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第一部反映执行落实“大学生村官”这个“国策”、“国家战略”的长篇报告文学佳作。这又再一次表现出了报告文学这个“文学轻骑兵”的时代作用，也表现了傅宁军这位青年作家的时代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傅宁军是一位称职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

故事的远背景，是连续六年中央的1号文件，全是事关三农；故事起始是2007年7月14日，那一天，江苏省有一个“千名大学生到经济薄弱村任职”的出征仪式；故事的主体，是到苏北贫瘠地区承担“脱贫攻坚”重任的80后大学生村官的群体；故事的近背景，是2009年中央1号文件，其中“一村一个大学生”的宏伟举措，令人兴奋。

楔子　城市与农村

第一章　换一种活法

　放弃与坚持

　乡村的诱惑

　人生的设计

　不做“自了汉”

第二章　吹进一阵风

　承诺与信任

　无私者无畏

　新鲜的血液

　小事并不小

第三章　独立的成长

　乖女的叛逆

　百姓如父母

　灿烂的笑容

　吃亏中成熟

第四章　落地的理想

　与火鸡共舞

　我是射手座

　享受着忙碌

　勇气与担当

第五章　敢当一把手

　趟一回雷区

　天真的老成

　关键在哪里

　凡事在争取

第六章　爱情变奏曲

　谁该放弃谁

　性格与命运

　说好不分手

　有爱不放弃

并非尾声　天高任鸟飞

从小在徐州长大的何楠楠，看上去很斯文。她戴着眼镜，留着短发，笑起来还有些腼腆。村民叫她“小何书记”。她在铜山县单集镇阎庄村任党支部副书记，说起村里的事情头头是道，有一种超出同龄人的成熟。

何楠楠今年21岁，苏州大学本科生。我翻看手头的村官名册，看到何楠楠简历上写着1986年出生。她说写错了，其实她1987年出生。我一算，2007年大学毕业时她才20岁。20岁有20岁的勇气，可以不知道天高地厚。20岁有20岁的烦恼，感觉头顶一片光明，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只是不知道先迈哪一步。

“我并不是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而来当村官的。”何楠楠大概想纠正我的偏见，上来就明确地告诉我。她在家是独生女，原先的志向只有一个，就是考研。她念书一向不用父母操心，每个学期成绩都拔尖。读本科最后一年她报考了本校的研究生，专业是体育社会学中的法学。在等待考研成绩的日子里，网上公布了省里招聘村官的信息，学校就业指导科也接到了文件，动员各班的老师推荐优秀学生。

何楠楠就在被推荐的名单上。“我们老师跟我说，这个村官蛮适合你的，你虽然年龄小，但组织能力还可以，你可以考考看，就当是去证明一下自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进了考场。当时考场的阵势把我给吓倒了，一个是组织的严密，再一个考官都是省里来的，七个人坐在你的对面，而且答题还限定时间，我就感到紧张，心跳得特别厉害。出了考场我没抱多大的希望，我以为我自己考不上的。”

老师把“组织能力”当做何楠楠的优点，因为她在大学一直担任副班长，全班49人里她年龄最小，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她叫“小四九”。她对集体活动特别热心，虽然有些害羞，但不怕出头露面。不几天，考研成绩张榜了，何楠楠过了分数线，熟悉她的同学并不意外。何楠楠考不上研究生，那才奇怪呢。

就在这时，何楠楠接到家乡铜山县教育局的一个长途电话，妻她赶快回去签约。她这才想起来，年初铜山县教育局招考教师，她想看看自己的实力，就回去参加考试，考过了就忘到脑后了，没想到竟然考了全县第一。电话里说，学校增加的编制下来了，凡是签约的都有编制，教师待遇参照公务员，别错过了。

一边是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一边是当教师的签约通知，何楠楠正拿不定主意，这边学院老师又给她打电话：“你的村官面试通过了，祝贺啊。”放下电话，一向无忧无虑的何楠楠有些不知所措。没有选择痛苦，太多选择也痛苦。

何楠楠说：“当时我真的是为难，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一整天愁眉苦脸。同宿舍的人跟我说，楠楠，你知足吧，我们毕业后工作还没着落呢，你现在还要为做什么丽发愁，真是叫我们嫉妒死了。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徐州市委组织部去苏州大学考察预选“村官”，找老师和同学了解何楠楠的情况。过后老师和同学见到何楠楠都说，你要好好干，我们都看好你的。她的爸妈一向开明。妈希望她考研，爸说考研不还是要工作吗，最后的结论是让她自己拿主意。何楠楠犹豫不决，就去找了念一大时的班级辅导员朱老师。听她倒出了三岔路口的苦恼，朱老师只问她一句话，你怕不怕吃苦？她说，运动员出身的没有几个怕吃苦的。

