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不仅是一个不断探索自然奥秘的历程，更是一种文化传承，一种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其根基是西方文化传统。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但是由于当时文化背景和时代的原因，在“西学为用”、“科学救国”等思想的指导下，人们注重的是船坚炮利的技术层面，并没有认识到科学的文化性。即使看来好像是毫无器用价值的进化论，也被人们用来作为宣传的工具，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号召人们救亡图存，致使我们对科学的认识和科学的发展发生了偏颇，影响了人们从根本上建立起一种科学文化的努力。因此，阅读一些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科学典籍，特别是原创性的论著，对我们来说是极有价值的。通过学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科学的文化背景，建立起我们自己真正的科学文化。《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正是人们所期待的一本这种类型的力作。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是赫胥黎在《物种起源》广受争议的背景下写成，赫胥黎通过梳理类人猿的发现史，人类、类人猿和大猩猩在解剖结构和行为习性等方面的比较，胚胎学方面的证据，详细讨论人类和次于人的动物的关系。赫胥黎的立场十分明确，他不仅拥护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而且他毫不犹豫地从中推论，人类正是、也只能是进化的产物。赫胥黎在本书中强调，人类与黑猩猩等猿类的如此接近，表明人就是源于这样的动物祖先。但是，他更深信，文明人和兽类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这就是说，不论人是否由兽类进化而来，但肯定不属于兽类。

本书后半部分为赫胥黎的演讲集，通俗生动，从中可见赫胥黎卓越的演讲风格，对科学方法的注重，还有他投入科学教育及其普及事业的极大热情。他对达尔文理论的论述精辟凝练，以深厚的说辩技巧和俏皮睿智的文笔，酣畅淋漓地展示了物种进化的浩荡长卷。无论读者是否了解科学史，都可以从本书中获得启发和阅读的快感。

弁言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导读

序言

第一章 类人猿的自然史

第二章 人类和次于人的动物的关系

第三章 论几种人类化石

第四章 有机界的现状

第五章 有机界的过去

第六章 揭示有机界过去及现状背后成因的方法——生物的起源

第七章 生物的延续、遗传和变化

第八章 影响生物延续的生存条件

第九章 论《物种起源》中的观点与有机界现象原因完整理论之间的关系

第十章 论博物科学的教育价值

第十一章 论动物的持久类型

第十二章 时间与生命——达尔文先生的《物种起源》

第十三章 达尔文论物种起源

第十四章 达尔文的假设——达尔文论物种起源

第十五章 一只龙虾，或动物学研究

译后记

由萨洛蒙·米勒博士和施勒格尔博士合著的《荷兰殖民地博物史(1839-1845)》，是当前对猩猩最详尽的博物学记述，而我讲述的有关猩猩这一课题，几乎完全根据上述两位作者在其论著中的记述。同时我还从布鲁克、华莱士和其他作者的著作中，引用过一些重要的细节，补充到各个章节里。

猩猩的身高看来似乎很少超过4英尺，但其身材却很庞大，据测量它的身围，是身高的三分之二，见图9。

一方面，猩猩仅分布于苏门答腊和婆罗洲，但它们在这些岛屿也不常见。它们常住在这两岛低矮平坦的平原上，而从未在山区发现过。猩猩喜欢栖居在从海岸延伸到内地的极为茂密的森林中。因此，猩猩只在苏门答腊东部有森林分布的地方才可以见到，尽管偶尔也发现它们游荡到西部地区。

另一方面，在婆罗洲，除了在山区和人口稠密的地方外，其他地区一般均有猩猩的分布。在适宜的地区，猎人如果运气好，则一天内可以遇到三四只猩猩。

除了在交配期，老年雄猩猩常常是独居生活，而那些老年雌猩猩则和未成年的雄猩猩往往三五成群。年老的雌猩猩偶尔有小猩猩陪伴着，但是怀孕的母猩猩通常是分居的，且有时分娩幼仔后仍继续分居。小猩猩似乎得到母猩猩极长时间的抚养，这可能是由于小猩猩生长缓慢的缘故。当母猩猩在攀登时，总是把小猩猩抱在怀里，这时小猩猩就紧紧抓住母猩猩的毛。至于究竟到几岁时小猩猩才具有生殖能力，以及母猩猩和小猩猩一起究竟要住多久，都不太了解，但看来很可能要到10岁或15岁才成年。在巴达维亚，有一头饲养了5年的雌猩猩，还没有达到野生雌猩猩身高的1/3。很可能当它们成年后，还要继续生长。尽管长得较慢，但它们可以活到四五十岁。据戴耶克人(Dyaks)称，那些年老的猩猩，不但满口牙齿都已脱落，而且攀登时也显得相当困难，它们靠那些被风刮落下来的果实和多汁的野草来维持生活。

