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事宜勤，操守宜廉，行军宜爱民，说话宜诚信。四者缺一不可，无以官大而忘之也。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取之欲广，用之欲慎。权人之道有二，一日知人善任，一日胸熔造就。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曾国藩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赢弱者，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

第一篇 做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第一章 人能自立志，何事不可为

立志涤生，为国藩篱

秉持耕读家风，以不学为耻

养平常心态，树必胜信心

持之以恒，滴水穿石

 第二章 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守身要倔强，艰厄无愁猜

竭尽血诚，心明力定

屡败屡战，带棺出征

躬身入局，挺膺负责

 第三章 办事需有好习惯

勤到十分自然成好汉

勤廉能服众人之心

居家惟节俭能长久

做人如掘井，办事贵于专

熟能生巧，巧能生强

第二篇 知人：多看几次，亲加察看

 第四章 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

用人必先知人

知人必先识德

 第五章 衡才不拘一格，求才不遗余力

以朴实廉介为质

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

 第六章 得一而可及其余，争论不如给面子

以类相求，以气相引

给人一分面子，人给两分面子

第三篇 用人：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

 第七章 广收而慎用

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

寻找良师，远离小人

 第八章 器使而适用

巧用奇才左宗棠

能容怪才王闿运

敢参恩人李元度

 第九章 陶冶而成才

薪尽火传的李鸿章

忘年之交的赵烈文

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

恬淡无欲，宠辱不惊

第一章 人能自立志，何事不可为

秉持耕读家风，以不学为耻

一

曾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从曾国藩的父亲往上推溯，至少五六百年没有出现一个像样的读书人，没有出现过一个秀才，是实实在在的“寒门冷籍”。

曾国藩在《祖四世元吉公墓志铭》中认为湘乡曾氏的谱系是：曾应贞、曾辅臣、曾竟希、曾玉屏、曾麟书、曾国藩。在墓志铭中，曾国藩介绍说，曾应贞年轻时家境贫寒，后来逐渐发家，留下几处宅院，集聚千金家业，曾家的起色从曾应贞开始。到了曾国藩的曾祖曾竟希手上，家业有所发展，把光宗耀祖的期望寄托在儿子曾玉屏身上，把他送去念书。因此，按照当时的风俗，曾玉屏也取了一个字“星冈”——曾国藩曾经称他爷爷为“星冈公”，其源盖出于此。

可能因为家庭比较富足，年轻的时候，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因为没有严师督促，家族中也没有读书人作为榜样，本人对读书也没有天生的兴趣，因此比较懒惰，甚至整日鬼混，经常骑着马到湘潭等地，或嬉于闹市，或日高酣睡，每日酒食相逐，游手好闲，家人无可奈何!后来他父亲曾竟希慢慢老了，他逐渐失去了依靠。可读书的时光已过，年龄也是三十多了——生活的重担落在肩上，这才发现自己的责任。

从前听到左邻右舍说他是败家子，曾玉屏不以为然，而现在听起来感触很深，在别人的劝说下，他立志痛改前非，奋发图强，立即卖掉马匹，从湘潭徒步回家。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有些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料，也错过了读书的最佳时机，就索性断了追求功名的念头，脚踏实地，发家致富。

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他读过些书，见过些世面，脑子比较好使，一旦心思用在种地上，比其他的农民自然得心应手。他平整土地，把小块的梯土变成了水田；他研究种植技艺，大力提高土地产量；他事事带头，指挥长工短工多种经营；他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经过十年辛苦的他，不仅保住了父亲的遗产，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一旦有了经济基础，这种人很快就会在当地出人头地。曾玉屏极其倔强，秉性刚直，热衷公益事业，逐渐赢得族人的尊重，被推选为族长。

在家中，曾玉屏是一个说一不二的强者，他的妻子比他大7岁，可在他面前“屏气敛神”；其他晚辈在他的面前更是毕恭毕敬，言听计从，不敢有任何违抗。

他本人“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因此，对子弟督教非常严格。督教儿子曾麟书、曾骥云：“穷年磨砺，期于有成。”十分苛严！对长子曾麟书更是“残暴”，“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有时甚至把曾麟书用绳子绑起来，曾麟书嚎叫一整天，曾玉屏不仅不心软，反而予以严词责备，在责备之余，仍谆谆教诲。

面对父亲曾玉屏这些无情之举，曾麟书总是“起敬起孝，屏其负墙，踌躇徐进，愉色如初”。

曾玉屏制订了不少家规，比如在家族中提出读书、种菜、养鱼和养猪的家法。

曾国藩在写给家中弟弟的信中，一次又一次地叮嘱：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8个字诀。其4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4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条把，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可该也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日“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此言虽涉谐谑，而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弟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

前述祖父之德，以“书蔬鱼猪早扫考宝”8字教弟，若不能尽行，但能行一早字，则家中子弟有所取法，是厚望也。

“书蔬鱼猪早扫考宝”横写8字，下用小字注出，此法最好，余必遵办，其次叙则改为“考宝早扫书蔬鱼猪”。

为了使家里人不忘记祖先的训导，曾国藩曾经将祖先的遗训编成家规，并坚决贯彻之。

曾国藩一家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的辉煌，关键在于曾玉屏树立了自己在家里的绝对权威，制订了切合实际的家规，并且贯彻执行。曾麟书、曾国藩是曾玉屏整体规划的最可靠的执行者。这对现在的家庭教育和现代的家长必将产生很好的启示！