何楠楠在中学打过排球，也就是“小排”，所以算运动员出身，她和小伙伴曾代表江苏参加全国比赛，拿过女子组第五名。乍一看她挺文静，其实生性爱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到学校去选苗子，那时她身高一米六二，在小学生里面算是个头高了，就被选到业余体校去了。那时她身体瘦弱，面色菜黄，天天坐着做功课，还有点驼背，父母想让她强身健体，也愿意让她去运动队锻炼锻炼，并没指望她今后吃运动员这碗饭。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她打了六年球，等于性格形成的青春期是在运动队里度过的。现在的独生子女，很多平时都是娇生惯养的，而排球作为一个集体项目，每个人要经得起摔打，教她懂得了什么是团队，懂得了个人在团队中应该定位成什么角色。

何楠楠告诉朱老师，虽然她也是独生子女，打小就被父母娇惯，但自从进了运动队，就与娇惯拜拜了。上初一刚跑越野赛，跑得脸都发青。大冬天地上一片积雪，照样穿短裤短褂露天跑步，训练场上磕磕碰碰不当回事，从来就是继续练球。拦网时不小心碰着了，流了血，抹点药继续练，所以说不怕苦。

听了何楠楠的话，朱老师给她的建议就是去试一下。朱老师还说，研究生可以推后读，或办一个休学，你可以打个报告给学校。

何楠楠说，一个老师带过很多学生，把学生教出来，一批批毕业送走了，大学校园有点像部队的感觉，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老师没有义务给学生规划未来走什么样的路，但是我的这个老师，他能为我想到这些，我蛮感动的。我自己又认真地想了一想，决定走“村官”这条路，学校说话算话，为我保留了学籍。

何楠楠下村第一天，村书记周平就搂搂她的肩，像对自家孩子似地说，你这个小丫头到村里工作，别怕，要泼辣，要大胆。周书记召集村里党员，开了个支部扩大会，三十多人挤满村部会议室。周书记大声说，我们村来了一个大学生“村官”，下面由你作自我介绍。前一句对大家说的，后一句对何楠楠说的。

一个20岁的小女生站在一大堆长辈中间，向来不怯场的何楠楠手足无措，有些浑身不自在。村里党员大多四五十岁，最老的七八十岁了。往台上走的何楠楠就像上考场，知道所有的眼睛盯着她，大家想看看她几斤几两，敢不敢在众人面前说话，她还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也从来没有这么心头不踏实。

何楠楠站在农村的土地上，和她在学校面对她的同学，和她实习当教师面对她的学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她面对的都是她的父辈或她的祖辈。她把嗓子清了一下，就看见老人们都善意地笑了。

何楠楠正儿八经地介绍自己：“各位爷爷奶奶，叔叔伯伯，我叫何楠楠，我是一个小辈，有不懂的我要向大家多多请教。我担任支部副书记，想帮助我们村发展经济，早日甩掉经济薄弱村的帽子，有什么能够为你们提供帮助的，或你们有什么事要找我的，我的联系方式是……”

也许是一种习惯性的动作，说到这里，何楠楠转过身找黑板，她在课堂上都是用粉笔写字的。现她的眼前只是一面白墙。哦，这不是在课堂，哪来的黑板啊。这时她有些慌乱，转过身来接着说：“这样吧，各位长辈，我就住在镇政府二楼的宿舍，你们叫我小何吧，我的‘村官联系卡’没来得及做，我把联系电话留在村部了，你们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请打电话找我吧……”

何楠楠紧张得脸都红了。她说完了走下来，周平书记捶捶她，丫头，还行。台下的人鼓掌，哈哈哈地笑。

这就是何楠楠的就职演说了。

下面继续开会安排工作，何楠楠听党员们七嘴八舌，讨论建大棚的事，还有粮食植补的事。听到周平书记在布置，她一点也听不懂，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只知道村里有新的工作了。等散了会，何楠楠问周书记什么叫粮食植补，周书记跟她解释，她这才知道，这是落实国家扶助农业的政策，种小麦或是种玉米，每亩地村民出四块钱，政府给你补两块钱，若是碰到旱灾或是涝灾，政府可以补你一亩地一千块钱。

“我记得周书记第一次带我到村里转转。当时我们村有七十多家贫困户，那天下着雨，路不好走，磕磕绊绊的。我看到土砌成的墙，上面盖着茅草，屋顶几片瓦，什么年代的房子啊。到贫困户家的院子，告诉他们我是到村任职的大学生。他们伸出颤抖的手拉住我说，你是上面领导派来的人啊，政府还想到我们，你看我们困难啊，我和老伴每天光吃药就要花七八块钱，我们又没什么收入。我到他们家里一看，锅灶还用老式的风箱呢。我不是那种很感性的人，早在当运动员的时候，泪水已经被我们教练用球给砸完了，但我看到他们那种寒酸的情景，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