猩猩动作迟钝，完全不像长臂猿那样，具有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似乎只有饥饿才能激发它们。可是，一旦吃饱肚子，便故态重演，又进入懒洋洋的状态。当它坐下来时，便弯腰俯首，两眼直盯着地面。它们有时用手抓住树枝，有时却把两手无力地垂在体侧，甚至可以在原地几乎不动，以同一姿势呆上好几个小时，而且还不时地发出深远而低沉的吼叫声。在白天，它常常是从一棵树梢攀缘到另一棵树梢上。只有在晚上，它才从树上爬到地面。万一遭到危险威胁，它便立即躲藏到树底下的阴暗处。如果不被猎人所袭击，它可以长时间逗留在同一地方；而且有时可在同一棵树上，呆上好几天，并在树枝间找一个坚实的地方，作为它睡觉的床。猩猩很少在大树的顶上过夜，这可能是由于树顶风太大又冷的缘故。一旦夜幕降临，它便从树的高处下来，在树的较低和较暗的地方，或者在树叶多的树枝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床”就寝。在这些小树中，它们偏爱尼帕棕榈、露兜树，或那些使婆罗洲原始森林显现特有景观的寄生兰中的一种。但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是它确定要睡觉之后，它就为自己搭建一个巢。这种巢选用小树枝和树叶，铺在它选定地点的周围，然后它将树枝弄弯，和叶子相互交叉在一起，再铺上蕨类、兰类和露兜树、尼帕棕榈及其他植物的大型叶子，以使床铺变得柔软。米勒所看见的那些巢，多数是最近才搭建的，它们位于离地面10英尺到25英尺的高处，而其周边长度平均为二三英尺。有的巢竟填了几英寸厚的露兜叶，另外一些，显然仅仅是把折断的树枝，围绕一个共同的中心铺设成一个规则的平台。詹姆斯·布鲁克(James Brooke)爵士说：“他提到的在树上所建成的简陋茅舍，既没有屋顶，也没有任何遮盖，将其称之为坐席或巢更为合适些。它们造巢之敏捷，真令人感到吃惊。我曾经有机会见到一只受伤的雌猩猩，只见它仅用了一分钟，就把树枝编在一起，然后就坐在其上。”

根据婆罗洲的本地人戴耶克人说，猩猩在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和在大雾被驱散之前，难得离开它们的床舍。它们每天大约上午九时起床，大约下午五时就寝，但有时一直推迟到黄昏以后才人睡。它有时仰睡，或者转向左侧或右侧而睡，将两腿向躯体收缩，把手枕在头下。当夜间寒冷、刮风或下雨时，它常常把建造床铺时用的露兜树、棕榈、蕨类等大量叶子，覆盖在身上，而且特别注意将头埋在树叶里。就是这种遮掩身体的习性，也许是导致猩猩能在树上建造茅舍的传说的起因。

虽然猩猩在白天大都栖息在巨树的树枝之间，却很少见到它们像其他类人猿，特别是长臂猿那样，蹲在一根粗大的树枝上。相反，猩猩只栖息在细小、长满叶子的枝丛中，所以它栖居在树顶上的身影刚好能落人人们的视野，这种生活方式跟猩猩后肢的构造，尤其是跟它臀部的构造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它的臀部不像许多低等猿类，甚至像长臂猿那样具有胼胝，它们那称之为坐骨的骨盆，在表面形成了坚固的骨架，猩猩坐着的时候，身体就靠这个骨架支撑，它的骨盆不像其他具有胼胝体的猿类那样张开，倒是更像人类的骨盆。

猩猩在攀登时，是那样地缓慢，而又小心翼翼，它的动作看来更像人而非猿。它在攀登时，特别注意自己的双脚，似乎要比其他猿类更经不起受伤的样子。长臂猿在树枝间来回摆动时，主要是靠它的前臂；而猩猩不像长臂猿，它甚至从不做最短距离的跳跃。在攀登时，它的手脚交互向前移动，或者用手紧紧抓住树枝之后，将两足一同收缩。在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时，它总是要找到两棵树枝接近或者是两枝交叉的地方。就是当它被紧追时，它那小心翼翼的模样也实在令人惊叹：先摇一摇树枝，看它是否能载得起自己，然后才逐渐地把自己的体重靠在一根悬垂的树枝上，使树枝压弯形成一座桥，然后从这棵树爬到另一棵树上。