P19-21

曾国藩(1811～1872)，湖南省双峰县(原湘乡县)人。他6岁开始进入私塾读书，8岁读“八股”诵《四书》、《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等，21岁考取秀才，28岁考中进士，先后担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理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朝中六部，他在五个部当过副手。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很多人物，并且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在京的十多年间，他官运亨通，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小官逐步升为二品大员。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他从办团练开始，经过长期奋战，最后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梁启超称赞他是“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

作为同乡，毛泽东一直对曾国藩很关注。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在数卷的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之珍藏”字样，并批有“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等字样。中年时期，1942年在延安时，毛泽东对高级干部说：“要读一点曾文正公的家书。”到了1969年1月，毛泽东又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从不同时期的评价上，都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曾国藩的重视。

研究发现，但凡需要大变革的时代，很多人都纷纷大骂曾国藩，而凡是需要大稳定的时代，又都纷纷赞美曾国藩，这与孔子的遭遇很相似。这是为什么呢？著名学者匡亚明曾经说过，孔子是打不倒的，因为在孔子的思想里有人类共通的智慧。把匡亚明评价孔子的说法用在曾国藩身上也是恰当的，因为曾国藩的思想也具有人类所共通的智慧。

曾国藩能够引起人们的如此关注，能够在短暂的一生中做出一番大事业，都与他做人管人密不可分。曾国藩深受中国文化熏陶，中国文化历来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精髓就是人们常说的“内圣”而“外王”。“内圣”就是修炼自己的品性，“外王”就是治国平天下，因而形成了他“从做人到管人”的基本过程。

管人必先做人，无论是做人还是管人，都必须注意情、理、法，这就是合情、合理、合法。因此，在中国进行有效的管理，离不开伦理道德，“正人必先正己”。在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办团练之前，所做的工作基本上以“正己”为中心，此后因为政务、军务的需要，所做的工作就以“正人”为中心。

“正己”就是做人。

做人在于树立雄心壮志，在于陶冶顽强性格，在于养成良好习惯。

曾国藩认为：“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一个人有了雄心壮志就有了奋斗的目标和动力。曾国藩的成功就是在雄心壮志的鼓舞下不断取得的。

一个人能够成功，没有顽强的性格是不行的。曾国藩说：“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就是在这种“倔强”性格的支撑下，曾国藩历经千难万险，“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最终得以成就功业。

一个人能否成功，能否养成良好的习惯非常重要。曾国藩的成功，得益于他的勤奋、清廉、勤俭、执著。他说过，“勤到十分，自然做成一个好汉”、“廉则己身与随从之人一尘不染，自无蒙蔽偏袒之虞；勤则身到眼到，暗访明察，自无黑白倒置之事”、“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专。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等。

“正人”就是管人。

管人为了办事，曾国藩说：“办事不用外人，用人必先知人。”又说“知人之道，总须多看几次，亲加察看，方能得其大概。”怎样“知人”，曾国藩经常挂在嘴上、写在书上的名言就是“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曾国藩知人特别强调人要“朴实廉介”。他是这样说的：“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以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

“知人”的目的是为了“用人”。曾国藩认为，“用人”之道至少有三，即“取之欲广，用之欲慎”、“器使而适用”、“陶冶而成”。曾国藩说：“今日所当讲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力，有考察之法。”这就是他用人的方法。“用人”要“广招天下人才”，“用人”要“量才使用”，“用人”要“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

以上这些，形成了曾国藩“从做人到管人”的基本内容，也是曾国藩留给人们的宝贵财富。

梁启超曾经说过：“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信否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不敢言；若曾文正之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所敢言也。何也？文正所受于天者，良无以异于人也。”

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梁启超不敢说，我们也不敢说；可是否人人都可以成为曾国藩，梁启超敢说，我们也觉得可以说。为什么呢？曾国藩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个有巨大历史影响的人物，靠的就是怎样做人、怎样管人，而这些方法是人人都可以学的，并且是人人都能够学到手的。

人人成为尧舜，借用孟子的话说“非不为也，不能也”；人人成为曾国藩，同样也可以借用孟子的话说“非不能也，不为也”。因此，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解读曾国藩，从他那儿寻找一些新的启示。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北京汇恩·安德华公司执行总裁成泉、深圳和隆达实业公司董事长李意坚、国家审计署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司注册造价工程师夏胜权、贵州师范学院教授吴俊、海南琼州学院教授杨兹举、遵义师范学院教授罗中昌、海南琼州学院教授杨金祥、北京师范大学肖淑珍博士、中国石油大学李瑾华博士及徐进、王先华、张绪晃、方乐明、杨全莹、赵小丽、王猛、宗慧娟、郝勇华、宋会娟、孙宗良、谢先印、张荣冠、王晓阳、李亮、龙春华等同志的大力帮助。特别应该感谢的是北京汇恩·安德华公司执行总裁、战略执行专家、MCT模式培训专家成泉先生。他们都为本书的创意和写作贡献了聪明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再次表示衷心感谢！

但愿本书能够给希望成为卓越管理者的读者和一般读者带去一些清新的信息，我们就感到十分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