“后来我自己又去看那一家贫困户。当时我买了两个西瓜，还拎了些水果，到他们家坐坐，和他们聊天。男的姓陈，女的姓蒋，年过半百，没有孩子，又病又穷。我把我头一个月工资大部分都给了他们，一千块钱，给了个整数。他们拿出一个塑料杯子，上面沾着土，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简单冲了一下，就热情地给我倒开水，放在我面前让我喝。我看那个杯子没涮干净，水也是混浊的，要在城里我不会碰的，那时我还是说谢谢，端起杯子喝下肚。他们特别高兴，如果我不喝就有点见外了。

何楠楠走在村里的泥土路上，脑海中跳出最多的词是反差。她上大学在苏州那个繁华城市，出校门却在这个苏北小村庄，她感慨地跟周书记说，我知道经济薄弱村，没想到这么穷。周书记说，看出来，你有这个心，是来干工作的，不是来耗时间的。周书记以后到镇里开会或研究村里工作，都能跟何楠楠商量。何楠楠记住了周书记的叮嘱：咱得对得起老百姓，不能让人家戳脊梁骨。

47岁的周平是个能干的女书记，何楠楠很佩服她。周平儿子都读大学了，何楠楠私下喊她大姨，但她维护何楠楠，公开场合叫“小何书记”。周平原先在镇计生办上班，丈夫在县城开公司，日子根本不用愁。可是阎庄村基础太差，连换了六任村支书，有一任只干了七个月就撂挑子了，组织上选中了阎庄人周平回村当支书。当时阎庄村上项目亏了，欠人家的账，把村部都抵押出去，还是周平用自己的钱把它赎回来的。

……

P20-23

城市与农村

2009年1月，当人们刚告别灾难与辉煌并重的2008年，收拾心情跨入新年度的时候，中国新华社授权发表了一条重要新闻，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2009年关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这份2009年“中央1号文件”，无疑是中国高层制定的一个年度奋斗纲领。关心时事的普通民众发现，连续六年的“中央1号文件”主题一直没变，都是聚焦急待解决的“三农”问题！

中南海的目光，仍然投向广袤的田野。

此时，跨年度的美国华尔街举步维艰，世人仰慕的金融泡沫訇然破灭，经济衰退的危机向全球蔓延，而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不能独善其身，但处变不惊，果断推出4万亿救市方案，促使经济形势显现积极的变化。在世界一片唱衰声中，中国的平稳发展是一个异数，超出了人们悲观的预期。

几乎一夜之间，西方媒体眼中贫穷落后的中国，突然演绎了灰姑娘传奇，变成世界经济的光明所在。综合经济实力排名靠前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了最多的话语权。网民热议，中国高兴或者不高兴，终于有人在意了。

然而，我亲爱的祖国，在谩骂与偏见中成长的祖国，并没有被鲜花所遮蔽，也没有被掌声所陶醉。中国领导人有一句话在不同场合提起： 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做好。言下之意，中国还有太多自己的事没有做好或有待于做好。这绝不是一句谦虚的表态，而是对于中国现实的准确把握，对于国计民生的深透认识。

如果说，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就是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村庄掀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波浪潮，那么，当今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前行态势，仍然离不开农村的深刻变革，离不开成千上万的普通村庄。

谁也没法否定，了解农村才了解中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13亿人中有7亿人在农村的中国，还有数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的中国，人均收入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城乡差距仍然较大。没有农村的稳定，谈不上国家的稳定。

连续六年的“中央1号文件”，恰如中国和平发展的一个又一个台阶，始终贯穿一个清晰的治国理念： 解决“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

2009年“中央1号文件”保持着一个农业大国的清醒头脑，它以前所未有的气魄，一举推出28个惠农举措，并且明确提出：“稳步推进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完善长效机制和政策措施。”

“一村一名大学生”列入“中央1号文件”，表明大学生“村官”的局部试点告一段落，正有条不紊地推向大江南北。

在采访大学生“村官”之前，我确实以为，大学生“村官”仅仅与大学生就业有关。而当我深入了解他们之后，才知道不求甚解的浅薄。

确实，大学生“村官”的全国性推广，有助于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有助于今后大学生去向的引导，但是由此而得出结论，大学生“村官”是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权宜之计，显然大大低估了它的宽广内涵与长远价值。因为在此之前，大学生“村官”在各地实践了10年之久，包括江苏率先作为省级推广的成功尝试。只是如今“一村一名大学生”的规划，动用了国家财政的支撑，也是国力强盛的一个标志。

放在世界经济寒潮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大学生当“村官”的暖流显然是一个巩固农业大国根基的大手笔。

中国有多少村庄，就需要多少大学生！即使那些最偏远、最贫困、最无助的村庄，大学生“村官”计划也不会拉下。也就意味着，国家没有忘记每一个村庄，没有忘记最底层的百姓，“一村一名大学生”，一个不能少！