猩猩在地面上总是靠四肢行走，显得既费劲，又摇摇晃晃。刚起步时，它比人要跑得快，但不久之后就会被人赶上。当它奔跑时，它那长长的双臂只稍作弯曲，身体明显地站立起来，姿势就好比一个驼背老人扶着拐杖走路一样。猩猩在行走时，身体通常一直向前，不像其他猿类那样，在奔跑时身体多少向两侧倾斜；除了长臂猿以外，它在行走方式和其他很多方面，都明显与其他的猿类有别。

猩猩不能把它的双足平踩在地面上，而是靠脚底外缘来支持其体重。脚跟更多着地，而弯曲的脚趾通过其第一个关节的上部着地，双脚的最外侧两趾则完全着地。它的双手则以相反的方式起到支撑作用，亦即手的内侧成为主要的支撑力量。手指以这样一种方式弯曲，即手指的前面关节，尤其是最内侧两个手指的前面关节以上部分着地，而可以伸直和自由活动的大拇指指尖，不过作为一个辅助支点而已。

猩猩从来不是单靠它的后肢站立，可是，所有的插图都把它画成后腿站立，而且还错误地认为，它是用棍棒来防护自己的；其他类似的插图，也同样是虚构的。

猩猩的长臂具有特殊的作用，它不但用于攀登，而且可以从不能支持其体重的树枝上采集食物。无花果、各种花和不同类型的嫩叶都是猩猩的主要食物。但是曾在一只雄猩猩的胃里，发现过两三英尺长的竹片。还没有听说过它们曾吃活的动物。

猩猩在幼小时被活捉后加以饲养，会逐渐变得驯服。它们似乎的确想融入人类社会。尽管在外观上显得迟钝不够活泼，但它毕竟是一种非常粗野而又胆怯的动物。婆罗洲本地的戴耶克人曾断言，当老年雄猩猩仅受箭伤时，有时竟然离开树林，并愤怒地向它们的敌人冲击。在这种时刻，它的敌人出于安全只能马上奔逃，否则如果被抓住，肯定会遭到猩猩的杀害。

尽管猩猩力大无比，但却少有自卫企图，特别是当它们受到火器攻击时。它们遇到这一情况，便尽力隐匿自己，或者沿着树梢逃逸。它一边逃，一边折断树枝，并将断枝掷下。当它们受伤后，便逃到树梢的顶端，而且发出一种怪叫，声音单调，最初是尖厉、刺耳，经过较长时间后，便转为发出像豹子那样低沉的吼声。当猩猩发出高音时，便把自己的嘴唇，突出成漏斗状；而当发低音时，就把嘴大大张开，同时它的大喉袋囊也变得膨胀起来。

P20-23

这套丛书中收入的著作，是自文艺复兴时期现代科学诞生以来，经过足够长的历史检验的科学经典。为了区别于时下被广泛使用的“经典”一词，我们称之为“科学元典”。

我们这里所说的“经典”，不同于歌迷们所说的“经典”，也不同于表演艺术家们朗诵的“科学经典名篇”。受歌迷欢迎的流行歌曲属于“当代经典”，实际上是时尚的东西，其含义与我们所说的代表传统的经典恰恰相反。表演艺术家们朗诵的“科学经典名篇”多是表现科学家们的情感和生活态度的散文，甚至反映科学家生活的话剧台词，它们可能脍炙人口，是否属于人文领域里的经典姑且不论，但基本上没有科学内容。并非著名科学大师的一切言论或者是广为流传的作品都是科学经典。

这里所谓的科学元典，是指科学经典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著作，是在人类智识史和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丰碑，是理性精神的载体，具有永恒的价值。

