪创办了《读者文摘》。次年彭长城同志到编辑部，从那时起，亚权、元绪和长城同志一直在为这本期刊工作，三个人都是编辑出身，后来渐次主持《读者》杂志的工作。亚权、元绪在《读者》杂志前后工作了十四五年，亚权现为省政府参事，元绪已退休多年了。长城同志现为读者出版集团的副董事长和读者股份公司的总经理。可以说，这三位同志不但是《读者》三十年发展壮大的见证人，而且是《读者》三十年栉风沐雨的亲历者，他们是《读者》的塑造者、操盘手和掌门人。是他们与几代读者人一起，在甘肃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创造了《读者》发行量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奇迹。

读着书稿，时不时地被他们对《读者》杂志舐犊情深般的热爱与眷恋所感染：时不时地被扑面而来的职业出版人的忠诚与坚定而感动；而当读到他们当年办刊、营销的几多经验体会时，又会感悟到《读者》成功中的智慧与艰辛。

初来甘肃工作时，同外地的朋友谈起《读者》杂志，常常是一些人知道《读者》却不知道《读者》在甘肃，当我告之这个事实后，有人脸上会露出莫名的诧异。这些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直接参与了2006年1月读者出版集团(原甘肃人民出版社)的转企改制，指导了2009年12月的读者出版集团股份制改造，也见证了《读者》发行量突破1000万份的时刻，还与《读者》的同志一起，到美国和宝岛台湾搞过《读者》海外市场的拓展，使我对《读者》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于《读者》这样一个大刊、名刊为什么生长在甘肃这个问题，也渐渐找到了答案。简言之，甘肃的悠久丰厚的文化资源是培育《读者》的肥沃土壤，甘肃特有的文化精神是催生《读者》并使它发育成长的支撑。甘肃是中华文化的资源宝库。史前文明的大地湾文化上溯历史8000~，古丝绸之路横贯甘肃全境，敦煌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红军长征会宁会师，西路军血战河西，还为甘肃留下了许多红色文化资源。如此丰富的文化土壤滋养了一代一代甘肃的文化人，也不断深化着他们的文化内涵，形成了甘肃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在《读者》这个杂志上得到了比较典型的体现。一是包容。甘肃的文化从根上说就是开放包容的。1600年前，莫高窟初建，敦煌成为中华文化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相互碰撞的一个交汇点，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在这块土地上逾千年的进退战和，形成了区域文化的多元特点。《读者》也是包容的，文摘类刊物必须兼收并蓄，《读者》的LOGO就是一个采集百花的小蜜蜂。开放包容成为《读者》30年来坚持不辍的一个办刊指针。二是坚韧。自唐以降，甘肃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清时被李鸿章称：天下贫瘠者无如陇右。世世代代的甘肃百姓无一不是穷毕生之力与严酷的自然相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生存。这样的存在上升为意识，就是“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也就是肯于付出，长于坚持。读者人是坚韧的，三十年来，刊物越办越好他们没有沾沾自喜，家底越来越厚他们仍在过紧日子，“快餐文化”来了他们不跟风，时下高返点、大回扣的营销手段他们不追捧，始终坚守“内容为主，读者至上”的理念。似乎有些“老旧”，有点“迂腐”，但正像彭长城同志在书中所讲“一生只做一件事，任尔东西南北风”。三是创新。有交流碰撞就有创新。甘肃的文化是开放包容的，读者的精神是坚持创新的。逻辑是如此，事实亦如此。《读者》要打造“百年老店”，这是读者人的共识；纸质媒体受到新媒体的多重挑战，要想保持竞争优势必须创新，这也是读者人的共识。读者人迈开脚步了，尽管还没有甩开膀子、迈开大步，但每一步都是扎实的。读者电纸书出来了，读者新媒体大厦在建设中，核心期刊群、数字出版、动漫、物流等业务版块的集团产业规划也是呼之欲出。