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的昌盛，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已经经历了几代人的摸索与努力。客观地说，中国的“扶贫工程”成就斐然，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下降举世公认，但中国农村大范围地脱贫致富，仍然任重而道远。大学生“村官”接过的，就是这样承前启后的接力棒。在中国扶贫攻坚的第一线，在中国最基层的农村组织，加入高学历的新生代，如同注入了澎湃的新鲜血液。

大学生“村官”成为千家万户的话题，成为我们不再陌生的名词。它带来了一种深刻的改变，波及着我们古老的农村和年轻的城市……

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人才工程。

也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国家战略。

2009年春天，酝酿多时的中国户籍改革呼之欲出。挣脱封闭束缚的中国，坦然走过了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也许是巧合吧，户籍制度是一个代表城市与农村关系的连接点，恰好浓缩了改革开放的巨大变迁。

2009年的北京，举行了作家路遥60诞辰纪念会。80后一代大多不知道路遥是谁，更不知道高加林又是谁。上世纪80年代之初，陕西汉子路遥写出《人生》，这部搬上银幕的小说轰动全国，小说主人公高加林，一个依靠个人的努力走出大山的农村青年，为了得到城市生活的权利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路遥说出了当时中国的一个现实，城乡子女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表达这种鸿沟的物化形态，就是一本硬纸壳的户口簿。有了城市户口就等于拥有了城市，可以获取招工资格，可以吃商品粮，可以在城市居住(即使再挤拥)，可以享受商场、公园、电影院等城市设施。农村户口则不能进城，哪怕打工也不行。

为什么《人生》能感动那么多人？一位有着高加林同样经历的友人说： 读《人生》一遍我就哭一遍。拥有城市户口，的确是一代农村青年孜孜不倦的理想，的确是我们在那个年代发奋苦读的动力。天不亮起床上学，吃糠咽菜，开水下饭，春夏秋冬只有一身衣裳，草稿本用了一次用二次，先用铅笔写后用钢笔写，努力、努力、再努力，最终我们中的一部分人能够进入城市，能够获取城市青年一出生就有的那个城市户口。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农村孩子最后走向城市，谁没有这样艰辛的经历？

而今的城市户口，早已失去了炫耀的资本。只要你有能耐，你就能在城市生存。工作也罢，买房也罢，谁也不在意你有没有城市户口。

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天壤差别，曾经让作家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们痛不欲生的深刻鸿沟，陆续取消或即将取消。人才流动如同开闸之水，早已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汹涌激荡，淹没了城乡之间的疆界，塑造了移民文化的辉煌。

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日新月异地突飞猛进。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短短30年，相当于西方工业时代300年。城市大规模建设离不开农民工。改革开放的中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几亿赤脚踩在田埂上的农民离开祖辈坚守的土地，浩浩荡荡地奔向了城市，这是一个后现代社会进步的典型标志。

我在北京采访过一个新四军后代，他出生在苏北老区，而今古稀之年，就想为老区办点实事。他与其他新四军后代商量，尽自己所能，办几所“希望小学”。第一所“希望小学”落成，县委书记到场祝贺，村民们充满了感激。他筹备第二所“希望小学”时，县委书记告诉他，不用了。他非常意外，问书记为什么。县委书记说，父母外出打工，把许多孩子带进城上学，乡村学校都在撤并，没必要再办新的学校了。

老同志集资办学的钱，至今无法花掉。

也许我们记得《打工幼儿园》吧，那个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的小品，是一场催人泪下的真情演出。跟随父母到北京的孩子们，需要这个城市的平等接纳，需要人们更多的疼爱关怀。许多人热泪盈眶，许多人慷慨解囊，更有许多人为农民工子弟入学难愤愤不平： 凭什么不能在大城市有一张课桌？  同一片蓝天，同一片星空。

我们绝对不该有任何歧视，人生而平等，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父母从农村到城市打工，城市理应善待他们及其孩子，理应给予市民待遇。

一位著名作家在报告文学中写道，有一位农民工子弟写信给北京市市长说，我不要回到贫困的农村去，我要当北京人！

城市不接纳，就说明城市缺乏爱心。谁也不是生来的城市公民。向往城市，向往文明，让儿女有个好的前程，无疑是所有父母的权利。

没有围墙的城市在扩张，没有屋檐的城市在长高。

一个显而易见的难题难以绕开，甚至用城市的爱心无法解答： 北京、上海扩大多少倍，才容得下所有农民子弟的课桌？

这是一个尊重个人意愿的年代。

我们曾经有过“组织分配一切”的过去，个人意愿可以忽略不计。而今，不是分配你做什么，而是你愿意做什么。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可以舒展张扬你的个性。只是个人终究离不开群体，敲响成功之门的渴望似乎来自共识。随便漫步于街头，抬眼可见成功人士的广告，悄然之间，某些价值取向约定俗成。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白领阶层，名牌享受，小资情调，时尚追求，这些曾经贬义的名词，如今是成功的象征。没有理由指责任何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像谁也没有勇气告诉年幼的孩子，你长大了不要留在城里，而要下乡去当一个农民。