一

科学元典或者是一场深刻的科学革命的丰碑，或者是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的构架，或者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科学领域的基石。它们既是昔日科学成就的创造性总结，又是未来科学探索的理性依托。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震撼心灵的著作，它向统治西方思想千余年的地心说发出了挑战，动摇了“正统宗教”学说的天文学基础。伽利略《关于托勒密与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以确凿的证据进一步论证了哥白尼学说，更直接地动摇了教会所庇护的托勒密学说。哈维的《心血运动论》以对人类躯体和心灵的双重关怀，满怀真挚的宗教情感，阐述了血液循环理论，推翻了同样统治西方思想千余年、被“正统宗教’’所庇护的盖伦学说。笛卡儿的《几何》不仅创立了为后来诞生的微积分提供了工具的解析几何，而且折射出影响万世的思想方法论。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标志着17世纪科学革命的顶点，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科学基础。分别以惠更斯的《光论》与牛顿的《光学》为代表的波动说与微粒说之间展开了长达200余年的论战。拉瓦锡在《化学基础论》中详尽论述了氧化理论，推翻了统治化学百余年之久的燃素理论，这一智识壮举被公认为历史上最自觉的科学革命。道尔顿的《化学哲学新体系》奠定了物质结构理论的基础，开创了科学中的新时代，使19世纪的化学家们有计划地向未知领域前进。傅立叶的《热的解析理论》以其对热传导问题的精湛处理，突破了牛顿《原理》所规定的理论力学范围，开创了数学物理学的崭新领域。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进化论思想不仅在生物学发展到分子水平的今天仍然是科学家们阐释的对象，而且100多年来几乎在科学、社会和人文的所有领域都在施展它有形和无形的影响。《基因论》揭示了孟德尔式遗传性状传递机理的物质基础，把生命科学推进到基因水平。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和薛定谔的《关于波动力学的四次演讲》分别阐述了物质世界在高速和微观领域的运动规律，完全改变了自牛顿以来的世界观。魏格纳的《海陆的起源》提出了大陆漂移的猜想，为当代地球科学提供了新的发展基点。维纳的《控制论》揭示了控制系统的反馈过程，普里戈金的《从存在到演化》发现了系统可能从原来无序向新的有序态转化的机制，二者的思想在今天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自然科学领域，影响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

科学元典的永恒魅力令后人特别是后来的思想家为之倾倒。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了1800余年，又以印刷本用各种文字出了1000版以上。阿基米德写了大量的科学著作，达·芬奇把他当做偶像崇拜，热切搜求他的手稿。伽利略以他的继承人自居。莱布尼兹则说，了解他的人对后代杰出人物的成就就不会那么赞赏了。为捍卫《天体运行论》中的学说，布鲁诺被教会处以火刑。伽利略因为其《关于托勒密与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遭教会的终身监禁，备受折磨。伽利略说吉尔伯特的《论磁》一书伟大得令人嫉妒。拉普拉斯说，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揭示了宇宙的最伟大定律，它将永远成为深邃智慧的纪念碑。拉瓦锡在他的《化学基础论》出版后5年被法国革命法庭处死，传说拉格朗日悲愤地说，砍掉这颗头颅只要一瞬间，再长出这样的头颅一百年也不够。《化学哲学新体系》的作者道尔顿应邀访法，当他走进法国科学院会议厅时，院长和全体院士起立致敬，得到拿破仑未曾享有的殊荣。傅立叶在《热的解析理论》中阐述的强有力的数学工具深深影响了整个现代物理学，推动数学分析的发展达一个多世纪，麦克斯韦称赞该书是“一首美妙的诗”。当人们咒骂《物种起源》是“魔鬼的经典”、“禽兽的哲学”的时候，赫胥黎甘做“达尔文的斗犬”，挺身捍卫进化论，撰写了《进化论与伦理学》和《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阐发达尔文的学说。经过严复的译述，赫胥黎的著作成为维新领袖、辛亥精英、五四斗士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爱因斯坦说法拉第在《电学实验研究》中论证的磁场和电场的思想是自牛顿以来物理学基础所经历的最深刻变化。

在科学元典里，有讲述不完的传奇故事，有颠覆思想的心智波涛，有激动人心的理性思考，有万世不竭的精神甘泉。

二

按照科学计量学先驱普赖斯等人的研究，现代科学文献在多数时间里呈指数增长趋势。现代科学界，相当多的科学文献发表之后，并没有任何人引用。就是一时被引用过的科学文献，很多没过多久就被新的文献所淹没了。科学注重的是创造出新的实在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是向前看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么多文献被淹没，也表明划时代的科学文献数量是很少的。大多数科学元典不被现代科学文献所引用，那是因为其中的知识早已成为科学中无须证明的常识了。即使这样，科学经典也会因为其中思想的恒久意义，而像人文领域里的经典一样，具有永恒的阅读价值。于是，科学经典就被一编再编、一印再印。