借彭长城同志《让(读者)御风而行》、胡亚权同志《读者往事》、郑元绪同志《读稿笔记》三本书出版之际，谈了些对《读者》的认识，这也是《读者》给我的教益。再次对三位《读者》的掌门人及全体读者人表示由衷的敬意！

祝愿《读者》杂志越办越好！

权为序。

那些与《读者》有关的若干片段

《读者》杂志原名《读者文摘》，创办于1981年4月，1982年1月我从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到《读者文摘》编辑部报到，迄今正好30个年头。30年，从一个刚毕业的青涩学生到一个老员工，我的精力、热情、理想都投入到了这本杂志中。而这几十年内所经历的感动、幸福、焦虑也都与它息息相关——《读者》已然融人我的血液，成为我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91年，《读者》创刊十周年，我正在甘肃省委党校脱产学习。那时候编辑部人少活多，我分担了《读者》十周年征文的筛选、编辑、发稿及《读者》十年精装合订本的责任编辑和美术插页设计等工作。我平时在党校学习、工作，周末到编辑部取稿件。在设计1981年合订本美术插页首页时，我选取了一幅摄影作品：远方晨曦初起，云蒸霞蔚，近处是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一位父亲一手牵着小孩，一手指向远方。大自然的瑰丽和人世间的亲情水乳交融，整个画面有一种摄人心魄之美。我被深深地感动，在版面的右下角写了一段编辑题记：

人生的道路坎坷不平，蜿蜒前伸，是朝霞般的希望燃起了我们心中的热情。那些在生命中携手，在岁月中共度的日子将永恒的美丽。

与《读者》共度的日子是美丽的。这种因阅读而获得的心灵抚慰，因编刊而获得的美好体验，因经历不同人和事而丰厚的人生感受，贯穿着我的整个《读者》生涯。

一、办刊的氛围环境

记得初到《读者文摘》编辑部上班，胡亚权给我一摞初选出来的稿子，让我选择。我反复选出的稿件，有的被录用了，有的被放弃，还有被我淘汰的稿子最终又登上了杂志。这种简单的入门训练让我明白，选稿表面上是考验编辑的眼力，深层次则是考察一个编辑学识修养、观察社会的角度和关爱读者的程度。编辑倾注心血编刊的过程，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个与作者、读者进行对话的过程。

198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一书，这是敦煌学研究领域里的一本资料性文献，总编辑曹克己打算在《读者文摘》刊登这本书的序以扩大影响。由于我是历史专业出身，给这篇序写按语的任务落到我头上。这是我以编辑部名义撰写的第一篇“编者按”。

1984年底前，我的主要工作是改稿、退翻译稿、开稿酬。当年的工作手册详细地记载着每月编辑了多少篇文章，每篇文章多少字。后来我粗略统计，发现平均每天编辑加工4 000多字，有一半以上的文章删改完成后，都需要在方格稿纸上重新誊抄。记得《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原文4万多字，删改后只剩1万字，仍然显得很长，郑元绪放在1984．年第11期、第12期上连载。为此，我特别写了篇编后感。

而作为责任编辑完整地编辑好一期杂志，最后在发稿单责任编辑一栏里，郑重签下姓名，已经是1985年的事情了。1985年第4期，是我责编的处女作。本期有摘自《莎士比亚全集》中的连珠妙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出版经过，日本经营之神土光敏夫的传奇故事，科普文章《人人爱吃的蛋》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篇重头文章《为了这片神奇的土地》，记录香港回归的谈判过程。稿件汇齐后，我撰写了卷首语《春天——大地》。  编者的努力取得了读者的认可，读者的认可又增加了编辑们的信心。每年征订的时候，大家就打赌竞猜杂志第二年的发行量，猜输的人请大家喝啤酒。这种非常纯粹的工作状态与当时编辑部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胡亚权和郑元绪都是有思想深度的人，他们的文字水平很高，但除了编辑文稿、撰写编读往来，很少搞其他创作。记得胡亚权说过，做一个三流的作家，不如做一流的编辑。在这样理念的影响下，当时的整个团队心无他念，一门心思办刊。