理论上，我们都知道城市离不开农村。共产党人打天下，是“农村包围城市”使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建设新中国大厦，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农民为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然而，城市与农村难舍难分却又渐行渐远。

在三百六十行中，农民排在第几位？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理想中，立志“缩小三大差别”中就有“城乡差别”。一辈子牵挂农民的毛泽东听说农村很苦，不止一次地落泪，他的号召是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砸碎大学梦的年轻人，义无反顾地打起背包奔向乡村，把人生理想埋没在广阔天地。

那时的农民代表是贫下中农，时常出现在工农兵宣传画中。一个头扎雪白毛巾、怀抱一把麦穗的农家大婶和紧握钢钎的炼钢工人、手持钢枪的士兵一起，并肩站上光芒迸射的平台，受到整个社会的特别尊敬。

狂热，激奋，幻灭。知识青年远离知识，远离城市，并没有快步奔向共产主义，而是在贫困农村扭曲自我，耽误了一代人的大好年华。

城市与农村的鸿沟不是缩小了，而是加大了。直到1977年，停了11年的高考重新举行，570万城乡青年同一时刻走进考场，终于改变了成千上万城市知识青年的命运，也给成千上万农村青年打开了一扇门。

城市与农村的故事还在继续讲述。你是走向城市，还是留在农村，一场高考又成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一道分水岭。

我的一个年轻同事，是苏北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他在县中准备高考，老师在讲台上摆了两双鞋，问大家是不是认识： 一双是皮鞋，一双是草鞋。

谁不认识呢，可谁也不吭声。老师缓缓地说，如果考上了，这一辈子是穿皮鞋的。如果考不上，只能回家种地，下地干活穿草鞋。

所有复杂的命题只有一个最简单的解： 跳出农门。

年轻同事给我看一册当地名人录，看得我倒吸一口气，真的不得了，一个小小的乡镇，高考中榜的人才冲进各类名校，毕业后洒遍四面八方，从院校到机关，从省城到京城，从地方到中央，耕读之乡何等的光彩夺目！

我说，你们那里这么穷，出了这么多大学生？

他说，有出息的人只有考大学一条路。  我说，这么多人上大学，你们那里为什么还这么穷？

他说，没人愿意回去，再说靠个人力量也没用啊。

流行于世的成功宝典里，苦苦寻觅的奋斗目标中，伴随经济大潮的涌动而蜕变的概念，难以安放与现实农村有关的内容。

中国恢复高考32周年的时候，一部名叫《高考1977》的电影受到中年观众热捧。当年参加高考的知青大学生，仍在怀着激动不已的心情，回首欣喜若狂的那些改变命运的日子。社会上聚集了那么多羡慕的目光，校门外那么多等待他们的岗位。大学生意气飞扬，一毕业就进入各行各业，很快成为骨干，成为栋梁。

《高考1977》的“导演手记”中说：“往事毕竟过去了，我们的孩子们再也不会，我们的民族再也不会，流泪了。”

这位激情满怀的导演可能没想到，今天大学生失却“天之骄子”的光环，曾经改变命运的高考并没给许多人带来命运的改变。题海中奋斗拼搏而出的80后，虽然通过高考读完大学，却很少有对高考的“感恩情结”。

还会有人在流泪，因为不知道哪一个高楼的窗口，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奔走于人才招聘会的大学生们，尽量将简历做得越来越厚实，越来越漂亮，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却日见萎缩，供大于求的矛盾锥心刺骨。

这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时代，假如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就在大都市里“漂”着，绝不回头。毕业不离校，叫许多高校领导非常头痛。

就业压力与大学生的希望值落差甚大。

绝大多数大学生选择留在城市，而农村中青年劳力也以城市为目标，奋力离开农村，广大农民正发生着向城镇迁徙的一场变革。

农村的出路在哪里？

我说的农村，并不包括江浙一带经济迅速腾飞的农村，这些地方的农村民营企业星罗棋布，生活水平不亚于城市，甚至超过了城市。我说的农村，还是指经济不发达地区，政府虽然一再扶贫，当地仍然贫困的农村。