早期诺贝尔奖得主奥斯特瓦尔德编的物理学和化学经典丛书《精密自然科学经典》从1889年开始出版，后来以《奥斯特瓦尔德经典著作》为名一直在编辑出版，有资料说目前已经出版了250余卷。祖德霍夫编辑的《医学经典》丛书从1910年就开始陆续出版了。也是这一年，蒸馏器俱乐部编辑出版了20卷《蒸馏器俱乐部再版本》丛书，丛书中全是化学经典，这个版本甚至被化学家在20世纪的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所引用。一般把1789年拉瓦锡的化学革命当做现代化学诞生的标志，把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化学家之战。奈特把反映这个时期化学的重大进展的文章编成一卷，把这个时期的其他9部总结性化学著作各编为一卷，辑为10卷《1789-1914年的化学发展》丛书，于1998年出版。像这样的某一科学领域的经典丛书还有很多很多。

科学领域里的经典，与人文领域里的经典一样，是经得起反复咀嚼的。两个领域里的经典一起，就可以勾勒出人类智识的发展轨迹。正因为如此，在发达国家出版的很多经典丛书中，就包含了这两个领域的重要著作。1924年起，沃尔科特开始主编一套包括人文与科学两个领域的原始文献丛书。这个计划先后得到了美国哲学协会、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史学会、美国人类学协会、美国数学协会、美国数学学会以及美国天文学学会的支持。1925年，这套丛书中的《天文学原始文献》和《数学原始文献》出版，这两本书出版后的25年内市场情况一直很好。1950年，他把这套丛书中的科学经典部分发展成为《科学史原始文献》丛书出版。其中有《希腊科学原始文献》、《中世纪科学原始文献》和《20世纪(1900-1950年)科学原始文献》，文艺复兴至19世纪则按科学学科(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质学、动物生物学以及化学诸卷)编辑出版。约翰逊、米利肯和威瑟斯庞三人主编的《大师杰作丛书》中，包括了小尼德勒编的3卷《科学大师杰作》，后者于1947年初版，后来多次重印。

在综合性的经典丛书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当推哈钦斯和艾德勒1943年开始主持编译的《西方世界伟大著作丛书》。这套书耗资200万美元，于1952年完成。丛书根据独创性、文献价值、历史地位和现存意义等标准，选择出74位西方历史文化巨人的443部作品，加上丛书导言和综合索引，辑为54卷，篇幅2500万单词，共32000页。丛书中收入不少科学著作。购买丛书的不仅有“大款”和学者，而且还有屠夫、面包师和烛台匠。迄1965年，丛书已重印30次左右，此后还多次重印，任何国家稍微像样的大学图书馆都将其列入必藏图书之列。这套丛书是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大学兴起而后扩展到全社会的经典著作研读运动的产物。这个时期，美国一些大学的寓所、校园和酒吧里都能听到学生讨论古典佳作的声音。有的大学要求学生必须深研100多部名著，甚至在教学中不得使用最新的实验设备而是借助历史上的科学大师所使用的方法和仪器复制品去再现划时代的著名实验。至1940年代末，美国举办古典名著学习班的城市达300个，学员约50000余众。

相比之下，国人眼中的经典，往往多指人文而少有科学。一部公元前300年左右古希腊人写就的《几何原本》，从1592年到1605年的13年问先后3次汉译而未果，经17世纪初和1850年代的两次努力才分别译刊出全书来。近几百年来移译的西学典籍中，成系统者甚多，但皆系人文领域。汉译科学著作，多为应景之需，所见典籍寥若晨星。借1970年代末举国欢庆“科学春天”到来之良机，有好尚者发出组译出版《自然科学世界名著丛书》的呼声，但最终结果却是好尚者抱憾而终。1990年代初出版的《科学名著文库》，虽使科学元典的汉译初见系统，但以10卷之小的容量投放于偌大的中国读书界，与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泱泱大国实不相称。

我们不得不问：一个民族只重视人文经典而忽视科学经典，何以自立于当代世界民族之林呢？

三

科学元典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灯塔和坐标。它们标识的重大突破，往往导致的是常规科学的快速发展。在常规科学时期，人们发现的多数现象和提出的多数理论，都要用科学元典中的思想来解释。而在常规科学中发现的旧范型中看似不能得到解释的现象，其重要性往往也要通过与科学元典中的思想的比较显示出来。