这种朴素的传统促使大家默默地为这本杂志做出贡献，不争名，不争利。李一郎1985年到编辑部当编辑，2000年参加《读者·乡村版》的创办，2005年退休后心还在岗位上，至今还参与《读者》及几本系列刊物的校对。

编辑部每个人的性格、兴趣和背景也影响着各自的工作方式和选稿风格。比如，袁勤怀是地理学专业背景，兴趣广泛，编选的文章像个精彩纷呈的大拼盘；刘英坤机敏感性，捕捉情感类文章很拿手；张正敏是个热心大姐，热情回复每一封读者来信；陈泽奎喜欢历史，侧重宏观把握，对编辑工作得心应手；王祎对经营管理类文章很内行，又能选出感人的亲情类文章；侯润章、张涛更喜欢名家作品，常选择经典散文，所选稿子透着文气；李剑冰、高茂林关注社会热点，所选的反映社会现实的文章，总能引起关注；富康年当过大学教师，在敦煌文艺出版社做过编辑，不同经历使他能够对《读者》的理解更为丰富；古代文学专业背景的宁恢写文章充满古典美，选的文章又不乏时尚；潘萍喜爱转书店，新书好书的摘录总是出彩；《读者》网站的建立，邱仿付出了很多劳动，极大方便了读者与编辑的交流，等等。在美术设计上，《读者》早期的美术编辑高海军逐渐摸索出这本杂志的设计风格，并且联系了很多画家，组织《读者》十人插图展；任伟在杂志中介绍了世界经典名作，增加了双年展的内容，联系了国内一流的插图画家，使《读者》清新隽雅，文图并茂……进入21世纪，《读者》编辑部陆续选拔了一批“80”后年轻编辑，李霞、陈天竺等人不但在版协编校技能大赛上获得了优秀成绩，更为《读者》带来了年轻的气息……总体来看，不同的编辑、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爱好，不同的年龄，对杂志都会有不同的影响，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坚守和努力，这些最终成就了《读者》淡雅如菊的风格。说到这儿，我想起《读者》早年刊登的一首诗：

路边的那一潭死水，无纹无波。

我不要这样的生活！

要么就卷入长江大海，

要么就去无声地滋润田禾。

《读者》的成功，除了编辑部同仁们的努力工作这个“小环境”，还与甘肃人民出版社这个“大环境”有关。作为出版社主办的一份刊物，历届领导班子和社委会都高度重视这本刊物的发展，一直由政治、业务都过硬的领导承担最终的审稿把关。总编辑曹克己大气恢弘，想的都是出好书编好刊的问题，编辑们十分敬重他；副总编辑周顿对语言的美感有着一种天生的禀赋，他改后的文章透气通灵；郭耀中、王维新都是“观大略”的领导，着重大局的把握，在许多地方见解独到；陈绍泉精美术懂人心，放手让团队创新，他当主编期间，《读者》从月刊改为半月刊，做了很多经营活动，品牌影响力有了很大提高；傅保珠是以编委会主任的身份来管理这本杂志的，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在文字上抠得很细，在政治上把关很严，很多年轻编辑容易出错的地方，他都能一下子看出来。其实，只要《读者》遇到问题，社领导总是想方设法解决。1988年，全国闹起了纸荒，许多报刊没法按时印刷。张九超总编辑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停印出版社其他书籍，以确保《读者》用纸。2000年，《读者》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人手紧张，张正杰总编辑则提出从全出版社选拔优秀青年员工进入《读者》，通过笔试、口试，四人进入编辑部，如今都是骨干。

印象很深的还有早期的期刊编辑室主任张力，他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党员、知识分子，宽人严己，有仁者之风，负责早期《读者》稿件的复审工作。1984年，《读者》刊发的一篇文章触及到宗教敏感问题，当时的形势已经很紧张，张力和我前去向有关负责人汇报并与当事各方沟通。临进门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年纪轻，就不要进去了。”我执意陪他，他又说：“万一对方不理解，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要管我，你先走。”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态度诚恳，尽量化解矛盾。在上级领导及各方的斡旋下，最终达成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