很多资深专家说，只有一个办法，让农民进城。

农村“空”了，城市“满”了。面对农村姑娘小伙目光从土地上移开，都把城市作为奋斗目标的“集体意识”，这样的担忧也许并不为过： 谁来坚守农村？

换句话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靠谁？

7亿农民都能进城吗？

我不只一次地站在黄河故道的土地上。

被人们热情称颂的黄河，孕育了千年中华文明的黄河，留下了九曲十八弯的辉煌里程。这位温顺的母亲河也会发脾气，用泛滥成灾证明它的桀骜不驯。

淮河两岸曾经土地肥沃，鸟语花香。当黄河奔泻而来，冲垮淮河堤岸，旱涝之灾就连绵不绝了。历史上的“夺淮入海”，长达七百年。黄河仍回山东入海之后，废黄河一带“有田皆斥卤，有地但蓬蒿”。江苏境内的废黄河流域，沿途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盐城5个市23个县，被统称为苏北平原。

贫苦、落后、无奈，让苏北压抑得太久了。

同样在江苏，一条万里长江奔腾到下游时，圈出了一片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也成为中国赋税最多的地区之一。苏南农民是提前进入小康的新农民，他们不会把城市户口当回事，住着城里人羡慕的乡间别墅，开着轿车上班，无论民营企业还是订单农业，打开手机就能联系全国城乡乃至世界各地。你别看他们貌不惊人，说不定就是老板富翁，一年的收入比你一辈子还挣得多。

因为有苏南，江苏走在全国经济大省前列。

因为有苏北，江苏还有“脱贫攻坚”的重任。  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使苏北各市融入了时代的快车道。改革开放的意识跨过长江，扫荡着废黄河的阴影，苏北在阵痛中躁动不安。

苏北登记在册的经济薄弱村，就有1011个之多。其实它们就是江苏的“贫困村”，只不过比起西部不发达省份，综合经济指标有所不同。

2007年，江苏公布“扶贫开发工作要点”，对苏北1011个经济薄弱村实施财政扶贫“整村推进”规划，开展“菜单式”扶贫(根据当地群众的意愿和需求，有针对性地确定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为主的帮扶项目)，重点推动其产业发展和贫困户增收。各类涉农资金，包括财政打包资金、农村“新五件实事”项目(农村道路通达、教育培训、农民健康、环境整治、文化建设)，陆续优先安排到经济薄弱村。

2007年，苏北1011个经济薄弱村同时出现了一件新鲜事，都有一个大学生到村任职，也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大学生“村官”。

苏北就是“文革”中知青下乡最集中的地区。

有人说，这是又一次“知青运动”。这显然并不确切。与父辈不同，这批大学生是“文革”后成长的一代，典型的80后，完全出于自愿。个人报名，层层选拔，严格考核，所有的程序公开透明。对于渴望挑战的年轻人来说，参与共和国最基层组织的管理，用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带动农民致富，踌躇满志，跃跃欲试。

我了解到，2007年以前，江苏一些县市也有过大学生“村官”的聘用尝试，但没有这么大的规模，也没有这么多的保障。为什么2007年江苏率先举行全省性的选拔招聘，将1011个大学生派往1011个经济薄弱村？

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我揣着问号来到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采访分管大学生“村官”选聘工作的负责人，听他们讲述“1011工程”的启动经过。这个在当时超前的决策是怎么形成的，决策过程中又有怎样的思路？

“当时省委提出，全面达小康，建设新江苏。我们都知道，苏南没问题，苏北是短板。1011个经济薄弱村，江苏最贫困的村，主要分布在苏北五个市十多个县，大多远离城市，是乡镇与乡镇的交界处，是建设新农村的薄弱环节。省委下了决心，年年派扶贫队，扶贫成绩是明显的，但是扶贫干部身为省级机关公务员，下乡毕竟是短期行为。资金给了，项目给了，下一步靠谁长期地落实？

“我们到苏北调研，经济薄弱村令人担忧。青壮年劳力外出比例很高，在家留守的大多为老人、孩子。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职务的，大专以上的不到20%。我们和一些乡村干部座谈，60多岁老书记坐在那里，一会儿就睡着了。这样的精神面貌，哪里会有活力？还有的村家族势力、宗派势力严重，群众怎么会没意见？农民宁可到城里当农民工，月收入几百元，也不愿意留在村里，怎么推进新农村建设？

“我们调研后有一个共识，苏北'扶贫攻坚'靠资金靠项目不够，关键还得靠人。上面再好的政策，没有人向老百姓宣传，没有人具体地贯彻，肯定大打折扣。那么苏北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需要的是能人，是带领群众致富的人。就这样，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提上了议事日程，要把'输血'变为'造血'。

“1995年到2006年，江苏有些市县着眼改善农村基层干部素质，进行过大学生'村官'选聘的尝试，有什么经验和教训？我们也作了调研。以往各地的选聘，只是把大学生看成特殊群体，没办法解决实际问题。第一个，这些'村官'身份怎么解决？第二个，出路在哪里？第三个，谁来培养与管理？第四个，最大的问题，没事干没么办？不能派下去一个好苗子，回来蔫掉了，这很关键。