在常规科学时期，不仅有专注于狭窄领域常规研究的科学家，也有一些从事着常规研究但又关注着科学基础、科学思想以及科学划时代变化的科学家。随着科学发展中发现的新现象，这些科学家的头脑里自然而然地就会浮现历史上相应的划时代成就。他们会对科学元典中的相应思想，重新加以诠释，以期从中得出对新现象的说明，并有可能产生新的理念。百余年来，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思想，被不同的人解读出不同的信息。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进化生物学、遗传学、动物行为学、社会生物学等领域的几乎所有重大发现，都要拿出来与《物种起源》中的思想进行比较和说明。玻尔在揭示氢光谱的结构时，提出的原子结构就类似于哥白尼等人的太阳系模型。现代量子力学揭示的微观物质的波粒二象性，就是对光的波粒二象性的拓展，而爱因斯坦揭示的光的波粒二象性就是在光的波动说和粒子说的基础上，针对光电效应，提出的全新理论。而正是与光的波动说和粒子说二者的困难的比较，我们才可以看出光的波粒二象性说的意义。可以说，科学元典是时读时新的。

除了具体的科学思想之外，科学元典还以其方法学上的创造性而彪炳史册。这些方法学思想，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研究。当代研究人的创造性的诸多前沿领域，如认知心理学、科学哲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等等，都涉及了对科学大师的研究方法的研究。一些科学史学家以科学元典为基点，把触角延伸到科学家的信件、实验室记录、所属机构的档案等原始材料中去，揭示出许多新的历史现象。近二十多年兴起的机器发现，首先就是对科学史学家提供的材料，编制程序，在机器中重新作出历史上的伟大发现。借助于人工智能手段，人们已经在机器上重新发现了波义耳定律、开普勒行星运动第三定律，提出了燃素理论。萨伽德甚至用机器研究科学理论的竞争与接收，系统研究了拉瓦锡氧化理论、达尔文进化学说、魏格纳大陆漂移说、哥白尼日心说、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论以及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形成的革命过程和接收过程。

除了这些对于科学元典标识的重大科学成就中的创造力的研究之外，人们还曾经大规模地把这些成就的创造过程运用于基础教育之中。美国兴起的发现法教学，就是几十年前在这方面的尝试。近二十多年来，兴起了基础教育改革的全球浪潮，其目标就是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改变片面灌输科学知识的状况。其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在教学中加强科学探究过程的理解和训练。因为，单就科学本身而言，它不仅外化为工艺、流程、技术及其产物等器物形态、直接表现为概念、定律和理论等知识形态，更深蕴于其特有的思想、观念和方法等精神形态之中。没有人怀疑，我们通过阅读今天的教科书就可以方便地学到科学元典著作中的科学知识，而且由于科学的进步，我们从现代教科书上所学的知识甚至比经典著作中的更完善。但是，教科书所提供的只是结晶状态的凝固知识，而科学本是历史的、创造的、流动的，在这历史、创造和流动过程之中，一些东西蒸发了，另一些东西积淀了，只有科学思想、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保持着永恒的活力。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基础教育课本和不少科普读物中讲的许多科学史故事都是误讹相传的东西。比如，把血液循环的发现归于哈维，指责道尔顿提出二元化合物的元素原子数最简比是当时的错误，讲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过落体实验，宣称牛顿提出了牛顿定律的诸数学表达式，等等。好像科学史就像网络上传播的八卦那样简单和耸人听闻。为避免这样的误讹，我们不妨读一读科学元典，看看历史上的伟人当时到底是如何思考的。

现在，我们的大学正处在席卷全球的通识教育浪潮之中。就我的理解，通识教育固然要对理工农医专业的学生开设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导论性课程，要对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开设一些理工农医的导论性课程，但是，我们也可以考虑适当跳出专与博、文与理的关系的思考路数，对所有专业的学生开设一些真正通而识之的综合性课程，或者倡导这样的阅读活动、讨论活动、交流活动甚至跨学科的研究活动，发掘文化遗产、分享古典智慧、继承高雅传统，把经典与前沿、传统与现代、创造与继承、现实与永恒等事关全民素质、民族命运和世界使命的问题联合起来进行思索。

我们面对不朽的理性群碑，也就是面对永恒的科学灵魂。在这些灵魂面前，我们不是要顶礼膜拜，而是要认真研习解读，读出历史的价值，读出时代的精神，把握科学的灵魂。我们要不断吸取深蕴其中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并使之成为推动我们前进的伟大精神力量。