“当时在江苏主持工作的李源潮书记，对选聘大学生'村官'作出批示： 此举系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快扶贫富民步伐的重大举措,也是改革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扩大基层党政干部来源的重要改革。组织系统不仅要以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办法选配好这批干部，还要跟踪训练，培养、选拔好这批干部。

“江苏制定了全省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的政策，身份是'全额拨款事业编制'，这在全国尚属首次，没有先例。大学生到村任职，只要你每年考核合格，就会有基本的保险系数。以后乡镇招考公务员，重点面向大学生'村官'，前提是三年考核合格。大学生'村官'待遇问题，省财政按每人每年1.8万元的补贴标准，拨给当地财政。”

2007年江苏招聘大学生“村官”，虽然是全国第一次省一级选聘，当时定的标准在全国是比较高的，必须大学本科以上。面向省内外42所高校，竞争比例1∶4到1∶5。招聘的工作思路非常明确，首先要有规范化的选拔。从报名、面试、定分数线，到考查、录取、体检，都是全省统一组织的。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不怕竞争，最渴望公平。如果随便招聘，没有标准，好多优秀的学生不会愿意去。好中选优，说明了组织上的重视，是对大学生负责，也是对这项事业负责。

对录取的大学生“村官”，江苏集中进行了岗前培训，还强调了跟踪培养。要求大学生“村官”当农村基层的调研员，用下村后一个月时间写出有分量的调查报告，了解所在村的村情，有什么产业，有什么建议，将来发展方向是什么。当好村情的调研员的同时，也要当远程教育的宣传员、法律知识的普及员、农村科技的传播员。年轻人到农村，一方面要实现自身价值，另一方面要得到锻炼成长，最好的途径是干事创业。如果什么也得不到，去农村干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能在城里呢？

2008年7月，江苏又选聘1670名大学生到村任职，他们来自省内外140多所高校，其中大多数分在苏北各市县，也有分到苏中乃至苏南的。

我在省委组织部采访时，看到了2008年《关于选拔千名大学生到经济薄弱村任职的实施意见》，从事业编制到安家补助，从工资收入到任职期满考研优先录取，从办理“三险一金”到确保拨款按时到账，７项保障措施领先于全国。

我留意到，事关大学生“村官”的文件，是省委、省政府8个部门联合发文的，它们是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农工委、教育厅、财政厅、人事厅、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团省委，强调对大学生“村官”的跟踪指导与关心扶持。

我问，这些红头文件保密吗？

他们说，不保密，网站上都能查得到。

他们说的网站，就是“江苏大学生'村官'网”。大学生无一例外是网民，省委组织部、省选聘办联合电信部门，共同打造大学生“村官”信息服务工程，给他们免费开通宽带网服务，以大学生“村官”为主题开设网站，及时公布相关信息，搭建交流平台，成为大学生“村官”的“网上家园”。

在阳光下运作，这也是一种现代意识。

200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确切地说，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组织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并不包括之前自愿回乡务农的知青典型。

当年天真单纯的小年轻，风华正茂的“老三届”，如今已经两鬓斑白、年过半百，提到自己插队过的农村，无不激情荡漾，牵肠挂肚。

他们最年轻的时光留在了苏北。城市户口变成农村户口的痛苦无奈，“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的蹉跎岁月，“不回城，毋宁死”的强烈渴望，都在以后的人生长河中经受过冲刷，淘洗出另一种怀旧的味道。

这是一代人的青春纪念。

虽然陆续返城许多年了，老知青对“第二故乡”怀念之情与日俱增。他们在省城组织“知青聚会”，在网上发起“知青时代”的征文。苏北许多市县迎来了老知青回访的热潮，比如洪泽湖边，就有四辆大巴满载着200多位南京知青，又到原先落户的生产队与乡亲叙旧，拉着手感慨万千，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洪泽县委、县政府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当地领导感谢知青在苏北的贡献，老知青感谢父老乡亲的深厚情谊，愿意为苏北发展做桥梁，在信息、招商、引资等方面再作贡献。

似乎也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当“村官”的大学生中不乏当年老知青的子女。我采访过几位家长，就是曾在农村“战天斗地”的老知青。

21岁的大学生胡博报考“村官”时，父亲胡光五十出头。胡光16岁下乡插队，还是一个稚气而瘦弱的初中生，起早带晚挣工分。赶上恢复高考的胡光上了大学，问他到农村的收获，他说磨炼了身子骨，像一个真正能吃苦的农村小伙了。至于对于农村的建设，他觉得他起到的作用甚微。知青上山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受教育对象嘛。儿子胡博大学毕业后下乡担任“村官”，这就是时代的反差。

当年被农民改造，而今要改造农村。

当然不是一个前后关系的颠倒，而是一个时代进程的写照。非名牌不穿的胡博告诉我，他到农村才懂得了父亲，也懂得了老百姓的生活。他不再买名牌了，因为一件名牌衣服的钱，可以救助好几个失学儿童。他在帮着村里脱贫致富，要把父辈没完成的事做下去，让苏北的乡亲有一天也能穿得起真正的名牌。

从2008年到2009年，我奔走在苏北各地最偏远的乡村，采访这些有志于建设新农村的大学生“村官”。当我摒弃外界给他们制造的光环，寻觅他们内心的情感世界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个充满青春活力的面容，连同他们的喜怒哀乐，已经在他们任职的乡村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大学生“村官”的身后是日新月异的城市。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人才聚集的高地，也是一个财富增长的摇篮，机遇与梦想同在。

繁华而喧嚣，快捷而现代，城市播洒太多成功的欲望。也许这个年龄段的男孩，最关心的是球星、名车、酷型；也许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最关心的是化妆、美容、逛街、网吧、KTV、迪厅、餐馆……留在城市的选择无可厚非，留在城市的成功值得赞美，城市发展带给人们的舒适也是一种社会进步。

这些80后告别城市，因为一种理想，因为一种召唤。尽管他们的同学选择的是另外的成长道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们、赞许他们、认同他们。但是他们当“村官”的跌宕经历，却是这一代80后在农村的奋斗足迹。

但愿若干年后，我们的农村比我们的城市更美丽，我们的农民比我们的市民更富有。没有水泥森林，没有空气污染，瓜果飘香、绿树成荫、山清水秀的人居环境，怎么会不吸引有志于创业的人？怎么还会有农村的“空洞化”？

写到这里，我想起电视上一则公益广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相信有一天，电视上会有另一条公益广告：“农村，让生活更美好。”

毕竟，这是今天中国人的理想。

理想是通向成功的灯塔。我看过许多大学生“村官”的村情调查报告，他们给所在村勾画的致富远景，也许并不成熟，但透着不甘平庸的青春锐气。我在采访本上写道，这些大学生“村官”就站在理想的起点上。

2009年，随着“一村一名大学生”的国家战略的实施，大学生“村官”事业如长江后浪推前浪，吸引了更多优秀人才的加入。

2007年江苏率先启动大学生“村官”全省统一招聘，将地方性、临时性的政策加以规范之后，北京、浙江、四川、山西等13个省(市)陆续统一选聘大学生“村官”，其他18个省份也有部分市、县开展此项工作。2008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同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部制定《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的意见》，各地实践10年的大学生“村官”招聘，由全国统一的大学生“村官”计划所取代。

2009年3月，江苏省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社区)任职选聘方案公布，本年度“扩招”5010名大学生到村(社区)任职。

2009年到2012年，江苏将采取省市联动、分级选聘、一次规划、分年实施的方式，将省、市、县三级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社区)任职工作纳入实施“一村一社区一名大学生”工程总体安排，于2012年底前全面实现。

采访大学生“村官”的过程，是一个倾听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话听起来太虚，其实有实在的内容。我身边有些朋友对政治不感兴趣，中央开什么会，出台什么文件，一概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大学生“村官”，他们关注党的方针政策，什么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什么叫“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可以给我上课。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重温中共中央十七大报告时，我听到了一个坚定的声音，“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面向全国推广大学生“村官”的决策，正是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数量巨大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由疏导代替阻隔，并不能改变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 中国人口比美国多10亿，超出日本的10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可能像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那样，实现人口基本城镇化。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仍将有几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国家在重视城镇化的同时，高度重视新农村建设。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牵挂百姓的根本利益，致力于可持续的长远发展，中国人不仅要站起来，而且要富起来！

奔赴农村与贫困与愚昧作战，需要高层的重视，需要政府的扶持，也需要实施的人才。大学生“村官”就是这样的人才，命运由此而转弯，平庸由此而非凡。非凡不一定辉煌，但肯定不一般。少数名字出现在媒体之上，更多名字并不为人知。改变农村，改变社会，宏大的题旨在点滴之中呈现，尽心尽力就会留下痕迹。

十年、二十年之后，再回头看大学生“村官”，无疑会对这样的壮举有更多的理解。走向各地乡村的10万大学生“村官”，来自10万个不同背景的家庭，来自数百所不同专业的高校，他们所带来的生机，他们所面临的困惑，他们所经历的奋斗，以及他们的成功或者失败，对我们的城市，对我们的农村，对我们的教育，对我们的观念，都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个命题不只属于他们，而且属于我们整个社会。

大学生“村官”的成长道路并不平坦。不断壮大的“村官”群体队伍，不能改变到村“一个人战斗”任职形态。什么样的大学生“村官”能够适应农村？农村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生“村官”？什么样的政策能给大学生“村官”解除后顾之忧？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学生“村官”规划，如何使之具有长远的生命力？

是的，我们理应更多地关注他们——

那些大步行走在田埂上的年轻身影。