需要说明的是，编辑科学元典丛书的计划，曾经得益于彭小华先生及李兵先生的支持。1990年代初，在科学史学界一些前辈学者和同辈朋友的帮助下，我主编了《科学名著文库》，一共十种，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十多年过去了，我更加意识到编辑和出版科学元典丛书的意义。现在，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得到原《科学名著文库》以及其他汉译科学元典译者的帮助和配合，编辑出《科学素养文库·科学元典丛书(第一辑)》，奉献给读者。这套丛书的前期组织工作，还得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普专项资助。当然，科学经典很多。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科学经典毫无遗漏地都收进这套丛书中来。我们期待着，继第一辑之后，这套丛书还会有第二辑、第三辑……的出版。当然，这需要有更多的优秀译者加入我们的行列。

任定成  2005年8月6日

北京大学承泽园迪吉轩

该书的作者赫胥黎，是一位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英国著名博物学家，同样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一生涉猎广泛、著作等身。他在脊椎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进化论、古生物学和人种学等方面，均有极深的造诣，特别在进化论的长期论战和科普教育中，他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的主要代表作有：《关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的证据》(Evidence as to Man's Place in Nature，1863)、《动物分类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Animals，1869)、《鳌虾：动物学研究导论》(The Crayfish：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Zoology，1869)、《脊椎动物解剖学手册》(A Manual of the Anatomy of Vertebrated Animals，1871)、《无脊椎动物解剖学手册》(A Manual of the Anatomy of Invertebrated Animals，1877)和《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1893)等。其中《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正是由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先生将之译成中文，并题名为《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号召人们救亡图存，“与天争胜”。因此《天演论》的问世，对当时我国思想界影响极大。

1859年，当达尔文正准备出版他的《物种起源》论著时，他先将该书复印了三份，一份请当时最著名的地质学家——莱伊尔审阅，另一份给著名生物学家胡克，而最后一份就寄给当时已身为伦敦矿物学院地质学教授的赫胥黎，要求他作为该书的评审。实际上，赫胥黎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前，就以其深厚的科学学术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熟悉了有关物种变异的各种假说，并对拉马克和罗伯特·钱伯斯等假说中的“不可知论”进行过批判。因此，当他读完该书后，深为达尔文的论述和观点所折服，并充分认识到这是一本划时代的杰作，必将引起一场深刻的科学思想革命。而且他还告诫达尔文：“对于那些可能狺狺而向的疯狗，你必须尽量团结志同道合的朋友一道作战。我已磨利爪子，随时准备出击。”自此以后，他俩便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赫胥黎成为达尔文主义的倡导者和捍卫者，积极为达尔文理论的原创性思想鸣锣开道，为达尔文理论的传播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汗马功劳，从而赢得了“达尔文的斗犬”(Darwin's Bulldog)这一绰号。

19世纪时，教会保皇势力非常强大，特别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要求人们严格遵从圣经的教条，物种神创论在西方有着广泛的信仰根基，致使广大博物学家对于与人类的起源和演化有关的敏感问题，避而不谈。即使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第一版中，也未涉及人类进化的问题。只是在后来的版本中，他才含蓄地加了一句：“人类的起源和历史，也将由此得到许多启示。”直到1871年，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他才对这个敏感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建立了人类学理论的两大支柱：人类最早的起源地和人类的进化方式。

在人类起源方面，赫胥黎不仅是达尔文观点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且表现得比达尔文更加积极主动和勇往直前。他在1860年6月30日，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牛津大学召开的一场著名的辩论会上，勇敢地站出来为达尔文观点辩护。当时这位才华出众年轻的生物学家年仅35岁，面对的是赫赫有名的威尔伯福斯大主教——当时“第一流的辩论家”。当然，赫胥黎当时也是一位声誉很高的辩论者和大学讲师。在辩论中，双方均使尽浑身解数，为各自所维护的信念据理力争。争论的程度是如此的激烈，听众亦反响热烈，“喧闹中，甚至有一名叫布鲁斯特的贵妇人昏倒在地”。辩论结束后，“双方都宣称取得了胜利”。其实一时的胜负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重要的是不同观点，甚至不同的信仰能够平等地站在一起进行辩论。当然，科学的进步最终证明赫胥黎所站的立场和他为之辩护的理论是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牛津大学论战之后，赫胥黎还与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和比较解剖学家欧文继续展开论战。此外，他还在1863年出版的《关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的证据》中，充分论证了人类与大猩猩和黑猩猩在解剖学上是相似的，而且这种相似程度要比这些猿类与其他高级猿类的相似程度大。他在此书中，公开把人类放在与猿同类的关系中进行描述。因此可以说，是达尔文建立了严格的进化理论，却是赫胥黎勇敢地将人类还原到应有的位置上来。如果说达尔文是位沉稳的绅士，以超人的智慧，从纷杂无序的事实中创立了进化论；那么，赫胥黎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斗士，在第一时间内，就很快认识到了进化论的合理性，并勇敢地站出来为达尔文和进化论进行辩护和宣传。赫胥黎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是如此坚决地为别人提出的理论进行辩护和宣扬，充分地展现了赫胥黎的广阔胸怀和伟大的人格魅力。

在达尔文和赫胥黎的时代，人们对有关人类化石的知识和掌握的证据还是极为有限的，唯一已知的是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但他们却凭着简单的推理，从现存的两种非洲猿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这一事实出发，得出我们早期祖先应该生活在非洲的结论。自20世纪中期开始，古人类学家不断在非洲发现了大量的人科动物化石，初步建立起了人类进化的框架。而且，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生物学家还根据分子生物学的证据，证实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结论。这是目前一般公认的观点，但是近年来也有科学家对此提出异议，有的认为起源于亚洲，甚至中国，还有的认为有几个发源地。诚然，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是无止境的，对人类进化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入，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已经走向平实，而且已摆脱了环绕在周围的神圣光环。

赫胥黎在书中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向人们介绍了人类的特征、结构及其与相关动物之间的关系，地球上生命的现状、历史，以及人们认知和理解这些自然现象的方法。赫胥黎对于科学行为的通俗解释，完全驱除了笼罩在科学周围的神秘性，并且指出人类所有活动背后的逻辑和令人倍感神秘的科学行为并无二致。在书中，赫胥黎不仅让人们了解了人类在自然界中所处的大环境和大背景，而且对如何评判一个科学观点提出了公开公正的标准，并用来衡量达尔文的进化论。掌握这一标准不仅对于我们认识进化论、从事科学活动有所帮助，而且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有普遍意义。

当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由于赫胥黎受时代所局限，对于许多现象的解释是模糊不清、甚至是错误的。但随着科学的进步，赫胥黎的许多认识都得到了细化和印证，同时还得到了进一步修正。我们相信，这一过程仍将继续。但是，这一过程丝毫不会影响他所提出的主题思想和科学原则的正确性，也不会动摇他在历史上应有的位置，相反将更加证明他仍不愧为是伟大的学者。我们三位译者都是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打交道，从我们亲身的实践中，也深深地体会到进化论思想对于科学研究和社会思想的重要性。我们殷切地期望广大读者，通过阅读《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新译本，能得到一些启迪和帮助。

本书在普及达尔文学说上有着重要贡献。在1863年出版的书名为《关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的证据》一书中，只包括三篇论文。1894年再版时，作者写了序言，并收入三篇有关民族学方面的论文，将书名改为《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及其他论文》。自1906年作为当前版本的第一版时，全书共收进了15章内容的讲演。此后，该书从1906年起，先后于1906、1908、1910、1911、1914、1921和1927年分别进行了七次再版。前三篇论文在1931年曾有中译本发行。1971年，《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翻译组，翻译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1894年的版本，他们是根据该版本的序言和前三篇文章翻译的，最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的译文分工如下：蔡重阳负责翻译序言、第一章至第三章，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1971年《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翻译组的译文，另新翻译了第二章之后的附录“关于人类和猿类大脑构造的论战简史”。王鑫负责第四章至第九章的翻译，傅强负责第十章至第十五章的翻译。翻译本书从立题到定稿历时年余。在此过程中，首先得到了西北大学舒德干教授的有益建议，北京大学出版社陈静女士也给了译者很多鼓励和帮助。上海师范大学陈蓉霞教授应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之约，对书稿进行了校译，也特为本书写了导读，对本书的面世、写作背景及部分内容做了精辟的点评，而且对赫胥黎与进化论的关系亦做了简要的论述。同时，在翻译过程中，还得到了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古植物学家李星学教授的热情鼓励和关怀，同时，我们还得到金陵协和神学院陈泽民教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欧阳舒研究员、王启飞博士和法国里昂大学古植物学家GaetanGuignard教授等的热情帮助和指导。此外，南京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吴磊同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马慧军女士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由于翻译时间较紧，加上原著涉及古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丹麦语等多种文字，翻译时感到难度较大，而且译者的中英文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我们恳切地希望读者能不吝批评和指正，以便在再版时加以更正和完善。

蔡重阳、王鑫、傅强

2009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